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z2000.jpg (5663 字节)

来自田野的启示


韩星

在孔子2000网站上看到了2月7日由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主持召开的“儒家与宗教”讨论会发言记录,很有收获。会上并没有得出什么结论,却展开了许多有意义的问题,很发人深思。我在此想通过我的亲身体验和长期了解,为大家提供一些来自农村的情况,以及我对这些现象的思考,也算是进一步研究的素材吧。

我的老家在陕西关中农村,离省会城市西安有50公里,属于关中文化圈,基本情况与陈忠实《白鹿原》中描写的差不多(主要是时代不同,再就是小说更为凝练,更为理想化),因为陈忠实就是在我们县上体验生活的,小说是以县志记载作为素材,加工构想而成的,其中的人物、情节以及文化内涵都是有所本的。陕西关中是一块中国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的土地,西周礼乐文明就是在这里诞生的,中国古代正统思想就在秦汉之际开始在此形成,宋代以后又产生了张载关学。关学以躬行礼教为本,张载弟子“三吕”(吕大忠、吕大均、吕大临)就曾在我们县搞过“吕氏乡约”,后来朱熹加以修订,在乡村广为推行。明代王守仁在赣南又仿“吕氏乡约”,并结合当时社会实际制定了著名的“赣南乡约”。可以说这里是儒教教化最深厚而且持久的地方。那么,现在情形如何呢?

我们这里的农民,在物质生活仅能温饱的情况下,精神生活也极为贫乏,没有什么“三下乡”,没有什么“心连心”艺术团,所以,农民们只好自己解决自己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空虚问题,除了大家熟知的打扑克、打麻将,过年时敲敲鼓,最普遍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迷信”活动。他们信什么?可以说什么都信棗地方山神、狐仙鬼怪、和尚道士、占卜算卦、打时问事、阴阳风水┅┅唯独不见信孔子,早年对读书人还有点尊敬,现在便把你不怎么当会事。记得我考上大学时在村里还颇轰动了一阵子,因为当时农村人除了考学没有别的出路,更重要的是社会风气还不象今日这么势利。现在我在工作之余读了博士,且是我们村第一个博士,却不但不曾轰动,包括我的父母亲人还有不理解的问:“你都有工作了还上学干啥?有空了还不如发点财,最好能当个官。那多好!”他们又敬又怕的是有权有势的人。最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基督教传播很快,是一种叫“旷野传教”的方式,正与官办教堂传教形成对比。但是,我们又不能笼统地说农民愚昧、迷信、落后,这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下面,我想结合我从小在农村长大,上学、工作以后又一直与农村保持联系,“常回家看看”的人生阅历和观察思考,对农村人的精神信仰问题提出几点看法,以就教大家。

关于农民的多神信仰。这种信仰却有“迷信”成分,但不全是迷信,而是农民在特定条件下的“饥不择食”。如果有更好更高级的思想或“宗教”什么的,他们还是可以被提升的。在封建社会有儒学教化,在毛泽东时代有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都曾较好地满足了农民的精神和信仰需求。现在自上而下的“教化”没有了,农民只好自己寻求各种切合自己实际的精神信仰。他们没有多少文化知识,没有理性思辨能力(但他们并不笨,而是有很好的直觉、感悟以及经验概括能力),只好如此。

他们的“迷信”,都有很实在的功利的动机,就是解决实际疑难、求得现时幸福,而不是乞求上帝进入天国,或者死后成神成仙(成神成仙确实是中国人一直向往的,但中国人又一直认为神仙不是祷告乞求而来的,而是在有生之年立德立功立言“立”出来的,是修身养性“修”出来的,是积善行德“积”出来的,现世人生做好了,死后自然升天。所以,中国人的升天既不是上帝的功劳,也不是死后去见上帝),总之是为了日子过得好一些,顺一些。他们之信鬼神,完全是为了解决现世的人生问题,解决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困难,也许这些根本就解决不了,但最起码给他们有心理安慰,精神鼓励,带着希望生存总比悲观绝望要好吧。

正因为这种“饥不择食”和功利动机,使中国的下层百姓除了“迷信”鬼神之类的东西,还最容易“迷信”现实中的人,只要这人能给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带来人生希望,他们就会对他(她)崇拜,并接受指引,有的甚至追随其后,乃至紧紧地团结在其周围。毛泽东的迷信就是如此,李洪志的迷信也与此相似(李洪志是以祛病健身为诱饵吸引了那么多的人,并发展壮大的)。

农民们所“迷信”的对象,不但是多元的,见神就拜,而且是变化的,那个神“灵”就拜那个神,这个神不“灵”了就不再拜这个神了。至于什么是“灵”?一个含义是“心诚则‘灵’”,即强调主观方面的虔诚;另一含义就是看是否“‘灵’验”,即注意到了客观方面(神)的能力,但这又是人们口耳相传的结果。人们传说某神“灵”,就有好多人去拜,香火就盛,对农民们的生活影响就大;一旦这神不“灵”了,就渐渐冷清了,甚至被人们遗忘。至于“灵”或“不灵”,确实有某种“神秘”在。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那儿有一度流行“三老”(即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崇拜,非常灵验。具体操作是这样的:把“三老”的像“敬”在墙上,然后像前桌子上焚香、献花果,问事的人跪拜,默念你所要问的事,并乞求“三老”降临,帮你实现你的愿望。往往还要加上“扶乩”,将农村过面粉的罗边绑上一根筷子,在桌子上铺一张纸,均匀地撒上面粉,由一年轻姑娘或小伙(必须是虔信的,如不信甚或口出狂言或行为乖张者绝对不行)扶着,问事者一直跪着祈祷,筷子便自动会在桌子上写出你要问的是吉是凶,能成还是不成。我是亲自参加过全过程,为了证实,我还亲自扶过,确实身不由己地“写”或“画”出“字”来,而且家人为我所求之事后来真的应验了,我那一年考上了大学。这些我至今记忆犹新,我也曾进行过理性的思考,也曾翻检过资料,但至今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所以,只好敬而远之,存而不论,其实这就是孔子当年对待鬼神的态度。用科学的话来说,我们人类至今对自然与社会,包括我们自己确实还有无限的未知,另外,求知的方式也不仅仅是科学。

分析农民的“迷信”,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敬”字。可以说,“敬”就是他们拜神的核心内容,而不是“神”。农民们有事求神,没有事时,见了神也是就拜。对任何神,他们决不敢有什么轻慢,都会表现出言行的虔敬。他们在意的不是什么神,而是在乎对神的敬。敬首先当然是心态了,其次就是一言一行。这个“敬”字古人谈的很多,今天作为重要的哲学范畴也有好多阐述,但“纸上谈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我们只有真正进入这样的境界,也可能真正才能领悟是怎么回事。可惜,现在让人入“敬”的礼仪差不多废弃完了,连过去最最不能不“敬”的祖宗大都不“敬”了,特别我们这些在科学“统治地位”下生存的知识分子,即使研究宗教的名家大师,也很少有人能真正进入“敬”的境界了。常见的说法是,我们是搞研究的,他们是信仰者,井水不犯河水。试想,从来没有进入过宗教体验(哪怕是一次、一瞬间)的人,对宗教现象进行大肆研究,是不是可能会出现隔靴搔痒的情况呢?农民们对待鬼神的这种态度,是受了孔圣人“敬而远之”的教化结果呢,还是原本一直就是如此?这牵扯到儒教对中国普通百姓影响到底有多大,以及所谓“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关系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吧。

过去我们这里的农民,在家里都曾供过“天地君亲师”的牌位,现在只有在深山里的人家仍然有这种现象。我有一次在山里一人家问过一位老者,说立这牌位是什么意思,他说就是表示尊敬,这是祖祖辈辈这么流传下来的风俗,现在大家都不信了,立的人越来越少了。我又问:“这天和地是指的啥?为啥要和君亲师这些‘人’放在一块儿?”他说:“这还用问,天就是你头顶上的天,地就是你脚底下的地麽。咱人,连皇帝老儿在内,最初都是天地生的,现在还是天地养的,当然得把天地放在前头。”这实际上是中国古人的宇宙生成观的反映:天地生人及万物,天、地、人构成“三才”,三者之中人最为贵。为何?因为只有人才能意识到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能主动地维护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天、地、人各有其位,各有特性,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既有同样的变化法则,又有各自自身的具体规律,最终又共同构一个统一体。这样,人们尊崇天地就如同尊崇大家共同的祖先一样,而并不是尊崇什么上帝,这就是中西文化从古自今形成的差异,是根本性的差异。

当然说与“大家共同的祖先一样”其实只是个比喻的说法,人类产生已久,现在关于人类的起源尚无定论,天地为人父母,也只是许多哲人的抽象议论,也许永远不可实证。所以,在现实中人们对待天地的态度毕竟与其生身父母不同,举个例子,你可以对某人骂天咒地,但你骂骂他父母或祖宗试试,他不与你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才怪呢。毕竟天地是既具体又抽象的,说其具体而不是一个人,说其抽象又不能说是神,但天地却又有人情,有神意,这就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天地。中国农民对天,就是这样一种很复杂难言的感受和认识,但绝对没有把天当成上帝棗一个全知全能的、唯一的、至上的人格神。他们所感受的天,就是空虚、无形、无限、庞大、深远的笼罩其上的浩浩太空,茫茫宇宙。他们的生活与天有关,主要是四季轮回,风霜雨雪,阴晴明晦,只要一年到头风调雨顺,庄稼有个好收成,就是天在照顾他们,见了面最多说一句:“今年还不错,老天爷还算睁眼。”多余的话就不用说了。这里你切莫误解,你要是把“老天爷”当成“县太爷”一样的“人格神”那就太可笑了。“老天爷”只是一种方便的说法,他们的一些谚语和口头禅往往能更好地反映他们对天的意识,如“老虎吃天,没处下爪”。在老百姓的头脑里,老虎是最大最厉害的了,但对天却无可奈何,这不是因为天有多厉害,而是因为它大而空,高而远,没有办法动它哪怕一根“毫毛”(天本无毛,此用毫毛言其微不足道也)。还有人讽刺人,说“你能行?你能×天?”这就更有点对天的不“敬”了,如果天果真是上帝,那就真有点不可思议了。

实际上农民们头脑中的天实在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他们也没有心思进行深究,反正天塌不下来,平时大都用不着天,所以就把天忘了,出了事了往往急得哭天喊地,但也只不过是一种类似本能的反应,也绝对不会像西方人一样等待上帝来拯救。这是大多数人的情况。对那些信仰佛道的人自然不一样,他们会盼望菩萨显灵,神仙出现,但终究还是没有出现,还是得自己来解决自己的困难棗这就是中国人,一切的一切最终都会落实到人类社会,落实到自我拯救。人们在情急时对天的反应,与孔子当时的情形极为相似。如孔子一生遇到过许多危急时刻,象困于宋,围于匡等,这时他或者自信“天生德于予,桓 其如予何?”(《论语·述而》)或者感叹:“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这说明人们对天的态度与孔子相似,是在情急时以天作为发泄情绪对象或用天来镇定人心、安慰自己的,并没有把天当成神。

当然,农民们在更多时候是受了道教、佛教的影响,相信天上还有另一个世界,有各种各样的神在天上,世上立了功德的人,好人善人死了就会上天成神,一般人也希望死后升天,天上才是最美好的地方。天上也象尘世一样,有皇帝(玉皇大帝)、有娘娘(王母娘娘)、有百官……总之,是有一个很复杂的神仙系统,我没必要多说了。

最值得注意的是农村近几年流行的“旷野传教”,是农民自己传播基督教的一种新方式。我本人曾短暂的“皈依”过,一是好奇,二是为了了解内部情况,研究思考有关问题。具体方法是这样:往往先有道中人与你接洽,给你解释为什么要信基督耶稣,如何做,信了有什么好处,不信有什么不好,然后举出许多例子,如周围某某信了如何好,某某不信又出了什么事。总之就是那一套。不过从根本上讲还是劝善的,据我接触的信教者,倒真的变了一个人似的,最起码比吊儿郎当、惹是生非、打架斗殴要好。这种信教没有什么复杂的手续和形式,你要信了,找本《圣经》自己读,不识字的找识字的教友,或者晚上大家集中在某一家,让识字的人带领大家背诵《圣经》某些段落,然后回家,一般早晚面对白土墙,双手合掌,默念:“神啊!主啊!我是某某,我现在向您祷告,您的荣光将通过某某(介绍你入教的人)一层一层的传递到我的身上,传递到我的父母身上,传递到我的妻子儿女身上,传递到……”然后开始背诵《圣经》……最后需要问什么事,乞求什么,再说:“神啊!主啊!请您给我力量,给我智谋,让我干什么什么……”这种祷告没有严格的定时,忙了也可以不祷告,有事了你可以多祷告,通过这种祷告修德积福,祛灾辟祸。据说是很灵验的。其主要要求:不进教堂,不拜偶像,不带十字架,不说谎,不酗酒,不惹事,不骂人,不打架,……这显然是正在真正中国化的基督教,还糅合了佛教、道教以及儒家教化的一些内容和形式。祷告者口里喊着“神啊!主啊!”,但头脑里并没有基督或上帝的形象(不拜偶像),也不是乞求进天堂,只是在求福,求给他们解决生活中困难的信心和力量,以使他们在艰难困苦中更好的生存下去。这里的神啊主啊倒真成了几千年来中国人头脑中的“天”。可见,农民们自己在进行着基督教的中国化、大众化、世俗化的工作。这不是知识分子纸上谈兵的,不是“宗教爱国人士”苦心孤诣的那一套东西,而是文盲、半文盲的中国农民在实实在在地进行着的事情。中国社会有宗教需求,看来已是不可回避的事实,但到底怎么搞,仍然是问题。法轮功就从反面提出了这个问题。你不让搞正教,邪教就横行。当然,我所说的“搞正教”,并不是要凭空来造个新教,那在纸面上是可以的,但在实际中推行不开。宗教的形成除了有社会需求,还要有一定的历史条件,特别是要考虑民众中传统的积淀,他们的思想感情、潜在要求等,并不是谁随就可以搞的。

那么,既然民众中有了这种要求,怎么办呢?针对中国目前现状和历史传统,以及20世纪的社会变革,我认为有三点:一是继续启蒙,发展现代教育,提高人口素质;二是考虑古代“神道设教”的方式,借鉴海外孔教活动的经验,在民众中进行新儒学的教化。关键是要以中国人的思路理解“宗教”,既不要用西方现成的宗教模式来套(无论研究还是传教),也不要搞封建迷信。正如已有学者指出的,海外孔教活动虽然说是“宗教”,其实宗教色彩很淡,又不再与政治掺合,只不过是一种普通民众的精神归宿和社会教化,采用的是民间的方式,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写信谈感想  到论坛发表评论

相关文章:

中国宗教改革论纲(何光沪)

教皇·法难·本质(陈詠明)

中国文化的根与花——谈儒学的“返本”与“开新”(何光沪)

内外超越的多元组合——继续“儒家与宗教”问题的思考(侯军)

儒教当然是宗教——从基督徒看儒教的君子(张晓卫)

对李申先生“回应”的回应(韩星)

《中国儒教史》反思:宗教一元论的思想背叛──费尔巴哈与任继愈、李申(鞠曦)

“敬鬼神而远之”说——答陈詠明《儒家不信上帝鬼神》(李申)(附:朱熹论鬼神

回应韩星先生《评李申先生的“西学、科学全面胜利”说》(李申)

《中国儒教史》反思:隐喻和类比的宗教化方法──“新把戏”与“游戏规则”(鞠曦)

儒家不信上帝鬼神(陈詠明)

“儒家与宗教”研讨会现场录音(四)(发言人:何光沪 李申 杜瑞乐)

“儒家与宗教”研讨会现场录音(三)(发言人:李甦平 郭沂 温厉 廖名春 宣方 彭高翔)

“儒家与宗教”研讨会现场录音(二)(发言人:张立文 陈明 牟钟鉴 王葆玹 向世陵)

“儒家与宗教”研讨会现场录音(一)(发言人:余敦康 李德顺 汤一介 蒙培元)

在“儒家与宗教”讨论会上的发言(陈明)

评李申先生的“西学、科学全面胜利”说——《中国儒教史》批评之一(韩星)

现代性视域中的“儒教”——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演讲(郑家栋)

论宗教与哲学中的超越与信念——对“儒教”问题所涉及的基本观念的澄清(黄玉顺)

《中国儒教史》反思:“层累地造成”的宗教史──从儒教是教说到中国文化宗教论(鞠曦)

儒教是宗教(李申)

中国古代国教的逻辑结构和定义(张荣明)

新文化运动中学衡派的孔教观(韩星)

《中国儒教史》反思:“辞惭枝屈”的宗教易学(论三)──“阴阳”与“形上”的宗教化推定(鞠曦)

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孔教非教说(韩星)

我的理论准备和资料准备——答王健君(上)(下)(李申)

清末民初孔教活动及其争论(韩星)

儒学是宗教吗?(蒙培元)

——>>更多

2002年3月5日

版权声明:凡本站文章,均经作者与相关版权人授权发布。任何网站,媒体如欲转载,必须得到原作者及Confucius2000的许可。本站有权利和义务协助作者维护相关权益。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