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z2000.jpg (5663 字节)

聯大模式對公共知識分子的影響


伊斯雷爾著  郭曉東

「以史爲鑒」一直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主要話題。人們相信,模範人物的思想與行爲能够起到勸導與激勵的作用。這些模範人物可以是古代的孔子,也可能是六十年代的雷鋒。一個行爲楷模不僅受欽佩、具影響,而且必須具有相當明顯的感召力。

人們在尋求榜樣時,主要根據其知識傾向、認同感、歷史理解力、個人境遇及其所處的社會政治環境。在當前中國,官僚資本、貪污腐敗、貧富分化與政治污濁等,無不令人想起國民黨時期,而公共知識分子則很容易爲四十年代的先賢所激勵。抗戰期間,除了西南聯大(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或「聯大」)之外,公共知識分子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沒有扮演一個積極的角色。聯大師生的直言不諱,使該校贏得了「民主堡壘」之美譽。

本文考察了聯大知識分子能够扮演其角色的歷史條件,並提出一些相關的問題,即聯大模式對1949年之後中國公共知識分子的影響。

聯大的公共知識分子

1938至1946年,北大、清華和南開在昆明組成戰時聯合大學。聯大象徵著中國學院知識分子的决心:保護中國珍貴的學術資源免受戰爭破壞、保持自由教育之明燈在日本侵略的黑暗歲月裏燃燒不息、爲戰後的領導階層培養後進。和戰時其他大學相比,聯大最大特色是師生都享有超常自由,無論其表達的觀念所涉及公共領域之廣泛性、還是所針對公共問題之重要性。

聯大的教員們在課堂以至各種論壇上都宣傳他們的觀點。同樣,學生們則參與各種社團的活動,從官方發起的三青團到共産主義陣營的社團群社。這些學生社團經常定期地邀請一些教授在晚間演講,發表學術觀點和對公共問題的看法。一些具有政治意識的教員還有他們自己的講壇,如「十一社」﹙推十合一謂之「士」﹚。學生和教師們公開參與各種政治團體的活動,中國共產黨則通過地下支部在聯大活動。校園到處都張貼著「大字報」。儘管學校周圍的許多茶館裏,墻上都貼著「莫談國事」之類的告示,但對一些敏感問題的討論依然熱烈。

除了爲報刊撰寫文章之外,聯大教員有時也出版自己的期刊,如《近代評論》、《當代評論》及《自由論壇》等。在這些刊物中,聯大的公共知識分子對大量的問題展開了辯論:爲了戰勝日本,中國應該與西方民主國家還是蘇聯結盟?蔣介石國民黨獨裁政權是否能改良,或應被一個更爲自由民主的政府取代?聯大應與普通大學一視同仁,還是當擁有與其精英地位相應的特殊待遇?將大學遷到農村,建立兼讀制度以打破知識分子和農民間的隔閡,這些決定是否應通過?如果要使中國富强,除了全盤西化之外,還有甚麽其他可選擇的道路?

昆明的知識分子極少為意識形態所桎梏。對於知識分子的定位,新儒家馮友蘭摒棄「道德楷模」的傳統觀念,而提倡「學術專家」的西方模式。賀麟拒絕以體用觀念來指導中國的經濟現代化,而贊成用韋伯﹙Max Weber﹚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一書中所提出的研究範式。曾就讀哥倫比亞大學的自由主義者潘光旦,主張婦女的地位應表現在家庭之中,這一觀點則遭到「戰國策」派創始人、雲南大學林同濟的駁斥。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聯大的公共知識分子保持著高度的寬容、文雅和互敬。錢端升主編的《今日評論》具有中間道路色彩,卻接受主張法西斯主義的尼采專家陳銓的論文。而同樣刊載過陳銓論著的右翼刊物《戰國策》,亦給沈從文留出空間,讓他作出「只有民主科學、而非英雄崇拜才能救中國」的回應。《戰國策》同時還發表中左翼教授費孝通、曾昭倫等人的論著。《今日評論》的主編錢端升則歡迎那些反對其開明專制主張的師生們投稿。

對公共事務發表看法,中國傳統知識分子視之為責任,而西方自由主義者則看作是權利。不論是責任抑或權利,在聯大這一共同體內,許多成員都把自己的看法說出來,且為所有的成員認同。聯大的公共知識分子繼承了蔡元培的精神遺産,强調學術的多樣性、對異端的寬容及學術自由,概言之,就是「兼容並蓄」。這些觀念,結晶於蔡元培時的北大,同時也成爲清華和南開的共同財富。

從北大「五四」模式出發的聯大

儘管聯大的公共知識分子從「五四」先驅者那裏繼承了許多精神財富,而他們在諸多方面也表現出與新文化運動模式的不同之處,並進一步擴充了其內涵:

1、蔡元培式的學術自由的基礎,是學術與政治的嚴格區分。他在給林紓的回函中,强調了公開表述與私人表述之不同。公開表述只涵蓋學者的職業權限範圍,而私人表述則可以包括一切話題。聯大沒有把諸多限制强加給他們。事實上,聯大最主要的公共知識分子大多集中於社會科學領域:張奚若、錢端升、王贛愚及羅隆基在政治學系,潘光旦與費孝通在社會學系,而伍啓元與楊西孟則在經濟學系。

2、在聯大組建的時候,蔡元培的學術自由主義不僅被北大視爲遺産,而且也為中國高等教育界廣泛接受。蔡元培關於寬容、多樣性及精英教育等原則,無論對聯大中清華、南開還是北大的教員,都是不證自明的。也許因爲聯大教授們慣性堅持自由主義,很少費心去清楚表達、論證這些基本原則,故現代試圖重申這些原則的人們,往往忽視了聯大。1998年,作爲北大百年校慶的一環,劉軍寧編輯了《北大傳統與近代中國――自由主義的先聲》。這部論文集討論了中國自由主義形成時期的北大典型人物。在該書中,幾乎所有章節涉及的內容,其時代都早於聯大,關於聯大對中國自由主義所作的貢獻,全書甚至連一條注釋也找不到。聯大體制空前絕後,與北大作爲中國科學、民主、共産主義和自由主義發源地的形象有著相當大的距離。這是許多聯大成員都講到的,也是北京的北大使聯大──北大在昆明的化身──相形見絀的原因。毫無疑問,對聯大的歷史記憶,幾乎只限於日益縮小的老聯大畢業生群體。

3、儘管「五四」知識分子和他們在聯大的後繼者一直借鑒著傳統士人模式,作政治和道德之表率、講求氣節,但在聯大,這一點更甚於蔡元培時代的北大。在聯大,這一模式因英美學術自由與自由主義的觀念而得以加强。北大的教員有著不同背景,就各自的教育經歷而言,他們是過渡性的一代人。其中蔡元培、陳獨秀等人,都曾獲過功名。而聯大的教員儘管普遍通曉文言文,但同時也受過現代大學教育,而且大部分的專職教授都是留洋歸來。和蔡元培時代的北大不同,聯大受過美式教育的人顯然佔了主導地位。

在聯大,不少教授擁有紐約、倫敦或巴黎的博士頭銜,專業的局限使他們往往對自己學科外的問題漠不關心。而另外一些人則樂於承擔公共知識分子這一角色。由於在各自學科中的學術聲望,他們對時局所發表的聲明擁有格外的份量。

4、聯大是抗戰的産物。特別是在戰爭的最初幾年(1937-1941),來自聯大的諸多政治批評,多是在戰事推動下發表的。愛國的要求自然限制了憲政和民主的呼聲,幷傾向國民黨一黨專政。只是在中央政府顯得無力保衛中國時﹙特別是1943年後﹚,才出現了更爲激進的批評。

5、1945年10月,蔣介石將雲南省長龍雲免職,將該省納入中央政府管轄之內。在此之前,聯大的公共知識分子一直享有一定程度的安全感,顧瞻前後,這種安全感在中國知識界都實屬鮮見。在聯大短暫而多事的歷史中,只發生過兩次引人注目的教員續聘不成事件。其一為鴉片癮君子劉文典,另一位則是抗直的自由主義政治學家羅隆基。羅是聯大唯一一位因政治原因被除名的人。事實上,沒有龍雲的支持,聯大這座「民主堡壘」就顯得相當脆弱。

隨著龍雲的出局,聯大在最後一個學年(1945-46)出現了校園遭到踐蹋,師生備受迫害的情況。先是1945年12月1日的屠殺,接著是1946年1月15日聞一多的遇刺。事過境遷,這些悲劇卻標識出了如此的事實:在國家分裂之際,聯大的尊嚴、公共知識分子的安全保證,竟繫於一位開明的前軍閥對異見的容忍。

大學爲學術自由與政治表達自由提供的制度性保障,在討論聯大公共知識分子的模式時,不可過於强調其重要性。「民主堡壘」這一軍事性的隱喻,一般來說適用於聯大,但也意味著單純思想的力量是不够的;思想只有在强有力的防禦體系庇護下才能生存。人所共見,在這些防禦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就是軍閥龍雲,他對中央政府心懷不滿,所以自然成爲學院裏批評當局者的盟友。但是,若非聯大形形色色、乃至相互對立的思想家們對自身共同利益的自覺,龍雲的恩惠也就毫無意義。因此,對重慶當局强加的課程和考試的抗議、開設一些有關時政的課程的要求,不僅來自自由主義者和激進的異見者,也來自馮友蘭等國民黨專政的堅定支持者。馮認爲現代中國可以在新儒家的根基上組建起來,這種觀點非常合乎蔣介石的胃口,因而蔣給了馮大量表彰與榮譽。然而,當孔祥熙責難「學術界混亂的言論」時,馮友蘭卻走到了抗議者的前列。

儘管國民黨任命的人佔據了聯大領導層的一些關鍵位子,但卻難以改變聯大的高度自治。當時梅貽琦校長被要求加入國民黨,但他保衛了聯大的自由,以免受制於黨。心理學教授、聯大三青團負責人陳雪屏和訓導長查良釗很快就融入聯大自由主義的學術文化,幾乎沒有嚴格執行過國民黨訓令。在陳雪屏的領導下,必修課「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成了一系列知名教授的講座。1939年,教育部長陳立夫來到昆明,但他除了對校方貫徹教育部政策之不力表示失望之外,也無能爲力。

中共建國至文革時期的聯大模式

建立在聯大模式基礎上的教育體制,主張通識教育、思想寬容和學術自由。陳立夫等國民黨人一直想代之以一種新的教育體制,把教育資源引導到少數實用的學科上,將意識形態强加於教師與學生頭上,以保持思想一元化。他們都徒勞無功。而解放後,只用了幾年時間就達到了這一目標。

在考察中國學院中的知識分子時,宜將1937-1957年這一時期視爲一個單元。審視國民黨統治的最後十二年與共產黨統治的最初八年,我們可以畫出兩個循環的圓圈。每一次都始於對執政黨的廣泛支持與領袖崇拜:1937年的蔣介石,是國家統一和抵抗帝國主義侵略的象徵;1949年的毛澤東,是中國的救星,這一形象在抗美援朝戰爭中得以加强。在這兩個時期,公共知識分子都堅信,能够明確自己與執政黨所約定的界限;由於他們對一黨專政的批評越來越無忌憚,以至政治精英與知識精英間的關係日見惡化。就國民黨而言,從1943年起,這種批評就開始加劇,並於四十年代晚期白熱化。對於共產黨來說,批評的大門則是在1956-1957年間的「百花齊放」運動中打開的。四十年代中期,中國民主同盟作爲這些批評的機構載體出現;在「百花齊放」運動期間,民盟和其他産生於四十年代的民主黨派領導人也都在「大鳴大放」之列。在兩個事例中,執政黨都應之以壓制。這又集中體現在四十年代中期李公僕與聞一多遭暗殺和五十年代後期的反右迫害。對公共知識分子政治迫害之連續性跨越1949年,王若望就是一個象徵:七十年代,他被關進了三十年代曾經被關過的同一所監獄。

當然,兩個政權對公共知識分子批評的回應,存在一些基本差別,不應忽視。國民黨是一個由不同的政治宗派組成的聯合體,其中就包括一些由公共知識分子組成的政治團體,上述的蔡元培僅僅是其中一個傑出的例子,他是國民黨員,領導中央研究院。共產黨政權內無疑也擁有一些杰出的知識分子,如郭沫若等。然而,共產黨在組織與意識形態上較國民黨更加一元化,受過教育的人在地位上也逐漸從屬於資深政治家與軍人。正如「反右」這一概念所意味著的,通過對批評者中反革命分子的鑒別,論證鎮壓「百花齊放」運動的合法性。反右運動使共產黨竭盡全力。與之相似的是,暗殺李公僕與聞一多後,國民黨使用恐怖手段來威嚇持異見知識分子的做法也昭然於天下,而這些做法則由那些狂熱的激進分子來執行,他們將民主式的批評等同於對偉大領袖蔣介石的不忠。在人民共和國時期,也將批評等同於對最高領袖不忠,這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初露端倪,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則成爲了一種政治定式。

1952年,中國高等教育體制的徹底改組,打破了自由的高等教育體制。在采納蘇聯的高等教育體制時,中國新領導人明顯地否棄了美國模式。業已發展成世界一流綜合性大學的清華,卻被整編成爲一所工科院校。其他人文類的大學或被關閉,或被解散後零星併入新的院校中去。學校的課程多局限於新興的工程技術專業領域。

聯大的知識分子,曾對陳立夫等作過英勇挑戰,而面對共產黨發起的類似變革,卻顯得無助。與此同時,中國高級知識分子經歷了一場思想改造運動,雖然這場運動沒能改變他們心裏所想,但卻非常有效地遏制了他們口中所說、筆下所書。那些曾經對舊秩序的瓦解起過作用的知識分子,在人民民主專政下已變得無能爲力。在新秩序下,他們的角色是特殊的、從屬的、邊緣化的,概言之,他們是次要的。潘光旦、費孝通、錢端升及張奚若等人,被除去了作爲獨立社會政治批評家的外衣,同時被分隔開來,以便利用其聲望才能。而文學名流如沈從文、錢鍾書等,均只限於從事一些行政或學術的工作,而得不到鼓勵去繼續出版文學作品。

1949年後,聯大公共知識分子的模式僅表現於對1949年前之自我批判。五十年代初期,一些令人尊敬的聯大學術楷模交待了他們在解放前的腐朽經歷、思想與文章的反動本性及錯誤的政治方向。錢端升寫道:「(我)基本上是從個人的利益出發的,是遵循資產階級的思想道路的,客觀是上是爲反動統治階級服務的。」他還責備自己及其他老一輩教員追隨蔡元培「思想自由」和「學術自由」的原則。[1]羅常培承認自己在解放前二十餘年,「無論在教育界還是在學術界都做了傅斯年、胡適之流的偏禆部將,替反動統治階級麻痹青年」。[2]吳宓則把自己描寫成一個「封建地主家庭」和「歐美資本主義教育制度」的産兒。[3]金岳霖認識到自己起了「阻礙進步的作用」。[4] 對過去進行自我清算後,每個人都有了思想的新生。用羅常培的話來說:「我感謝毛主席和共產黨的正確領導,群衆的幫助,使我認識了自己許多齷齪醜惡的思想。」[5]這些著名的學者聲明說,有了黨和人民持續不斷的支持,他們將努力不懈地爲國效勞。

主流報紙通過發表這些北大-清華-聯大教授們的自我批評,爲他們的同事與學生樹立了榜樣。這些資料表明,只有努力剖析個人在解放前的身份,並最終摒棄它,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才可能轉變成爲有用的共和國公民。那些逃避革命並托庇於美國和臺灣的人,如胡適之流,則被當作反面的典型,是不可救藥的、不思悔改的美帝國主義走狗,任何拒絕對其個人和政治面貌進行改造的人,都有可能被視爲其一丘之貉。

那些在蔣介石戰時專政下曾經致力於調和「啓蒙」與「救國」間關係的聯大公共知識分子,現在除了放棄那種被親美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所認同的啓蒙思想,並贊成代表著共産主義「黨國一體」的救國思想外,別無選擇。經過思想改造,人們認爲這些知識分子在兩種意義上可以作爲榜樣:作爲從前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可以被當作反面教材;作爲改造過了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現在成了對强大中央政府及其體制和價值的愛國主義支持者,他們是新時期的正面楷模。然而,批判自己的過去,幷發誓與「北大-聯大」時期的多元主義和學術自由思想相决裂,這些人也就不再能代表聯大模式的公共知識分子了。

作爲公共知識分子,面對政治迫害與社會不公,應隨時準備著起來呼籲抗爭。從這一意義上說,經過肉體折磨和政治再教育之後,聯大的這些資深學者已不再能起到公共知識分子楷模應有的功能。當然,也有一些例外。聞一多是一個表率。儘管他曾在美國取得過研究生學位,但回國後,則對美國社會進行了嚴厲的批評,這和胡適等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因此,他和美國的關係不是那種直接接受的綫性關係,而是辯證批評的關係。從一個詩人-藝術家到古典學者、到民粹主義思想家、到激進的活動家、並最終成爲一個政治之殉道者,他一生的歷程給人們樹立了一個榜樣,一個無需經過思想改造便能實現自我轉變的榜樣。聯大另一個著名的左翼知識分子吳晗,他沒有在國外留過學,因而較少受到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毒化。

對於四十年代的知識分子,必須放在跨越1949年的前後二十年這一背景下來理解。在一個救國的時期,啓蒙的守護者備受懷疑,這個國家學術自由最後的呼聲日益被政治極端主義勢力打斷。解放十年之後,聯大知識分子最廣泛享有的那些價值,如多元主義、寬容、大學自治與學術自由等,已變得名聲掃地。只有在「百花齊放」運動的高潮期,少數聯大傑出的公共知識分子,才敢有恢復其在解放前角色的想法,並對毛澤東和共產黨提出批評。雷海宗對馬克思主義的絕對正確性提出了疑問,其他的一些人則質疑中蘇聯盟的效果、一黨專政的合法性、低教育程度的共產黨幹部凌駕於知識分子之上的合理性等。這些聲音在反右運動中被遏止,那些大鳴大放者則從學術與政治講壇上被清除。

在反右運動的清洗之前,個體知識分子和英美式的學術自由主義者作爲一個群體已不再受到信任。在大躍進初期,那種認爲知識分子可以充當正面表率的觀念受到了摒棄。即使是蘇聯模式的大學,也因其精英主義的主張而受到懷疑。取而代之的是一種人民大衆化的院校模式,如江西共産主義勞動大學,在那裏,通過强調創造有用價值是實現政治意識形態手段的課程,教育與生産勞動被結合起來。遙遠的聯大模式已經難以想象。六十年代初,人民解放軍成爲國家公共機構的模範,而軍人如雷鋒,則成爲個人的榜樣。天地之間,已不再有聯大知識分子及其同道的立足之地。

改革時期作爲典範的聯大及其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所受到的傷害是衆所周知的。在被迫害致死的聯大公共知識分子名單上,涵蓋了潘光旦、吳晗一眾人等。對於劫後餘生者來說,鄧小平在1978年以後所表達重視知識分子的態度,給人們帶來了一股清新的氣息。在1978年之後,聯大及其公共知識分子的精神似乎又得以復蘇。

然而,情形依然相當複雜。前文已言,聯大的繁榮有賴於中國戰爭時期的半軍閥狀態。儘管過去二十餘年的改革見證了政治權力的分散,但「黨國」依然佔統治地位。雖然許多權力已經下放到了中國的高等教育機構,但大學之真正自治、校園之不容侵犯、教員之人身安全,這種聯大模式存在的條件在今天的中國還不具備。大多數已經啓動的教育改革,與其說令人想起現代教育的模式,毋寧說是回歸到國民黨時代的作法。比如清華大學,它在拓展其1952年按照蘇聯模式設置的學科範圍時,與其說是從八十年代麻省理工學院那裏獲得靈感,不如說是得之於四十年代的聯大。

當年自由主義學者及其批評者之間對話,其中某些特點在今天依然找得到共鳴。由於學術自由的核心信念仍為國外認同,自由主義很容易遭到孤立。啓蒙式自由主義的一個關鍵特徵,即對官方政策和絕對真理持懷疑態度,與正統觀念格格不入。四十年代以來,回答這一問題的方式,將公共知識分子分成了兩種類型:一種人敢於面對當局,而另一種人則試圖在體制內活動。錢端升就是後者的典型。錢端升是一個老於世故的政治學家、國民黨中持改革思想的成員,作爲《今日評論》的主編,他主持著公共知識分子的一個重要論壇。當撰稿人提出對三民主義意識形態應持懷疑態度時,錢氏加了一條簡短的編者按:「懷疑第二,信仰第一」。[6] 1990年錢氏去世時,已由一個失敗的國民黨改革者轉變成爲一名光榮的共產黨知識分子。錢端升在國民黨「黨國」時期所作的自由化努力,在1949年以後也有意識形態上的後繼者:那些宣稱支持鄧小平四項基本原則的人,却試圖在泛義上詮釋它們,以至於在討論一些具體問題時,實際上可以不受限制。

對所揭露的真相進行批判性地審視,這是聯大各派知識分子的一個共同特徵。這種做法在四十年代曾受到國民黨右翼分子的質疑,而在1949年以後,則面臨著極左分子同樣的責難。1940年,陳立夫的親信潘公展在《中央日報》對「個人主義的自由主義」,即對知識分子的懷疑主義和思想自由發起了排山倒海般的攻擊。[7]無獨有偶,《雲南日報》於1982年發表文章警告學生不要盲目閱讀那些令人「思想混亂」的西方哲學著作。[8]

1949年前的國民黨在意識形態方面對富有批判精神的知識分子進行攻擊,這種情況同樣也發生在1949年後的共產黨身上。術語的變化掩蓋了內容的相似。那些站在政治與文化排外立場上進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能從蔣介石《中國的命運》一書中看到與馬克思主義相似的主張,儘管其中沒有馬克思主義的專業術語。那些帶頭倡導清除「精神污染」運動的人,表面上是擔心從香港與西方輸入之色情文化的有害影響,這是他們與國民黨的主要不同。但其核心要求卻都是不加批判地絕對服從執政黨,這一文化傳統是國、共兩黨所共有的。

在共產黨統治下,危及公共知識分子命運的因素是一個始終存在的歷史記憶:正是這些公共知識分子促成國民黨統治的瓦解。中共領導人完全知道使舊執政黨名聲掃地過程中,思想很重要,尤其是當這些思想擁有某些公共機構﹙如聯大﹚的支持。他們很清楚,這些知識分子不管作爲群體還是個體,會帶來甚麼問題。當吳晗撰述《海瑞罷官》時,毛澤東當然記得:正是這個吳晗,曾尖銳批評明朝的裙帶風習、官場腐敗,以影射當時執政的國民黨。同樣在1989年,姚依林采取强硬措施鎮壓學生示威時,他不會想不起半世紀前,他和同學們如何通過示威抗議蔣介石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綏靖政策,並最終促使國民黨政權喪失合法性。

在八十年代的中國,甚至美國的存在有時也會激起人們對四十年代昆明情形的回想。1946年7月,聞一多應槍而倒,也打碎了大學師生在戰時幻想的安全感。在聞一多遭暗殺之後,一些持異見的聯大公共知識分子到美國領事館請求庇護,就像方勵之在四十三年之後到美國大使館尋找避難所一樣。在面對著極權國家的致命威力時,那些珍視自己生命與自由的公共知識分子就會本能地馬上投奔最近的美國外交領地。

然而在一般的情况下,中國的知識分子必須依靠一張由朋友、同學和政治庇護者所織成的關係網,爲他們的公共知識分子活動提供保護。從結構上看,聯大模式最適用於當前的是,由在執政黨裏的大學人士(蔣夢麟、張伯苓,顧毓琇)或執政黨派往大學的人士(陳西屏、查良釗)提供緩衝保護,這種保護者和保護對象的關係,即是所謂的「後臺」現象。然而,提及這些,還必須補充一點:首都政治庇護者的重要性,國民黨時代遠低於人民共和國時期。一旦沒有龍雲在那裏保護聯大師生,重慶就沒有一些有權有勢的朋友能够令他們免受國民黨法西斯分子的暴力威脅。

聯大知識分子們集低經濟、高文化地位於一身。他們以清貧爲榮。一般說來,人們在當前中國可以看到一個對照,知識分子之貧窮,是相對那些暴發戶及腐敗的官員而言的。但在四十年代,聯大知識分子却是絕對貧困。今天出現了一個高級知識分子中產階級,爲了房子和汽車,他們在富豪行列後附驥。未能厠身其間者,也與他們戰時昆明先輩的境况大不相同。在昆明,知識分子們將清貧看成爲國家事業所付出的犧牲,而今天,不名一文的知識分子們無論在社會上還是在經濟上,都處於邊緣地位,遭人憐視。

今天的楷模並不是那種作爲知識分子的知識分子,更不是作爲社會批評家的知識分子,而是作爲事業人士的知識分子。如果有一個官方認可的知識分子模範,那將是一個爲了推進祖國的現代化建設而放棄西方資本主義奢華生活的學者。當然,聯大的知識分子也是從國外回來,但在輕易實現轉變的同時,總仍部分地保有一個超越國界的知識分子世界(即費正清所謂的「中國的自由黨人」),這使他們得不到官方信任。

在八十年代的自由化時期,聯大公共知識分子中近似具有榜樣地位者,除了聞一多、吳晗,還有一個在聯大時期並不特別,因寧可餓死也不食美國救濟糧,因而獲得聲望的公共知識分子朱自清。三人以外,聯大知識分子很少被單獨提及。當然,他們還是「五四」傳統中自由學術文化的化身,是歷史的一部分;在民主與科學的聖殿中,他們備受尊崇,卻又鮮爲人知。

八十年代,隨著聯大校友網絡的重現,以及許多關於聯大及其師生的文集、回憶錄、傳記及自傳等的出版,西南聯大被重新帶進了中國社會的意識之中。在這些書出版之前,大多數關於解放前中國大學的論著都是偏政治性的,如學生運動、國民黨的迫害、共產黨地下組織的角色等,對於發端於北大、並在聯大達到頂點的自由教育模式,則抑揚失實。最近,我們看到一系列傑出的聯大公共知識分子的著作、以及關於他們的書籍、論文、選集。這一群體已不僅限於聞一多與吳晗,也包括了曾昭倫、潘光旦和馮友蘭等。此外,聯大畢業生對母校及師長充滿讚美的文字,更導致了一股真正的出版浪潮。

許多聯大楷模在今天受到敬重,並不僅因爲其四十年代的言行,而是解放後的表率行爲。如陳寅恪,在聯大他幾乎算不上一名「公共知識分子」,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以其堅决不對政治迫害低頭,而成爲了一名公共知識分子。吳宓,一個聯大時期著名的怪人。解放前一直痴迷於《紅樓夢》,並鍾愛著一個名叫海倫的女人。由於他對政治事務的極端反感,認爲聞一多死於政治派系鬥爭,以至公開拒絕爲聞氏遺屬捐款。九十年代之前,像吳宓這種人,往往會成爲譴責嘲弄的對象。但現在,如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中文系主任徐葆耕所說,合適的作法是放棄狹獈的政治標準,而采取一種更爲寬容的態度:

一個教師只要既不違背國家利益,也不傷害到他人,就應該允許他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認爲像吳宓這樣一個嚴格的學者與有良知的教師應該獲得高度的評價,這是合理的。

在過去十年左右,隨著中國社會與文化潮湧般的變化,吳宓的聲望穩固上升,他因勇敢反對「批林批孔」運動,贏得了人們的敬重。徐葆耕說,儘管吳宓鍾情於女子,其中有些做法不值得我們仿效,但其「發乎情而止於禮」,並沒有到應受非議的地步。徐還進一步指出,吳宓、聞一多同樣是愛國的,二者唯一的差別在於,聞一多的愛國主義源於中國本土的民粹主義,而吳宓則是在西方的個人主義中陶鑄而成。[9]

顯然,徐教授不會淺薄地將「自由主義」當成「資產階級」代名詞。他對「愛國主義」的定義是寬泛的,其範圍覆蓋了聯大的絕大多數教工,從聞一多到吳宓,每一個人在其中都有其足够的地位。意味深長的是,吳宓之成爲一個楷模,不僅是因爲他堅决地反對「批林批孔」,更主要是在於其固守著一個領域,在那裏,個人可以有尊嚴地反對政治壓迫與說教者的非難。

徐葆耕也許預感到一種認同模範人物的新途徑,不以特殊的政治與社會關懷來影響他們建構自己的生活,如潘光旦的優生學、錢端升的國民黨改良主義、吳宓的學院主義和個人浪漫主義等。撇開聞一多模式,徐葆耕從吳宓等人身上,發現了人之才能的可貴。聞一多模式指的是這樣一種範式:將內在的私人生命與外在的公共生活融爲一體,幷從這一傾向中獲取力量,以其詩性的靈魂來作政治之表白,直至走向自我毀滅的結局。吳宓的模式正相反,他們只是說出當代知識分子的一些需求,他們幷不想去攻擊權力堡壘,只是想過一種單純的生活,遠離政治和社會强制的所謂正確性。

二十一世紀的聯大模式

今天,中國知識分子無論直接或間接試圖將聯大公共知識分子樹為楷模,都必將面臨著一場艱苦的戰鬥。大多數接受過英美教育的聯大知識分子都是固執的特殊分子。一些聯大知識分子所信奉的理念,對於新時期來說不合時宜。許多論爭不休的自由主義者在尋求共鳴時,往往從波普爾或哈耶克等一些外國的名字﹙而非張奚若、羅隆基等﹚那裏獲得更大的權威性。再者,撇開抗戰時期與當前中國的一些明顯差別,兩個時期的諸多相似之處,如一黨專政、官僚資本、貪污腐敗、貧富分化及城鄉矛盾等,都具有負面作用,可能引起政治上的激烈反應。只有展現出一種非凡的政治勇氣,才可能得出邏輯結論。

然而,在西南聯大解散半個世紀後的今天,發掘出潘光旦和曾昭倫之類公共知識分子,與較少公共性的陳寅恪與吳宓等人,到底意味著甚麽呢?一個方面是,簡單透過有關人物著作的出版,可以質疑政治精英黜陟古人的特權。與「向雷鋒同志學習」的時代不同,現在通過在公共領域提供競爭模式,可讓人們去超越官方標準。

重建聯大的機構模式則是另一碼事。在昆明,有關聯大遺産的意識極爲强烈。早在1980年代,就有許多建議提出在昆明重建西南聯大,包括從海外校友那裏爭取經費,從在各地的聯大畢業生那裏獲得學術資源等。但這些計劃仍然胎死腹中。最激烈的反對來自一些聯大的老人,他們充分地認識到,如果新的聯大不能超越舊有水準,那麽它只是一個毫無意義的拙劣模仿。

在今天中國的學術長廊上,儘管還飄蕩著聯大的游魂,但是,若要使一個作爲公共知識分子之機制性模式的聯大重生,仍然是不合時宜的。

注释:

[1] 《人民日报》,1951年11月6日。

[2] 《光明日报》,1952年7月8日。

[3] 《大公报》(香港),1952年8月10日。

[4] 《人民日报》,1951年11月10日。

[5] 《光明日报》,1952年7月8日。

[6] 《今日评论》4.14:272,1940年4月27日。

[7] 《中央日报》,1940年5月12、13、14日。

[8] 《云南日报》,1982年5月7日。

[9] 徐葆耕:“紫色清华三则”,《作家杂志》2001年第2期,转引自《闻一多研究动态》,2002年第6期(总第26期),第2-4页。

作者簡介:約翰·伊斯雷爾﹙John Israel﹚,弗吉尼亞大學歷史學教授。其研究領域主要在中華民國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並主要關注學生和知識分子問題。其主要著述有:《1927年到1937年的中國學生民族主義》(Student Nationlism in China, 1927-1937),斯坦福,1966;《聯大:一所中國戰爭和革命年代的大學》(Lianda: A Chinese University in War and Revolution),斯坦福,1998。他目前正在研究的課題是“五十五個知青”,一個對中國六十年代人(Sixties Generation)的微觀研究。

2004年3月1日

写信谈感想  到论坛发表评论

版权声明:凡本站文章,均经作者与相关版权人授权发布。任何网站,媒体如欲转载,必须得到原作者及Confucius2000的许可。本站有权利和义务协助作者维护相关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