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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儒家之道(一)


杜维明 著  彭国翔 译

译者按:本文原为杜维明先生为Arvind Sharma所编Our Religions一书撰写的第3章,笔者译出后收入杜维明:《东亚价值与多元现代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作为该书下部。

关于耶稣基督“别人打你左脸,你把右脸也给他”的劝诫,具有某种在伦理上激励人心的东西:它诉诸于我们许多人略具谦卑特征的理想主义。我们相信,较之单纯报复性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种单方面的利他主义象征着一种更高的德性。不过,另外一种可能的回应方式或许会让人感到惊奇。这种回应方式在崇高性方面并不逊色,它以高尚的实用主义而非单纯的理想主义为其特征。当孔子被问到:“以德报怨,何如?”他回答说:“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1]对我们来说,可能更容易引起兴趣的是孟子所提倡的伦理准则:“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2]现在,我们就开始研究一种伦理—宗教传统,她是如此细致地将道德焦点从抽象的法则转换到生活的种种现实,并挑战着我们在伦理和宗教的比较研究中许多熟悉的范畴。 

一、界定儒家的精神性 

我们是孤立的个体吗?或者说,我们是否作为人际关系的一个中心在生活吗?道德的自我认识对于人的成长是必要的吗?在其成员中没有发展一种基本的义务和责任感,任何社会能够繁荣或持续吗?我们的多元社会是否应当深思熟虑地培养共享的种种价值和一种人类理解的共同基础呢?当我们在现实中逐渐意识到地球的脆弱性,并作为一个“受到危及的物种”而越来越小心翼翼地对待我们自己的命运时,我们应该询问什么批判性的精神问题呢?

儒家传统的根本关怀就是学习成为人。关键不在于那与自然和天道相对反的人,而是那寻求与自然和谐以及与天道相感应的人。诚然,在儒家的视界中,学习成人使得一种深广的过程成为必要,该过程承认限定人类境况的所有存在方式的相互关联性。通过一种包括家庭、社群、国家、世界和超越界的曾曾扩展的关系网落,儒家寻求在其无所不包的整全中实现人性。这种包容涵育的过程有助于深化我们的自我认识,同时,通过不断的努力,使我们身心健康灵敏、精神纯洁闪光。修身本身是一个目的,并且,它的基本目标也是自我实现。

儒家人文主义的一个明确特征是:在我们人类境况的创造性转化中,信仰是作为对天道的一种集体式行为和对话性回应。这涉及到人性的四个向度,包括自我、社群、自然和天道的有机整合。有关儒家精神性的探索必须将以下方面考虑在内:作为创造性转化的自我,作为人类繁荣必要工具的社群,作为为我们生活方式提供适当家园的自然,以及作为终极性自我实现之根源的天道。

作为创造性转化的自我

孔子讲得很明确,学是为己而非为人。[3]表面看来,这似乎隐含着一种根本不同于在儒家伦理中那种群体至上的习常之见,但是,儒家坚持学者为己是基于如下的确信之上的:修身本身是一种目的而非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那些服膺为己之学的人能够为了自我实现而创造各种内在的资源,这对于那些将修身仅仅作为为了诸如社会进步和政治成功等外在目标之工具的人来说,则是不可想象的。尽管我们有责任承担社会责任和政治参与,却是作为根基的修身使我们在生活世界中获得了可靠的基础,我们的生活世界则使我们能够作为独立的道德力量而不仅仅是权力关系游戏中的走卒来参与社会和政治。如果我们不认真严肃地对待自我实现的问题,我们就会易于被全然外在于我们内在资源和个人价值感的权力与财富所限定。

对儒家而言,个人价值感至关重要,因为他们发自内在的改善世界的信守驱使他们将现状作为他们精神之旅的出发点。假如他们不认同学习基本上是为了自我完善这一命题,服务于社会的要求就会暗中破坏本身作为崇高目标的修身的完整性。因此,作为一种人格塑造,学就是为了自我实现。如此理解的自我是一个关涉于不断转化的开放系统,它决非一个静态的结构。作为一种抽象实体、孤离于世界的自我的理念,是和儒家作为一个开放、动态和转化过程的自我截然相对的。

为了自我实现,植根于个人价值的儒家自我寻求产生其内在的资源。作为修身之结果的自我转化,则表明了一种自我实现的过程。不过,既然缺乏与外在世界沟通的自我的理念相异于儒家传统,儒家的自我转化便不采取仅仅寻求自身内在精神性的形式。毋宁说,在儒家看来,真正的自我转化包含从累积的象征传统(文化)、社会的同情共鸣、自然的生命能量以及天道的创造力中去发掘精神的资源。

作为人类繁荣必要工具的社群

儒家精神取向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这样一种观点:人类社群是我们寻求自我实现的有机组成部分。摆脱作为我们救赎之先决条件的包括种族、性别、语言、国土和其它难以消除的生活现实在内的我们的原初纽带,这种理念在儒家传统中甚至也不是一种被拒绝的可能性。不过,儒家深刻地觉察到:我们被镶嵌在这个世界,我们的精神之旅必须从此时此地的家园开始。虽然这种镶嵌感会对我们在精神性自我转化中所实际展望的可能性范围施加一种结构的限制,但却无法阻止我们塑造最适合我们人类条件的生活方式。儒家有关从家园开始我们精神之旅的建议,基于这样一种强烈的信念:我们的自我在经验和实践上是各种关系的一个中心,而远不是一个孤立绝缘的个体。作为各种关系的中心,自我经常进入到与人类各种变化形式的沟通之中。对于我们的自我实现,他者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我们很少会在孤立绝缘的状态下进行修身。正是通过不断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我们才逐渐学会欣赏作为一种转化过程的自我观念。诚然,我们的情感、思想和理念不必是我们的私有财产。尽管这些东西具有强烈的个人性,但作为共享之物,它们常常被更好地想起。分享的愿望使我们能够产生能动性的互换过程,首先是同我们的家人,随后是我们的相邻社群,然后是超越界。[4]

这一拓展的过程集中于儒家的修身。作为儒家经典的公开陈述,《大学》有云: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5]

这一陈述提示了一种不仅是拓展而且是深化的过程。社群“体现”(embodied)于我们的自我转化中这种方式,隐含着在一种包容过程和透彻觉解之间的连续互动。这里的预设是:我们越是能够拓展自己去包容他人,我们就越是能够深化我们的自我觉解;我们在深化自我觉解上的坚守固执,为我们与一种不断扩展的人际网络之间进行富有成果的互动提供了基础。

作为家园的自然

严格而论,儒家关于人类繁荣的理念并非人类学意义上的,也显然不是以人类为中心的。人不是万物的尺度。这样一种理念使得儒家给人以地域性的感觉。对人性而言,恰当的尺度既是宇宙论(cosmological)意义的,也是人类学(anthropological)意义的,它委实是“天人合一的”(anthropocosmic)。在事物的序列中,自然不仅为生命提供资粮,还为遭遇的生活提供灵感。自然的过程,包括昼夜的交替与四季的变迁,所隐含的是持续转化模式中的一种训诫:有序、平衡与和谐。

人类文明在时间过程中经受了诸如洪水和飓风那样的自然灾害,但是,除了生存的艰辛之外,儒家发现,对于我们的生存来说,自然又是一个好客的环境。儒家庆幸得到“天时地利”以及有益健康的“风水”的庇佑。由于其慷慨宏大,自然受到人们的尊敬。她的令人敬畏的临在,使我们能够欣赏我们“家园”的富饶与圣洁: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测,鼋 蛟龙鱼鳖生焉,货财殖焉。[6] 

这种将自然作为家园的感受使得儒家能够在平常的人类生存中发现终极性的意义,培养一种准则化的、平衡与和谐的生活方式,并将许多其它宗教所指示的东西当作既是“平凡”(secular)又是“神圣”(sacred)的。[7]

作为终极自我转化根源的天道

虽然在儒家的象征主义中,缺乏象作为“全然他者”(wholly other)的概念化的上帝那样的超越者,但是作为道德创造、生命意义以及终极自我转化之根源的天道,却构成贯穿儒家传统的显著特征。在这个意义上,所有主要的儒学思想家都具有深刻的宗教性。当然,他们具有宗教性的方式显然不同于在象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那样组织化宗教中所表现的形式,但是,他们对生命的崇敬、对工作的信守,以及对终极自我转化的奉献,却是基于在情感的强烈和目标的严肃上可堪与世界任何伟大宗教相比肩的一种感召(calling)之上的。

儒家的感召预设了天道即使不是无所不能的,也是无所不知和无所不在的。我们此时此地作为人所作的一切,对我们自己、对我们的人类社群、对自然以及对天道,都有其内在的涵义。我们无须离开此时此地来分享天道,但是,既然天道不远人,与我们普通的日常生存不相脱离,我们在自己家园限定范围内的所作所为,就不但具有人类学的意义,而且具有宇宙论的意义。如果我们妥善地培养我们的人道,我们就决不会偏离天道。诚然,当我们学习欣赏普通日常生存的丰富性时,我们就会明了,生命的最大神秘,就内在于我们寻常的生活经验之中,似乎天道的密码就镶嵌在人道之中。

不过,我们内在的那种经由个人经验而来的与超越者的有机关联,在使我们意识到自我力量的同时,也使我们意识到自己的限制。因为,我们承担着通过我们人类谦退的努力而实现天道的令人敬畏的责任。人性最深层的意义在其作为自然守护者和宇宙共同创造者的真实展现之中: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8]

在天地转化和养育的过程中,是人类的可能性加以协助;是真实的人性与天地构成了三位一体;并且,是我们道德律令对天道感召的回应,成为自然的守护者和宇宙的共同创造者。 

二、儒家传统的形成[9]

作为东亚生活方式的儒学

儒学是一种世界观、一种社会伦理、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一种学术传统,以及一种生活方式。虽然儒学经常和佛教、基督教、印度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和道教一起被作为一种重要的历史性宗教,但她既不是一种制度化的(institutionalized)宗教,也不是一种崇拜中心的(worship-centered)宗教。不过,她在东亚的政治文化以及精神生活中曾经发挥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儒家在东亚的行政、社会、教育、及家庭方面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文化中国世界(包括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东亚—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中国大陆、北朝鲜和越南)便具有了“儒家”的特征。不论这一点是否充分,无庸质疑,儒家伦理和精神价值在2500年以来,在文化中国个体与个体、社群与社群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所有的层面上,既是灵感源泉,又是人际互动的诉求法庭。

儒学不是一种组织化的传教传统,但在公元前一世纪,在中国文学的影响下,她就传播到了东亚的那些国家。在宋代儒学复兴以下的世纪里,儒学的时代就包含了15世纪以来韩国的朝鲜时代(Choson dynasty)和越南黎朝(Le dynasty)的晚期,以及17世纪以来日本的幕府时代。在19世纪中叶西方势力进入之前,在行政技巧、精英教育的内容与形式、以及大众道德话语方面,儒家的教谕是如此的居于支配地位,以至于中国、韩国和日本都明显的是“儒教”国家。我们还可以说,在东南亚以及世界各地的各种东亚社群,也都处在儒家的影响之下。儒家的故事并不始于孔子(公元前551-479)。“儒家”这个中文术语的字面意思是“学者们的族系”,它象征着一种谱系、一种学派、或者一种学术传统。在佛陀作为佛教立教者以及耶稣基督作为基督教创立者的意义上,孔子并非儒家的创始人。但是,虽然孔子未能达到儒家的最高理想—“内圣外王”,他却荣膺了先师、时圣、以及儒家之道真实体现的称号。

儒学是一种历史现象。作为生活方式的儒家传统的出现,她的国家崇拜地位的提升,她作为一种道德劝导的衰落,她在社会上的持久影响,她作为一种活生生信仰的复兴,她进入政治意识形态后的变形,她对西方冲击的回应,以及她在现代的转化,所有这些都可以作为东亚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来加以分析。关于根本不同于历史叙述的过去,儒家并没有一种奥秘的诠释。的确,儒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其所表达的那种认为日常人类世界具有深刻精神性的意向。通过“于平凡中见神圣”,依照其统一人类社群和天道的文化理想,儒家力图从内部来更新世界。作为一种主要的伦理和精神传统,儒学最初在古代中国出现,只是几个思想流派中的一个小的支脉。她逐渐成长并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力量。在历史上以“百家”而闻名的公元前550-200这一阶段,是古代中国思想的黄金时代。作为一种精致的“封建”礼制,周代文明在中国几个世纪以来提供了经济的繁荣、政治的秩序、社会的稳定和文化的典雅。而面对辉煌的周代文明的衰落,四个相互竞争的主要思想流派—儒家、道家、墨家和法家,各自提供了截然不同的因应之道。这些学派彼此活跃地进行争论,试图针对他们所处时代的种种问题提供最佳的解决方案,在不断的野蛮战争的威胁之下,力图给混乱带来秩序并给生活带来意义。

道家发展了一种自然和自由的哲学,他们倡导全面拒斥人类的文明。他们认为人类的文明是精神污染的根源。墨家关心霸权国家的侵略、贵族生活方式的浪费以及遍在的社会不公。他们将自身组织为军事单位,通过自我牺牲带来博爱与和平。法家接受“封建”礼制的不可避免的分崩离析,并与权利中心结盟。儒家则通过服膺于作为人格塑造的教育,选择一种针对周代崩溃的长久解决之道。儒家相信,通过修身和内在的觉悟,一个人能够达到真正的高贵。儒家理想的人性(圣人境界)和实践的模范(大人君子),不但由先知和哲学家所代表,而且由导师和政治家所体现。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合一,赋予儒家以精神远见和政治使命,并使儒家形成了一个那些分享同一种信念的人们的团体。

几个世纪以来,孔子被认为是中国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在中国的思想世界中,儒家也被认为是重要的学派之一。孔子的追随者们用了几代的不懈努力,才建立了孔子所倡导的作为中国主导思想力量的“学术传统”。但是,在儒家学说作为中华帝国官方意识形态得以确立之前,已经有几个世纪过去了。而即使在以后,儒家也从未作为一种排他性的国家正统而存在。公元前2世纪,推动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尝试虽然获得了成功,但生命力并不长。毋宁说,这是儒家文化运动进入相异的专制政治各个不同层面以及社会各个阶层的逐渐拓展。这种逐渐拓展使得儒家传统能够变得真正具有影响力。儒家传统的负载者是那些通过自我证立的知行合一的学者们。通过他们的努力,儒家的劝导在传统中国实际上渗透到了生活的所有方面,并且,与之相关,也普遍渗透到了整个文化中国。

作为对于如此多人如此多年来一种可见的生活方式,儒学既被视为一种哲学,也被视为一种宗教。作为一种既不否认也不轻视“天”的无所不包的人文主义,她不仅是中国学者的信念,还是东亚的一种生活方式。委实,儒学是如此深入地渗透到了文化中国社会和政治的组织结构当中,以至于儒家伦理常常被认为是不证自明的。

历史的脉络

孔子将自己视为“述者”(传播者)而非“作者”(创造者);他自觉地试图温故而知新。孔子提出,通过给看似过时的礼仪注入生命力,我们可以重新获得传统的意义。理解象祭祖、敬天和晨礼那些特定礼仪何以会持续数百年,这种强烈的愿望构成了孔子“好古”的动机。孔子进入以往传统的旅程是要追寻人性对于归属与沟通的最深层需求的根源。对累积的传统,他拥有信念。传统生活方式崩坏的事实,并不能消解它们将来更新的巨大潜能。孔子的历史感是如此之强,以至于他视自己为一位守成主义者,对在周代文明发挥很好作用的文化价值以及社会规范负有责任。

由孔子所开启的学术传统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圣王。虽然考古学所能确认的最早年代是商朝(约公元前1600-1100),孔子所宣称的相关历史却更早。作为在西方以Confucianism而闻名的这样一种文化过程而言,孔子或许是创始者,但孔子及其后学却将自己视为一种传统的一个部分,这一传统就是后来中国的史家所称的儒家,该学术传统起源于孔子之前两千年前,那是传说中通过其典范性的学说形成了一种道德社群的尧舜圣王时代。

孔子将尧舜的黄金时代比之为“太和”,但他心目中的英雄却是周公。据说是周公帮助并完善了“封建”礼制,于是使周代在相对和平与繁荣的状态下延续了五个多世纪。受到周公政治风范的鼓舞,孔子的毕生所愿就是能够得到一个位置,以便使他能够象周公那样,实践从古圣王处所学到的仁政的政治理念。虽然孔子从未能到一个机会将其政治理念付诸实践,但是他的作为道德劝导的政治思想,却成为东亚政治文化的一个典型特征。

在周代宇宙论中独特的天的观念,相当于商代的上帝观念。上帝是指商王室的祖先,这使得商王能够宣称他们作为神圣后裔的地位,就象后来日本的天皇所作的那样。然而,对于周王来说,天却是一个更为一般化的人格化的上帝。他们认为天命无常,周王室的后裔并无被授以王位的保障。这是他们从成功地征服了商朝那里所得到的教训。他们自己会推理,如果天命是一成不变的,他们就无法从商王那里获得它。正是商代失去天命的事实,无可辩驳的显示出:为了赋予其命,天会寻找其它的准则。这或许是对于“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10]这一命题的证明吧。易言之,对于维持权威而言,王者的德性至关重要。孔子及其后学从未放弃强调这一点:作为道德修身之结果的德性,是政治领导不可分割的一个向度。

就象大量青铜铭文所显示的那样,对仁政的强调,既是商代崩溃的反应,又是对于一种具有深厚根源的世界观的肯定。尽管周人的军事征伐(大约发生在公元前1046年[11])是商朝崩溃的直接原因,但周朝的征服者却坚决认为,是由于商纣王的荒淫无道,以至他失去了天命。既然天命从不与某一特定的世系联姻,既然保有天命的唯一保证是统治者的卓越表现,周王便渴望保持人民对自己的信任。仁政的修辞同时也预认了这样一种信念:既然一个人与其祖先一脉密切相关(对王室来说,这一脉实际上延伸到贵族阶层的所有成员),这个人就代表着一个社群。天与人类社群的相互交感,进一步要求那些为王者们具有忠孝的品行,不仅是对他们的祖先,也更是对天道。作为一种扩大了的家庭,儒家的国家理念或许在发生学的意义上来自于周代封建制的历史经验,但是统治者必须象父母那样为人民的福祉负全责这种伦理的论证,却是基于儒家的这样一种观念:政治基本上是道德劝导。部分由于封建礼制的生命力,部分由于王室本身的力量,周王得以控制他们的王国达几个世纪,但是在公元前771年,他们却被迫迁都东移至现在的洛阳,以避免来自中亚蛮族的攻击。于是,真正的权力落到了封建领主们的手中。不过,仍然存在的周王一脉继续在名义上得到承认,这使得他们发挥某种象征性控制的作用。“封建”礼制基于血缘纽带、婚姻联盟、旧有盟约以及新缔结的协议。它是一种相互依赖的精致的系统。对于国家之间以及国内秩序的保持,文化价值和社会规范的使用是以一种共享的政治观点为前提的,这种观点是:权威存在于普遍的王权之中,而王权则相当程度上是天命所授予的伦理和宗教的力量。有机的社会团结的获取,靠得并不是法律的限制,而是礼仪的遵守。意识到这一点很重要:礼仪行为以及儒家对法律控制导致的非人社会的反感,塑造了儒家那种对于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伦理的偏爱,这种偏爱迄今继续影响着东亚的社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到孔子的时代,封建礼制已经受到了如此根本性的破坏,以至于政治危机促使了一种深刻的道德衰败感。象征性控制的中心不再能够使周代的封建礼制避免崩坏。考古和文献的证据显示:时代既见证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尤其是铁器在农业上的使用、金属铸币的效力、商业化以及城市化),也见证了一种严格层级化社会的亲属关系纽带的松弛和开解。这两种变化都有助于一种重要政治体制的重建。如此,儒家对于稳定的关怀是对秩序崩坏的一种回应。不过,较之恢复秩序的权宜之计,通过回应社会的混乱,孔子所提供的东西远远更为根本。他选择了提出如何学习成为真正的人这样一个终极性的问题。由此,他试图重新阐释和振兴在几个世纪以来对政治稳定与社会秩序至关重要的种种建制:家庭、学校、地方社群、诸侯国和整个王国。孔子不接受那种权力和财富至上的现状。他感到:同时作为一种个人品质和一种领导能力必要条件的德性,对于个体尊严、社会团结以及政治秩序而言,是本质性的。

孔子的生活

如果英语世界要选择一个词汇以刻画两千年来中国的生活方式,那个词汇便是Confucian。这一点假定了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人能比孔子如此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他是人性的导师、文化的传承者、历史的诠释者、以及中国心灵的铸造者。考虑到孔子如此巨大的重要性,他的一生看起来却完全是不具戏剧化的,或者用一个中国的表述来说,是“平凡而真实的”。不过,孔子一生的平凡与真实却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孔子的人性不是一种启示的真理,而是一种修身的体现,是一种就个人而言塑造自己命运的不懈努力的结果。对于知识分子,孔子所体现的是普通人成为令人敬畏的圣贤这样一种信念的可能性。然而,即使是对普通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而成为成功甚至杰出的人物这样一种信念,并不只是一种想象的可能性,而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念。通过个人和社会的努力,人是可以教化的、是可以改善的,并且确实是可以导向完美的。这种坚信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人的心灵当中。

尽管有关孔子生活的事实并不充足,但那些已有的事实却向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精确的时间架构和历史脉络。孔子生于鲁襄公22年(公元前551年),他生在农历8月27的说法一般为历史学家所接受,于是,在东亚,9月28这一天被广泛作为孔子的诞辰。它是一个官方正式的节日,在台湾是“教师节”,在中国大陆、香港、新加坡以及最近的加利福尼亚,它都是文化庆祝的一天。孔子出生在鲁国(如今的山东省)的曲阜,该地以保持周代文明的礼乐而著称。孔子姓孔名丘,但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他被称为“孔子”或“孔夫子”。从拉丁语Confucius而来的Confucian以及18世纪欧洲造就的Confucianism,在中文中都没有意义。

孔子的祖先可能是贵族成员,但到孔子出生的时候,已经变成赤贫的普通人。孔子年仅3岁时父亲便亡故了。起先是由母亲教导,然后是另外一些教师,作为同龄人中一名努力不懈的学生,孔子很快脱颖而出。于是,孔子不经意地开启了东亚教育的一个伟大传统:常常是通过言教的那种母亲的典范教育。在儒家的学习中,作为教育者的母亲的中心地位广泛地被承认,但却鲜有分析。在面对生命结束时,孔子回忆他自己是“十五有志于学”。历史说明指出,即使已经作为一名博学的年轻学者而闻名,孔子在访问太庙时仍然每事必问。孔子的求知好问向其后学昭示:儒家伦理的最高德性之一便是好学。

在19岁同一名没有显赫背景的女子结婚之前,孔子曾担任过政府的低级官吏,管理马政和保管粮仓的书籍。似乎他已经获得了博学多能的名声。当收到鲁国君主赠送的礼物─鲤鱼,并以“鲤”为其新生之子取名时,孔子刚刚20岁。孔子精通六种技艺─礼、乐、射、御、书、数,并且,他对古代传统尤其是“诗”和“史”的熟悉,帮助他在30岁时开始了辉煌的教师生涯。教学相长使得孔子能够将其学者的一生塑造成为既是文化传统的继承者,又是文化的传播者。

我们不知道孔子的老师是哪些人。有一个显然是伪托的故事,即孔子曾经向道家的大师老子问过礼,不过,众所周知的是,孔子确曾真诚地访求大师教他礼、乐等等。在中国,孔子是为人所知的第一个私人教师,因为他建立了作为职业甚至是生活方式的教育学。在孔子之前,贵族家庭聘请家庭教师来教育他们的孩子,政府官员则在行政和官僚事务中指导他们的属下,而孔子则是将其一生奉献给为了转化和改善社会的目的而“学”与“教”的第一人。孔子相信,所有的人类均能够从修身中受益。他开创了培养潜在领导人的人文教育,为所有人打开了受教育的大门,并且将学习界定为不仅只是一种知识的获取,更是一种人格的塑造。这种看起来似乎是世俗人文性事业的精神价值,存在于其隐含的信念之中,那就是:在日常的人类生存中进行终极性的自我转化,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切实可行的。

对于历史上的孔子来说,教育的基本功能是为培养君子提供适当的训练。这种训练本质上是一个包含不断自我完善以及与社会持续互动的过程。尽管孔子强调学习的目的是自我知识与自我实现,但他发现,从事社会和公益的服务,也是真正教育的一个自然结果。孔子曾经面对博学的隐士,隐士们的生活方式和精神取向对孔子服务社会愿望的有效性构成挑战。但孔子拒绝了脱离人类社群“与鸟兽同群”的诱惑,而选择了从内部力图转化这个世界。数十年来,孔子积极地投身于政治领域,试图通过政府的渠道来实践其人文主义的理念。通过实践,孔子表明了他对这个世界之意义的信守,以及对“道”最终将流通贯注于他所处时代社会和政治现实这样一种信念的信守。孔子不是去创造一个外在于其社会生活经验的精神圣殿,而是试图通过塑造一个志同道合之团体的方式,去“神圣化”人类社会。这种存在性的选择,这种对于人类社会的忠信,对于在东亚出现宗教的前景,具有深远重大的意义。

在四五十岁之间,孔子首次担任地方行政长官,随即担任辅相,最终担任鲁国的大司寇并摄相事。很可能孔子曾经陪同鲁国国君进行过一次外交活动。但是,孔子的政治生涯是短暂的。他对国君的忠诚使他疏远于当时掌握实权的“三季”之家,并且,他在道德上的正直使他不容于那些引诱国君沈湎于感官享乐的近臣们。五十六岁时,孔子意识到国君对他的政治方略不感兴趣,于是就离开了鲁国,试图找到一个会接受他的诸侯国。

任凭政治上的挫折,有一个不断增长的弟子群体追随着孔子。孔子的自我流放持续了十六年,同时,作为一位有见识和使命感的人,孔子则声名远播。一位边防官(译者案:“仪封人”)曾经将孔子比作“木铎”,正在传播上天的预言以唤醒人民。[12]诚然,孔子被视为英雄式的良知的代表,他自知自己不会成功,但是在正义感的促动下,他还是不懈地尽力而为。在六十七岁时,孔子回到鲁国,通过撰述与编定历史文献来教书育人并保存他所珍爱的古典传统。孔子于公元前79年离开了人世,那年他七十三岁。据《史记》记载,孔子有七十二弟子精通“六艺”,当时称孔子后学者达三千余人。孔子曾经在七十岁时达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13]这种在所是与所当是之间达到完美和谐的能力,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儒家后学将未经提炼的感性冲动转化为自我优雅的审美表达所仿效的崇高标准。

注释:
 

[1] 《论语》,14:34。

[2] 《孟子》,4下:11。

[3]《论语》,14:24。

[4] 杜维明:“体现整全:论儒家的自我实现”,见《儒家思想:创造性转化的自我》,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85,页175 (“Embodying the Universe: A Note on Confucian Self-Realization”, in Confucian Thought: Selfhood as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5, P175)。(译者案:该书已有中译本《儒家思想新论:创造性转化的自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然中译本似未见有该文。)

[5] 《大学》第1章。

[6] 《中庸》,第26章。见陈荣捷:《中国哲学资料书》,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3,页109。(Wing-tsit Chan, 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P109)

[7] 这是借自芬格莱特《孔子:即凡俗而神圣》(Herbert Fingarette, Confucius-The Secular as Sacred.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2)的一个表述。

[8] 《中庸》第22章。

[9] 该部分和后面“儒家之道的第一期”部分的历史材料取自(1)我为《大英百科全书》(第15版,1988)撰写的辞条“孔子和儒学”,见《大英百科全书》(第15版,1988)卷6,页653-662;(2)我的论文“历史视野中的儒学”,新加坡东亚研究所论文专论系列15(新加坡东亚研究所,1989);(3)我的论文“中国历史中的儒家传统”,见Paul S. Ropp编辑的《中国的遗产:中国文明的当代视野》(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0,页112-137)。对于以前的文字,我做了重要和翔实的修订和扩展,以强调儒家人文主义的宗教向度。

[10] 《孟子》第5章上,第5节。

[11] 在《有关西周的年代》(《哈佛亚洲季刊》卷43,第2期,1983年12月,页564)一文中,倪德卫(David Nivison)教授认为征伐是在公元前045年。后来,基于新的证据,他将时间更改为公元前1046年。

[12] 《论语》3:24。

[13] 《论语》2:4。

2002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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