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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李申先生“回应”的回应


韩星

一、能看到李申先生对我这位“无名之辈”的回应深感荣幸。我一开始是写过一篇儒教问题讨论的文章,说过这个问题争论不清(这次社科院哲学所举行的讨论会上也有老先生有这样的看法),是不想进入非要分个谁是谁非,谁胜谁败,有你没我,有我没你的二元对抗之中。在这样的动因下,我便主要从近现代儒教是教非教之争的起源入手,写了几篇文章,着重进行历史的考察,并想尽量揭示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同时也就隐含了对李申先生的批评,即把他歪曲了的历史尽量“复原”(只能是相对的,由于本人水平有限,也是很不完备的)起来。我不善于进行论战,也没有时间进行费时费力的论战。后来,随着对孔子2000网站争论的关注,以及对李申先生大作的拜读,不得不进行思考,越来越觉得《儒教史》反映出来的问题很多很大,而且具有典型性,所以,就不由自主地想就某些问题略陈浅见。一定程度上说,我不是专门针对李申先生本人的,而是想揭示出学术思想界长期积累的潜在的一些问题,以利于我们文化建设的健康发展。

二、李申先生的“全面胜利说”在某些局部是事实,特别是从科学主义在大陆后来所占的“统治地位”来说,确实是不可否认的——这正是应该引起我们学人关注和反思的一个重大问题之一(已有了不少这样关注和反思的成果)。李申先生的科学“全面胜利”或“统治地位”说正是这一科学主义倾向的极端发展(事实上,20世纪过来的学人差不多都或多或少的科学主义倾向,包括我自己)。那么,如果不是局限于局部的或表面的事实,就应该看到还有象海外现代新儒家这样更多的事实,是李申先生用科学“全面胜利”或“统治地位”涵盖不了的。还有,科学“全面胜利”或“统治地位”一说,又如何解释大陆马克思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历史事实呢?即便可以这样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但也决不能说科学就是马克思主义。

三、关于我不引六经之说、孔圣之言,是为论题所限,没有必要引用。但不能说六经之说、孔圣之言就象李申先生所说的是“笼统、武断、虚伪、因袭、散失”。事实上在过去的历史上确实有对“六经之说、孔圣之言”教条化、迷信化的倾向,特别是秦汉以后后儒对先秦儒学的片面发展,宋明以后对先秦儒学的教条迷信,但即使如此,儒学也支撑中华文明达二千余年,所以就不能绝对地说六经之说、孔圣之言就是“笼统、武断、虚伪、因袭、散失”,正如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也有许多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发展,教条迷信,甚至背叛,但并不能说马克思主义就是“笼统、武断、虚伪、因袭、散失”。而且,就整个儒学发展史来看,儒学本身也是一个开放的,不断融合新知新学而更新发展的文化体系,尽管有官方的、御用学者的歪曲、僵化,但每隔一些时代,往往又有大儒出世,对儒学进行更新改造,使教条化的儒学又焕发出新的活力。儒学之流如滔滔大河,源头虽小,其流则因容纳百川而又长又大,这已是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无须赘述。所以,我决不认为六经之说、孔圣之言就可以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而完全代之以西学或科学。

四、关于科玄论战李申先生无论在字面上还是含义上,都有开辟了一个新时代的意思,详见其著下卷第1088页“这场争论(指科玄论战),为中国思想史上的崭新时代”,第1091页标题“科学的新时代”,以及任继愈先生序中“开辟新领域”之说。

五、李申先生不愿承认科学“全面胜利”或“统治地位”一说是其“最重要的创新学说”(《儒教史》内容提要),不知有何难言之隐。在《儒教史》后记中,他说这部书著者是他,但立说的是任继愈先生,事实上,《儒教史》已充分说明他不但著了书,而且立了说,这就是比任继愈先生更进了一步,把“儒教是教说”发展成为“中国文化宗教论”(这一点任继愈先生也明白,他在《儒教史》序中认为该书“提供”了“一条新思路”,是“开辟新领域”之作),这一大“说”又是由诸多小“说”构成的,科学“全面胜利”或“统治地位”就是其中之一说。其实,这一点李申先生自己应该大胆承认,没有什么顾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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