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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不信上帝鬼神


陈詠明

李申兄坚持认为儒家是“信神”,“信上帝”的,我不同意。今见网上发表的《儒教是宗教》中,又把孔子与宗教教主释迦、耶稣等并列,更是非圣无法,大谬不然。

首先,儒家所谓“神”或“上帝”,基本上指“气”而言,并不像宗教的至上神那样,是一个确定的人格神。祭时如在,不祭时则浑然一气,同于造化。

李申兄坚持“天”即“上帝”说,多次引程伊川“以形体言之谓之天,以主宰言之谓之帝,以功用言之谓之鬼神,以妙用言之谓之神,以性情言之谓之乾”(《遗书》卷22)等语以证之。但我以为,这些话非但不能证明存在一个上帝,而且恰恰证明没有一个上帝。所谓“帝”,与自然现象、神妙运动和人的天性等相统一而不相对立,脱然贯通,不过是一种非人格的、抽象的道德伦理或社会秩序之规律的代称。在这种通天下一心,通天下一理的情况下,此“天”此“帝”绝非是异己的、外在的神灵。与宗教的神学理论相比较,儒家所说的帝或上帝,还缺乏一种确定不移的神的位格,故与宗教的至上神不可同日而语。

李兄《儒教是宗教》说:“庄严、肃穆的天坛静静地安处于北京天坛公园之内,与之配套的,是地坛、日月坛、先农坛、社稷坛以及许许多多的神坛和神庙。等待我们的,是揭示这些神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意义。”我认为,它们的意义不是表明对神或至上神的膜拜,而是表明对经验存在的“天地万物”及其生命活力和神奇变化本身的崇敬。它们庄严、肃穆,不允许盲信愚民蜂涌而入,用迷信的香火污染它。至于皇家的祭祀,是一种象征意义,天地日月与人类社会一个都不能少,它们的群集表明非人格的法则支配的宇宙节律,是对自然之客观实在性的肯定和对神之至上或至上神的否定。

《儒教是宗教》说:“孔子说,君子应该‘畏天命’,并把那不知天命和不畏天命的视作小人,我们今天的研究者却往往喜欢杷孔子说成是不信天命鬼神的,并认为这样才是对孔子的表彰。”但是这里的“天命”,与孔子之前的意义已发生变化。天命与鬼神并非像李申兄理解的那样必有联系。洪亮吉《意言·鬼神篇》说:“三代以上有真鬼神,三代以下不闻有真鬼神,而有怪(怪亦气)。”故不可能有属于“真鬼神”或真“怪”的上帝。有关“畏天命”的注疏中虽有“福善祸淫”、“降祥降殃”等语,何注云:“顺吉逆凶,天之命也”,朱熹注云:“天命者,天赋之正理也”;“不知天命,故不识义理”。但所谓降福祸者只是非人格化法则、规律、命运或“自然之理”而已,并不包含上帝之类至上神的实义。

按李兄所谓“上帝的命令”来解释“天命”,只是一厢情愿。儒家指出,君子以为是“人道”者,小人才认为是“鬼事”。

而且,孔子似乎有意消除前代遗留下来的“天命”这个概念的神秘内涵,所以强调天命是可知的。他自己说“五十而知天命”,就是在天命为“事物所以当然之故”的意义上而言的。任何一个智力平平的人只要努力去作,随着时间的积累,都可以知天命,故认为所有的“君子”都必然是知天命的。

自孔子起,“天命”还含有某些命运、运数的意义,包含“自然目的论”的意义,“它表现的是自然的无目的的目的”。关于这一点,蒙培元、任文利二先生的《儒家哲学中关于“命”的学说》论之已详。正因为天命含有自然主义的倾向,与尊天明鬼的宗教不能并存,故墨家非命;提出“天志”的信条,与“天命”抗衡。以天志为兼爱,明天鬼为实有。墨、孔相去不远,比后世之人必能更加贴切地领会“天命”中威胁宗教的个中消息。而李兄把“若有真宰”当成“真有上帝”,误之深矣。

其次,《儒教是宗教》说:“儒经中那些上帝鬼神信仰,是所有儒者、包括孔子在内的思想和行为的基础。”显是无稽之谈。包括孔子在内的所有儒者的思想行为的基础是仁义道德,而不是上帝鬼神。

在信与不信的问题上,可以肯定说儒家是不信的。

如果上帝鬼神是指灵魂一类的精神实体,而所谓“信”是指信其有还是信其无的问题,则儒家多持“不语”或存而不论的态度,这不可说是完全“相信”的态度。

如果“信”是在信仰的意义上而言,那么儒家更“不信”。

证据就在《儒教是宗教》中。李兄说:“即如《论语》而言,其‘敬鬼神而远之’等几条言论是不少人认定孔子不信鬼神的基本根据。”这里的“等几条”,似乎嫌少?但这几条却是历代儒家不断重复的话,是儒家自己“认定”并恪守不渝的原则。一句顶一万句,犹有不及。

难道“敬而远之”的态度是一种宗教信仰的态度吗?有哪一家宗教信徒会对他们信奉的至上神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呢?纵使对于一种主义,如果敬而远之,恐怕也不能说是信仰这种主义。从上帝们的“自我感觉”而言,哪怕是呵佛骂祖那样的态度也比敬而远之好,因为呵与骂还是信之深、求之切的表现,总比“敬而远之”这样不冷不热地保持距离强一些。

在科学技术还不足以破坏自然,民智初开,全世界都笼罩在鬼神和宗教的迷雾之中的时候,孔子能以非常的胸襟和智慧通权达变,奏响黄钟大吕,用理性之光拨开云雾,照亮在地球的一域,难道不是全人类都值得骄傲的事情吗?我认为,在工具理性席卷全球的今天,世界上很多人未必知道孔子所说的话,但人人语中所无,而意中所有,他们的实际人生践行与孔子提出的宗旨暗合。我敢说,在对待鬼神的认识和态度上,现在世界上大部分人——如果不是绝大部分的话——都是“敬而远之”的。坚持原教旨主义者,深心崇拜鬼神而不疑者已经越来越少了。

“敬鬼神而远之”就是不信、或明确说就是不信仰的意思。朱熹《注》云:“专用力于人道之所宜,而不惑于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又引程子语云:“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远,可谓知(智)矣。”(《雍也注》)可知后儒的理解,对鬼神就是不信且不惑。敬是建立在不信的基础上,不信之“敬”的对象则是抽象的社会秩序和法则、和实实在在的自然活力与生命价值。

儒家之不信还表现在一个理论特点上,那就是在形而上学或认识论的层面,表现出一个“度”。无论儒家提出多少“天”、“帝”、“道”、“理”、“性”、“本体”等玄远概念,但就是保持一定的界限,不像神学理论那样往上再进一步,究出一个外在超越的、与人对立的、属于精神实体性质的、具有确定的神的位格的上帝。《荀子·天论》:“故大巧在所不为,大智在所不虑”,伊川先生说:“释氏之学,更不消对圣人之学比较,要之必不同,便可置之。今穷其说,未必能穷得他,比至穷得,自家已化为释氏矣。”朱熹引吕氏言:“当务所急,不求所难知;力行所知,不惮所难为。”超过限度就是谬误,则翻本为末,为惑、为妄。无论多么玄妙,儒家着力之处只在日用伦常、天地万物和人道之所宜,“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

在中国历史上,曾出现三教合一、至理归一等言论,但这些多出自信仰宗教者之口。欲依傍儒家门户,以张大其势。此等游辞浮谈也为醇儒所不取。

故从儒家主观态度而言,不可谓之信仰上帝鬼神。

李兄认为儒家“知道孔子是人”而“当作神”,故与其他宗教一样。实属不通之至。《儒教是宗教》说:

是的,孔子是人,祭祀的人们也知道孔子是人。但同样正确的是,老子、释迦也都是人。如果耶稣确有其人,那么,耶稣也是人。然而从宗教诞生以来,被当作神的,不仅有天地山川、虫鱼鸟兽,而且最重要的还是人。比如社稷神,社本来就是‘共工氏之子句龙’,而稷神就是周人的始祖弃。把古代的名人祀为神,正是儒教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其他宗教中常见的现象。

这非但不能证明儒学是宗教,恰恰证明儒学不是宗教。如果祭祀者把祭祀对象当作人,那么这祭祀就只是纪念意义的活动,而不是宗教行为。类同今天的追悼、扫墓和纪念等。试问哪一家宗教信徒从理智上认为自己所祭拜的对象是人呢?岂有是理?从信徒们而言,耶稣是“道成肉身”,本就不是人;释迦出现于此世前就是经历了无数劫的“佛”,看看《本生经》之类的佛典就可知道了;至于老子,自从神仙道教把他神化以后,信徒们则只认他为“道德天尊”、“太上老君”等名号的神,再不把他当人看待了。要说祭祀老子、释迦和耶稣的宗教信徒们烧香磕头时,心里清楚所拜者是人,或原本是同自己一样的人而不是神,则大可怪。纵使后来大乘佛教在理论上有惑则佛即众生,悟则众生即佛等说法,作为教主的释迦的神格也摇撼不得半分。

我赞同李申兄的地方在于尊奉孔子的人们确实“知道孔子是人”。考察“正史”,历朝历代虽然把孔子捧得越来越高,但始终没有被彻底神化。如从汉平帝时起,孔子封谥为褒成宣尼公,东汉明帝封为先师,后来则是文圣尼父、邹国公、至圣先师、文宣王、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其间也偶有玄圣、素王之称,而总体来看,基本是将他当作人、主要是当作先师来对待的。所以无论祭祀的规格有多高,只要“知道”他是“人”,就与宗教无涉,更不可能是“宗教中常见的现象”。

李申兄既然知道释迦、耶稣等本是人,就是不信这些宗教的表现。其他人也同理,只要“知道”某教主是人者,必不是信之者。如《二程集》载:问:“今人奉佛,莫是惑否?”曰:“是也。敬佛者必惑,不敬者只是孟浪不信。”又问:“佛当敬否?”曰:“佛亦是胡人之贤者,安可慢也?”(《遗书》卷十八)程子不是佛教徒,所以知道佛是“胡人之贤者”,将他视作人,不慢之敬也是不信者之敬。

对人的崇敬和对神的崇拜含有哲学或学术思想和宗教之分,是儒学与宗教的区别之一。

李申兄混淆人、神之别,故意将尼父与宗教教主并为一谈;蔑师辱圣之心,于此为甚。翻开历史就可知道,那些创生性宗教的教主,从他们创教生涯开始即渲染浓重的怪力乱神色彩,或宣扬天国将至,或自炫真主使者,不以凡人自居,造出许多神迹。释迦虽然显得平实一些,但也有出家之行迹、悟道之玄妙和迟入涅槃之危言耸听;僧俗之别,判然分明。如果不是后世许多神学家为之补苴罅漏、张皇幽眇,竭力进行哲理化的粉饰,其理论在今天恐少有“人道之所宜”。衡之以科学理性,其初起之时,皆可谓之邪教。

比较起来,孔子是一个很切实的人,不说玄妙的话,不以先知先觉自居。他对子路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又说:“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以思,无益,不如学也”;“我有知乎哉,无知也”。从《论语》等记载中可看出他是一位有真性情、有喜怒哀乐、有血有肉的平凡的人;是一位谦虚谨慎、不乏风趣而又忧国忧民的仁厚长者和学问家。

孔子自谓无知,与李兄比,则相形见绌。李兄赠何光沪先生学问“无出其右”之高冠,严重到“目前在中国,在宗教‘学理’上,能够出何光沪之右者,尚未发现。”又公然宣示投桃报李所得“划时代”的“哥白尼革命”之赞语。两大师相互“发现”,留下学坛之千古雅闻。知道哥白尼革命对人类历史起到多大的作用和影响吗?看看网上,按李兄解释也“不过是说……”。真令有识掩口,天下嗟叹!往日只听说盖世无双,今何幸得见“无出其右”与“哥白尼革命”瑜亮双现?可谓上流知耻少,名士鲫鱼多。如果李兄尚且不自以为神,何可诬孔子为神?如果李兄自以为神,而孔子自以为“无知”,仍不能为神。

又见网上有一篇《中国古代国教的逻辑结构和定义》,令人捧腹,实为不可不读之高论。把政治信仰与社会道德混作一谈,社会理想与彼岸世界视同相等,讲得什么乱七八糟的,连概念和判断都弄不清楚,也敢自称“逻辑结构”。譬如乌托邦是一种社会理想,纵使再不现实,与宗教天国也不可同日而语。况儒家的“天下大同”今已稍见之。比比网上那些被李兄斥之为“无名之辈”文章的理论和逻辑,何啻云泥之判!不过平心而论,此文逻辑与《中国儒教史》的逻辑形神俱似,伯仲之间耳。最终可得出美国总统也是“最高祭司”和“教皇”的结论,精彩绝伦,此亦为《中国儒教史》题中应有之义。

尽管先贤教我们“不惑”,但我于此却不能不惑——都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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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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