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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理论准备和资料准备——答王健君(下)


李申

六 我的学理准备

1 文化大革命中的读书生涯

在某种意义上说,我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学理准备,是在绿林大学里进行的。高中算不上,大学是理工科: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或者说,理工科也没学,因为刚入学就半年当兵,此后又半年“四清”;“四清”未完,就是文化大革命。我的改变人生道路,应该从此时算起。

文化大革命中,自以为也是跟着毛主席干革命,但不久就被关进了“牛棚”。那是一间苏联专家的休息室,从现在的装修标准来看,也是满漂亮的房子。但当时却是关我的临时牢房。

起初,造反派管束很紧,每天不是审问,就是要求写交待材料。自己也懵懵懂懂,不知今夕何夕,更不知明日何日。不久,造反派内部发生了分裂,对我的管束也松了下来。而我被关着无事,就想读书。一位朋友,就是上次参加“儒教问题茶座”的马左书先生,当时是我的同班,从北京给我带回了他父母读的马列著作。我先读《联共(布)党史》,并按照该书所提到的,开始读马列著作。记得当时凡是能找到的都读,其中有一本是《价格和利润》。我不知它是否有用,也读下去。那时候,想不到要写什么《儒教史》,只想弄清我究竟错在哪里。

不久,党中央有了政策,我从“牛棚”里被放了出来。参加运动没有我的份儿,就一头扎进了图书馆。

哈军工的图书馆是个古式建筑,琉璃瓦金碧辉煌。有人说,那是张学良将军的公馆,现在,我怀疑那就是供奉孔老夫子的文庙,因为我们所在的那条街就叫“文庙街”。大约辛亥革命后,孔庙被废,张将军才将它作了公馆。不过这是我的猜测,不足为据。而就在这所古老的建筑里,我如饥似渇地读起了马列。先是《共产党宣言》,后是《哥达纲领批判》,再就是《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等。当时我读这些书,真像用牙齿去啃磐石。然而我要啃,我要从中找到我需要的答案。

读的结果,自然不能全懂,甚至是懂的不如不懂的多,但毕竟还是懂了一些。而最重要的,是我感到思维水平提高了。当运动进一步发展,争论又起的时候,再写起东西来,陡然觉得心中明亮了许多。

不久就开始了武斗。就全国而论,哈尔滨的武斗不算厉害,哈军工的武斗,也不算厉害。但还是有所破坏,许多房间遍地狼籍,书籍散落满地。就在这些要被当作垃圾的书籍中,我找到了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找到了中苏论战的材料,其中苏共的文件是首次见到。这些,都是我们当时感兴趣的问题。对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最深的印象,是该书从生产目的上去定义社会主义经济。对于中方的那些论战材料,我当时极其佩服。现在想来,无论其观点如何,结论怎样,但那思维水平、文字水平,我觉得还是强过苏共。

武斗过后,是一段很长时间的逍遥日子。如果说武斗战火正在燃烧的时候,我还能静下心来读书。在这逍遥的、无所事事的日子里,我反而心中不安得很。并且觉得,我们在运动之初的那些雄心壮志,那些豪言壮语,只能作为奋斗的理想,却难以付诸实践。我自己,包括所有的红卫兵,其实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反倒是足以添乱。适值珍宝岛事件暴发,部队要人。于是我和我的同学们,又应征第二次入伍。用《水浒》上的一句话说,就是要到那边境上一刀一枪,拼出个封妻荫子来。

2 在军队中的读书生涯

然而,天随人愿的情况实在是太少了。在边境是不错,却没有什么一刀一枪,而是一次在扑灭山林火灾的时候被烧成了重伤。在病床上,一躺就是三年。

当我度过几道所谓生死大关,从昏迷中醒来,体力稍有恢复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事,就是读书。当时正值所谓“批陈”,毛主席要全党读马列的六本书。值我所在的分队教导员来看我,我提出了这个要求。没想到,这个要求被拒绝了。理由是,那是让高级干部读的,我呢,只应读“老三篇”。

这在今天,对于许多年轻的读者或许是不可理解的事,但在当时,却是真实的事实。文化大革命中,我亲眼见到有人被批斗时,读马列也是罪行之一,据说是该人要以马列来否定毛泽东思想。我也知道有些教员烧掉了他收藏的马列著作。所以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读马列,也是处于一种半秘密状态。在部队,又在医院,我以为可以读了,然而还是不行。而且当时住在乌兰浩特。在当地书店,也未必能找到这六本书。

后来转院到了沈阳,我托病友在书店旧书摊上买到了六本书。这次我没有请示,而自顾自地读起来。

经过几年的折腾,世事也经历了些,书也读得顺畅多了。《反杜林论》、《唯批》等,这些难读的书,我都读了三至五篇,并且都认真作了笔记。这些笔记,许多至今还保存着。待我出院时,医院对我的评价之一是,读了不少书。

回到部队,还不能参加工作,住在上级部队的门诊部养伤。门诊部靠近政治部,而我,当时也算立了功,政治部的同志不少都知道我。而尤其对我关怀的,是一个叫钟纯安的干事。他对我,不像别人那样客气,但感情朴素而真挚,恰好他又是个图书管理员。然而那个年代,读书不是件受表扬的事,所以图书室的书也疏于整理,架上,地上,随便散落着。我经常去借书,每周一次,每次揹一包,再抱一摞。抱不动,钟干事就帮我抱。招摇过市,很引起一些人反感。为此,门诊部所属的后勤部政委还亲自找我谈话,说我过去立功是因为有实践,今后也要多实践,少理论。我那时,生活难以自理,不知该如何实践去,只好先理论着。

那些书,什么都有。我记得清楚的有凯恩斯的“边际效用论”,大约是为批判用的。有苏联某学者的《人口论》。不是马氏的,其中有说明为什么发达国家人口增长慢,而不发达国家人口增长快。还有《史记》,这是我阅读正史的开始。还有一本《大唐西域记》,没敢读,当时觉得它太枯燥,简直是流水帐。一部《资治通鉴》,放在政治部宣传科。我见到了,但没敢提出要求。那是分册的一种,几十册书,我不知有没有耐性把它读完。

在门诊部休养时,部队办了几期主要由团级干部参加的马列学习班,教材是《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等六本书,辅导材料是解放军政治学院编的。我因为无事,部队领导让我参与些辅导工作。我看到那些材料,心中有了底。对自己的理解有了信心,这也是我读书生涯中得到的第一个成绩。

后来我回到了原部队,仍旧作参谋,读书生涯又中断了。

不久,全国学“小靳庄”,搞什么评法批儒。要评要批,就要知道什么是法,什么是儒。于是,我可以公开的阅读有关书籍。当时部队住的是辽宁第一师范学院的房子,妻子就在学院印刷厂工作,以妻子的名义,使学院的藏书可以不断供给我的需要。在这一时期,我读完了《史记》,又接着读《汉书》,《三国志》等等。王安石是这一时期讨论的重要人物之一,我读了《王荆公年谱考略》及有关资料。依赖这一时期的读古书生涯,不仅使我在研究生入学后古汉语达到“免修”的程度,而且为我以后的研究打下了一点历史学方面的基础。

后来,部队有了自己的营房,我这个内勤参谋也有了单独的屋子。起初我听到“内勤参谋”这个词,还觉得颇为优雅,后来才知道,这不过是说我身体残疾,不能出差,在家看家而已。

我的工作,具体就是管文件,住在保密室。从床上坐起来就是上班,躺下就是下班。上班族所说的“战斗的早晨”一类辛苦,我几乎没有尝过,这也是所谓因祸得福。保密室别人不可以随便进入,给我创造了一个良好的读书环境。部队的图书室也建立起来,经常借书的人很少,我是其中之一。于是,我开始了另一轮拼命读书时期。

在这一时期,我必须提到我们部队的政委常志勇。他是个好读书的人,而且从《马恩选集》开始,系统的、一本一本地往下读。我和他,好像是竞赛似的,也这样读起来。虽然我们的政治处主任对我的读书不以为然,甚至还不断给点指示,要我认真读报纸,而且要圈,要点。而且他身体力行,确实将报上的重要文章又圈又点,但有政委在前,我就有了保护傘。在这一时期,我读了《马恩选集》、《列宁选集》、斯大林的书也读了几本,比如他关于语言学问题的著作。从他这本著作里,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认为语言是没有阶级性的。《资本论》读了两卷,没有读完。

以这些书为基础,我还读了黑格尔的《逻辑学》,费尔巴哈的《基督教本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苏联编的《哲学史》之类。 这一时期的读书生涯,使我初步有了一点哲学基础。也就在这一时期,我还看到了任继愈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四卷本的前三卷,他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我的一生会和他联在一起。因为我那时,不过是部队的一名严重伤残的小参谋而已。最后还有一点要提的是,我通过某种渠道,读到了许多当时所谓的禁书,比如《西行漫记》、《静静的顿河》之类。《红楼梦》,我确实读了不只五遍。

依赖这点基础,使我通过了研究生入学考试,从一个学原子物理的学生,转为一个传统文化和宗教学的研究生。我经常戏称自己这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成佛倒没有,而马列的那些结论,许多也记得不那么准确了。但这一时期的读书对自己思维水平的提高,却终生受益。从研究生入学至今,我很少有机会回到马列著作上来,但我始终认为,我分析、看待问题的基础,始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文化大革命中,马列主义者是一个高不可攀的地位。而这些年来,马列主义者在一些人的眼里,并不是个值得骄傲的称号。但我自认为是个马列主义者。有一次在和一个外国朋友谈话时,我明确地告诉他,我是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认为,在如今所见的各种学说和理论中,我还没有见到比马克思主义更能说明问题的理论。因为我看许多理论,都多停留于现象的描述。他们往往只说明是什么,却说不出为什么。据说是国外某家杂志评选上个千年中最伟大的人物,马克思高居榜首,高于爱因斯坦。对于这个结果,我是高兴的。而且认为是公平、荣耀的。

就在我沉浸于读书的兴趣中的时候,却不知道,我的人生道路就要发生重大转折。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在各项整顿之中,有一项是整军。地方上的整顿搞了半截,因为所谓“右倾翻案风”停了下来。部队的整顿似乎根本就没有进行。粉碎“四人帮”以后,整军开始了。其中一项内容,就是像我这样“严重影响军容”的,要退伍。在我知道这个消息之前,所在部队已经作了多方努力。然而我那时老岳母已近七十,儿子才一岁多点,妻子身体又不好。一家四口,真是老幼病残俱全。地方无人接收。在无奈之际,政委找到了我,说,李申,你退休吧。当时我才三十岁。

经过一年多的苦闷、求索,唯一可以使自己免除退休命运的办法就是考研究生。然而,我的原子物理学本来就没学,只是在复课闹革命时,像读小说一样读了一遍物理学和高等数学,随后也就忘得一干二净,唯一可行的就是考文科。我只想通过考试,使有关部门知道我还懂点古汉语,给我个图书管理员之类的工作,没想到竟被录取。

我考中哲史研究生,其各方面准备都不足,我也没敢指望考上。和我一起进京复试的学子,许多是北大、武大等校的高才,有的教中国哲学都教了几遍,而我,是从报上名的那一天,即1978年3 月31日才开始学习中国哲学,距初试一个月,距复试三个半月。然而那时问的是考试结果如何,虽然也问了我什么时候开始学的,但并未认为我不具备资格。在这可以比较的地方,没有闲话和扯皮的余地。

第二个例子,就是我考高中。我在由初中升高中时,第一次没被录取。其原因,就是我的表哥是右派。但同学们都知道,那年我考了全县第三名。第二年我去报考,仅仅是因为我的一个朋友也要报考而照片不够,找我来要,我才知道可以报考。当时距离考试,只有三天了。而我作为社会青年去考,和应届相比,还少学一门“社会发展史”。朋友给了我一份复习提纲,在他村的一处窑洞中,我一下午背了出来。考试结束,我和另一考生并列全县第一名。在这仅仅比权量力的地方,也没有其他的碎语和流言。在高中阶段,我许多时间用于班长、团支书的工作,但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而且平均在95分左右。其他同学,超过90分的就很少。

第三个例子,是我的外语。我自幼口吃,对外语向无兴趣。我报考任先生的中哲史,基本原因之一,就是这里不考外语,而我自认外语不行。但报名之后,又宣布要考,真使我措手不及。我仅凭着每早读一个小时俄文版的《毛主席语录》,通过了外语考试,71分。作博士生时,原本不考试的,后来也要考。二十三人参加,外语仅有三人过六十分,仅录取12人,大多是没有通过外语关。我通过了。博士将毕业,社科院破格提拔副研。规定我们研究传统文化的,可以古汉语代替外语。然而我认为既然参加考试,就不愿受人照顾,勉强通过。李申在这些事上,没有窝囊过。我考了俄、英两门外语,通过了。

我不是今天要来吹这个牛。我只是想说明,李申手快不错,但决不粗制,也决不滥造。

我考上了研究生,而从此,我就转入了正式的读书生涯。

3 读科学与科学哲学

学习的机会对谁都来自不易,我自己更是深深地感到这一点。而且使我更多一层的,就是我是半路出家的和尚,只有加倍努力,才可补偿。我的硕士论文,题目是《王夫之与老庄哲学》。除去读完了王夫之的书,别无好处可言。毕业后,参加了由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的写作。那时候,提倡写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呼声很高。而这个任务,则落到了我的头上。我说,我的专业是原子物理,实际上并未上课。即使学了,也与中国古代科学,比如中医、丹术不沾边,最好学十年中国科学史再来写。十年不行学三年,反正这样不行。但是这样不行还就得这样。我只好硬着头皮,接下了任务,并且开始读书。

先是读外国的科学史著作,比如丹皮尔的《科学史》,梅森的《科学史》。接着就是中国的各种科学史著作。从李约瑟的,到科学史所编的,还有一些专门史。然后就是一些科学哲学著作,约一二十本,从波普尔到库恩、拉卡托斯,大的书如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这些书所探讨的中心,一是什么是科学,二是科学是如何发展的。除了他们的基本观点,其中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罗素和赖欣巴哈都主张着这样一种科学观,即科学就是确切的知识。他们书中特别精彩的部分,是对他人的批评。那真是有理有据,分析入微。而到他们自己建立体系,却也和别人一样,是漏洞多有。我由此感到破坏易而建设难。还有一点发现,就是在西方,也有人主张,古希腊科学不是近代科学的源头,反而是近代科学的危害。这也使我非常吃惊。

为了明白科学,我还读了伽利略的《对话》,牛顿的《……数学原理》,莱布尼茨的书,名字忘记了;爱因斯坦文集中的文章,也读过几篇。

这些读书活动,使我能够对科学做出自己的定义:科学是历史上发展着的对自然界符合实际的认识。并且做出中国古代有科学的结论。并且至今还能参与科学史界的朋友们对科学精神、科学与人文以及中西科学发展动力等等理论问题的讨论。

当我再次入学读博士学位时,研究生院要求制订培养计划。我的培养计划上,就是二百多本书。当时宗教所的一些同志说,李申你能读得完吗?然而他们不知道,这仅仅是我要读的第一批。而要完成论文,那些仅仅是开始。

这里,我还可以说一件事,就是在我写作博士论文疲乏的时候,就躺下读几篇《聊斋》。重要的篇章,我也不只读了三五遍。在我看来,蒲翁之短篇,就写人状事而言,只能过于莫泊桑、契诃夫,只是由于我们这些后人的无能,国势的不强,使蒲翁之书难在世界文学史上与他人决一高低。甚至梦想,倘天假以年,我将躲到在美国的儿子那里,把《聊斋》用现代汉语改写出来,虽然我知道自己文学准备不足。唔,梦破、梦成,待来日吧。

依赖这些理论准备,在《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卷)》,关于科学和哲学部分我写了十万字,并且完成了我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而且一发而不可收,此后又写了下卷。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又发行第二版,“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观看”。而且若有条件,我还想写一写清代在中西交往时的中国科学与哲学,并且也有许多新的想法。

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作完这些工作,可说是资料、理论两个条件都准备非常不足。但是就作品出版这十多年看,反映还不错。而且由于我写了《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遂应席泽宗院士之邀,参加了由卢嘉锡任总主编、由他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思想卷》的撰写。该书七章,我写前五章。该书现在也已经问世,是非优劣,“让读者评判吧”。

在中国古代有无科学的问题上,我和席泽宗院士是一致的,认为有。还有董光璧先生、李伯聪先生,我们四人在《中国文化报》共同作过一次讨论,认为中国古代有科学。这个讨论曾经受到范岱年先生的质疑,北大年轻而富有才华的刘华杰先生也表示反对,我们已经“交过一两次手”。但都就事论事,无人说对方“没有理论准备呀”之类的话,虽然他们知道我是非专业,客串而已。更无人用什么“豆腐渣”之类的语言。君子与否,由此可见。

由于这些争论,使我想写一部《中国科学史》。这也是受了孔子和司马迁的启发:“发于空言,不如见诸实事之深切著明也。”与其争论中国科学之有无,不如我先画一个样子出来。如周桂钿先生所说,给拥护者提供一些根据和炮弹,给反对者提供一个靶子。

4 读哲学

我的专业,毕竟是哲学,所以读哲学才是我的本行。在这个问题上,我的导师有一句话,说是要弄清中国哲学,就要多读点西方哲学。依照读中国哲学文献的方法,在一个时期里,我也企图从头开始,一本一本,读他五十到一百本西方哲学书。先读了几本西方哲学史。罗素的,梯利的,还有黑格尔的《……讲演录》。然后就是《理想国》、《巴门尼德篇》、《形而上学》……等等。为了读这些书,我认真地读了汪子嵩等先生撰写的《古希腊哲学史》。每读一部,写一篇读书报告,并且请我的师兄批改。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这样的阅读未能持续下去。然而这是我一段美好的回忆,那些被批阅过的报告,我至今还保留着。我自己发誓,在《中国儒教史》写完之后,我要休整一段时间,只读,不写。读,主要是读西方哲学。然而未能如愿。

我读西方哲学,也感慨良多,但从来没敢发表过什么议论。现在想借机发表一点感想,仅仅是一点感想,诸位不可作为我的正式发表的观点看待。

我对西方哲学的总体感受是:他们最初在讨论本体论问题,每个人都在发表着自己的主张。然而这就发生一个问题:你怎么知道那是本体?等到本体问题的争论到了一定程度,这个问题终于提出来了,于是有了怀疑论。怀疑论,首先是怀疑人的认识能力。接下去,应该是对认识论的讨论。然而由于基督教的全面胜利,西方哲学的正常进程被打断了。基督教哲学讨论的仍然是本体论问题,不过不是一般的本体,而是以上帝(GOD)为本体。唯名、唯实之争,也是本体论中之一义。然而当所谓黑暗的中世纪过去之后,认识论的讨论就活跃起来,而怀疑论在康德哲学中也达到了它的极致。黑格尔企图来解决这个问题。在他看来,世界不过是理念的外化。那么,所谓认识,不过是理念自己认识自己,所以用不着怀疑认识的可靠性。

对人的认识能力的讨论,本来是要解决本体论所讨论的问题。然而它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但把问题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进行讨论。

从传统哲学的正常发展看问题,马克思的哲学应是继认识论之后的第三阶段。在马克思看来,认识的正确性问题,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解决。从实践的角度讨论本体和认识问题,未必就能消解以往的争论,但能把这些争论提高到新的层次。然而关于实践问题的讨论,并没有成为此后西方哲学的核心问题。只有南斯拉夫的哲学家们还有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做了专门的讨论,而他们的讨论仍然没有脱离本体论的框架,把实践作为本体。这一点,也影响到了中国当代的哲学。

在西方哲学中,我注意到我们经常引证的赫拉克里特等人的格言,原来仅仅是他们的残篇的个别言论。而苏格拉底的被杀,罪名之一,是无神。荷马,也被认为是渎神的。那么,古希腊时期的主流思想,是不是无神的,我表示怀疑,也希望以后能够看到更多的材料。我欣赏罗素对苏格拉底人格的评价,特别对他那充满文学色彩的描述:“有一个叫苏格拉底的人……”有所感动。如天假以年,我仍要完成我的读书计划,并且特别要读点近当代的西方哲学。

5 读宗教学

在《中国哲学发展史》写到魏晋时期的时候,师兄们曾经设想大家都学点宗教。那时所说的宗教,主要是佛教和道教。我的成绩,就是那篇《魏晋士人对轮回学说的接受》,当时所读的佛教文献,仅仅是《弘明集》之类。到隋唐卷,分配我写道教部分。和当初分配我写哲学与科学一样,对于我,都可说是没有任何理论和资料准备的题目。这次我不再推辞了,我接过了这个题目,并且开始翻阅《道藏》。笔记作了十几本。我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我的前任不过是拿来了几本道书,说说它们的思想,就算完成了一个时代的道教哲学的写作。我认为,这是偷懒的办法。要反映一个时代道教哲学的本貌,应该从这个时代所有的道教文献中加以总结。主编支持了我的想法,于是就写成了今天那个样子。而我从阅读中得出的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结论是:韩愈说的“佛老”之“老”,就是指道教。我的意见也得到了主编任继愈先生的认可,《中国哲学发展史》隋唐卷的道教哲学就是这么写的。进一步,就是一篇关于道教本质的文章。再进一步,就是我的黄老道家即道教的结论。这本书现在出来了。书名为《道教本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亲自看一下。

自然,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儒教问题,这是在宋代卷就要着重写的问题。在这里,理论准备确实是必要的。于是,就像我当时写科学和哲学时读科学哲学及科学史一样,这时,我也找来了宗教史和宗教学的著作来。佛教史有汤友彤先生的,有任继愈先生的。再就是基督教史,杨真的。《宗教史》,有苏联编的两种。宗教学著作,有被尊为宗教学之父的谬勒的几本,此外就是马林诺夫斯基的,施密特的,弗雷泽的等等。大约有十几本。

这些宗教学或称宗教人类学著作给我的第一个收益,就是所谓神,并非都是一尘不染的灵。活生生的动物、植物,还有人,都被人当作过神加以崇拜。第二点就是我发现他们关于早期宗教的材料都是印度、埃及以及开化较晚地区的。而很少中国的材料。即使有,其理解也往往难以正确。于是对他们的结论发生了怀疑。怀疑宗教之父缪勒的所谓“太阳神话论”,也怀疑泰勒的那个“万物有灵论”。

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提高自己在宗教学方面的理论修养,我和宗教所的朋友们组织了一个宗教学沙龙。我想把我的所得贡献给大家,也希望从大家处得到教益。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最省事、也最有效的学习方法。沙龙开展了十几次。其中两次德国的米勒先生也来了,他对有这么一些中国学者认真讨论宗教学问题很感兴趣。他介绍了不少西方宗教学的情况。他说,那些早期宗教学的作者,他们到落后民族那里去调查。不过有人所谓的调查,找的未必就是了解实质情况的人,而该人所说又往往受调查者的干扰和诱导,调查者对这些材料的理解也未必准确。米勒先生的话更增强了我对中国材料的重视。我相信,中国古代文献以及考古发现,由于中国文化的未曾中断,其理解当会相当的准确,对研究早期宗教,当会有特殊重要的价值。

而就在这一时期,《世界宗教研究》主编郑天星同志要开一个宗教学讨论会,要我写一篇关于宗教本质的文章,并限定两千字。我写了,带到了会上。然而和会上的气氛似乎不大相合,然而我还是宣读了自己的论文。不知我的论文怎么会引起了所内某些先生的重视,在第二年召开的全国宗教学会换届大会上,让我在第二天作了个大会发言。我修改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在大会上阅读的时候,还是引起了一定的反响。此后,我又加以整理,就是发表在《哲学研究》上的那篇《宗教本质简论》。

文章发表后,引起了相当反响。我接到的书面的、口头的,都不只三五起。其中就有“佩服得五体投地”、“完全用你的观点”之类的话。我保存着这类信件。倒不是为了别的。当我在外边被人泼了一身脏水,回到家里,这些信件至少可以给我一些安慰。

有了这点理论准备,使得我敢于对当代中国宗教学界的某些权威人士说一声“不”,并且有论文问世。这些事王健君是应该知道的,不多说了。

然而所谓宗教学著作,更准确地说是宗教——人类学著作。它们涉及的,主要是早期人类的宗教状况。要能对宗教有个比较普遍的认识,必须求助于对各个宗教的研究,然后将它们加以比较。我不知国外的比较宗教学是不是这么建立的,在我,也只能按照这个“土”想法开展工作。

为了认识基督教。我读了圣经《新·旧约》,读了奥古斯丁神父的《上帝之城》、《忏悔录》,读了《路德选集》,美国沃尔克教授的《教会史》,刘小枫教授编的《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吕大吉教授的《西方宗教学说史》,因为他送我一本,所以我看了。遗憾的是,我没有读由他主编的《宗教学通论》。何光沪教授的《多元化上帝观》,我听过他的论文答辩,出版后又认真读了他的书。还有赵敦华先生的《基督教哲学……年》,也读得较为认真。

这些书,使我对基督教的情况有了初步了解。而我了解的第一件事,就是基督教的上帝是个无形象的。奥古斯丁神父说,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但上帝并不具有人的形象。这我才注意到,在基督教的教堂里,可以有圣母玛里亚像,有耶稣像,就是没有上帝像。因为上帝是无形象的。第二点,就是伊甸园是在地上的,至少没有理由说它在天上。第三,《旧约》中的上帝是个力量形的上帝。他对人的处罚,不是根据人的德行,而是根据自己的喜怒,而且处罚也太沉重,令人难以接受。后来我看到洪秀全讲,中国圣人和西方圣人都没说天堂地狱,才觉得洪秀全是认真研究了《圣经》的,所说是正确的。第四,就是耶稣所追求的,首先是地上的王国。他所追求的,群众所寄望于他的,就是希望他能像历史上著名的大卫王一样,救民于水火之中。而基督教所追求的,首先也是个现实的天国。

这些对于我来说,都是新鲜的。而由此我才知道,自己由道听途说得来的那点宗教知识,是何等贫乏!

伊斯兰教可读的书汉文书不多,这主要是我们研究不足的缘故。但是我还是读了《古兰经》。读了国内出版的、由金宜久等先生编写的《伊斯兰教史》,吴云贵先生所写的伊斯兰教法学著作等等。在《古兰经》,我觉得其中所说的火狱,不过是人间的酷狱。然而我的朋友不赞成我的意见。我有一个穆斯林朋友,希望什么时候能够向他请教。

在至上神观念中,伊斯兰教比基督教更加彻底。它的安拉,自始就是个无形象、无方所,但全知、全能、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存在。《古兰经》甚至不像《新旧约》,说什么“上帝的灵”。如果说安拉是个灵,似乎也是亵渎。不同宗教的神观念,是多么相近,而又多么相远啊!

研究伊斯兰教的朋友们说,伊斯兰教是个“入世”的宗教。它是政教一体的。它的教法,同时又是世俗法律。宗教,并不是都要把人们带离尘世,让人们脱离生儿育女、男耕女织,一心去上天堂。这是一种极其片面的认识。王健在《……学理准备》一文中曾经说到,如果说儒教是教,怎么解释那大量世俗生活的内容。其实,这根本用不着解释。马林诺夫斯基在谈到原始宗教时就说过,人类什么时候也没有专门依赖求神。只有在他们力所不及的时候才如此。即使在那原始时代,在那人们认为宗教气氛非常浓厚、甚至统治一切的时候,人们还是要种田、打鱼,生儿育女。区别仅仅在于,非宗教的国家中人们认为生儿就是生儿,种田就是种田而已。而信教的人们,则把这本是人们自己的行为说成是上帝的旨意。而我们对儒家认识的错误,也仅仅在于我们只看到了儒者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没有看到他们自认为这是在上帝的意志下进行的。我这样说了,陈詠明说我是要把中国传统文化都打成宗教,因而是“宗教迷狂”,王健说我是要把如此丰富的中国文化纳入什么框架。其爱中华之心可掬。然而作为学者,则不是这么个爱法。如詠明君所说,这里是需要点理性的。

佛教是我们比较了解的宗教。然而为了弄清儒教还有一般宗教的问题,我还是读了点佛经。对于《坛经》、特别是敦煌《坛经》的研究,王健君是清楚的。当我的校本发在《国际汉学》上、作为该期第一篇重要文章发表的时候,王健君传达的、张西平先生对我该文的评价,我至今还言犹在耳。那话是:学问做到这个分上……。现在,《坛经合校》已由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其水平高低,“让读者去评判吧”。其他宗派,则读过《法华经》、《华严经》、《大湼槃经》,还有《楞严经》、《金刚经》等等。十多年前,我曾请杜继文先生为我开了一个书单,惜则未能读完。但是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由于有了季羡林先生的注本,使我能够比较方便地读完一遍。

对原著经典的阅读,也使我感慨不已。过去自认为对佛教的了解,其实也多是第二手材料。是通过人家的了解才了解的,因此,所谓的了解,不过是人家的了解。这种了解也不能说不了解,但毕竟和自己亲自研究不一样。我从这些经典中看到,佛,最通用的称号,乃是“天人师”。在这个问题上,和孔子被称为“至圣先师”,是一样的性质。难怪古人要说释孔均圣。而被缪勒认为是无神的早期佛教,其实在释迦修道过程中,梵天、帝释天都常常变化了形象来考验他。而在佛湼槃之后,帝释天(?)还要取走佛的部分舍利(尸骨)。而所谓“天”,乃是比人高级、住在天上,生命久长、但未能摆脱轮回的存在物。他们其实相当于中国的之神或神仙。说佛教无神,是错误的。而佛教的一切追求,包括佛教哲学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成佛。佛,是比诸天、比梵天等都具有更大神通、而且摆脱了轮回的、“永不退转”的存在,因而是最大的神。可是佛没有被说成是灵,也不是无形象的存在。佛有法身等三身,还能变化为种种形象。这又是和基督教的GOD,伊斯兰教的安拉多么不同的至上神啊。

而且在基督教中,在伊斯兰教中,GOD就是GOD,人永远是人。安拉就是安拉,人无论如何成不了安拉。然而在佛教中,却认为人人可以成佛。对于基督教,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至于道教,我相信,很少有人会注意到,所谓成仙,其实就是到上帝那里做官!然而这是在葛洪《抱朴子内篇》就明确指出的,后来也没有改变。

自然,对于其他宗教,不明白的地方还多。金宜久先生多年前曾经问我:伊斯兰教讲死后与安拉合一,儒教是否也有与天合一的说法,是怎么个合法?记得我当时的回答很不圆满,而对伊斯兰教的与安拉合一,至今也不知其详。但愿以后能补上类似的缺课。

最后,就是儒教问题了。

6 解读儒教

我是1979年在太原市召开的、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哲学史第一次全国性会议上,听到了任先生关于儒教是教的报告的。当时我非常兴奋,觉得这是把中国古代的问题看透了。然而毕竟当时我还是学生,有自己的学业要完成,对于儒教是教非教的问题没有时间研究。后来,我在听何光沪作博士论文答辩时,他特别强调了儒教是教的主张。他的言语不多,但有理有据。而且他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宗教的名称是历史形成的,不是现在我们可以随便起上一个的。何光沪的意见对我影响至深。

其后就是赖永海,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写到,讲儒学不讲儒教,等于砍掉了儒学的头。我认为他的判断也非常精辟。现在的儒学研究状况,事实上就是如此。只看到了儒家讲仁义道德、理气心性,却不知他们是在上帝的名义下讲仁义道德,理气心性。“道之大原出于天”,“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天者理也”。这些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在不少儒学研究者看来,这就是荀子“不为尧存桀亡”的天,就是王充自然的天。然而在这里,是确实需要陈詠明说的“重训诂”的。单从立论上说,我同意陈詠明的这个意见。

我对儒教问题的进一步注意,首先是在研究古代哲学和科学时发现,古代天文学,其实主要是占星。《天官书》、《天文志》,其实是一部占星书。之所以称为《天官书》,是说天上的星星就是上帝的官吏。而天文学家,也就是在古代司天监工作的官员,其基本任务,就是向皇帝报告星象变化,以占卜吉凶。而在国家大祭祀的时候,他们的任务,则是负责安排天上的神位。

我把自己的感受写进了《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说古代天文学,一半是科学,一半是星占。引起了一些反对意见。然而最近江晓原教授出版了《天步真原》,在江教授看来,中国古代没有天文学,而只有“天学”。这是很耐人寻味的。江教授是中国科学史界席泽宗院士的高足,上海交通大学科技史系主任,我们共同注意到古代科学的某些特殊状况。

后来我开始了对儒教问题的研究。从何入手呢?我想到,儒者们认为,他们最重要的事业是制礼作乐,那么,就来看看礼乐是怎么回事吧。

翻开正史《礼志》,其中所载,主要是祀神的规定。而且说明“礼有五经,莫重于祭”。那么,这就是儒者的基本事业吗?孔子所重的、以礼治国的礼,也是如此吗?答案是肯定的。 而把制订这样的礼仪作为基本事业的儒者,又该如何看待他们呢?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往往过多地注意了荀子、王充等几位著名的儒者,把他们当成了古代儒者的代表。且不说对他们的理解也不完全正确,更重要的是,就汉代而言,太学中每年有成千上万名儒者在读和毕业,他们毕业后都干什么了?而他们的思想倾向又是如何呢?

说到儒者,自然不能不说孔子。“敬鬼神而远之”,“不知生,焉知死”几乎成为无神论命题。然而看看朱熹他们的注,则恰恰相反。而朱熹的注,是他以后每一个儒者的必读书。

由此也想到了儒经的地位。在我们的观念中,儒经是历史文献。问题是在儒者的心目中,它们也仅仅是历史文献吗?

在中国古代,不要说儒者,就是一个道士,一个和尚,年幼时读的,也大多是儒经。儒经,和其他一切宗教经典一样,都被认为是绝对真理。儒者们可以对它任意解释,但不能否认其中的真理性。儒者们可以怀疑其中的个别言论,但那里面的上帝鬼神信仰,则没有一个儒者否认过。不仅没有否认,反而是把相信、尊崇和敬畏它们当作自己的德行。

因此,我不仅认真地阅读正史中的《礼志》,还有如《通典》、各朝《会要》这样讲文物制度之书,而且开始读经、读经注,特别是流行的《十三经注疏》。在读这些书之前,我先读了过去钱基伯(?)、周予同等老一代学者的经学著作。我发现,这些经学著作,主要是经学的传授史,而很少涉及经学本身的内容。这是我不能满意的。而要弄清儒教,必须认真读儒经。而对那影响广泛的《论语》、《孟子》、《四书集注》,我还逐字逐句地进行了翻译。在这三本书中,《论语全译》做得最好,《孟子》次之,《四书集注》差一点。这些工作,使我进一步明确了儒教的宗教性质。

回忆过去我撰写中国哲学论著的情形(并且许多人和我那时的状况也差不多),其主要取材是在诸子,很少顾经,也很少顾史,顾史也很少顾及史中的志书,特别是像天文、律历、礼乐等等志书。因而儒学,也被限制在诸子书中。如果不改变这种情况,我们就很难弄清儒学到底是什么,都做了些什么。

所以要弄清儒学面貌,就不能停留于子书,集部,而要读史,特别是史中的礼乐、天文、律历、以及选举、职官等志。因为要研究儒教国家与宗教的关系,就不能不研究它的国家机构,也就是官吏的设置。而官吏的设置,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儒教礼的重要内容,所以《周官》才被称为《周礼》。不研究这一套东西,也难以明白什么是儒学。而儒学的源头是经,所以也不能停留于史子集,更重要的是读经,读经注。那些经中的思想,才是古代儒者的基本观念所在。王健君,在拙著出版之前,有多少人在写作儒学论著时,特别注意了经、史中,特别是史中志书的材料呢?您注意过这些材料吗?

如果您以前没注意,那么,现在不妨试一试,去读一篇天文志,或者礼乐、职官志,看看您三个月能否读通一篇。

而我不仅读通了,而且还有著作。我的那些有关中国科学史的著作,不敢说水平多高,但至少可以和科学史界的朋友平等对话,用一位老朋友的评价就是:我的书没讲外行话。

在宗教学领域,我也有几篇论文。也不敢说有多高的水平,也是达到了没讲外行话的水平,即可以和专事宗教学理论的学者们对话了。香港一家基督教杂志转载了拙作《宗教与科学》,认为这是中国大陆马克思主义者目前关于宗教与科学问题的一篇代表性文献。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在发拙著的同时,发表了一篇“回应”、亦即批判的文章。他们不同意我的主张,但未敢说鄙人在宗教学和科学两方面准备都不够。王健君,您在这方面的修养又如何呢?

说到资料,就再说一件事吧。就是这几年热起来的《周易》研究。由于我考证了太極图的源流,后来又接着考察了河图的源流,“国际易学研究院”院长朱伯崑先生遂支持我把所用的资料编辑出版。这资料包括文字150万,易图4000余幅。它不久也就要出版了。读者“可以亲自看一看”,要找到这些资料,需要多少功夫!然而这在《中国儒教史》中,不过只是几页的篇幅而已!

我在写作《中国古代科学和哲学》时,真是理论和资料都准备不足。然而当时我的几位师兄,也是王健君的几位老师,却非要我写这部分不可。他们都明知道我的准备不足,岂止不足,简直是一点准备都没有,却非要我写。我没有办法,也只好写。其作品自然是有缺点,但似乎不大。所以受到了席泽宗院士的“青睐”,让我参加了由他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思想卷》的撰写,而且七章之中让我写了五章。这书现在已经出版。而我的《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也已经再版。这种无准备的作品的质量如何,“大家去看啊”!

我的《中国儒教史》,仅就写作而言,只有两年时间。如果由一人抄写,每天以五千字计,也要抄300天。在某些人看来,这一定是粗制滥造的玩艺儿。詠明君在他的最后一篇文章中也明确表示了这样的意思。说我日出万言,如何如何。我日出万言的情况极少,一般情况下,每天五千字确是常规。至今为止,我确是著作颇多,而且儒佛道三教均搞,科学哲学都有。在某些人看来,这更可能是不务正业,企图以多取胜了。我也知道,前些年,多者受表扬。这些年,则“多”几乎成了水平不高的代名词。然而,我仍然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是非曲直,毕竟要以书本身的质量为准。而我要向读者说的一句话是,不仅在古代,这些学问是一体的;在现代,它们也是相通的。假如您钻通了,随处都可以成书;钻不通,也会开口就错。而要想通,是非下实功苦功不可。在这里,没有捷径可走。

慧能对五祖说,弟子心中常涌出智慧。这些年来,我也常常觉得有许多话要说,许多书要写。并且常常是手跟不上口,口跟不上心。不是想不出来,而是体力不支,写不动。所以只能自己限制自己。我写出书来,您可以批评我书的错误,但要仅仅因为我写得多就说我的书是什么“豆腐渣”,或者说什么条件不备,那我就要您说出道理来。没有道理,或者道理不对,我是要反击的,并且毫不客气。因为这不仅是我个人的声誉,而且是学术的是非。

七 请教王健君

一 面对儒教是教非教这样一个“对象”(“对象文本”?)您认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学理准备”?为什么?

二 面对儒教是教非教这样一个“对象”(“对象文本”?)您认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资料条件”?

三 面对儒教是教非教这样一个“对象”(“对象文本”?)您认为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学理框架”?为什么?

四 在与《中国儒教史》对象相同或相类的、目前的著作和学者中,请举出一两本“学理准备”、“资料条件”都具备、且所选框架也适当的,以便鄙人向之学习。

八 客气与资格

依王健君说,她对拙著的评价,和陈詠明相比,“比较客气”。然而将她的论述归到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儒教史》的作者不具备写《中国儒教史》的资格!

一陈一王,一说《中国儒教史》是“豆腐渣”,一说作者没有资格写。而这也是学术批评!

我和王健所从事的专业,名字叫“中国哲学史”。哲学源于古希腊,古希腊哲学则是欧洲哲学的源头。古希腊先讲本体论,后来就发生了怀疑论,即怀疑所讲的本体的可靠性。而后来欧洲哲学研究认识论,认识论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要先审查自己的认识能力。王健君判我没有写《中国儒教史》的资格,显然是对我的认识。那么,我似乎也有权利问一句:王健君,您是否也先审查一下自己的认识能力,有什么资格说这样的话?是您的学理准备足?还是您的资料条件备?还是如同詠明君曾经学过训诂一样、学过专业的“学术批评学”,可以对著作者的资格进行鉴定?

就鄙人所知,目前在儒学研究领域,就“资料条件”说,能够超过张岱年、蔡尚思等先生的,鄙人尚未发现。然而张先生主张对儒教说宽容,鄙人也曾将拙著呈张先生指正;蔡先生则引任继愈先生为《中国儒教史》所作之序,申明放弃原来主张,同意儒教是教说,都并未认为任先生的那位弟子不具备写作《中国儒教史》的“资料条件”。王健君,您是凭什么断定鄙人不具备“资料条件”,还是您听某位高人指点,说鄙人不具备“资料条件”呢?

也是就鄙人所知,目前在中国,在宗教“学理”上,能够出何光沪之右者,尚未发现。理由很简单。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是全国宗教学学者最集中的地方,其“出道”也较他处为早。其他院所校系,佛、道、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多有,然专事宗教原理研究者则几无专室。而何曾是该原理室主任。这些年,他也是国内、国外常跑,其学问不单是国内所承认。何未尝指责鄙人不具备什么“学理准备”,而且不仅不如此指责,还盛赞鄙人之作是什么“哥白尼革命”,是对学术的“重大贡献”,是为宗教所“争光”的著作。当然,光沪兄的赞誉不敢担当,但毕竟说明我还有点资格吧。王健君又凭什么说鄙人无资格呢?还是又有高人指点?

孔子云:“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然而狂要有狂的本事,也就是王健君说的各种准备。如果胸无多墨,却要发狂,只能是瞎狂而已。

鄙人诚恳奉告王健君以及和王健君有类似状态者:跻身学界,要敢于发狂,不狂不能进取;但又要脚踏实地,不踏实不能成事。人说女士不宜学哲学,像王健君能够学到如此份上,实属不易。其聪明才智,也足以有为。然而我视王健君,则狂态有余,而踏实不足。其成就者不多,良有以也。不过往者已矣,来者可追,王健君其勉之!

如果要再讲一句,就是再不要轻信陈詠明。他那点“水儿”,唬人而已。

2001/12/26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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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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