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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孔教——为《孔教论》正名(五)


杨子彬

子曰: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论语·里仁》)

甲:原来先辈早就认识到只有复兴孔子学说才能振兴中华,并一直为之奋斗,过去救亡图存的事业所以事倍功半,甚至事与愿违的根本原因是“打倒孔家店”和“全盘西化”。这可真是“抛弃自家无尽藏,沿街托钵效贫儿。”(王阳明) 拿着金碗讨了一百多年的饭。

当前大陆学界也有少数人把孔子学说,甚至把整个儒学视为宗教,称之为儒教;而大部分人认为儒学,特别是孔子学说只是人文主义学说。我们复兴孔子学说,是否应该把孔子学说,乃至整个儒学视为孔教呢?

乙:在讨论之前,先澄清一个问题。你所谓大陆学界有人视儒学为儒教者,但他们是把儒学混同于一般的宗教,也有教义、教主、教规、教堂、祭仪等宗教因素。他们所说的儒教、孔教之“教”,即宗教之“教”。他们对儒学取否定之态度。和我们“孔教论”的孔教毫无共同之处。“儒教”派认为,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儒学就成了不断把“三纲五常”神化为绝对真理(“道”或“理”)的宗教——儒教,成为维护专制统治的意识形态。儒教具有一般宗教的所有特性,也有教义(三纲五常)、教主(孔子)、教皇(皇帝兼任)、经典(“五经”、“四书”)、教堂(各级学校)和仪规(内省修炼的方法和“奉天法祖”的祭祀活动)。汉以来是政教合一的专制社会。“儒教派”意在贬低孔子,贬低儒学,认为孔子创立的儒学是儒教的思想基础,儒教的建立标志着儒学的死亡。而先秦儒学也不过是奴隶社会保守的唯心主义学派。他们的目的是既否定儒学又否定宗教,而独尊其道。通过把儒学归结为宗教而彻底否定儒学。其立论的前提是:“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恩选集》一卷二页)

好,现在言归正传。我在前面已经讲了,只有包含神道设教的儒学,即只有陈焕章先生所揭示的孔教才是原本孔子思想。我们这个思想不怕批评,欢迎批评。事关文化兴衰,民族存亡和人类未来,应该实事求是,不能见仁见智,各执一偏;更不能凭主观好恶或枉道从势;也不要以西方文化的模式和思维方式比附中国文化。所谓实事求是,就是还孔子思想和整个儒学的本来面目,本来是什么就是什么,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咱们首先来看一孔子思想和整个儒学的本来面目。

五千年的古国文化,一般从炎帝神农氏和黄帝算起,称之为炎黄文化或华夏文化。它和人类的其他民族和文化一样,经历了神话、神学迷信和宗教信仰的漫长时期。殷周之际,大约三千年前,先民总结殷周兴亡的教训,开始从整体上反思天命观的宗教思想,认识到民心向背是国家盛衰存亡的关键,卜筮文化向史官文化过渡,为中国文化奠定了民本主义的新方向。西周末年,春秋战国,社会处于大变动时期,先民对天命观的宗教思想从整体上进行第二次反思。孔子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个体人,揭示了人的本质,社会实际及其规律,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学,完成了从神本经民本到人本的转化,为中国文化奠定了人道主义的新方向,开始塑造中华民族为非宗教型的民族的过程。

儒学是在炎黄文化不断综合创新的过程中创立的,它继承并发扬了炎黄文化兼容并蓄,心胸开放,视野辽阔的特性,尔后又在综合先秦诸子百家思想中不断创新。它出于宗教又超越了宗教的神学迷信;高于宗教,又以神道设教的方式把宗教的人道主义的根本精神引向现实人生。虽然遭到墨家的反对,但宗教色彩很浓的墨家和阴阳家都衰微了,而它却独放异彩两千余年。近代以来,虽历尽内叛外患,但归根到底,还是儒学培育的这点民族精神,在空前的民族危机中,维系着、鼓舞着中华民族去殊死奋斗,不仅免于被殖民地化,而且蹶而复振,正在走向世界。

汉儒吸取先秦儒家曲高和寡,不能得王行道的教训,适应中央集权专制政权的需要,枉道从势,舍“大同”而贬“小康”,把具有普遍意义和永恒价值的人类级、历史级的人道主义体系的儒学,削足适履地修改为专制社会的意识形态,把儒学扭曲为一个神学目的论体系,把人本主义的儒学贬抑为君本主义和神本主义的学说。“墨黜百家,独尊儒术”,直接违背了文化发展的综合创新的根本规律,也悖离了儒家兼容并蓄,一致百虑的一贯精神。这是对先秦“百家争鸣”的反动。犹如数学上的负负得正一样,被异化的儒学偏偏适应异化了的社会。

董仲舒“屈民以伸君”的思想受到汉武帝的青睐;但他为了维护专制制度的长远利益,想用“天”来约束君的“屈君以伸天”的思想,却引起汉武帝的反感。当董仲舒想利用高祖庙火灾谏言君过时,差一点被汉武帝杀了。所以历来的汉武帝们实际推行的是官儒。即不受任何约束的君权至上的君主独裁。

汉儒、官儒既然打孔子和儒学的招牌,就不得不若即若离地以先秦儒学为中轴线而摆动前进,直到一九零一年废除科举,四书五经一直被视为经典,是开科取士的不二法门。所以归根到底仍不失其为儒学。

这就出现了错综复杂的现象:后儒、官儒是从先秦儒学衍生出来的,又违背了先秦儒学的根本精神。它们虽然违背了先秦儒学的根本精神,又以先秦儒学为中轴线摆动前进,而不失其为儒学。先秦儒学已经超越了宗教,成为高于宗教的人道主义体系;董仲舒又把儒学退化为神学目的论,开始了宗教化的过程。被两千多年的专制社会奉为官方正统思想的是汉儒和官儒;但由于先秦儒学无可争辩的真理性,汉儒、官儒都打孔孟荀和儒学的招牌,确立孔子的圣人地位,尊孔读经,以儒家经典为官方正统思想的理论依据,使孔子和儒家经典具有绝对权威,起码在理论上高于汉儒、官儒。所以,在两千年的专制社会,孔子和先秦儒学也一直起官方正统思想的作用。这不仅有利于孔孟荀之道和儒家经典广泛流传;也迫使后儒、官儒只能围绕着先秦儒学这个中轴线而上下摆动前进;这有效地阻止了汉儒向神本倒退,把它限定在神道设教的范围内,使儒学始终没有蜕变为完全的宗教。这才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没有中绝的民族和文化的根本原因。

前面说过,儒学先天具有兼容并蓄的开放性格,即使处于被“独尊”的地位,也只是被当作制定政策的指导思想、官方的意识形态,和官学的主要学习内容,并未禁止其他学派在民间的传播和流行。甚至儒家也以兼治他说为渊博。“一事不知,儒者之耻”。就是要求儒者博通经史子集,对先秦的九流十家和以前的典籍要了若指掌,绝不像现代的“独尊”那么绝对地否定、禁绝一切异己思想。虽然从整体上说,汉代“独尊儒术”以来,儒学一直是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学成为中华民族的哲学,中华文化成为非宗教文化,中华民族是非宗教民族;但天命观的宗教思想仍然广泛流行,宗教神学思想不仅没有消亡,反而出现了将儒学宗教化的过程。东汉以来,佛教传入,道教产生,以后又有景教、伊斯兰教、耶教、相继传入,并得以扎根发展。只要不沦为政治工具,都作为一种信仰受到礼遇。不论是同质文化,还是异质文化的交流,冲突和融合都能在学术自由、信仰自由的氛围中进行。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当它处于优势地位时,还能以如此开放、广阔的胸襟对待处于劣势的中外文化,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它能成为唯一没有中绝的民族和文化,岂偶然哉!这为国人的信仰提供了自由选择的广阔天地,也为人类未来的文化,提供了不同于近现代靠实力推行某种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各种西方文化的发展模式。这也说明,儒学对自己的合理性的自信。正因为如此,道家、佛教、道教都不能动摇儒家在传统文化中的主体地位。它们都被儒学吸收,成为儒学发展的养料。佛教只能在这种格局中实行中国化的前提下才能生存和发展。西方文化和以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先进的西方文化为后盾的耶教传入中国,也不可能改变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和中华民族的非宗教性质。

但即使如此,“独尊”毕竟直接违背了文化发展的“以我(传统文化)为主综合创新”的根本规律,它的危害是严重而深远的。首先,它使具有普遍意义和永恒价值的人道主义的学说沦为维护中央集权专制制度和专制王朝的意识形态,把统治阶级的特殊观念伪装成普遍观念。生动活泼的孔孟荀之道变成了士君子进入宦途的工具的经学。按专制统治的需要解经,使儒学退化为朝野卑夷的谶纬神学,成为伪儒,丧失官方意识形态的作用,造成儒学危机,使统一的国家陷于分裂达四百年。其次,以前的士君子“从道不从君”,保持其“以天子为己任,舍我其谁”的历史使命感,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滕文公下》)现在则皓首穷经,“枉道而事人”(《微子》),以“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为职志,士君子都变成了在位的或后备的御用文人,其独立人格、忧患意识、革命精神丧失殆尽。士无恒产,恒志难守,又退回到“皮之不存,毛将焉傅”(《左传·僖公·十四年》前646年)的水准。这种格局一直延续至今,败坏了儒家的名声。当然,能直接从孔孟荀之道吸取其人道精神,平时虽“降志辱身”而参政,但“言中伦,行中虑”,(《微子》) 关键时刻不惜成仁取义,敢于“去之”、“犯之”,甚至“诛一夫”者,虽不多,但却是中华文化的道统,中华民族脊梁。

儒学虽因被“独尊”而陷入危机,但专制制度正处于上升阶段,儒学仍是其理想的意识形态。汉初本重黄老,自汉武独尊儒术以来,道家思想虽失去正统主导思想的地位,但仍在民间广泛发展。随着儒学的没落,道家思想倍受学界青睐,在民间则衍化出道教。知识阶层以“三玄”(《周易》、《老子》、《庄子》)作为清议、清谈,褒贬时政,臧否人物的依据,积极参与救危扶困。儒道互融互补,进而挽救名教:以道家的自然论证名教的合理和永恒。王弼说:“名教本于自然”。郭象说:“名教即自然”。长期被压抑的人的主体意识在道家思想的激发下普遍觉醒,形成一次广泛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专制制度发展到隋唐高峰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人谓玄学是道家,其实是儒道融汇,以道证儒,仍以儒为主,是儒学的新形态。通常所说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学为主,以道家为辅,儒道互补,即完成于魏晋时期。中国文化形成以儒学为主,儒道互补的新形态,除了使儒学摆脱因独尊和神化造成的危机,形成以个性解放为中心的第二次文化高潮,促进了人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以外,还有个伟大的意义:为迎接几乎是同一层次的异质文化的佛教的挑战做好了思想准备。面对佛教的挑战,它不仅保持了传统文化的主体性,而且融汇改造了佛教,使佛教中国化,创立了中国佛教;而不是相反:中国文化被佛教化。

魏晋南北朝,佛道二教盛行,与儒学并称“三教”。唐代虽说三教并重,实际上仍以儒学为指导思想。唐太宗说:“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贞观政要》卷六) 儒、释、道都想以自己为主,综合其他二者而创新为中国社会的主导思想。这个三教融汇的过程,最后还是以儒学为主,综合佛、道而创新,至宋代形成为道学(理学和心学),儒学仍然保持和巩固了它的主体地位。

儒家的神道设教,虽然在内容上已清除了神学迷信的成分,代之以人本主义的伦常教育;不再祭祀人格化的天帝和鬼神,而代之以象征宇宙、自然、社会规律和力量的天、地,造福国家民族、天下苍生的圣君明主、古圣先贤,和生身的祖先亲人;但在形式上不仅继承了古代祭祀的许多仪节,还综合了佛、道不少宗教成分和色彩。佛、道生死观不同于儒家,也都被请来参与儒家的丧葬祭祀活动。孝子顺孙的丧葬礼仪,同时又是佛事、道场的舞台。各有自己的信念,各唱各的调,和谐融洽,生死两安。这就是中国文化,这就是孔教。古今中外还有哪种文化,哪种宗教,有这种品味,有这种气度!

在三教融汇的基础上,儒学在宋代逐渐形成儒教体系。它以伦理纲常为中心,借鉴佛道思想和修养方法,提倡“存天理、灭人欲”,使宗教伦理化,将礼义廉耻、孝悌忠信等传统美德宗教化,普及到每个家庭,家有供奉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天地君亲已如上述,不必再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师。师是从至圣先师孔子到村塾的老师的整个文化教育系统的概括,是中国文化的尊师重道优良传统的体现。小孩入学拜师,春节后开学第一天,照例由村长或校董主持,向孔孟像和老师行跪拜礼。孔庙不仅是祭孔和尊师的场所,而且是一县文教的象征,具有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五十年代以前,各地孔庙门前的两边路口,还保留着刻有满汉文字的:“文武官员至此下轿下马”的石碑。街上经常有手持写有“敬惜字纸”的布袋的信士们,虔诚地将地上的纸片收集起来。并劝诫小学生不要乱扔字纸,否则,得罪了圣人,写字手发抖,书背不出,文章写不好,活该让老师打屁股。任何一种文化、宗教都有自己的活动场所。这不仅是这种文化、宗教的象征,也是其活动中心。作为一种精神文明建设,中国历来重视孔庙的建设和作用,视为文化和文治的象征,所以又称文庙。孔子卒之次年,鲁哀公就为孔子立庙。后齐时,郡学皆于坊内立孔颜庙。唐太宗贞观四年又诏命每县立孔庙。这一向是最神圣,最肃穆的地方。皇帝经过也得下轿下马。只是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以后,“西化派”离传统文化的大道、人类文化的大道越来越远,激进的调门越来越高:毁圣灭祖,挖坟焚书,终于实现了“毁全国已有之孔庙而罢其祀”。改革开放以来,宗教恢复活动和发展,寺、观、教堂重修;唯独传统文化,唯独儒学仍在被批判。唯独孔庙的恢复,连提都没人敢提。这种今古奇观,天大的怪事,其实并非自今日始,陈焕章先生当年就深为怪异和感慨:“其信教自由之最古最久者,莫如中国也。今以革命之故,明著信教自由之条文,则信别教者,其亦可谓毫发无憾矣。乃以曲媚别教之故,竟不惜尽夺信孔教者之权利,以为稍一提倡孔教,便与信教自由之理不合。呜呼!信教自由之条文,岂专为排斥孔教而设乎?信别教者可享自由,岂信孔教最大多数之国民,独不应享自由乎?故各昌各教,以听国民之自择,乃所谓信教自由也。”(66) 不幸的是,陈公最担心的局面还是出现了:“三十年后,皆将不知孔教为何物而已,岂非焚书、坑儒之祸,复见于今日也哉! 吾留美既久,知美国学校无不读耶经者。…… 英国、德国之学校,亦无不读耶经者,吾中国摈斥宗教,唾弃国粹。谬谓步趋西入,而乃适得其反,甚矣,不知自立者不能学人也。”(59) 如果我们还不承认孔学就是孔教,不允许孔教享受学术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势必有一天洋教要为我们中国人换祖宗。

“五四”以来,“全盘西化论者”和各种皇权主义者执掌国命,孔教派被迫远走香港和海外,现代新儒学的影响也只限于学术界。五十年代,大陆奉行“和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政策,孔子和儒学鲜为人知。但这在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历史上,犹如佛教的“三武一宗”一样,都是短暂的,并未改变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本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独立意志和人性尊严的恢复,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的复兴,虽然步履蹒跚,但却神态凝重,从下到上,发自内心,势不可当。一个迟到的“文艺复兴”的高潮即将来临。人们终将在否定之否定的意义上回到传统文化,回到儒学,回到孔子。

现在还有人认为,儒学只是一种社会、政治、伦理学说,不是宗教。其社会、政治思想早已过时;但其伦理观点可以利用来进行爱国和道德教育。能部分利用也好。虽然离题太远,但毕竟是个进步。他们受西方理性主义影响,对儒学和宗教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视儒学为专制社会意识形态,把宗教归结为神学迷信,视宗教为愚味、无知、专制制度的产物。但他们又把自己奉行的所谓“理性主义”的学说绝对化,陷入比神学迷信更神学迷信的现代神学迷 信和个人崇拜。诚如辜鸿铭先生所说:“在欧洲,政治成了一门科学,而在中国,自孔子以来,政治则成为一种宗教。”(《中国人的精神》48页) 陈焕章先生更慧言成偈:“甚至一无所崇敬,而倡无神之伦者,亦可以为宗教。”(33)

上述观点,都只是一部分人的主观看法。虽然都言之成理,但又都蔽于一偏,并不反应绝大多数中国人对儒学的实际看法。

现代新儒学所要复兴的儒学又有先秦儒学、宋明理学、宋明心学之分。现代海外新儒家主要是宋明心学派,他们囿于“内圣”开不出“外王”事功,从“为道”转向“为学”,基本上满足于用西方的各种新学说阐释儒学。“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老子·四十八章》) 影响仍只限于狭小的学界。

我们要问,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儒学究竟是一种宗教,还是一种哲学?应该说,在包括知识阶层的广大民众的心目中,儒学既是一种地地道道的人文主义学说范畴的哲学,一种人道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又是一种不是宗教、而又胜似宗教的“特别宗教”;不讲鬼神来世,而又以神道设教的形式进行教化。这种神道设教不仅能满足广大民众深层的原始归终的宗教感情,而且紧紧地牵动着皈依了各种宗教或服膺外国文化,加入了外国籍的炎黄子孙们的那颗中国心。这正是陈焕章先生的《孔教论》所揭示的中国的实际。

孔子不是教主,但他不仅具有和教主相同,甚至比教主更崇高的地位,而且保留着炎黄以来祭祀的仪节,和作为民族文化象征的庙宇。人们怀着宗教的虔诚,甚至比对宗教更高的心愿到孔庙去顶礼跪拜,向至圣先师表达自己自强不息的决心,实现由自助达到人助和天助的信念。当前,各种宗教反常的发展,与其说是信教自由的宗教政策的积极体现,倒不如说是以前错误的宗教政策的消极反弹;特别是儒学仍被官方意识形态视为异端学说,不能自由信仰,也不能作为孔教享受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的情况下的一种无奈。近年大陆上坟祭祖的风俗正在恢复,有人说这是神学迷信回潮,我却认为这正是中华民族还能振兴的根据,是民族的希望。以孝为本的传统文化依然如故,还是那颗中国心。

当前,应该一如既往,既承认孔学是一种哲学,又必须肯定孔学也是一种宗教:一种以“神道设教”的形式进行教化的“特别宗教”。应该让孔教充分享受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恢复以孔庙为中心的各种文化、教育活动。不仅广大民众有个学习传统文化、儒学和孔子的场所,即使那些只承认儒学是哲学,或只是一般宗教者,也可以得其所哉地在这里放言高论。根本用不着担心允许孔教像一般宗教那样活动会造成宗教信仰和神学迷信的泛滥。这其实不仅是保留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本来面目,而且是缓解当前信教风的最佳途径。汉武帝以来的两千年一直如此;不仅写作《孔教论》时如此;现在,尽管经历了近百年反孔、灭孔的全面摧毁,实际情况依然如此。即使那些只是在“批儒批孔”、“打倒孔老二”的教育下成长的人,满脑子崇洋媚外,和唯阶级、唯阶级斗争的思想意识,但他最深刻最本质的人生态度,依然是中国的、儒家的。犹如他口讲外语,身穿西装,仍不能改变其黑眼睛、黄皮肤一样。外来思想灌输的压力一旦解除,他们的人性和人格的觉醒很快就把他们送回到对传统文化、儒学的复归。 这个迷途知返的过程已经开始。这是近代以来,复兴儒学振兴中华最好的时期。不仅国内形势,国际形势也是最好的时期。实际是,是自孔子创立儒学以来,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天下”弘扬、实践儒学的最好的时期。不仅中华民族、整个人类的智慧终于发展到能从整体上全面认同孔子思想的时代。

以孔孟荀之道为骨和魂的传统文化,是每个有教养的、和想成为有教养的中国人应该懂得的。也是真正想和中国人友好相处,共同建设人类未来的政治家、思想家必须认真研究,真正懂得的。这就叫了解中国人的心。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任何不符合中国文化传统的事注定失败,任何违背中国人做人道德的人必然垮台。这是几千年的历史一再证明过了的。“天下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矣。”(《史记·孔子世家》) 所以然,就在于他们没有一颗善良的为公的心,不懂得中国传统文化的真谛,不了解中国人的心。

孔子是一个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能突破时代和阶级局限,站在人类立场和历史高度,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类思想家。虽经后人多次歪曲、篡改、批判、打倒,(正常的学术争论、批判,自儒学创立以来,史不绝书,都是儒家欢迎的,当然不在此列。) 他的思想却像大海,像高山,依然那么浩瀚,那么巍峨。长年累月的明枪暗箭,污泥浊水,不仅没能、也永远不能损害它,淹没它,反而像肥料一样,沉积在它的脚下,把它越垫越高,使它越长越挺拔。它所蕴涵的固的有的真理却奇迹般、而又自然地越颠簸越峥嵘,越锤炼越铿锵。由它所哺育的民族历尽劫难,依然、并将永远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所以历数千年而不衰,蹶而复振,是有其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础的。过去认为,中国文化能征服落后的征服者,却经不住近代西方文化的冲击,这是把传统文化和古代专制时代的文化混为一谈了。

孔子是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但也是个理想主义者。他的思想起码超前人类历史进程两千多年,曲高和寡,不见用于当时。汉武以来,社会进步到能接受其中经过修改的小康思想;但就是这个被贬抑的次要部分的小康思想,由于它仍以孔孟荀之道为中轴线,并有先秦儒学护航,就护送中华民族度过了两千多年的古代专制社会,创造了领先世界两千年的灿烂文化,成为唯一没有中绝的民族和文化。但孔子思想落实的过程,也是它被异化的过程。近现代以来,经过百余年的“全盘西化”、“打倒孔家店”,特别是“和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学和孔子思想被异化到了极点,中华民族的苦难也到了尽头。物极必反。它激起了民族空前的觉醒。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终于使人们恍然大悟,原来我们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儒学和孔子思想,才是中华民族的安身立命之本,生命之源。犹如黄河、长江、不仅是中华民族的象征,而且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生命河。整个人类也正好走到了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开始从整体上反思人类的历史和文化。尽管过去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但也为它的巨大代价,和可怕的后遗症所震慑。除了少数既得利益集团还死抱住民族利己主义、文化霸权主义和宗教蒙昧主义不放,绝大多数民众都认识到应该为人类历史寻找新途径。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西方有识之士又一次(上一次是十七、十八世纪)再发现了孔子思想。当前民族振兴和全人类的继往开来是同步的。这不仅为复兴儒学振兴中华提供了空前的机遇,而且为我们把孔子思想、儒学和中国文化奉献给全人类提供了空前的机遇。必须站在人类立场和历史的高度,平等地和他种文化、学说、宗教一起,共同创造人类新文化。未来的人类文化不可能是某一种文化、学说或宗教的一统天下,只能是“和而不同”、“综合创新”的多元文化。既然我们的以儒学为主的传统文化迄今仍是最全面最深刻的人道体系,我们就应该更好地学习、综合他种文化、学说和宗教的成果,为建设人类文化作出无愧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贡献;但又来不得半点民族利己主义、文化本位主义。这正是陈公当年站在人类立场和历史高度所极力倡导的。他虽然认为孔教优于其他文化、学说和宗教,但绝无文化本位之狭隘。他坚决主张思想自由,信教自由,尊重群众自由选择自己的信仰的权利,这深得孔孟荀之道的精神,而不同于后儒之“独尊——罢黜”的思维模式。

他说:“或曰:昌孔教有碍于思想之自由。亦非也。《大学》八条,格致为先;《洪范》五事,思睿作圣。《系辞》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又曰:‘归而求之有余师,故诚能入孔子之教,则海阔从鱼跃,天空任鸟飞,斯亦极思想自由之乐者矣。’…… 孔子曰:‘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述而》) 孟子曰:‘夫子之设教也,往者不追,来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尽心下》) 此敷教在宽,而听人之信教自由也。或曰:‘吾恐信别教者,因提倡孔教之故,遂不能得自由也’,更非也。《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王制》曰:‘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盖惟孔教甚大,故能兼容诸教而不相碍也。是故释、道、耶、回、同处中国,千余年中,并无教祸。盖普天下万国,其信教自由之最古最久者,莫如中国也。”(65——66)

在弘扬儒学、孔教的同时,学习三大宗教和西方文化流传全球的经验,真心真意,全面客观系统地弘扬各种学说和宗教。不仅不反对,而且鼓励、支持民众,包括信奉儒学、孔教的民众信奉他种学说和宗教。这是吸取各种优秀文化成果,综合创新儒学和孔教的过程,也是综合创新人类未来文化的过程。儒学和孔教无所谓、当然也无从追求自身的利益。只要能丰富和完善人性,就一视同仁地欢迎。如果各种学说都在弘扬自己的同时促进他种学说的发展,而不像以前那样相互攻讦,互为水火,都不追求自身的利益(实际是上层维护其既得利益),则受益的将是全人类。其实,只要是科学的学说,真正的宗教,归根结蒂都是人道主义的,都能促进人性的实现和社会的进步,都可以相互借鉴,相互促进。即使和儒学、孔教观点对立者,也可以在人道的基础上相反相成。随着人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在异化过程中形成的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将逐渐淡化,以至最终消失。剩下的只是人的本质的纯化和升华。人们的需求不仅不会减弱,反而因为向上性和为公性能和谐均衡的发展,而更专心致志地为不断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而事半功倍地积极进取。那时再无单一的、独尊的学说,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或统治思想。人类将最终综合创新出完美而又丰富多彩的人道主义价值观和理想的思维方式——全面深刻而又各具特色的人道主义体系。

今天的所谓儒家文化圈、西方文化带、伊斯兰文化区的界限迟早要消失。每个地区、国家、民族都有各种学说、宗教平等友好相处。信仰成为纯粹个人的事。信奉基督教的总统任命佛教徒做总理,总理又选儒家做教育部长,而议长可能就是位虔诚的穆斯林。即使家庭的成员也各有所宗。一个人的思想也是经常发展更新,也不能从一而终。学贯东西,融会三教将成为人们追求的崇高境界。犹如多民族家庭哺育健康的混血后代一样,文化的交融塑造完美的人性和人格。谁掌握的人类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种类越多,内容越丰富,谁的人格发展就越丰满,越高大。这很可能是未来衡量人的价值和境界的主要标准。现在,这个消除意识形态分歧的过程已经开始。比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本来是巴勒斯坦大地哺育的一母同胞,都颠沛流离,历尽人间苦难,终于又都回到巴勒斯坦大地母亲的怀抱。如能反思片面夸大个体的价值观和以斗争为主的思维方式的“一念之差”,借鉴全面深刻体现人道的儒家以“仁”为核心的忠恕之道和中庸之道的人生哲学,自会相亲相爱,精诚团结,共同建设美好的生活。报载以色列人将车祸死亡的儿子的器官捐献给巴勒斯坦患者,看后很激动,也很兴奋。这不预示了两个伟大民族和整个人类亲如兄弟的未来吗?“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颜渊》) 的理想的“世界大同”就在前头。

甲:这些天听老师讲中国文化,讲儒学,讲孔教,何止是胜读十年书,看清了人的本质,社会的实际及其规律;对民族的前途,人类的未来充满乐观;感到自己也溶入历史的洪流,有无比的信心和力量。杨老师,您说我们该怎么办?

乙:办文化教育事业。把社会、学校、家庭的教育功能充分调动起来,以儒商的经济为后盾,中华振兴的出路在教育。人口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永远的包袱。人多又无文化简直是巨大的灾难。但按人口密度计,不少发达国家都比中国高。所以关键是人民文化 水平低。而能把包袱和灾难转化为资源和财富者,唯有教育。请想象一下,如果中国人的文化水平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十四亿中国人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永恒的资源。所以我主张团结学者、儒商和政治家,做集体的子贡,用孔子的精神兴办各种文化教育事业,创办从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种种技术学校,成人教育,直到老人大学、养老院一整套完整的体系。为此,早在一九九四年初我就将“创办三语(国语、外语、古文)学校规划”,和“中国文化和历史的《三字经》(一部分)”等文,印成《当代儒商,您在哪里?》的小册子数百份。“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无奈,儒商难觅。“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诗·王·黍》)

一种文化,学说或宗教所涵容的人道的质和量,它的具有普遍意义和永恒价值的优秀成果的意义,就看它能培养出什么样的人——不仅是培养出各种尖端人才或所谓“精英”;这是每种文化,学说都能做到;每个时代、每个国家、民族都有的;而主要的是能否培养出全面发展的普普通通的男男女女,和哺育、塑造出什么样的民族。“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儒学从一开始就把培养具有正确的人生观(忠恕之道的价值和中庸之道的方法论),认识人道和天道,能与时俱进、革故鼎新的“新民”作为自己的教育宗旨,这不仅继承了传统文化“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学》引汤之《盘铭》)地“作新民” (《大学》)引《尚书·康诰》)的精神,而且将这种精神发扬到完善人格、治理国家、天下到至善至美的境地。

儒家通过教育唤醒、激发人的爱心。教育主要通过学校和家庭进行。学校教育的目的首先是做人,其次才是做事:适应、改造社会的知识和技能。和宗教一样,也是通过唤醒、激发人们的热情,使之自觉遵守道德规范。但这种热情却不是靠鼓励、煽动对孔子的无限狂热的个人崇拜,而是通过对儒家经典(传统文化的结晶),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古圣先贤的伟大人格与事迹的学习和赞颂,达到对人道和天道的认识,对人生意义的体认,激发人的追求美好理想的热情,从而自觉地遵守道德规范,自觉地承担时代和历史的重任 —— 做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君子,或有责匹夫。“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以《诗》进行情感教育,以礼进行人生观教育,乐以完善人格。

儒家认为,比学校更重要的是家庭。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学校。不仅是教育中心,而且是生活中心。父母是第一批教师。教育是通过父母言行的潜移默化进行的。传统的家庭供有天地君亲师的牌位,有的设明堂,有的有家庙、祠堂。既有对父母、祖先的热爱和崇敬,又有经由孝道衍生出的对族类的关切直到对天地宇宙“大我”的认同。这种从根本的人性 ——对父母的真挚的爱产生的情感和力量根植于对天道、人道的正确认识,不仅是真挚和永恒的,而且是科学和理性的。它不同于来自对教主的狂热的爱戴和崇拜的宗教信仰和感情。宗教说:“要热爱上帝。”儒家说要孝敬父母,要精忠报国,要“爱人”(《颜渊》),要“安百姓”(《宪问》)。但轻重先后不能混淆,更不能本未倒置。“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圣·保罗说:“让每个人以基督的名义起誓:永离罪恶。”孔子说:“父母唯其疾之忧。”(《为政》) 除了生病,绝不做让父母担心、丢脸的事。可见,儒家的教育同样唤醒、激发人的向上向善的激情,不仅和宗教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这种人性和爱心直接发自对父母的爱,丢掉上帝的中介,避免了盲目的信仰。

今天整个人类从整体上说已经走到了一个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都已初步具备开创人类新纪元的时代,又适逢世纪之交和千年之始,只要人们能转换观念,改弦易辙,综合各种文化,学说和宗教的成果,创新出人类新文化,整个人类就可进入“理想国”,或“大同世界”了。这对每个民族,每种文化、学说和宗教都既是机遇,又是挑战。这就看哪个民族,哪种文化、学说和宗教,能彻底抛弃民族利己主义,文化本位主义,宗教蒙味主义;能以我为主,综合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创新出民族的新文化;并在此基础上,为参与共同创造人类新文化做出更大的贡献。各种文化,不少国家和国家集团,都在争取二十一世纪是自己的世纪。“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应该说,二十一世纪再也不应该,也不可能是某一国或某一集团的天下了。二十一世纪应该是全人类的世 纪。我们所谓二十一世纪是儒学的世纪,华人的世纪,也只是在复兴儒学的基础上,团结全球华人,振兴中华;以儒学为主,综合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创新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然后与各个国家,民族一起,共同创新人类新文化,共同建设人类的二十一世纪。西方的兄弟们,阿拉伯的姐妹们,让我们从西方文化思维模式的“文明冲突论”的歧路知返,回到文化发展的根本规律——“以传统文化为主,综合创新”的大道上来。在创新各自的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共同创新人类新文化,共同创建全人类的二十一世纪吧!

注释:

一、自我中心论

有两种并不相同的“自我中心论”。中国文化、中华民族自古就由综合创新而来,崇尚兼容并蓄,尊重撈シ蚱ジ緮的自由意志,认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对国事、天下事,一向主张“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古来的“华夷之辨”只是中原文化远远高于周边部族文化的实际的反映。这并未妨碍孔子想“乘桴浮于海”——留洋出国(《公冶长》)、“子欲居九夷”—— 还想在东海的九夷地区定居(《子罕》)。孟子说,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离娄下》)并无卑视之意。华夏文化,自古就认为“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转引自《左传·僖公五年》)。明清以来,中国已经落后,由于闭塞无知,仍妄自尊大。“欧洲中心论”是近代以来,由于富强,向外殖民掠夺无往而不胜而逐步形成的。西方的这种强势一直保持到现在。但一战、二战后,民族和民族文化都在觉醒,民族平等,文化多元的历史本色正在显露,而西方有些人依然背着沉重的西方优越论的包袱,还想推行其文化和生活模式,就有点大愚若智了,如果是好心,那也肯定会被当成驴肝肺;如果是别有用心,就必然自食其果。

二、对“五四”的评价

从自然经济走向商品经济,从专制社会走向民主社会,这是历史的自然进程,是人类发展的大道。但中国从农业社会走向工商社会却是被迫的。这就使这一进程产生了歧变,使之变态、扭曲、畸形,造就了一批双重、三重性格的人物。他们自以为折冲樽俎于东西文化之间,实际上上不着天,下不挨地,两头落空。他们豪情满怀:“不自由毋宁死”,口头上说是为民族求解放;实际上对他人则“不听话休想活”,是“彼可取而代也”的皇权主义者,使救亡图存,民族振兴的过程本未倒置,似是而非,形进实退。结果,正像马克思所说:“自以为借助革命加速了自己前进运动的整个民族,忽然发现自己被拖回到一个早已死灭的时代。”欧洲的中世纪虽然黑暗,但没有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统治相对薄弱,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等,西欧首先实现了现代化。反观中国,明清中期以来,在君主独裁和文化专制主义的摧残下,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空前的民族危机。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主题。要“救亡”必须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但造成中国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穷途末路的专制制度和腐朽透顶的清王朝,丧权辱国,不仅不能肩负领导救亡的 职责,而且勾结列强,阻挠救亡大业。所以,要救亡,必须反对专制。“五四”时期提出反帝反封建,抓住了主题。反帝实现民族独立,反封建清除富民强国的障碍。救亡的最终目的是独立、民主、自由、富强,人民幸福。为此,必须现代化;而现代化,只有学习西方;而西方又是侵略中国的。既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又要反对西方的侵略。问题就是这样错综复杂。这也没难倒中国人;提出了“民主和科学”这个正确的口号。

虽然当时只有西方这一个现代化成功的先例,现代化要借鉴西方现代化的经验教训;但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具体条件。西方文化既有属于人类文化共性的,具有普遍意义和永恒价值的精华,又有只适于西方,仅具有特殊意义的成份,甚至还有糟粕。所以应该向西方学习;但又不能把西方现代化的模式当作现代化的唯一模式。现代化不等于西化。中国的先进分子并未把现代化等于西化。洋务派提出“中体西用”就是以传统文化、以儒学为主的现代化的一种新形式。以后的国粹派、学衡派、孔教派、孔德派,都在“西化派”以前提出现代化的不同方式。只有“西化派”把现代化等同于西化,并提出“全盘西化”这样极端的口号。“全盘西化”是激进派犯的第一个大错误。

同样,不能把传统文化等同于封建专制。反封建专制不能否定传统文化。“五四”前后,激进派和中坚派都主张学习西方,都赞成反帝反封建。分歧主要是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即现代化的立足点的问题:是立足于传统文化学习借鉴西方以现代化;还是抛弃传统文化照搬西方的现代化。这并非在两条都可行的道路中选择一条更好的,而是后一条路根本行不通,是一条亡国灭种的绝路。而激进派却不懂得先秦儒学和后儒、官儒、伪儒的本质区别,笼统地称之为儒学,简单地归结为封建文化,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实际上把矛头对准儒学的精魂的孔学。这就丧失了民族安身立命之本。这是激进派犯的第二个大错误。

事关救亡图存,民族振兴大业,本该慎重将事,不同的政治、学术派别,以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和认真负责的态度,通过自由平等的学术争鸣,从学理上、逻辑上,深入开展可行性探讨,择优而从,或综合各种学说,各国的经验,创新出适合中国实际的道路。而当时,老天待我不薄,也正好有这种政治环境:辛亥革命后到二三十年代,是二十世纪思想学术最自由的时期。保守激进、中坚各派都有充分阐述自己的主张的条件。但扼杀中坚派各种主张者并非北洋军阀政府,而是垄断“民主和科学”大旗的西化派。西化各派在共同扼杀了中坚派以后,其内部又一次一反撁裰骱涂蒲的精神,而唯我独尊,唯我独革,各立门户,结党成军,为争夺中国现代化的垄断权而互为水火。

西化派既将现代化等同于西化,势必削足适履地去模仿和照搬西方的现代化。孰不知,西方各国的现代化都是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而“条条道路通罗马”——各有千秋。有英美自由派,大陆人民主权派,还有马克思主义派。马克思主义派又分为北欧社会民主党的修正派和苏俄的武力革命派。苏俄派又有列宁斯大林派和托洛茨基派。等等。中国现代化的路到底该怎么走,不仅西化各派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就是某一派内部,甚至某一派的某一个人也莫衷一是。蒋介石把大儿子送到苏联,二儿子送到德国,自己又抛下糟糠之妻和美化的宋美龄结为伉俪,皈依基督教,用心何其良苦。陈独秀说:“对马克思主义我们并不了解,但我们可以学一步做一步。”都是最早的实践派。这是很危险的。事关民族盛衰存亡,指导思想的选择,应慎之又慎。即使是正确的思想,行前要充分论证,行中要不断调整修正。磨刀不误砍柴工。特别是,自始至终都不能由一家垄断国家民族的命运:“入则无法家拂土,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告子下》) 就这样,在既不知己,也不知彼的情况下,西化各派都迫不及待地投入了战斗。这可真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这是历史对中华民族的惩罚。这是中华民族的劫数。

这又要回到中国历史上一直争论不休的知和行的关系问题上:知行孰先? 知行孰难? 远的不说,孙中山先生主张“知难行易”,认为“知易行难”是革命“心理之大敌”,“天下事惟患于不能知耳。”强调“倘能由科学之理则,以求得真知,则行之决无难事。”但中山先生并未反对“以行而求知”,认为“不知而行”和“行而后知”是人类发展的不同阶段。(《孙文学说》)当时,空前的民族危机迫在眉睫,病急乱投医。其情可哀,其心可敬。晚辈小子,事后诸葛亮,没资格苛求革命前辈。但我们应该超越党派偏见,站在民族立场总结历史教训:违背“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将中国文化糟粕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维方式,和西方文化劣根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及斗争哲学杂揉而并用之,对指导思想未作充分的可行性论证,就仓促实践,把中华民族当作实验品,使中华民族沦为牺牲品,使救亡图存和民族振兴的大业一次次陷入外患内乱之中。五千年的古国文化几乎毁于一旦。更可悲者,至今人们对此认识不足,且不知反思。这是全盘西化的激进派犯的第三个大错误。

这也是他们所能犯的最大的三个错误。虽然他们和复辟派、投降派有本质的不同;但,正像《圣经》所说:“通向地狱的道路是用善良的愿望铺成的。”正是这三个根本性的错误造就了无数英雄,却葬送了救亡大业,使之陷入南辕北辙的无穷折腾之中。一个英雄太多的民族是不幸的。

肯定“五四”者说,“五四”是不能超越的。五四激进派“伟大之处”在于,他们“紧紧抓住了历史主题,令后人难以超越”。说穿了,“他们的言论”之所以“在八十年后依然是令人敏感的话题,依然能拨动人们的心弦,使人感情色彩强烈地或是肯定或是否定,或是严厉批判或是坚决拥护。”(1996年6期《读书·超越五四?》) 不正好说明,他们八十年前“紧紧抓住的历史主题”,至今没有解决。这种误入歧途的灾难又何需超越呢?论者也承认。“这或许是后人的不幸,说明时过而‘境’未迁,我们仍是在与之类似的‘语境’中说话,无法轻易超越。”这固然是“后人的不幸”,更是民族的不幸。所以然,正是因为他们否定传统文化,否定儒学,否定孔子。丧失安身立命之本,西方文化的精华根本不可能学到手;而两种文化的糟粕却杂揉在一起,陷民族于万劫不复的深渊。诚如一位热爱中国的美国人所说,一些年轻的中国人,“一心要制造一个新中国”,然而“不幸的是,他们办事不切合实际,…… 却试图照搬西方那一套。”“虽然他们本意是成为现代化人,…… 但实际上当时根本没有真正的现代中国人,他们只是西方化的中国人。”(赛珍珠《我的中国世界》)

“以传统为主,综合创新”是文化发展的根本规律。丢掉传统文化不可能学到外国真经,这已被历史所证明。比如,西方近代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固然有反传统的激进派,但亦有维护传统的“保守派”。两派的观点虽互为水火,但又都本其言论自由之原则,尊重对方维护、宣扬自己的主张的权利和自由。这是学术民主,自由平等争论的起码准则。但我们的西化派在“科玄论战”中进行人身攻击,诬对方为“玄学鬼”,视中坚派为洪水猛兽。这种仗“势”欺人,唯我独尊的霸道作风,既有西方文化“欧洲中心论”的劣根,又是汉武以来“独尊——罢黜”两极直线思维的遗毒,可谓从根本上集东西文化糟粕之大成,杂揉而并用之,而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之精华却弃之如敝屦。“五四”两大旗手之一的胡适就把传统文化、“国粹”归结为骈文、律诗、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 贞节牌坊、地狱式的监狱、廷杖、板子加棍的法庭、占卜算卦、看风水、跳大神等等。而“五四”另一旗手陈独秀更主张“一切宗教,皆在废弃之列。”“毁全国已有之孔庙而罢其祀!”闭上眼睛一想,当年决定中国命运的五四精英横扫千军如卷席的豪迈,眼前就晃动起六十年代在中华大地叱咤风云的“红卫兵”的身影:“四川重庆教育分司竟毁坏孔庙矣。夫以地方官长,而敢于毁拆教堂,真乃犬彘之不若,豺虎之不食,是而可忍,孰不可忍!…… 风闻孔林之树木,竟被人斩伐矣,耗矣哀哉!”(59) 他们毁圣灭祖,实际上大多从小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并深受其惠。他们之所以能以时代先驱,青年导师自居,在新文化运动中舞文弄墨,指点江山,基础就是这点童子功。

又比如,民主思想古已有之,并且是由孔子揭示的。这正是孔子创立的人道主义体系的核心——“仁”的实质。不仅“国以民为本”,而且以“人”为本,匹夫匹妇的人格和意志神圣不可侵犯。只是可惜,这种思想在先秦没有形成体制。诚如梁启超说:“我先民极知民意之当尊重;惟民意如何而始能实现,则始终未当作一问题从事研究。故政者若违反民意,除恶贯满盈,群起革命外,在平时更无相当的制裁方法。此吾国政治思想中之最大缺点也。”(《先秦政治思想史》) 秦汉以来,这种民主思想虽被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扼杀,但孔孟荀之道作为传统文化的中轴线,仍在整个专制时代起主导作用。而西化派对正可为我所用的西方近代民主的精魂之民主、法制、三权分立,普选、议会、多党政治、言论自由等,则藉口国情不同,或诬之为资产阶级货色,均视为最危险的敌人而拒斥之。西北派当权后都热衰于专政和人治,把国家民族置于人民之上,把政府置于国家民族这上,把党置于政府之上,把领袖置于党之上,这就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儒家思想来了个彻底大颠倒。可见, 民主思想是传统文化固有的,民主体制是西方首先建立的。所以,现代化完全应该,并且完全可以既立足于传统文化,又学习借鉴西方的民主体制,综合创新出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

三、全盘西化论

全盘西化论者不只是“无识”和“糊涂”,而且是民族虚无主义者,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说他们不爱国,但他们扭曲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主义传统。他们否定传统文化,抛弃民族安身立命之本,丧失民族的自尊、自信和自立自强的精神,也就断绝了民族振兴的希望。

中国文化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忧患意识。“作《易》者其有忧患乎!”(《系辞下》) 它集中体现在知识分子身上,因为知识分子是文化的传承者。但其中也不乏文化糟粕的体现者:卖论求荣,趋炎附势,助桀为虐者大有人在。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就以中国文化为荣,以传承道统为己任。不仅是爱国,而且以天下为己任。奇怪的是,近代的全盘西化论者却一反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的骨气,经不起挫折和失败,一旦败在列强手下,就都成了民族虚无主义者,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者。一个个争相毁圣灭祖,从“打倒孔家店”,到“和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从“美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到“苏联人放的屁都是香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298页) 结果,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命运一直由列强操纵。甲午战争,辛亥以后,侵华战争,日本三次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二战后美苏都想操纵中国的命运。可见,没有民族文化的独立,民族的独立就无从谈起。不怕“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就怕自家的歪嘴和尚念洋经。即使国家独立了,统一了,甚至经济也搞上去了,如果一个民族没有信仰,道德沦丧,人性泯灭,世道人心江河日下,依然是亡国灭种的亡国亡天下。所以熊十力先生说:“亡国者常先亡其文化,”而“欲救中国,必须先救学术”。贺麟先生说:“民族复兴,从本质上说,应该说是民族文化的复兴,儒家文化的复兴。”(《思想与时代·儒家思想的新开展》1941年8月)

四、何以说孔学迄今仍是最全面最深刻的人道主义体系?

人异于禽兽的本质属性是具有不断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的本能,此之谓向上性;人是以族类为单位走出动物界的,并且永远离不开群体。“人是社会动物”。此之谓为公性。所以,人的本质属性体现为向上性和为公性的矛盾统一。这是认识和解决人类社会一切问题(人际、公私、义利、国际、天人之际、人性发展、社会进步等等)的总根源。这是人和人类社会的根本规律。此之谓人道。人和人、人和社会、人和自然的对立统一关系都源于此。这些关系的发展都以矛盾双方相互促进为理想。所谓人道主义,就是遵循人的本质和社会实际的规律,不断协调矛盾,促其和谐均衡发展。片面发展任何一方,超越界限而妨害、扼杀另一方,必然破坏人性,阻碍社会发展,恶化自然环境。

自从人类作为一个族类诞生以来,就本能地、并逐步自觉地沿着这条规律前进。一切伟大的文化、学说和宗教,或者说先圣、先哲、先知和思想家、政治家都围绕着如何探索、阐释和促进人性发展和社会进步这个永恒的主题提出自己的学说。而其价值则取决于该文化、学说和宗教所涵容的人道的质和量。我们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仅哲学是人学,宗教也是人学。我们也是以此为标准认为一切伟大的文化(东方文化、希腊罗马文化、西方文化、希伯 来文化、阿拉伯文化等)、学说(儒学、道家等)、宗教(道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 基本上都是人道人义的。

孔子在发现“人”的前提下,揭示了人的本质,社会实际及其规律。并据此创立以“仁”为核心的忠恕、中庸之道的儒学。因为忠恕之道和中庸之道恰当地解决了向上性和为公性的关系:个人价值的实现以促进或起码不危害他人和社会发展为限;同样,社会发展以促进或起码不危害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为限。这就为每个人的个性发展(向上性),和社会的进步(为公性)创造了尽可能好的条件。这既区别于片面强调个性自由发展,自然无为的道家;又不同于片面强调整体利益,无视个人权利和自由和墨家、法家。和近代西方文化相比,既区别于片面强调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的英美自由主义派;也不同于片面强调国家民族利益的大陆“人民主权派”。所以,孔学迄今仍是最全面最深刻的人道主义体系。这是只有复兴儒学才能振兴中华,并造福人类的根据,也是西方有识之士把人类未来寄望于孔子的根本原因。

五、“综合创新”是文化发展的规律。

“综合创新”或曰“综合与创造”是文化发展的规律。这是张岱年先生在三十年代就揭示的。即综合古今中外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创新民族的新文化。当时先生称之为“综合与创造”。在尔后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先生一以贯之,不断丰富发展,八十年代中期,以“综合创新”四字出之,这就简明而完整地概括了文化发展的根本规律,科学地论证了,不论是“华夷之辨”、“欧洲中心论”,还是“独尊”,所有这些,都悖离了文化发展规律。揭示出文化发展的根本规律是中国现代哲学的最高成就,也是中国哲学成熟的标志。可惜这么重大的思想成果竟不仅在三十年代,直到今天也未引起“有国者”甚至学界的重视。“道既已大修而不用”,非哲人之丑也。文化发展的规律最终被东方哲人揭示,这绝非偶然。五千年的华夏文化,一开始就是由生息在广褒的中华大地上的许多部落逐渐融汇发展为炎黄文化,进一步发展为以夏、商、周为中心的三代文化,又繁衍为中原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秦陇文化、三晋文化、胡族文化等。孔子综合三千年的华夏文化而创新为儒学,进而引发第一次文化高潮的先秦百家争鸣。可见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它的主体的儒学生来具有兼容并蓄、综合创新的品格。所谓综合创新,即站在人类立场和历史高度对待传统文化和他种文化:它们都是人类创造的共同财富的一部分;反对以自己的文化为中心和自以为优越,妄想征服,取代他种文化,实行文化殖民主义;每个民族都要站在本民族和传统文化的立场,以传统文化为主,综合他种文化而创新民族新文化。所谓以我为主综合他种文化,是以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为本、为体、为“语法”;并且从“语法”意义上去综合他种文化在价值观和方法论上的成就。既非中体西用,也不是西体中用。

(完)

论孔教——为《孔教论》正名(四)

论孔教——为《孔教论》正名(三)

论孔教——为《孔教论》正名(二)

论孔教——为《孔教论》正名(一)

2001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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