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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早年学术之变迁与其对佛教态度的转变

 

曾亦

朱子一生学术凡数变,其对佛教的态度前后亦有变。其中缘由固有多端,然其大概不过皆由其道统意识所致。自中唐韩愈以降,至北宋道学诸先生,道统意识愈明确,其排佛亦愈烈。盖就确立吾国之民族精神而言,扫除芜蔓,廓清屋宇,诚所必然。乃至于毫厘之间,皆有以辨焉,勿使千里之谬也。故朱子析理愈精,造道愈深,而其排佛亦不遗余力矣。

一、 三先生之好佛——朱子早年立场

朱子幼从父学,其父韦斋(松)先生亦二程三传。I其父临终时,嘱朱子学于刘白水(勉之)II、刘屏山(子翚)III及胡籍溪IV,而受业于籍溪先生最久。V王白田《年谱》云:

当韦斋疾革时,手自为书,以家事属少傅刘公子羽,而诀于籍溪胡宪原仲、白水刘勉之致中、少傅之弟屏山刘子翚彦冲。且顾谓先生曰:“此三人者,吾友也,学有渊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父事之,而唯其言之听。”韦斋殁,少傅为筑室于其里第之傍,先生遂奉母夫人迁而居焉,乃尊遗训,禀学于三君子之门。VI

案,韦斋卒于绍兴十三年癸亥(1143),时朱子年十四。未几,二刘俱卒,故朱子受业于二刘时日浅,且其时朱子尚幼,故朱子得于籍溪者多。

据《朱子年谱考异》(以下简称《考异》)云,白水、籍溪二先生皆师涪陵谯天授,谯天授尝从程子游,且精易学,盖二先生之闻二程之学以此也。VII又据束景南先生云,文定本居崇安,至绍兴初方移居岳麓之下,而胡刘二族世代同里相好,子弟间相互问学授业,因此,二刘及籍溪受业于文定大致在这段时期。

三先生俱喜佛。朱子自述其早年为学云:

初师屏山、籍溪。籍溪学于文定,又好佛老VIII,以文定之学为论治道则可,而道未至,然于佛老亦未有见。屏山少年能为举业,官莆田,接塔下一僧,能入定数日。后乃见了老,归家读儒书,以为与佛合,故作圣传论。其后屏山先亡,籍溪在,某自见于此道未有所得,乃见延平。(《朱子语类》,以下称《语类》,卷一百四)

此段仅言屏山、籍溪二先生喜佛,而不及于白水。全谢山则直以为三先生“似皆不能不杂于禅”,此言非虚。据束景南先生云,白水、屏山二人均与宗杲有莫大的牵连。

屏山尝向宗杲问禅。绍兴初年,宗杲入闽,同屏山兄弟关系尤密,宗杲曾作《刘子翚像赞》,称其“财色功名,一刀两断。立地成佛,须是这汉。”(《大慧语录》)束景南先生以为屏山为朱子取字“元晦”与宗杲字“昙晦”有关。IX

朱子后来排佛之烈,远较北宋诸贤为甚,然其早年出入三先生之门,当习染有渐。朱子自言其少时尝留心于佛老,盖藉此因缘也。《语类》卷一百四曰:

某十五、六岁时,亦尝留心于禅。

某旧时,亦要无所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

《宋元学案·东发学案》因云:“二程既殁,门人弟子多潜移于禅学而不自知,虽晦庵朱先生初年亦几陷焉。”

又,据嘉庆《崇安县志》卷十《仙释》,朱子当时与崇安禅宗僧侣道谦、园悟来往极为密切,且向道谦请教过“狗子佛性话头未有悟入,愿授一言,警所不逮”的问题(《归元直指集》卷下)。又据宋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三十,刘屏山某次打开朱子的厢子,发现其中仅一本宗杲的语录。

朱子自以其学无所得于三先生,此其固然。X然朱子早年之喜佛则与三先生自有莫大之干系,此殆无疑焉。

二、 李延平之诋佛——朱子对佛教态度之转变

朱子不满于籍溪之学,此殆其师从延平(侗)之因。XI朱子初见延平在绍兴二十三年癸酉(1153)夏,时朱子年二十四。延平受学于罗从彦之门,尽得其所传之奥,同门皆以不及, 据《年谱》云:“沙县邓迪天启尝曰:‘愿中(即延平)如冰壶秋月,莹澈无瑕。’韦斋深以为知言。先生少耳熟焉,至是将赴同安,特往见之。”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对延平的了解,朱子在赴同安任上,专门去拜访了延平。

朱子二见延平,乃在同安归后。朱子问以一贯忠恕之说,《与范直阁第一》:“熹顷至延平,见李愿中丈,问以一贯忠恕之说,与卑意不约而合。”又《与范直阁第三》云:“熹奉亲屏处,山间深僻,亦可观书。又得胡丈来归,朝夕有就正之所,穷约之中,此亦足乐矣。”(《文集》卷三十七)此二书据《年谱》,在二十八年戊寅,朱子二见延平之后。朱子此书尚称延平为李愿中丈,盖其时尚尝师事延平也,然此后始与延平之教相契。至绍兴三十年庚辰冬,朱子第三次见延平时,始正式受学于延平,而其时籍溪尚存。XII

二十八年正月,朱子问延平一贯中恕,稍后朱子之《与范直阁》四书(范直阁系籍溪弟子)及《答吴耕老》(范直阁、吴耕老皆籍溪弟子)论延平之一贯忠恕当在其后。范直阁卒于三十年六月,因此,我们大致可以推测,从二十八年正月朱子初见延平至二十九年这一年多时间里,朱子与籍溪及其门人辨忠恕一贯之说,最终确立了朱子对其与籍溪学说之差异的意识,这段时间的辩论成为次年朱子师事延平之契机。XIII

据束景南先生云,籍溪精《论语》,曾作《论语会义》XIV,而朱子事三先生时所作《论语集解》一书即是模仿此书。此书虽杂糅佛老,然而却成为朱子“由出入佛老到弃佛崇儒并进而走向湖湘学派的思想通道”。XV

道南一系(杨龟山-罗仲素-李延平)学术之要旨在于涵养未发的工夫,即所谓“终日危坐以验夫喜怒哀乐之前气象如何,而求所谓中”。然据《中和旧说序》云:“余早年从延平李先生学,受《中庸》之书,求喜怒哀乐未发之旨。未达,而先生没。”可见,延平之学术对朱子的影响并不是很大。虽然朱子在后来对湖湘学者之察识工夫的批评中,不断强调延平学术的重要性,但其未发学说更多是来自程伊川、吕与叔对中和问题的理解。而且,朱子在更晚地时候,又屡屡强调道南一系工夫有很大的毛病,甚至有堕入释氏的危险。XVI

其实,在朱子师从延平的数年间,真正影响到朱子的是延平辟佛的立场。据洪本年谱云:

初先生学无常师,出入于经传,泛滥于释老者,几十年。年二十四,见延平,洞明道要,顿悟异学之非,尽能掊击其次,由是专精致诚,剖微穷深,昼夜不懈,至忘寝食,而道统之传,始有所归矣。

又据嘉庆《南平县志》卷十八《人物》云:

初见侗,即与论禅。侗正其误曰:“悬空理空,面前事却理会不得。道亦无元妙,只在日用间着实做功夫外领会,便自已见道。”教熹看圣贤言语。熹将圣贤书读了,渐渐有味,顿悟异学之失。乃返朴归约,就平实处为学,于道日进。

又,清人童能灵《子朱子为学次第考》卷一云:

朱子初好禅学,至此延平始教以从日用间做工夫,又教以只看圣贤之书,则其学亦一变矣。

从上所引数条可见,朱子在见延平之前,对佛教的浸淫是很深的,而其得益于延平之处,亦在于其由好佛至辟佛这一态度的转变。

三、 上学、上达工夫之判分与儒释之异——朱子之一贯立场

儒释之异对于儒者来说历来是个极受重视的问题,诸说纷纭,然大抵不过批评佛教之“出世间”的立场及与之相关的一些本体论概念的辨析。而对于从北宋兴起道学运动来说,真正关心是如何成圣的途径,即所谓工夫论问题。我们从朱子的学术经历来看,工夫论(如中和问题)始终是一个中心探讨的问题,不仅他本人由此进入其学术思考,而且朱子与当时学者的讨论也多在这方面。

朱子学术在工夫论上的基本倾向是下学而上达,即主张工夫只是在下学上,至于用力之久,则自有上达之效。我们从朱子对《大学》新本的阐释来看,格物、致知、诚意相当于下学工夫,而正心则相当于上达工夫。朱子以主敬涵养、省察致知为大学入手工夫,其实则是诚意工夫,而又以意不诚则心不可正,乃至于以格致工夫为大段工夫,其余则易事耳,可见,朱子之学,乃诚意而正心,下学而上达。

朱子以为,意不诚,则心不可正,故先须诚意,然后方能正心。然观乎明道《定性》《识仁》二书,则专在正心上用功,XVII久之,自有意诚之效。可见,明道是主张先正心而后诚意,上达而下学。

意者,心之所发。心者,体也;意者,用也。朱子认为,意不正,则心自不可正;而明道则以为,心不正,故意方不正。此二说互为表里,本无有二。然就工夫论而言,则不免有上达与下学之不同:朱子以为唯是诚意,心方可正得;而明道则认为心若可正,意自可诚得。

明道这条上达而下学的工夫后来在湖湘学派那里得到极大的发挥,这便是“先察识而后涵养”的工夫。

察识是是察识仁体,涵养是涵养仁体。前者是上达工夫,后者则是下学工夫。上达是大段工夫,其中本有个下学之效,XVIII然人之习心或有未尽,则加以存养之功。存养不是用力于除外诱(“外诱之不足恶”),而是用力于存养仁体,久之,自有除外诱之效。故明道言存养“未尝致纤毫之力”。然而,此语只是说不用力于除外诱,而不是说不用力于存养,盖存养自有除外诱之效验,何须在此用力?

我们发现,朱子与明道、五峰一系在工夫论上刚好是相对立的:朱子是下学而上达,大段工夫在下学,而上达则是其效验;明道、五峰则主张上达而下学,大段工夫在上达,而下学之效验自在其中。XIX

下学而上达之论,朱子发得甚早。绍兴二十九年己卯,朱子在《答许顺之第三》(《文集》卷三十九,时年三十)即相当明确地表达这样一种看法:

惟密察于区别之中,见其本无二致者,然后上达之事可在其中矣。如吾子之说,是先向上达处坐却,圣人之意正不如是。虽至于尧、舜、孔子之圣,其自处常只在下学处也。上达处不可着工夫,更无依泊处。日用动静语默,无非下学,圣人岂曾离此来?

我们如果对照朱子以后关于这个问题的表述,便可发现,此书所包含的基本观念及其具体表述对于朱子来说都是贯穿始终的。

随着完全转向辟佛的立场,朱子又进一步从两种工夫论的不同来判分儒释之异。XX《文集》卷三十《答汪尚书第三》(隆兴二年甲申)云:

大抵近世言道学者失于太高,读书讲义,率常以径易超绝,不历阶梯为快,而于其间曲折精微正好玩索处,例皆忽略厌弃,以为卑近琐屑,不足留情。以故虽或多闻博识之士,其于天下之义理,亦不能无所未尽。理既未尽,而胸中不能无疑,乃不复反求诸近,顾惑于异端之说,益推而置诸冥漠不可测知之域,兀然终日,味无义之语,以俟其廓然而一悟。殊不知物必格而后明,伦必察而后尽。彼既自谓廓然而一悟者,其于此犹懵然也,则亦何以悟为哉?又况俟之而未必可得,徒使人抱不决之疑,志分气馁,虚度岁月而伥伥耳。曷若致一吾宗,循下学上达之序,口讲心思,躬行力究,宁烦毋略,宁下毋高,宁浅毋深,宁拙毋巧,从容潜玩,存久渐明,众理洞然,次第无隐,然后知夫大中至正之极、天理人事之全无不在是,初无迥然超绝,不可及者。而几微之间,毫厘毕察,酬酢之际,体用浑然,虽或使之任至重而处所难,亦沛然行其所无事而已矣,又何疑之不决而气之不完哉?

汪尚书应辰素好佛,故朱子此处“下学上达”之论即就此而发。隆兴二年,朱子初见张南轩,故此时朱子对湖湘之学的了解是很有限的,因此,他对佛教的这种批评可能来自延平。XXI随后朱子进入了一个推崇湖湘之学的时期,不过,此时他却将湖湘的察识工夫看作是下学工夫, 这与他后来的判断是完全不同的。XXII

他在另一封信《答汪尚书第七》(乾道八年壬辰)则明确将禅家的工夫称作“上达而下学”,并将之与“下学而上达”工夫对立起来:

窃观来意,似以为先有见处,乃能造夫平易,此则又似禅家之说,熹有所不能无疑也。圣门之教,下学上达,自平易处讲究讨论,积虑潜心,优柔厌饫,久而渐有得焉,则日见其高深远大而不可穷矣。程夫子所谓“善学者求言必自近,易于近者非知言者也”,亦谓此耳。今日此事,非言语臆度所及,必先有见,然后有以造夫平易,则是欲先上达而后下学,譬之是犹先察秋毫而后睹山岳,先举万石而后胜匹雏也。夫道固有非言语臆度所及者,然非颜曾以上几于化者不能与也。今日为学用力之初,正当学问思辨而力行之,乃可以变化气质而入于道,顾乃先自禁切,不学不思,以坐待其无故忽然而有见,无乃溺心于无用之地,玩岁愒日,而卒不见其成功乎!就使侥幸于恍惚之间,亦与天理人心叙秩命讨之实,了无交涉,其所自谓有得者,适足为自私自利之资而已。此则释氏之祸,横流稽天而不可遏者。有志之士,所以隐忧浩叹而欲火其书也。

又,《答廖子晦第一》(《文集》卷四十五,淳熙元年甲午)云:

圣门之学,下学而上达,至于穷神知化,亦不过德盛仁熟而自至耳。若如释氏理须顿悟,不假渐修之云,则是上达而下学也,其与圣学亦不同矣。

然而,朱子随着其思想的转变,开始意识到湖湘之学亦是主张上达而下学。《文集》卷四十二《答石子重书》(乾道四年戊子)云:

钦夫见处卓然,不可及,从游之久,反复开益为多,但其天资明敏,从初不历阶级而得之,故今日语人亦多失之大高。湘中学子从之游者遂一例学为虚谈,其流弊亦将有害。比来颇觉此病矣,别后当有捄之,然从游之士亦自绝难得朴实理会者,可见此道之难也。胡氏子弟及它门人亦有语此者,然皆无实得,拈槌竖拂,几如说禅矣,与文定合下门庭大段相反,更无商量处。……下学处须是审察见得后,便泰然行将去此,有始终之异耳。

此时朱子尚未提出“中和新说”,但对湖湘学者这种重上达的工夫已经有所不满,并将之与禅家等同起来。

《文集》卷五十三《答胡季随十四》(绍熙五年,甲寅)对五峰季子胡季随的为学工夫更是由此进行了批评:

不要思想准拟融释洒落底功效判着,且做三五年辛苦不快活底功夫,久远须自有得力处,所谓“先难而后获”也。“洒落”两字,本是黄大史语,后来延平先生拈出亦是且要学者识个深造自得底气象,以自考其所得之浅深。不谓不一再传而其弊乃至于此,此古之圣贤所以只教人于下学处用力,至于此等则未之尝言也。

朱子批评上达而下学的工夫是禅宗的工夫,这个说法是不错的。然而禅宗工夫本有南北、顿渐之不同,朱子攻南宗之上达而下学,则不免视北宗之下学而上达为“圣门之教”,这在逻辑上则似有未当。

盖儒释之别本不在工夫上,释氏以根器之不同而立法,而儒门又如何不可因材质之或异而施教呢?至王阳明,则明确主张教法因人而异,即有所谓利根人之教,亦有钝根人之教。

阳明之“致良知”专在克除意念之私上用功,本属下学工夫。然而,阳明晚年,开始承认有所谓利根之学,如“天泉证道”时即对这两种教法说得极明白:

“利根之人,直从本原上悟入,人心本体原是明莹无滞的,原是个未发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体,即是功夫,人己内外一齐俱透了。其次不免有习心在,本体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实落为善去恶,功夫熟后,渣滓去得尽时,本体亦明尽了。汝中之见,是我这里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见,是我这里为其次立法的。二君相取为用,则中人上下皆可引入于道。若各执一边,跟前便有失人,便于道体各有未尽。”既而曰:“已后与朋友讲学,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只依我这话头随人指点,自没病痛,此原是彻上彻下功夫。利根之人,世亦难遇。本体功夫一悟尽透,此颜子、明道所不敢承当,岂可轻易望人。人有习心,不教他在良知上实用为善去恶功夫,只去悬空想个本体,一切事为俱不着实,不过养成一个虚寂。此个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说破。”(《传习录》卷下)

这一段话明确指出了“致良知”只是接引钝根人的工夫,而在此之外,尚有一种利根人的工夫,是直接从本体上入手。所谓“一悟本体,即是工夫”,即是上达而下学的意思,或者说,若能上达,则下学之效自在其中。

因此,一旦从工夫论上判分道学源流,自当区分开利根之学与钝根之学:自明道、上蔡以至五峰,属于利根之学,其教法主张上达而上学;自伊川、朱子至阳明,则属钝根之学,其教法主张下学而上达。

可见,朱子区别开下学而上达与上达而下学两种工夫论是极其重要的。然而历来学术界对此重视不多,更不用说由此去梳理整个道学之源流。而另一方面,朱子以此判分儒释之异却似未尽当。因为正是因为学者之根器不同,所以入圣之序亦当有不同,即体现为两种工夫论的不同,这本是自然之理。因此,不论是对于佛门而是儒门,内部都包含有这两种不同的入道之序。

然而,朱子这样一种判分却是始终一贯的。这样一种立场在朱子与当时学者的学术争论中不时体现出来,即将儒门内部的另一种工夫论摒斥为释氏之学。

注释:

I 据王白田懋宏《朱子年谱》(以下简称《年谱》)云:“初韦斋师事罗豫章,与李延平为同门友,闻杨龟山所传伊洛之学,独是古先圣贤不传之遗意,于是益自刻厉,痛刮浮华,以趋本实。日诵《大学》《中庸》之书,以用力于致知诚意之地,自谓卞急害道,因取古人佩韦之义,名其斋曰韦斋,以自警焉。”《文集》卷八十九之《皇考吏部府君行状》云:“又得浦城萧公顗子庄,剑浦罗公从彦仲素,而与之游,则闻龟山杨氏所传河洛之学。”卷三十七《与范直阁第一》云:“先子与之游,数十年道谊之契甚深。”《延平行状》亦云:“先考吏部府君,亦从罗公同学,与先生为同门友。”

II 《刘胡诸儒学案》云:刘勉之,字致中,崇安人,人称白水先生。妻朱子以女。

III 《刘胡诸儒学案》云:刘子翚,字彦冲,崇安人,学者称屏山先生。待朱子最亲厚。侄刘共父珙,尝帅湖南,与朱子、南轩为友。有《屏山全集》20卷。

IV 《宋元学案·刘胡诸儒学案》云:胡宪,字原仲,福建崇安人,文定从父兄子。从文定学,即会悟程氏之学。籍溪,先生之所居,而以自号者也。又据《五夫子里志》,卒年七十七。着有《论语合义》、《南华真经》及《子谕》。

V 据《年谱》,屏山卒于绍兴十七年丁卯(1147),白水卒于十九年乙巳(1149),而籍溪至三十二年壬午方卒(1162)。

VI 《文集》中朱子所作之屏山、白水二先生墓表所说大致如是。

VII 《年谱》以为二先生由谯天授而尽闻伊洛之学,疑非。《籍溪胡先生行状》则云:“稍长,从文定公学,始闻河南程氏之说。寻以乡贡入太学,会元佑学有禁,乃独与乡人白水刘君致中阴诵而窃讲焉。既又学《易》于涪陵处士谯公天授。”(《文集》卷九十七)《语类》卷一百四则径曰:“籍溪学于文定”。《学案》则兼采二说,且以二先生为谯氏门人。盖籍溪初由文定而闻伊洛之学,继而学《易》于谯天授。可见,二先生只是学《易》于谯天授,未必由之尽闻伊洛之学,盖另有所受也。

VIII 五峰曾有书批评籍溪之尊信释氏,见《胡宏集》之《与原仲兄书二首》。

IX 据《屏山字词》云:“冠而钦名,粤惟古制,朱氏子熹,幼而腾异,友朋尚焉,请祝以字。字以元晦,表名之义:木晦于根,春荣一作容。晔敷;人晦于身,神明内腴。”

X 《考异》云:“按韦斋遗命禀学三君子,而朱子师事屏山为举业,于白水籍溪,盖以父执事之。白水妻以女,不详何时,未几而卒。事籍溪最久,皆称胡丈,不称先生。至为三君子墓表行状,则皆自称门人,盖以韦斋之命也。”盖朱子师屏山为学业,而以父执事白水、籍溪,当是朱子学于三先生之门时,本未曾以师礼事之也。

XI 《语类》卷一百一云:“胡籍溪人物好,沈静谨严,只是讲学不透。”又,《语类》卷一百四云:“其后屏山先亡,籍溪在,某自见于此道未有所得,乃见延平。”可见,朱子对籍溪学说的不满是其改宗延平最主要的原因。

XII 《考异》以为朱子正式师从延平的时间乃在绍兴三十年(而束景南先生以为朱子师延平当在绍兴二十八年)。盖前此虽数见延平,然于延平之学不能无疑,《语类》卷一百四云:“始见李先生,与他说,李先生只说不是。某却倒疑李先生理会此未得,再三质问。”《宋元学案·北山四先生学案》云:“昔文公初登延平之门,务为笼侗宏阔之言,好同而恶异,喜大而耻小。延平皆不之许,既而言曰: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而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患者分殊耳。朱子感其言,故其精察妙契,着书立言,莫不由此。”

  嘉庆《南平县志》卷十八《人物》谓朱子凡三见延平:“戊寅春,熹见侗于延平。庚辰冬,又见侗于延平,寓舍旁西林院者阅月。壬午春,迎谒侗于建安,遂与俱归延平,复寓西林数月。”未言及癸酉见延平事。

XIII 朱子《与范直阁第一》云:“李丈独深得其阃奥,经学纯明,涵养精粹,延平士人甚尊事之,请以为郡学正。虽不复应举,而温谦悫厚,人与之处,久而不见其涯,郁然君子人也。先子与之游数十年,道谊之契甚深。”此书在二十八年戊寅,可见此时朱子对延平之推崇。

XIV 朱子《答魏元履第一》(《文集》卷三十九)云:“有胡丈《会义》初本否?二先生说《论语》处皆在其中矣。大抵只看二先生及其门人数家之说,足矣。《会义》中如王元泽、二苏、宋咸,杂说甚多,未须看,徒乱人耳。”(《文集》卷三十九)

XV 湖湘学者极重《论语》,五峰年十五即自为《论语说》,可见这种做法本系家学渊源。然而籍溪学术与五峰之学极不同,据《五夫子里志》云:“既学易于焦(当为谯)定,久未有得。定曰:‘必为物溃,故不能有见,惟学乃可顺耳。’乃叹曰:‘非克己工夫耶!’自是一意下学,不求人知。”籍溪专以下学之克己为工夫,此与五峰以上达为工夫绝不同,观籍溪“沉静谨严”之气象亦可知矣。故朱子后来之学术反近乎籍溪,故束说似与此不合。

XVI 参见《年谱》淳熙十五年所引《语类》诸条。

XVII 《大学》言有所忿懥、恐惧、好乐、忧患则心不正,而明道则云“人之情,易发而难制者,惟怒为甚”,故以制怒为定性之门径,可知明道之定性(定心)即《大学》之正心也。

XVIII 明道云:“第能于怒时遽忘其怒而观理之是非,亦可见外诱之不足恶,而于道亦思过半矣”,忘怒即是定性,此为上达,而定性自有忘怒之效,则下学之功亦在其中矣。如此,大段工夫尽矣,故明道以为上达则工夫已“过半矣”。

XIX 学术界一贯以程朱、陆王两系判分道学源流,这种判分既有本体论上的考虑,又与两系在工夫论上的分歧相吻合。牟宗三先生则在两系之外,别立明道、湖湘、蕺山为一系。牟先生虽颇叙及三系在工夫上的不同,然此种判分毕竟是从本体论上的心性关系立说,于发明中国思想中之“体用不二”之旨极是有功,唯其使道学各派势成水火,不相调合,至于判伊川、朱子为“别子为宗”,其过亦甚矣。诸贤上以明道,下以教民,其宗旨非有二也,至于因人之材质各异,其教法自是不同,于是有“下学而上达”之教,亦有“上达而下学”之教。此自是理之自然耳,则诸贤在工夫论上虽立说各异,亦不妨其皆为道学一脉,至于本体论上之不同,则是诸贤施教之方便耳,实在不必过多计较。

XX 据《文集》卷四十三《答李伯谏第一》,明道有云“释氏惟务上达而无下学”,此语可以看作从工夫论上判分儒释之异的先声。然从我们前面对明道“识仁”工夫的辨析来看,明道此语未必有朱子所说之义。

XXI 不过,这种影响也许来自胡籍溪。《朱子文集》卷九十七,《籍溪行状》云:“(籍溪先生)于是喟然叹曰:‘所谓学者,非克己功夫也耶!’自是一意下学,不求人知。”籍溪虽好佛,工夫却重下学。

XXII 如乾道三年朱子《答何叔京书》就这样写道:“因其良心发见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则是做工夫底本领。本领既立,自然下学而上达矣。若不察于良心发见处,即渺渺茫茫,恐无下手处也。”

      原刊于《戒幢佛学》第一卷(200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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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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