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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孔教——为《孔教论》正名(一)


杨子彬

子曰: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论语·里仁》)

甲:请问杨先生,二十世纪初,直到二十年代末,《孔教论》还是中国重要思潮之一。以后就在大陆消声匿迹了。现在,一般人不知道曾经有过孔教派,连学界也很少提起。三十年代以来,《孔教论》又在香港和海外广大华人中流行,在世界影响也很大。世界早就把孔教和印度教、佛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列为世界六大宗教了。据说在海外老一代华人中几乎都是孔教论者。您在九二年六月“儒学及其现代意义”国际学术研讨会(四川·德阳)上提出“复兴儒学,振兴中华,造福人类”和“二十一世纪是儒学的世纪,华人的世纪,人类的世纪”,被视为当代大陆新儒学的“始作俑者”之一,是否也是孔教论者?请您谈谈孔教的历史、现状和未来。

乙:好的。首先我要说明,孔教论的传人是香港孔教学院现任(第五任)院长汤恩佳博士。先生自幼秉承家教尊孔,五十年来致力于弘扬孔子思想。自一九九二年接任孔教学院院长以来,将主要精力投入对孔子的研究、宣传和对国内外孔子文化古迹的考察和资助上来。对国内十几个省市的孔庙、孔子公园和学校,以及儒学研究团体捐赠九千万元巨款,而自己却过着俭朴的生活。而我原本是反对孔教说的。一九九五年十二月我参加冯友兰老师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期间,去看望现代孔教论的首倡者、香港孔教学院创始人陈焕章博士的哲嗣——陈翀先生,其时陈先生重病,送我一本乃翁的《孔教论》,嘱我认真研读。次年二月陈翀兄去世,我怀着追念故人和承继故人遗愿的沉痛心情认真研读《孔教论》。我们过去一提宗教,就和鬼神来世、灵魂不死联系在一起。这没错;但很肤浅;并非宗教的本质和真谛。而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下引《论语》,只注篇名),不信鬼神来世,所以孔学不是宗教。这当然也是对的。但陈焕章先生倡导的“孔教”的“教”是社会伦理教化之“教”,“礼教”之“教”,“神道设教”(《周易·观·彖》) 之“教”,是人道之教的“教”。孔教就是孔老夫子和古圣先贤的教导。所以,孔教就是孔学。如此说来,所有的炎黄子孙,包括加入了外国籍、皈依了洋教,但承认自己是华人的所有人都是孔教论者。这是海外华人都遵奉孔教的原因,也是我从反对孔教说到接受孔教的原因。

甲:这我就不明白了,既然孔教就是孔学,那又何必在孔学、儒学这些流行的名称之外又称为孔教或儒教呢?

乙:““孔教”、“儒教”之说古已有之。古人所谓“儒教”、“孔教”,本意都是儒家的教化,孔子的教导。《史记·游侠列传》:“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秦汉间山东侠义之士)用侠闻。”《晋书·阮籍传》:“老篇爰植,孔教提衡。”后来佛教传入中国,始有“三教”之说。《翻译名义集》:“吴主问三教,尚书阚泽对曰:孔老设教,法天制用,不违天;佛之设教,诸天奉行。”其后各界都主张会通三教,唐宋统治者三教并用。近现代站在中华民族和人类的立场,提出“孔教论”者,首推康有为和陈焕章师生。

这还得从“孔教论”产生的历史条件谈起。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西方开始走出中世纪。两三百年来,西方列强,西方文化,西方宗教几乎征服了全世界,从而在西方形成了牢固的“欧洲中心论”的观念。中国是西方碰到的最后一个未被它们殖民地化的国家。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辉煌历史和古老文明的强大的独立国家。是东方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和东方文化的主要体现者。中国一向以“中央帝国”自居,中国人也是文化中心论者。(注1)这样,两个文化中心论都碰到了空前的挑战。但中国自明清以来,文化专制主义造成了长达几百年的文化大滑坡,两千多年的专制社会已经走到尽头。最后一个清王朝晚期更是腐朽透顶,早已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了。鸦片战争彻底戳穿了中华帝国的神话。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亡国灭种的危机。

大凡一个社会处于存亡绝续的关键时刻,面对何去何从,一般有激进、中坚和保守,或曰左中右三种思潮或主张。保守派主张保皇、复辟。逆潮流而动,很快被推出历史舞台。主流是以救亡图存为己任的知识精英阶层。由于明清以来的文化滑坡,他们的识见并不高。面对严酷的现实和急迫的民族危机,他们自己先陷入迷津。没有洞察全局,综观古今中外,明辨方向的大才。一方面耽于救亡而激进,要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一方面又桎梏于传统文化糟粕之“罢黜——独尊”的两极直线思维模式,而提出“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的口号。既不了解西方文化所以先进的底蕴,更把儒学的糟粕混同于儒学而否定传统文化。他们不能区分先秦儒学(孔学、孔孟之道或孔孟荀之道)、后儒(汉儒、宋儒)、官儒和伪儒,更不懂得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是哺育中华民族的阳光和空气,这是中华民族和民族的每个人从娘胎和乳汁中承继的生存基因,是深植于骨血、意识和心灵的安身立命之本。这是必须十分珍惜,只能继承、发扬、不断更新,而绝对不能抛弃和打倒的,除非自甘亡国灭种。他们没有认识到中国近代落后的根源是不断改头换面的专制独裁,和文化专制主义。一种左倾幼稚的思潮席卷全国。连中医都诬之为“封建医”。从整体上否定传统文化,造成文化断层,必然丢掉传统文化的精华;而封建文化之专制独裁、皇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一类糟粕却被既得利益集团当作命根子改头换面地保存下来。丧失了民族生存的根基,也就丧失了鉴别、学习外来文化的能力。结果引进的并非西方先进文化的根本精神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法,也不是西方文化的第二层次的民主的社会政治制度,只不过是浅层的科技器物,甚至以腐朽为神奇,赶时髦,追求时尚和潮流。这些显露的糟粕,易于与本民族的劣根性和习惯的惰性力相结合,先进的东西没学到,糟粕已经泛滥为社会公害。就这样,中外文化的糟粕杂揉在一起,使民族振兴的大业陷入南辕北辙每况愈下的无穷折腾之中。在此基础上的“民主和科学”的口号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结果,猪膘贴不到羊身上,还狗啃尿泡白惹一身臊。和后儒、官儒始终以先秦儒学为中轴线而摆动前进不同,这就不仅离开了传统文化的大道,而且离开了人类文化的大道。模仿和照搬,形成洋奴文化和殖民地文化。西化派的这种自我文化殖民地化,崇洋媚外,毁圣灭祖,自行解除了捍卫民族独立的意识,以英美或苏联那样的国家为榜样,结果,民心民气被摧残、戕杀殆尽。丧失了民族文化的独立性,民族的独立性也就不存在,或者毫无意义了。世界列强积百余年处心积虑终未得逞的亡我中华的野心,反而由全盘西化派的自我文化殖民地化完成了。难怪清末清醒的民主派思想家郭嵩焘深有感慨地说:“天下之大患在于士大夫之无识。”(《养知书屋文集·复张竹汀》)

我们常人只能在恶果败露后才看出问题的严重,而先知先觉却见微知著,一开始就指出此路不通,且危害无穷,并且开辟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这就是中坚派。

我所谓中坚派,皆主张复兴传统文化,复兴儒学振兴中华;以传统文化为本、为主,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坚决反对全盘西化。中坚派包括国粹派、学衡派、段正元先生(1864——1940)创立的道德学社等,主要的是孔教派和现代新儒家。可惜,这两派也未能在复兴儒学的共同目标下联合协作,不能形成强大的社会思潮和力量,都事倍功半;但也只有他们两家没有被扼杀,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维护了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和儒学,使之免于中绝;并为民族振兴、人类未来展现了美好的希望。

今天我们就谈陈焕章先生和他创立的孔教。

甲:您刚才提到孔教的倡导者陈焕章先生。近代史上说他当年不仅提倡尊孔读经,辛亥革命后组织孔教会,一九一三年上书参政两院,“请定孔教为国教”,直到一九一六年还组织全国各地尊孔会、社,在上海成立“全国公民尊孔联合会”,任会长。当过袁世凯的总统府顾问,鼓吹过复辟帝制。1917年还支持张勋复辟,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1923年9月任北京孔教大学校长。好像是个十分守旧,甚至顽固和反动的人。

乙:我很欣赏您的坦诚。不过对陈公的评价和评价的标准,我有不同,甚至相反的看法。对“五四”,(注2)现在学界也有不同看法,对尊孔读经、孔教论和陈焕章先生,应重新认识。

甲:那就请您谈谈陈焕章先生吧。

乙:陈焕章(1881——1933),字重远,广东高要人。少年时代,曾受学于康有为(1980——1893年,康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光绪甲辰科(1904年)进士。为寻求救国之道,1905年留学美国,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现代辞书都肯定他是近代学者。其实他不仅是近代早期汇通中西的学者,而且是近现代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所创立的孔教,符合孔孟荀之道的精神,所以,海外华人绝大多数信奉的是孔教。

中华文化是一种全面、深刻反映人的本性和社会实际的文化,它自成体系,其强烈的家庭观念和道德忧患意识,作为民族的生存基因,世代相传。越是处于逆境,处于少数地位,它的内聚力越大,民族文化的精神表现得越顽强,越突出,越不可能被他种文化同化。海外华人 在异质文明的汪洋大海中,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包围下,保持和发扬了中华文明的精神和美德。特别是三十年代以来,在孔教派的领导下,办企业,兴文教,以身弘道,充分展现了中华文明的风彩,和中华民族的风骨。其实就是在大陆,广大民众实际遵奉的,依然是神道设教的儒学,即孔教,而不是后儒、官儒的愚忠愚孝和君权至上。我这么说,您可能觉得很好笑,说大陆只是在“打倒孔老二”的时候才知道中国历史上还有个孔子的。其实,当人们都不知道,或者都忘掉他的时候,当权者还那么怕他,发动运动打倒他,这不正好说明他的思想深植于全民族和民族的每个人的骨血和灵魂,形成为民族性和个人品格,并且打也打不倒,扼杀也扼杀不了吗!这不和那种强行灌输,还时刻担心要破产的意识形态,形成鲜明的对比吗!试问中国人,全球的华人,哪个不尊老爱幼,孝亲重友;谁家不上坟祭祖,缅怀先贤?!这正是孔夫子的伦理教化。这种根源于人的本性的孝道,正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本根。“孝弟也者,其为仁(人)之本与。”(《学而》) 但在民国前后就能看清这一点,且敢于力排众议,逆潮流而进,奔走呼号不遗余力者,却寥寥无几。而能独树一帜,矢志不渝,奋斗到底者,更是凤毛麟角。能及时看清国内已不可为,而能另辟蹊径,一九三O年到香港创立孔教学院,寄望后人,桃李遍天下,影响深远者,只有陈焕章先生一人。

甲:他鼓吹复辟帝制,支持张勋复辟,这难道还不保守,甚至反动吗?

乙:这正是子贡说的:“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子张》) 我们不为长者讳,不为贤者讳。我们就先谈与复辟有关的问题。我们明确承认陈先生联合复辟派是个错误。陈先生后来也改正了这个错误。

近代以来,专制末路,王朝腐朽,伪儒泛滥,列强瓜分,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亡国灭种的危机,而担当救亡使命的大部分精英,竟不辨麦菽,提出“打倒孔家店”和“全盘西化”的口号。他们简单地认为孔学是血缘宗法封建社会的产物,就是纲常名教,是专制社会的或曰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维护古代专制社会延续两千多年,造成近代落后的根源,笼统地把罪名扣到儒学,特别是孔子头上,把“中国一切风俗、人心、学问、过去未来之责任,堆积在孔子之两肩。”(易白沙,1916年2月,《新青年·孔子评议》) 李大钊说:“孔子之道不适于今日社会,势必归于消灭。”把“掊击孔子”,当作“掊击专制制度之灵魂。”(《李大钊选集·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 陈独秀不仅把儒学和西方文化对立起来,而且把儒学当作保守落后守旧反动的代名词:“吾人倘以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孔教为是,则不得以新输入之欧化为非。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之余地。”(《独秀文存》)卷三,四八页)他们都认为现代化必须否定传统,现代化就是西化。为了抑制“全盘西化”派,兴起了以保国保种为宗旨的“发明国学,保存国粹”(《国粹学报·发刊词》第一期)的思潮。民主派革命家、思想家章太炎也激烈反对全盘西化派:“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们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到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民报》第六号:《演说录》)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在中国兴起的自由主义思潮,是以民族和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为主要内容的。陈焕章先生认为,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和孔学,是救亡成败的关键,眼看西化派就要把中华振兴的大业引入亡国灭种的绝境。而这时,阴谋复辟的北洋政府也赞成尊孔读经,奉孔教为国教。遗憾地是陈先生并未看清复辟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主要危险;更未意识到复辟派所尊的孔和自己所尊的孔并不是一个孔。也许意识到了,但西化派势力太大,形势紧迫,为了保住孔学这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挽狂澜于即到,又感到孤掌难鸣,不得已而作出暂时联合复辟派的下策。虽然用心良苦,无论如何是错了。西化派正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世人不求甚解,以讹传讹,几乎使孔教派作了复辟派的殉葬品。其实陈先生的尊孔读经和复辟派的尊孔读经不论宗旨和内容,都有原则上、本质上的不同。复辟派不过是利用伪儒作为篡权的工具,陈焕章先生却肯定辛亥革命,主张学习、借鉴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通过弘扬孔学,恢复民族的自尊自信和自强的精神,以振兴中华,造福全人类。当时形势不仅紧迫,而且错综复杂,是非善恶搅在一起,真假难分。当他看清北洋军阀的真面目,而新军阀也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已不可能得王行道;而西化派已经气吞山河,中华民族已在劫难逃,国内已不可为时,于一九三O年到香港联合同仁,创办孔教学院,面向海外广大华人,继续其复兴儒学,振兴中华,造福全人类的事业。周公说:“无求备于一人。”(《微子》) 孔子说“观过知仁。”(《里仁》) 不论对人对事,都要看本质,看主流,不能以偏概全,以现象掩盖本质,以枝节代替主体。陈公在“为往圣继绝学”过程中的失误,比之将救亡大业引入歧途的全盘西化派的根本大错,实在是微乎其微,而且性质迥异,不可同日而语。

说到底,当时,中国的中产阶级尚在襁褓之中,更无独立的知识阶层,不能形成独立的社会舆论。连孔孟在春秋战国可以周游列国,择王而说,以求得王行道的条件都没有,而不得不寻求政治上、军事上的实权派作为实现政治理想的靠山。这不仅是陈焕章先生一人的局限和不幸,而是一代先觉的局限和不幸,是时代的局限和民族的不幸。二十年代初“科玄论战”科学派的主将丁文江先生也曾积极地参加孙传芳集团,作孙传芳的淞沪总办,以求进行行政改革。失败后备受谴责。丁文江自嘲地对胡适说:“我们这班人恐怕只可以做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罢!”胡适本人何尝不如此,既依附政权,又想超越于政权,落得个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陈焕章先生高明之处在于他“过则无惮改”(《学而》),百折不挠,蹶而复振,另辟蹊径。为弘扬孔学,振兴中华,造福人类创出一条新路:你不能改造它,就赶快离开它;离开它了是为了更好地拯救它。他的传人们大多走子贡亦商亦教,既富且仁的道路,以身弘道,不遗余力。

甲:听您这么一说,老师讲的,书上写的,原来有许多和实际不符,甚至相反,怪不得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孟子·尽心下》,下引《孟子》,只注篇名) 不过,难道现在还应该尊孔读经,提倡“三纲五常”吗?

乙:您虽然认识到“尽信书不如无书”的道理,但一直受“五四”以来全盘西化派的官方正统思想的教育,有许多糊涂,甚至错误的观念,且根深蒂固,一时很难转过来。像先秦儒学,孔孟荀的书,揭示了人的本质,社会实际及其规律,从根本上解决了人类社会的主题,具有普遍意义和永恒价值。儒家经典,平凡而深刻,既真实、亲切,又富于理性,中外咸宜,雅俗共仰。这样的圣贤和他们的书,不仅要尊要读,更要继承、弘扬和发展,用来指导修齐治平:从日常生活到振兴民族,造福人类的大业。

前面说过,复辟派的尊孔读经和孔教派的尊孔读经不是一回事;其实西化派反对的尊孔读经和孔教派的尊孔读经也不是一回事。过去我们总以为民国以来,“五四”前后,对传统文化的科学研究尚未开始,一般都不能、西化派也更不能区分先秦儒学和经董仲舒们、程朱们为适应中央集权专制社会、专制王朝而“现代化”的后儒,和汉武帝们、朱元璋们实际推行的官儒,以及王朝末路,野心家、阴谋家如王莽、袁世凯之流宣扬利用的伪儒,而笼统地称之为儒学,称之为孔学。这种“士大夫的无识”主要是明清以来变本加厉的专制独栽和文化专制主义导致的长期的文化滑坡造成的,情有可原。所以我一向只称之为大愚若智的“糊涂精英”。现在看来,这种看法起码是不全面,不深刻的。中坚派早在1905年2月创刊的《国粹学报》上就提出以近代资产阶级的治学方法整理“国学”,振兴中华要学习西方,实行自己的“文艺复兴”,即“复兴国学”。其所谓“国学”,即以孔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明确提出要严格区分“国学”和与“国学”对置的“君学”,即我们所说的官儒和伪儒。他们说“国学”是深为帝王所不喜欢的真儒;“君学”是帝王尊崇的官儒和伪儒;“国学”救国,“君学”误国;“国学”有用,“君学”无用。学术争鸣的规则是客观了解对方的观点,提出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辩驳;而不能歪曲,更不能无视对方的观点。令人不解的是,以科学和理性自居的西化派对如此正确深刻的思想竟然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佯做不知;既不肯定,也不反驳,只知给人家扣保守复古的大帽子;依然我行我素,仗“势”欺人。以启蒙之名,行蒙蔽、误导之实,把民族振兴大业引入歧途而无动于衷。如此不遵守学术准则,如此不负责任,怎一个“无知”和“糊涂”了得。(注3)

孔学,或曰先秦儒学,是在炎黄文化从神话迷信发展为天命观的宗教神学体系后,先民对天命观从整体上进行了两次反思的过程中,孔子在发现个体人,揭示了人的本质,社会实际及其规律的基础上创立的以“仁”为核心,以忠恕之道为价值观,以中庸之道为方法论的完整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五千年的古国文化,孔子适当其中途,在两千五百年前的春秋后期,承前启后,开创了中国文化的人道主义的新纪元。这不仅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道主义体系,而且,与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化,学说,宗教等人道主义体系相比,迄今仍是最全面最深刻的人道主义体系。(注4)它为恰当地处理人际、社会,以及天人关系奠定了坚实、科学的理论基础;为促进历史沿着最佳途径发展设计了从小康到大同的理想方案;并以其一生的实践作出行义弘道的榜样。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世的根本道理只有一个。“夫道一而已矣。”(《滕文公上》) 它虽然创立于中国的宗法社会,但适用于全人类,具有普遍意义和永恒价值。它不仅解答了春秋时期社会应如何转变的问题,而且从根本上解决了人类发展这个永恒课题。今天,它终于被人类认同的根本原因即在于此。试问,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从日常生活,到一切社会、族际、国际矛盾和冲突,哪件不能用忠恕中庸之道,从根本上一劳永逸地解决呢?随着历史的发展,物质和文化水平越高,人的本质和社会实际揭示得越深刻,人们就越接近,也越容易认同孔子思想。

孔子为人类制定了协调各种关系的总原则——仁,也为各种人制定了相应的政治准则和道德规范。君臣、父子、夫妻关系都是相互和相对的:君敬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妻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 各遵其道,各守其职。以君臣关系为例,儒家君臣观的原则是“从道不从君。”(《荀子·臣道》) 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恒公·六年》前706 年) 儒家的君臣观就是“忠于民”、“利民”、“成民”的思想的发展。孔子认为,君臣虽是上下级关系,但它的隶属和服从是有条件的,相互和相对的。君要像个君,守君道,并要尊重臣之为臣,臣才有义务服从君:“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 并且,这个礼主要不是表面上作出礼贤下士的样子,而是君臣共事于“忠于民”的道。这是不能本未倒置的;否则,以君为主,“事君尽礼,人以为诌也。”(同上) 不是愚忠,就是大奸。臣事君更不是为了俸禄名利:“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卫灵公》) 此之谓“君臣以义合者也。”(《四书集注·引》) 如果君不守君道,不仅“虽令不从”,(《子路》) 还必须“君违,不忘谏之以德。”(《左传·桓公·二年》) 孔子说,“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先进》)“止”,绝非明哲保身,或枉道从君;而是“去之”(《微子》) ——辞 职不干。积极的做法是“勿欺也,而犯之。”(《宪问》) 或者像比干那样的“谏而死”(《微子》), 或者像公山氏和佛肸那样革命(《阳货》);否则就不成其为“大臣”。并且,既在其位,就应谋其政(《泰伯》),就必须为君的罪行负责;不只是助桀为虐的帮凶,而是要负主要责任。“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季氏》)孟子也说:“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则易位”(《万章下》),甚至“诛一夫”(《梁惠王下》)。

荀子继承孔孟的君臣观,对君、臣之道,分别作了系统和精到的论述,今天仍不失为鉴别明君、昏君,忠臣、奸臣的一面镜子。下引《荀子·臣道》的一段,鉴定一下后世的所谓名人,伟人,政治家,革命家。

“从命而利君谓之顺,从命而不利君谓之诌;逆命而利君谓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谓之篡;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禄养交而已耳,谓之国贼。君有过谋过事,将危国家殒社稷之惧也,大臣父兄,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去,谓之谏;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争;有能比(合)知(智)同力,率群臣百吏而相与疆君矫君,君虽不安,不能不听,遂以解国之大患,除国之大害,成(终)于尊君安国,谓之辅;有能抗君之命,窃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国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国之大利,谓之拂。故谏争辅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国君之宝也,明君之所尊厚也,而暗主惑君以为己贼也。故明君之所赏,暗君之所罚也;暗君之所赏,明君之所杀也。伊尹、箕子可谓谏矣,比干、子胥可谓争矣,平原君之于赵可谓辅矣,信陵君之于魏可谓拂矣。传曰:‘从道不从君‘此之谓也。……争然后善(谏争君然后能善),戾然后功(违扭君然后立功),出死无私,致忠而公,夫是之谓通忠之顺(形似逆违,实则辅弼归顺忠于君);信陵君似之矣。夺然后义,杀然后仁,上下易位然后贞,功参天地,泽被生民,夫是之谓权险之平(表面上通过武装革命,实际上达到社会安定),汤武是也。”“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易·革 ·彖》) 这又是和“诛一夫”完全相同的讴歌革命的思想。而董仲舒却神化君主,倡导君主至上:“君人者,国之本也。…… 崇本君化若神。”(《春秋繁露·立元神》) 把君臣的服从关系绝对化,“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义》)“求于天”的“三纲”原为韩非所首倡。董子综合法家帝王之术,明儒暗法自此始矣。臣要愚忠,“竭愚写(尽也)情。” (《春秋繁露·天地之行》) 臣的功劳皆归之君,君的过错全由臣承担;“臣兼功于(臣的功归于)君,子兼功于父,妻兼功于夫。”(《春秋繁露·基义》)“君不名恶,臣不名善;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春秋繁露·阳尊阴卑》) 这不是和孔孟荀之道背道而驰吗? 近代以来,所有批孔批儒,毁圣灭祖者的自以为激进,革命的思想,哪一家可与先秦儒家同日而语。刚才只就君臣观对比了先秦儒学和汉儒,以及现代西化派的观点。整个的先秦儒学,更是一个博大精深又通俗易懂,切实可行的人类文化宝库。您说,这样的孔子、先秦儒学,该不该尊?这样的“经”该不该读?先秦儒家的君臣观已经说清楚了。父子关系,夫妻关系也一样,都是后儒悖离先儒的正确观点,时人颠倒黑白,张冠李戴,把后儒的错误观点栽到先秦儒学,特别是孔子头上。

甲:太精采了,没想到我们的祖先还有这么光辉的思想。经您这一说,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三纲”不仅不是孔子思想,还是直接悖离孔孟荀之道的。这大概就是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吧!这就怪了,既然如此,为什么近百年来那么多自诩的、人封的“精英”、学者、专家、思想家、政治家、革命家,还硬是要“全盘西化”,“打倒孔家店”、“和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呢?

乙:这个问题太大,以后有机会再讨论,还是接着讲“五常”吧。

将仁义礼智信五德并举称为“五常”的是董仲舒:“夫仁、谊(义)、礼、知(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饰也。”(《举贤良对策》)“五常”是社会公德,各阶级的人都必须遵行。任何社会没有公德就不成其为社会。所以不能说,在阶级社会只有阶级的道德;只能说,虽然不同阶级的人的道德观念有区别,但他们都首先必须遵守社会公德。把这五种公德称为撐宄是完全正确的。“常”者,普通而长久永恒之谓,永远适用于所有的人。“三纲”是特定的历史阶级强加于社会的外在的异化因素,而“五常”却是根植于人性发展本身的必要条件。把“三纲”和“五常”混在一起笼统地加以否定或肯定是不对的。

“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告子上》) 不要说“五常”全无,缺一不可。“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是社会政治伦理思想的总纲,又是五德目之首。是孔子在发现人的本质属性的基础上对人的本性的概括,又引申为处理宇宙社会人际关系的总原则。俗谓杏仁、瓜子仁、核桃仁,“仁”就是人的仁。这个原则源于人的本性,所以处理一切问题必须符合这个原则,否则就没人味。“仁,人也。”(《梁惠王下》)“仁,人心 也。”(《告子·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同上) 在孔子看来,人性本善,向上、为公的本性本该和谐均衡发展;实际上又往往片面强调其中之一,而抑制,甚至扼杀另一。所以孔子要人克服不合理的要求,按着规范去做,恢复到“仁”——人的本性。这种符合规范的做法,就叫宜——合适,即义。 孔子说:“义者,宜也。”(《中庸》) 孟子说,“义,人路也。”(《告子上》) 礼是人的行为规范。按着礼去做就是义,“礼以行义。”(《左传·僖公·二八年》) 礼义都是由“仁”引申出来的德目。礼从外部规范人们的行为:“礼自外作。”(《礼记·乐记》) 义从内心启迪人自觉地去遵守人的本性:“仁者,义之本也。”(《礼记·礼运》) 礼本为修身、规范行为者,一旦和皇权结合,形成凌驾于精神之上的桎梏,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所以孔子特别强调:“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 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 智是透过现象,认识本质,明辨是非的智慧。孔子说:“智者不惑。”(《子罕》)“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卫灵公》) 孟子也说:“是非之心,智也。”(《告子上》)

诚实不欺,讲信用,重然诺,恐怕是人类最古老的道德规范,否则,人们的交往就不可能。所以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为政》) 信是人性或曰“仁”的最主要的体现:“主忠信”。(《学而》)统治者对百姓更要讲“信”:“信则民任焉。”(《尧曰》) 统治者讲信用才能得到百姓的信用和任命。这也是“民无信不立”(《颜渊》)的意思:百姓不相信政府国家就立不起来。不仅对人要讲信,对工作也要“敬事而信”。(《学而》)

——续

2001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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