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z2000.jpg (5663 字节)

我的理论准备和资料准备——答王健君(上)


李申

王健在和陈詠明联手推出的《……学理准备》一文中,提出了“轴心期”理论问题。此后在《对陈詠明“不堪卒读”一文的补充》中,又提出了资料和学理两大问题。本文的目的,主要是回答王健的后两个问题。不过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首先得说一说对于拙著《中国儒教史》的评论,因为这是导致王健等开口的原因。

一 王健对《中国儒教史》的评论的评论

王健在补充一文中说:

1、最初看到《中国儒教史》,我们是有看法的,但碍于同事情面,不便直说。然而, 将儒学论为宗教,这是关系到如何认识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大事;又是二十年前,由任继愈先生首倡此说的一个重要研究个案,考虑其影响所在,因此希望能见到有学术分量和思想见地的评论文章,以保证人文学术研究的健康进行。但是,就我们所读到的文字来看,几乎都是“资料详实”、“论证严谨”之类的赞扬,亦或重复作者对于本书结构的叙述。有见于此,我们才决定开口说话。我们的想法是,第一端正学风……

从王健原文看出,起初她碍于情面,不愿讲话。但她“希望能见到有学术分量和思想见地的评论文章”。可是她没有看到这样的评论,所看到的对《中国儒教史》的评论,“几乎都是“资料详实”、“论证严谨”之类的赞扬”,这才决定开口说话。而其目的是:“第一端正学风……”。

那么,也就是说,那些对拙著“资料详实”、“论证严谨”之类的赞扬,不仅是没有“学术分量”和“思想见地”,而且是“学风不正”了。在这里,我也想借用王健君的一句话,“关心这场讨论的朋友,如有疑问,可以亲自看一下《中国儒教史》,我相信,会自有评判。”

二 对《中国儒教史》的评论

不过说到对拙著的评论,而且这些评论又被认为是学风不正的表现,那我就必须多说两句。为我,也是为曾经评论过拙著或者是还要评论拙著的朋友或素不相识的人们。

王健看到了“资料详实”(按:“详实”似应为“翔实”。对不起,我尽在这低层次上和人纠缠,连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论证严谨”之类就难以忍受,以致决定开口,来端正学风,但实际上,情况比王健所讲要“严重”得多,只是王健君不愿讲罢了。现在由我来做点补充。

对拙著的第一批批评,应该是那五位鉴定委员。拙著在交付鉴定之时,心中是忐忑不安的。当时,在中国大陆地区著文明确赞成儒教是教说的,加我仅有五人。我不想请我的导师参与鉴定,也不想请我的一个在外地的、赞成儒教是教说的师兄弟参与鉴定,谢谦同志写过一篇认为儒教是中国古代国教的文章,然而我至今也不认识他。能够参与鉴定而又表明是赞成儒教是教说的,仅有何光沪教授一人。其他四人,二人是宗教学学者,二人是儒学学者。我不知他们将怎样对待这部书稿。

评语写出来了。记忆最深的,当然是何光沪教授评语开头的一句话:无论从那个角度看问题,《中国儒教史》都是传统文化研究领域的“哥白尼革命”。第二句忘了是谁说的了,大意是:《中国儒教史》是目前“最深刻的一部儒学著作”。这两句话都被某些报刊用白纸黑字发表了出来。时任北师大哲学系主任的周桂钿教授也有两句话,我认为讲得很独到。第一句是:《中国儒教史》为赞成儒教是教说者提供了证据和炮弹,为反对儒教是教说者提供了靶子。第二句是:“我过去不同意儒教是教说,看了李申的书稿,我同意了。”这第二句没有写在评语上,在我看来,这是对我这本书的最高评价。至于“资料翔实”、“论证严密”之类,则是大家一致的意见。这五位委员,除上述二位外,其他三位是:人大张立文教授,本所所长卓新平教授,北大哲学系副主任赵敦华教授。

我知道,鉴定会上,拜年话多。但是,拜年也有个怎么拜法,拜年话也有个怎么说法,说到什么程度?而这几位,不是那种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无名之辈,其学问、学风,即或不是天日昭昭,也是学界熟知的。我不知道王健君说的端正学风是否包括他们几位以及他们对拙著的评论。

书出来了,一些报刊发表了消息。其中有一家报纸和我讨论了“哥白尼革命”问题,认为评价太高。我说这话的意思不过是说,过去大家都说儒教不是教,或者说中国古代无教,现在说儒教是教。就像过去大家都说太阳绕地球转,而哥白尼说地球绕太阳转罢了。这些报刊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化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科学时报》、《中国哲学史》(杂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杂志)等。这些报刊,有大有小,影响面有宽有窄,所发的消息,也是他们认为该发的。有些报刊就发了“哥白尼革命”、“最深刻”之类的评价。至于资料翔实、论证严密,那就所在多有。不知王健君说的学风不正是否包括他们。

第三就是书评。这些年来,出本书,找一个或几个朋友写点书评,几乎是常事。好一点的,介绍一点书的内容,发一发自己的感想,对书做一点实事求是的评价。差一点的,就是吹捧,甚至是为了帮助该书谋个什么奖项之类。王健君说的学风不正,大约指这种状况。只是大约,而且是我认为,如果不对,请王健君指正。大约王健君想,《中国儒教史》的几篇书评,也是这么出来的。

在这里,我说不上是以我之心度王健君之腹,还是以王健君之心度我之腹,无论如何,我需要向王健君、也是向读者,汇报一下关于《中国儒教史》的几篇书评的“出笼”经过。

依我知道的先后顺序,大约首先是武汉大学郭齐勇教授写了一篇书评,说是要在刘东(?)先生办的什么刊物上发。据说这刊物在国际上颇有影响,但出版周期似乎长点。所以在2001年初,我们召开“儒教问题讨论会”时,郭教授把他的书评作为书面发言寄给我,带到了会上。不久前,由于温厉网主之邀,郭教授将他的书评发在了网上。

我认识郭齐勇教授,彼此印象都不错。但是否写书评,怎么写,发在何处,全是郭齐勇教授自己的决定。在他的书评中,也有所谓“资料丰瞻”一类好话。郭齐勇教授的书评是否有“学术分量”和“思想见地”,进而是否学风不正?文章现在还在网上,借用王健君的话,“让读者去评判吧”。

第二篇是张荣明副教授的。张荣明是南开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从《光明日报》上看到了《中国儒教史》的出版消息,来信联系,我寄了书去。不记得过了多久,张荣明来信说,有意为拙著写一篇书评。并且说,他早就写过两部关于中国古代宗教与政治的书。又不知过了多久,我忽然接到《孔子研究》常务副主编王钧林先生的信。说是忽然,因为虽然我研究儒教,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和孔子基金会,和《孔子研究》,都比较疏远。所以当我接到王先生信时,着实感到突然。王先生信不长,大意说他读了拙著某些章节,“收获颇多”,“如您有朋友为之撰写书评,不知可否赐予本刊”。并说这是“不情之请”。王先生是客气话,而我则是十分高兴。这是我虽不敢找朋友吹捧自己,但也未能免俗之所在。于是我把王先生信的意思转告了张荣明教授。张教授同意了,并且和王先生直接联系上,于是他们“拍板成交”。这就是《孔子研究》那篇《儒教研究的里程碑》书评。

这篇文章称拙著是“里程碑”,是否评价过高,是否有“学术份量”和“思想见地”,进而是否是学风不正,也只有请读者去评判了。

第三篇是《世界宗教研究》上的书评,作者是“江秀平”。该文中不仅有所谓“资料翔(不是“详”)实”、“论证严密”一类话,而且对鄙人的“学风”大加赞扬。这篇文章要写,要在《世界宗教研究》上发,我都知道,但唯一不知道的,就是这位江秀平是男士还是女士,并且至今仍然不知。在《宗教研究》上发,也是作者自己联系的。虽然我忝列《世界宗教研究》编委,自己的文章也曾被拒发,更无法要求杂志刊登说我好话的书评。我也借此机会,向江秀平同志表示深深的歉意。我应该对您的书评表示谢意,那怕是送一本书也好。

第四篇是日本井泽耕一的。井泽君是北大陈来教授的学生,因为他的老师三浦国雄先生对鄙人关于“太极图”的考证感兴趣,所以到宗教所来看我,并带来了三浦先生的著作。自然,我也回报了一两本书。后来,井泽说要到外地旅行,我说我的书需要一些照片。旅行回来,井泽君给了我几十张照片,我要付费,井泽君不要。只是希望我在用上书时署上他的名字。然而这一点,竟然也未能做好,这是我深深歉意的。书出来后,我给井泽寄了一套。也不记得过了多长时间,接到井泽的信,说他给我写了一篇书评。这就是日本《东方》杂志上那一篇。

还有一位奥地利朋友,雷立柏,用他的话说,我曾经指导过他的博士论文,他毕业答辩时,我是评委之一。后来他到宗教所跟卓新平教授进修,也说要为拙著撰一书评,在德国某杂志上发。至于如何撰写,发了没有,我现在也不清楚。朋友归朋友,学术是学术。

第五篇书评发于《南方周末》,是李尚英先生写的。我和李尚英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所谓“黄埔一期”的同学,但向无私交,即古人所说的“没有杯酒相接”者。我甚至曾将他的名字写成“李商英”。我在美国,忽然从电子邮件上收到《南方周末》刘磊同志的信,说想为我的《中国儒教史》发个书评,问有没有人写。我说李尚英先生曾经说过,但是我现在美国,没带他的电话号码。刘磊通过社科院找到了李先生。这就是《南方周末》的那篇书评。其间有没有不正之风,该书评是否“学术分量”不足,有没有“思想见地”,也只有让读者去评判了。

只有邢东田和加润国的几篇报道性文字,是我请他们写的。邢东田发表在《文化报》的那篇书评,本来也是篇报道,所以文字很短。关于儒教问题讨论会的那几篇报道,《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化报》、《文史哲》杂志,《世界宗教研究》都登载了,有的篇幅还很长。这些文字,多是加润国和邢东田写的。加润国是宗教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赞成儒教是教说已经不只一年,并在该中心的刊物《宗教与世界》上不只一次发过关于儒教问题的文章。他们是我的朋友,《宗教与世界》之外的那些报道,也是我请他们写的。如果说这是不正之风,他们只好跟着我一起挨王健的板子。不过王健和陈詠明尚且所谓“学学相护”,我多少搞那么一点,也不为过吧。我这么说,不知能否逃过王健“学风不正”这顿打。

鄙人混迹传统文化研究领域,二十有年矣。不敢说友朋如云,多少总还有那么几位。其中颇有几位,是王健君也认识的。在这些书评中,王健君可曾见过他们的影子?我不敢请熟识的朋友写书评,一是因为曾有师训。记得我研究生刚毕业,受一位师兄之命,为我老师的一本书写了篇书评。《光明日报》打好了清样,我也已经校过。有一天,老师问我:有篇书评是您写的吗?我说是的。老师说,熟人之间,不要写书评。这篇书评也就没有发表出来。所以这些年来,我很少写书评。必须写时,也仅限于介绍内容,而把评价交给读者。其二也是有点私心。朋友给我写了,他的书会不会找我?我要朋友写了,朋友下次找我怎么办?如果是情愿,倒还好;若不情愿,岂不双方都为难。强人所难,还够朋友吗?心里有了利害的计较,还能做朋友吗?为了保住友谊,只能牺牲利益。君子之交淡如水,原因在此。

我也知道,如今的学界,有些所谓朋友,您说我,行!我说你,行!你给我写序,我给你写评。你在这个会上吹我,我在那个会上捧你。其中有些情况,王健君也知道、或者是应该知道的。然而却“碍于情面”,一言不发。在训诂问题上,王健君也是如此。某位“学者”,即陈詠明,行;李申,不行。证据呢,就是《孟子》的“事天”。然而王健自己也是中国哲学的研究者,却不愿按照陈詠明说的“重训诂,治考据”,自己动手查一查。所以我很怀疑,王健君之文,对于学风,是能够端正呢,还是可能端歪?

关于书评问题,就先说到这里吧。

三 上帝,上帝

王健君在文章中说:

综观《中国儒教史》,大致比附着犹太教和早期基督宗教的模式,将中国几千年丰富的精神历史,统统装进这个框子内。“豆腐渣”一文将其称为“上帝输入程序”;“严谨学理”认为这是借“上帝之手”,将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平推为“一部上帝鬼神的解说史以及在上帝意志支配下的社会行为史”。

这次王健君是“纵观”了,这个纵观,不知是不是仍然仅仅“大致翻阅”了“有关章节”。不过从她援引“严谨学理”来看,应该是的。因为“严谨学理”就是这样说的。那么,我很怀疑,仅仅“大致”“翻阅”,而且是“有关章节”,就能作出全盘否定的评价,是否有点不太“严谨”?

不过或许人与人不同,一目十行,过目成诵者古已有之。那么,我们还是来看观点吧。

依王健君,拙著是“借上帝之手”,将什么“平推”进某某框架云云。那么,我这样推对吗?不管是平推还是竖推,还是生挤、还是硬拧,这么做的结果对吗?儒教是不是可以装进“犹太教”和“早期基督教”的框子?假如能装进去,不是说明儒教就是宗教吗?假如装不进去,拙著哪些地方装不进去却要硬装,能否指点一二?不作这些工作,仅仅说我装进什么框子,似乎就是不言自明的谬论,不过是唱高调、放空炮而已。

在这里,不管是那篇“豆腐渣”文章,还是那篇“严谨学理”文章,所提的核心问题其实仍然是一个,即中国古代是否信仰着一个上帝?我在第一篇答辩文章中就指出,詠明君(王健君也一样)其实非常清楚拙著要说的根本问题是什么,那就是儒者是信神的,特别是信仰上帝的。如果詠明君,还有王健君,能够证明儒者是不信神的,特别是不信上帝的。那么,我要讲什么“上帝输入”,什么“比附”犹太教才是不言自明的谬论。可是王健君和詠明君一起对我发难,却始终回避这个基本问题,却还要说什么我不回答他们的问题,这又是一种什么学风呢?

在这里,我又要纠正王健君一点低层次的错误。说我把儒教比附犹太教,还说得过去;说比附早期基督教,可就勉强得很。早期基督教是什么样子,我怀疑王健君在这方面的知识。因而她的判断,很可能都是她的耳食之言,也就是听别人说的。因为基督教搞成政教一体,不是早期,而是在欧洲取得相当成就以后的事,并且至今还有个政教一体的组织,那就是梵提冈城国。

这种政教一体的情况,远不限于犹太教。印度教,伊斯兰教、日本神道教,罗马国教,都是、或都曾是这样一种情况。在我看来,这乃是古代各民族宗教的常规。像基督教、佛教那样,在本土无法立足,到他乡去寻求发展,许多情况下不得不在国家之外建立自己宗教组织的情况,是古代宗教发展的特例。这一点,自然可以争论。但认为只要说一句我把儒教和犹太教相比附,似乎就不言自明地证明了我的荒谬,恐怕难以如愿。

我要再次向读者们,也向王健君说,上帝,是中国人的。基督教的一神,不叫上帝。是我们把人家的神叫做上帝。在基督教,许多人并不满意这个称呼。上帝,是中国古代的至上神。这个神,不是佛教的,主要不是道教的,而是儒教的。不是我要把中国“丰富的文化”如何如何,而是要弄清中国传统文化究竟如何。不过这一点,非一言可尽,所以我提供了《中国儒教史》这样的150万字的书。其核心就是要证明,上帝乃是中国古代儒教的至上神,而儒教在古代的意识形态中占据着统治地位(不是全部。佛教文化就不是在上帝的名义下创造的,我也没有这么说过)。在儒者们的意识中,他们修身、治国、平天下,都是在遂行上帝的意志。我希望王健君能够用可靠的材料证明我这些话是荒谬。

四 《中国儒教史》的资料状况

王健君说:

如同任何学术研究一样,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也有自己领域内独特的学术规范和研究方法。从其基本要求来看,一是可靠的资料条件,以保证对象文本的可信性;二是选择适切的学理框架,以阐发研究对象的人文内涵或价值性。研究者可以有不同的问题立场,也可以有不同的解说理路,但都必须遵守起码的“游戏规则”,以保证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和庄严性。这本是常识,无须多言。与“豆腐渣”一文相比,“严谨学理”显得含蓄客气,但观点一样,都意在指明《中国儒教史》基本不具备这两个条件,既没有可靠的资料基础,又没有严谨的学理支持。

唉,且不管王健君的“资料基础”如何。因为依詠明君,治国学是“必需”“重训诂,治考据的”。《中国儒教史》显然是国学,那么,我把争论归结为训诂问题,在王健君看来是层次太低。可是她又赞同詠明君,说我没有读懂《孟子》的“事天”。我曾经呼吁王健君协助詠明君回答这个问题,然而至今也没有见她回答。仅此一事,就可说明她自己的资料基础如何了。其实,她只要顺着詠明君找到的“法天即所以事天”那一句往下再多看两眼,就会发现“圣人事天,犹人臣事君”那句话的。不然,就不会把这句本来是不可靠的资料作为某“学者”(按:即詠明君)的至理名言。

为了别的事,我将《中国儒教史》所运用的资料作了一个统计。依书名号为据,大到如《资治通鉴》、《史记》这样的书,小到一篇短文,都算一种。那么,仅《中国儒教史》所引证的资料,共计1265种。如果网主同意,我可以把它公布出来。

然而,王健君提出的不是资料的丰富,而是“可靠”。这是很耐人寻味的。什么叫“可靠”?王健君指的是版本的优良,还是引文的正确、理解的无误?假如150万言的书,只引用了一条材料,却是可靠的。那么,这书是不是就有了“资料基础”?假如150万言的书,引证了千多种书,数千条材料,有一二或三五条不那么确切,是不是就是“豆腐渣工程”?假如连一条不可靠的也挑不出来,是不是还是“豆腐渣工程”?詠明君正是从可靠与否的角度挑我的硬伤的。结果如何呢?

唔,王健君,你们责人是何其苛!对己是何其宽啊!

我希望王健君能够找出我这1265种材料中,有哪一种是不可靠的。我相信,一定会有的。我恳切地希望王健君批评指正。而不要用似是而非的空话吓唬人。

五 “对象文本”与“适切” 框架

王健君说:

从其基本要求来看,一是可靠的资料条件,以保证对象文本的可信性;二是选择适切的学理框架,以阐发研究对象的人文内涵或价值性。

“基本条件”是可靠的资料“条件”;而这“可靠”的资料条件却为的是保证“对象文本”的“可信性”!那么,谁来保证资料的可靠性呢?如何保证?“对象文本”又是指的什么?鄙人实在才疏学浅,不懂。是不是引证的资料出处的版本要可靠?不得而知。

“选择适切”的学理框架。适切,是不是适当?假如是,适切比适当深刻在何处?假如不是,二者区别何在?鄙人也是不得而知。姑且就算是适当吧,那么,这就要发生争论了。要写《中国儒教史》,单为选择“适切”的框架,以前已经争论了二十年,今后至少还要争论一百年,而且未必争得清。依王健君的指点,我只能什么也不做!

所以对于什么框架,鄙人大不以为然。儒教史是写史,在我看来,你把事实弄清楚了,儒者是不是信上帝,怎么个信法,然后照实写下来就是。编年体也可,纪传体也可,都无所谓。黑猫白猫,弄清了事实就行,要什么框架!在这里,只要事实清楚,爱怎么写就怎么写。

以阐发研究对象的“人文内涵”和“价值性”。什么是“人文内涵”,进而什么是“人文”?王健君,你清楚吗?最近有一本书,叫做《我的人文观》,其争论也非常激烈。您的意见如何呢?而且,既然有“人文内涵”,自然也有其他“非人文”内涵了,这“非人文”“内涵”就可以不管了吗?这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要求吗?我虽然一日长乎王健,却不知人文——社会科学还有这么一个基本要求,真是惭愧得很。

王健还有一个基本要求呢,就是阐发“价值性”。既然有价值性,那就还有其他什么性。这其他的什么性就都不管了吗?这又是哪位国外学者,哪个权威机关,对人文——社会科学提出的基本要求呢?王健君,是否可以告知一二。

我怀疑,这些都是王健君半通不通的杜撰。

在这里,我真心地奉劝学界的某些年轻朋友,说话,写文章,一定先把概念弄清楚,把话说顺。不然的话,就可能像一个学舌不清的小儿,他自己可能认为什么都明白,而且天下第一,但在别人听来,不过是一盆浆糊。

然而不论如何。王健君提出了“严谨学理支持”的问题,我还是耐下心来,向王健君,也向其他朋友,汇报一下我的学理准备状况。

转(下)

 

写信谈感想  到论坛发表评论

相关文章:

清末民初孔教活动及其争论(韩星)

儒学是宗教吗?(蒙培元)

评《经查》(李申)

康有为孔教说述评(韩星)

经查(陈詠明)

回答詠明君(李申)

关于儒教的几个问题(李申)

《中国儒教史》反思:“辞惭枝屈”的宗教易学(论二)──“象”与“卦”的历史性误区(鞠曦)

中国现代文学与宗教文化(李广良)

五教合一说(张晓卫)

《中国儒教史》反思:“辞惭枝屈”的宗教易学(论一)──“没有本义”和“宗教本义”(鞠曦)

儒家思想对中国宗教的作用——兼谈这种作用的世界意义(李兰芬)

儒教是教非教之争的历史起源及启示(韩星)

奉命回答(陈詠明)

利玛窦的《天主实义》与儒学的融合和困境【韩】宋荣培

也请王健君帮助詠明君回答“事天”是不是“事奉上帝”、在这里是谁“不懂训诂”、“没有读懂书”?——并答王健《……补充》一文(李申)(附:宗教本质论纲科学与宗教简论

《中国儒教史》反思:“性与天道”的历史性误判──“训诂注疏”和“广泛参照”的狡辩(鞠曦)

评李申著《中国儒教史》(郭齐勇 龚建平)

敬请陈詠明回答我的主要问题(李申)

对陈詠明“不堪卒读”一文的补充(王健)

《中国儒教史》反思:必须终结的历史──由“科玄论战”到“学教之辨”(鞠曦)

从认真读到不堪卒读(陈詠明)

儒教无鬼论(陈詠明)

当代新儒家对儒学宗教性问题的反思(郭齐勇)

“苍天”、“青天”与“蓝天”——不是谈训诂(多利)

从事天、苍天说起——儒教争论中的训诂问题(上)(下)(李申)

儒教就是宗教——从基督教看儒教(附:补充说明)(张晓卫)

《中国儒教史》反思:违反规则的游戏──由“教主困境”到“教主悖论”(鞠曦)

儒教、政教合一的儒教与儒教徒——一个儒教徒与陈咏明、王健、李申及鞠曦四先生的商榷(多利)

《中国儒教史》反思:宗教“预设”的必然结果──“豆腐渣”之我见(鞠曦)

对儒学是否是宗教争论的几点看法和反思(韩星)

“超越”的困惑:解决儒学与宗教问题之关键(黄玉顺)

王安石新法与天意(李申)

对詠明君回应的回应之四──二程儒学(李申)

对詠明君回应的回应之三──北宋邵雍、苏轼等人的鬼神论(李申)

《中国儒教史》反思:中国文化宗教论──兼与李申先生商榷(鞠曦)

对詠明君回应的回应之二——儒教的上帝观念(李申)

关于挺立儒学宗教性之我见(侯军)

对詠明君回应的回应之一——传教士看儒教和清末儒者对儒教的自我意识(李申)

对李申先生《回应》的回应(陈詠明)

豆腐渣、“严谨学理”说及其相关问题——对王健、陈詠明联手推出的《人文学术研究应有严谨的学理基础……》、《国家级的学术豆腐渣工程……》双文的回应(李申)

人文学术研究应有严谨的学理基础——由《中国儒教史》想到的(王健)

国家级的学术豆腐渣工程——读《中国儒教史》上卷有感(陈詠明)

《中国儒教史》(上、下卷)(李申著)目录(附任继愈先生序作者自序

2001年12月28日

版权声明:凡本站文章,均经作者与相关版权人授权发布。任何网站,媒体如欲转载,必须得到原作者及Confucius2000的许可。本站有权利和义务协助作者维护相关权益。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