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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道与为学——当代儒者的社会功能与角色定位


彭国翔

在传统的社会结构中,由于其官僚、学者和乡绅一体的社会角色,儒者发挥着“在朝则美政,在乡则美风俗”以及“传道、授业、解惑”的功能。但在当代,儒者仿佛只能限于知识分子的圈子。并且,研究儒家学问的知识分子亦并非个个服膺儒学的基本价值观念而堪称儒者。因此,对当代儒者一种颇有代表性的定位是仅将其视为一种知识生产者,其职能只是制造多种知识产品中的一种,以为文化消费之用。这种看法其实也包涵着对当代儒者的某种评价,因为较之传统儒者,当代儒者似乎只保留了“授业”的功能,“解惑”已难保证,“传道”更无从谈起。所谓当代儒学“知识化”的断语,主要也是包涵了这种涵义。而就传统儒学一贯的精神方向而言,若果真如此,则无疑表明了当代儒者角色和功能的退化。

这种对当代儒学的判断,其实首先是以“道”与“学”的范畴相异性以及“为道”与“为学”作为两种不同的取径为其预设的。所谓“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知识系统和道德情操,二者具有不同的品格,而德性的铸就与知识的建立,也的确依赖不同的方式。古人早已看到了这一点,理学中“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的区别、“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差异,正是反映了其中的矛盾与异质性。而就传统儒学一贯的德性优先立场而言,如果对与德性相关的各种问题的探究,异化为一种单纯的知识系统,无法成为人的一种内在精神气质,则此时的“学”便成为一种“不见道”或恰足以障蔽道的东西,也就失去了儒者通常将其理解为“觉”的那种应然意义了。事实上,从价值信仰的角度而言,世界上各大宗教——伦理传统几乎无一例外地面对着同样的问题。应当作为内在价值的东西一旦沦为外在的知识产品,无疑便失去了其源初的意义。就首先作为一种价值信仰系统的儒学来说,这一点自然要常加反省。而传统儒学在其发展史上的种种自我批判,就某一视角来看,显然可以视为一种历代儒者在儒学面临丧失其内在价值的情况下,力图不断摆脱僵化凝固,从而回到其精神生命的过程。就此而言,对当代儒学知识化的评断,不啻是一种颇为严厉的批评。如果当代儒学果真成为一种单纯的知识系统,则无异意味着儒学已不成其为儒学,或至少意味着它失去了其源初的本然涵义。

然而,尽管“为道”与“为学”的差异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若因此便将“道”与“学”打作两橛,认为两者完全难以兼容,则不免既无视于人类历史的经验,又流于理论思考上的僵化与简陋。事实上,历代的儒者们在不同程度上意识到“道”与“学”之间矛盾的同时,也看到了二者的兼容互补。不能成为一种内在精神价值的儒学论说,固然只会是一套外在的知识系统,无法成为实有诸己的深刻体知,而道德理性和道德情感作为一种固有的“隐默之知”(tacit knowledge 借用Michael Polanyi的概念),若无后天学习的不断滋养,也难免隐而不障,难以呈现发用(这在功能上实与不存在无异),至多是以一种“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方式自发地偶尔有所激发而已。康德指出在缺乏理性反省的情况下容易产生“自然的辩证”,所论正是这种情况。而任何价值信仰、宗教——伦理传统,均有其表现为种种文字、言说的知识型态。并且,这种知识型态作为象征其实际指涉的符号系统,就象禅家指月的手指一样,尽管在终极的意义上可能只是方便设施,但却是不可或缺的。古人所谓“读书明理”,进而“以义理养心”,讲得便是这个道理。任何伟大传统也正因此而不能没有其知识型态的理论经典、文献等等。传统的儒者,也几乎无一不是通过对经典的研读、结合实际人生的历练,从而反省到自己内在的价值根源。就此而言,“为道”与“为学”又绝非势若水火,“道”反而须经由“学”的途径,方能获得其充实广大的流通贯注。所谓“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事实上,儒学发展史上最广大与精微的理学阶段,恰恰就是被称之为“道学”的。

认为当代儒学出现知识化倾向,只能“为学”,难以“为道”的持论者们,或许并不以那种“道”、“学”分裂的二元两极观为其立论的最终基础。他们可能会说社会基本结构的根本变化,致使儒者仅限于知识分子群体,这才是当代儒学知识化的最终原因。诚然,社会结构的变化,已使儒者在当代无法扮演“士”那种官僚、学者、乡绅三位一体的角色。但当代那些服膺儒学基本价值观念的儒者们,是否仅限于知识分子群体呢?再者,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儒者,又是否只能作为知识生产者和传播者,而无法承担价值创造与范导的功能呢?最后,知识型态儒学的成长发育,是否又必然要以儒学精神性的萎缩甚至丧失为必要条件呢?

论者指责当代儒学的知识化倾向,或许更多地是针对某些现代儒者相对于传统儒者缺乏足够的践履而言。但就理论本身来说,如果儒学的知识型态与其内在精神价值之间并非一种鱼或熊掌的关系,则当代儒学知识向度的扩展,就不必以儒学精神气质的萎缩或失落为代价。此外,这种指责或多或少也存在着忽略践履方式与形态在不同时空条件下之差异性的问题。就拿儒学知识化这一批评实际所指的现代新儒家们而言,尤其是第一、二代新儒学大师们,假如没有儒家一贯的精神价值为其学问的生命,没有“道”在其人格生命中的贯注与撑持,我们很难想象他们在种种恶劣的环境下如何能够从事艰苦卓绝的文化建设工作。由此可见,统合“道”与“学”而继续“道学”,既有理论上的可能性,亦不乏其实践上的见证人。至于说在与西方文化、宗教、哲学全面相遇这一新时代背景下,儒家学者们采取了更为现代化、思辨性的言说方式,以更为知性的诠释与表达来阐发儒学的精神,本来就是因革损益这一儒家精神在新的时节因缘下的自然表现。我们如果囿于言说与诠表的形式而无法透视到其下跃动的精神气质,则不免误荃蹄为鱼兔。

诚然,传统的儒者形象在当今的社会结构中已然难觅。不过,儒者在当代是否只能退居于少数知识分子群体之中,则是一个值得检讨的问题。历史上,尽管儒者似乎不无一种特定的社会身份,但儒者之为儒者,最为重要的却并不在于那种外在的身份标识。所谓“四民异业而同道”,就是指出,从“业”的角度来看,固然有“士、农、工、商”的不同,似乎儒学只是“士”的专业,但就“道”的角度而言,作为一种价值信仰系统,儒学则可以为各行各业的人们所接受而奉为人生准则。当今社会,情况仍然如此。以儒学研究为职业而并不以之为自己价值观的人有之,不以儒学研究为专业而其人生行为的价值尺度却与儒家思想相合(无论是明合还是暗合),对儒家思想并无太多的理论知识而却有着坚定的基本信念并能身体力行,这样的人亦不乏存在。因此,我们似乎应当在儒者,儒学研究者以及儒家学者这三种类型之间加以分疏。显然,儒者应是以儒家的基本价值为其人生准则的所有人,既包括专门从事儒学研究者,也包括儒学研究以外的其它从业人员。儒学研究者是指在现代社会专业分化前提下,以儒学研究为其职业的人。这些人中既有服膺儒家价值者,又有仅以儒学为专业研究对象,在价值信仰方面别有皈依者。而儒家学者,我们则将其理解为儒者与儒学研究者的交集,他们是既在价值信仰方面服膺儒学,同时又对儒家思想有着深入系统了解和高度理性自觉的那些人。儒者包括儒家学者,儒家学者则是儒者群体的集中代表。当然,我们在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儒者”、“儒家”,主要指的就是儒家学者。由此可见,就广义的儒者而言,儒学作为一种价值信仰系统,是可以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为各行各业的人所接受的。在这个意义上,儒学显然并非一种只能为少数知识分子所掌握的精英文化(elite culture)。

同时,即便我们主要以儒家学者来指代儒者,现代社会的结构又使得儒家学者大多只能在学校、研究机构从事教学研究工作,我们亦不能由此断言儒者只能扮演一种知识生产者和传播者的角色。现在经常有人感叹现行教育体制拙于进行人文教养,只能承担一种传播知识技能以为谋生手段的功能,由此而对古代的书院制充满怀恋。的确,从孔子的“私学”到宋明的“书院”、“讲会”,那种结构下的师生关系更益于“传道”,使作为一种精神价值的儒学通过身教言传而得以薪火相传。但教化的种种外在形式,对于“道学”这种儒学精神价值的传承而言,却并非最终的决定因素。事实上,儒学知识化的问题,绝非随着西方文化的冲击、西式教育的引进才作为结果而出现。可以说,这是一个贯穿儒学发展史始终的问题。就儒学流于全然知识型态来说,这种危险其实莫过于隋唐以来的科举制。科举制将权力等各种资源的配享与儒学的研习直接相连,较之当今的教育制度,更易于将儒学异化为一种谋求富贵的工具。这在历代儒者对科举的批判中随处可见。但即便如此,科举制自隋唐至明清,却并未能将儒学化为一种纯然知识形态的工具理性。在科举制颇为完备的宋明时代,反而涌现了我们耳熟解详且最能体现儒家精神气质的那一大批儒家学者群体。显然,如果儒学作为一种精神价值有其超越性(这种超越性无论在理论还是经验层面都已得到了不断的证实),那么任何现实的结构尽管可以对其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却不可能最终消解它。同样,当代儒者尽管会受到现行教育体制的限制,但儒者尤其儒家学者却不必由此只能成为儒学知识的生产和传播者。即便在西式的教育体制下,年轻一代儒家学者从老一辈儒家学者那里所接受和获得的,也绝非一种仅仅作为纯粹客观知识的儒学。当代儒学数十年发展的事实,已然表明了这一点,而在今后的儒学发展中,也无疑不断会有知行合一的儒家见证人。

正如题目所示,本文的重点和用心,就在于由“为道”与“为学”的辨正关系,引发我们对当代儒者社会功能及角色定位问题的思考。尽管“道”与“学”之间恒久的内在张力,以及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均不足以从根本上扼杀儒学生命的活力,在既定的存在结构中尽性立命,也从来都是儒家超越精神的体现。但同时,对儒学在当今时代由于种种限制所可能引发的异化危险,当代儒者尤其儒家学者又应当保持高度的警惕与自觉。“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只有在深深植根于儒学源头活水而“深契道体”的情况下,儒者方能不为种种制约因素所转,反而充分利用那些既定的条件(转法华而不为法华所转),以道实学,以学彰道,让儒学的精神价值贯注到生活世界的方方面面,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以种种相应的方式去实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价值理想。由此,儒学也才能始终为人类的价值生活,提供一种取用不竭的精神资源。

原载《鹅湖》1999年第9期

2001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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