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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式社会的社会经济结构
“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否定和马克思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
第一章 西欧人的亚洲观

【韩】宋荣培

1.市民社会的亚洲观

启蒙主义时代以后,欧洲试图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来理解其它地区的文化,尤其是东方文化。(1)这种必要性随着资本主义跨越欧洲的疆界向亚洲、非洲等新文化圈扩张而变得更加迫切。最早系统地提出关于亚洲理论的是孟德斯鸠、英国的国民经济学家以及黑格尔。(2)当然他们所主张的理论内容是不同的,但是在对亚洲社会的停滞(Stagation)和专制主义(Despotismus)性质的基本看法上是一致的。

在法国革命前后的欧洲,随着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以及保障个人自由和私人所有权的、崭新形态的市民民主主义逐渐取得了重要意义,与此同时,东方社会被欧洲思想家们看作是“落后”的典型,而欧洲社会由于其内部的动力则被看作是人类历史“普遍的”典型,相反东方社会则被认为是一般历史的最初原始阶段,即半文明半野蛮的社会或“停滞的社会”。根据他们的东方观,这个社会,在经济上停留在以村落共同体(Dorfgemeinschaft)为中心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上,不存在土地私有;在政治上处于“独裁者”及其具有特权的臣下(官僚)们不断压迫和剥削之下。

以这种政治经济关系为基本观点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代言人认为,东方社会都或多或少地缺乏可以继续发展下去的“自律的”能力。这一见解来自于他们抽象的世界观,他们的意图实际在于将“欧洲资本主义对东方的支配”合理化。简单地说,资本主义思想家们关于亚洲的理论与其说是纯粹的学问,不如说是意识形态,其中“东方专制主义”概念(3)更是如此。高德理(M. Godelier)曾说:

“‘专制主义’与其说是纯粹的学问,不如说是意识形态的概念。这一概念暴露出了18世纪的哲学、政治问题。一般来说,这一概念歪曲事实,偏颇地认为原始形态的国家只体现于君主的人格之中,似乎仅仅取决于其随心所欲的意志。”(4)

正如新的研究成果所明确阐明的那样,(5)被称为“天子”的中国皇帝在持续两千多年的“儒家”社会中并没有“随心所欲”地统治中国。“被称为天子的君主……虽然凌驾于所有大臣之上……但实际上处于官僚制的监视之下,被关在宫中。君主不过是这一官僚制的神圣象征而已,在某种程度上是软弱无力的。长久以来,不知不觉中形成这样一种政治格局,君主只有在符合其所代言的人们的利益时才是安全的,但却一直受到‘参谋和大臣的控制与监督’。”(6)巴拉兹(é. Balazs)的这一见解将在本书后半部中得到更加明确的论证。

最早使用“东方专制主义”概念的孟德斯鸠也受到了同时代批评家们的强烈批判。这些批判的主要内容是,他的“东方专制主义”概念与东方的任何实际历史都不相符。(7)尽管如此,孟德斯鸠还是将这一“东方专制主义”概念当作了“反对法国绝对主义的理念武器”。(8)与此相比,另一方面,战后“在意识形态冷战时期挥动斧子的伟人”(9)威特伏格(K.A.Wittfogel)则联系“东方专制主义”概念批判了共产主义国家,尤其是俄罗斯和中国。威特伏格认为这两个国家属于“持续千年的东方专制主义体现得最完全和最危险的最终形式。”(10)

2.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论

另一方面,马克思虽然在内容的细微方面依赖于市民社会的思想家,但在整体上却与他们的理立场不同。关于从无阶级社会向阶级社会的可能的“过渡过程”,他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11),将其设定为最古老的文明社会形式,以此来说明东方社会。

被马克思视为亚洲或者印度社会(12)物质基础的,要数起源于太古时代的自给自足小规模部落共同体。这一共同体的基础是“土地的公有,农业与手工业的直接结合,以及成立新的共同体时稳固的劳动分工。”(13)马克思认为土地私有的不足才是“到达东方天空的现实的钥匙”。(14)在“先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诸方式”中,马克思设定了三种互不相同的所有形式,即“亚细亚方式”、“古代或古典方式”和“日耳曼方式”。这些方式全都是随着原始社会的解体而诞生的,三种方式形成了不同阶级社会的出发点。(15)“在日耳曼所有方式中,个人融合到共同体中时,具有一定程度的控制特征,此时即使个人得到土地,该土地也属于共同体。”(16)

马克思认为,“自然发生的氏族共同体,或者叫做群体,即血统、语言、习惯等共同性,在将生活中的各种客观条件自我化的过程中,或是在将这一生活再生产、对象化的各自的行动中,即作为畜牧家、猎人、农耕者的活动中,成为第一前提。”(17)此时,大地是“巨大的实验室和兵器库,它提供劳动手段、劳动材料以及共同体的基础棗栖身之处,这一大地归共同体所有。也就是说,归通过活着的劳动而被生产和再生产的共同体所有。个体不过是所有者和占有者即共同体的构成人员而已。”(18)马克思在分析印度社会时,对于这种以“共同所有”为根据的“部落共同体”的特殊性质是这样描绘的:

“它(部落共同体-作者按)是自给自足的生产单位,大小有100至1000英亩左右。大部分产品只是随着共同体的直接需要而生产,决不作为商品而生产。……只有剩余产品才可以成为商品,其中一部分也重新落入国家的手中。国家不知起源于何时,但它收取一定量的贡物税。印度各地区的共同体都不相同。通过最简单的形态来看,共同体共同耕作土地,将产物分配给成员,各个家庭可以搞纺线、织衣料等副业。除了这些众多的平凡工作的人以外,还有‘高高在上的人’,如担任法官、警察、征税官、会计类人员、追击犯法者的官吏、海关工作人员、水路监视官、负责宗教意识的僧侣、学校老师、掌管历法的僧侣、铁匠和木匠、陶工、理发师等。这十二种人维持生活的费用由共同体负担。如果人口增加,则迁至未开垦的土地建立新的共同体。虽然劳动是有计划的分工劳动,但工场制的手工业分工却是不可能的。因为铁匠和木匠的市场是不变的,顶多根据村落的规模,其人数由二增至三而已。……这种生产组织是自给自足的,以同一种形态进行再生产,即使偶尔崩溃,也会在同一地点,以同一名字重新组合。这一单纯的生产组织,与极为明显的亚洲国家及王朝频繁的兴衰形成对比,亚洲社会的经济结构不受任何政治变化和时代潮流的影响一直持续下来。”(19)

除了小规模的副业以外,由于这种自立的有机体是以对共同财产的共同经营和自然发生的分工为基础,所以从根本上将重点放在满足共同体的直接需要上。其结果,马克思认为,没有超越“自然经济”壁垒的能力,“即便可能进行剩余劳动,可以交换剩余产品”(20),但也不可能转换为商品生产。马克思认为,这种自给自足共同体的单纯生产组织命中注定永远反复循环,正是“亚洲社会具有的停滞性和不变性”的决定性原因。

他从这种小规模自给自足的共同体中发现了“东方专制主义的(物质的)基础”。

“……我们决不能忽视的是,无论这种牧歌式的村落共同体看起来如何简朴,事实上,它早已形成了东方专制主义的牢固基础。”(21)

马克思认为,东方的“气候、地理状态”产生了“通过运河和水路进行人工灌溉的需要”,这形成了“东方农业经济的基础”。(22)“需要共同节约用水的绝对制约使具有广阔国土和处于较低文明水平的东方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中央集权式国家权力的介入。其结果导致亚洲所有国家都被赋予了管理公共事业的重要经济职能。”(23)因此马克思认为,建设灌溉设施就成为自给自足的、“象植物一样相互独立成长的”(24)小规模共同体生产和再生产的“首要前提条件”。从这一点来说,国家对于共同体的生活十分重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通过“经济职能”的执行,国家又成为“凌驾于所有共同体之上,并总管一切的统一体。”(25)马克思继续说:

“这一‘统一体’是现实的所有者,是共同财产的前提,因此其本身是凌驾于现实众多的个别共同体之上的‘特别的存在’,其中个人并非实际的所有者。换句话说,所谓个人所有……将所有一切让给共同体,才能在媒介上形成。这是在作为众多共同体之父的独裁者身上实现的,通过个别共同体的媒介表现在个人身上。……这一氏族或共同体所有制才是东方专制主义以及其中并不存在法律上的私人所有权的根据。这一共同体所有,大部分是通过小规模共同体内的手工业和农业的结合而形成的。这一共同体是自给自足的,其内部保存着所有生产和剩余生产的条件。其剩余劳动的一部分要以贡赋的形式献给更高的棗结果是以人格存在的棗共同体。这一贡赋有时也表现为赞颂现实的独裁者或想像的始祖、神等唯一性的共同劳动的形态。但是这种共同所有在现实中必须要通过劳动才有可能实现,所以表现为下列两种方式。首先,小规模共同体各自独立并存,个人也独立地在赋予其的土地上与自己的家人一起劳动。另外一种是统一体(国家棗作者按)深深介入以共有性为基础的劳动,全体社员的劳动者有一个有体系的形式。墨西哥和秘鲁便是典型的例子,古代的卡尔特族和印度的部落社会也是如此。更进一步,部落的共同性也有这样的表现:即统一性代表了部落酋长或家长之间的相互关系,以此来决定该共同体的性质是更加独裁还是更加民主。但是对于亚洲民族来说,通过劳动以使现实自我化的共同条件,即灌溉事业、交通手段等非常重要。而且这是较高的统一体即凌驾于小规模共同体之上的独裁政府的工作。”(26)

在这种情况下,这一“较高的共同体或统一体”便是“在亚洲式的基本形态下成为生产手段‘土地’的唯一所有者。由于现实的共同体仅仅是世袭的占有者”(27),所以和奴隶主、封建地主及资本家(28)一样,这些“较高的共同体或统一体”也是剩余生产物的主要占有者。在这里,马克思对东方社会中唯一的财产所有者“地位较高的统一体”(即国家)与没有私有财产而只管理“部落或共同体所有”财产的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关系作了这样的解释。

“在没有私有财产权,而国家作为直接的土地所有者和主权者的亚洲社会中,地租和税金是互不分离的,与地租相区别的税金无法存在。从这一点上来看,在国家面前所有的臣民都以相同的形式接受着隶属关系,无论政治上还是经济上没有比这更加残酷的形态了。在这里国家是最高的地主。主权则存在于国家层次上集中的土地所有。无论个人或集体如何占有并耕作土地,私有财产仍是不存在的。”(29)

与亚洲国家“即土地所有者,同时又是主权者”相关联,和黑格尔一样,马克思也提到了“东方普遍的奴隶状态”。在当时,东方普遍的奴隶状态当然是 “要区别于西方的奴隶制和农奴制”的。(30)

现在让我们来简单地看一下马克思对于东方社会阶级关系的想法。他认为阶级关系与社会生产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在“古典、古代的生产方式”和“封建生产方式”中,奴隶所有者和土地所有者封建领主各自形成了支配阶级。同时,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只有国家是“唯一的地主”和“至高无上的地主”,所以“奴隶主和封建领主阶级”等独立自主的阶级并不存在。马克思认为在亚洲“相当于支配阶级的是国家或独裁者”,(31)所以为了表现出东方的阶级关系,应该考虑的对象是国家机构,也就是国家的管理阶层。这一阶层一般被看作是东方的支配阶级。但马克思本身却将这一东方社会的阶级问题当作悬而未决的问题。(32)在这里我们应该注意的是,这一管理阶层是依靠其指导能而将自身具体化为支配阶级的。也就是说,不是直接占有剩余产品或土地,而是随着社会的劳动分工而发生的其指导技能将其提到了支配阶级的位置上。但是官僚们棗虽然占据着有利位置,很容易成为“实际的所有者”(de-facto-Eigentümer)棗决非法律上(de jure)的所有者。

以上简单提及的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范畴可以概括为下面几个特点。

  1. 缺乏土地私有。
  2. 以“共同体所有”方式为依据的自给自足式的“村落共同体”的存在。这一村落共同体正是东方社会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停滞性”的决定因素。村落经济是小农与家庭工业的结合体。
  3. 大规模公共事业(修筑堤防、水利组合等)。这是“专制君主”乃至“国家”所主管的公共事业,也是“东方农业的基础”。
  4. 相对微弱的阶级发展。其结果是“东方普遍的奴隶状态”在“专制君主”乃至“国家”面前占支配地位的现象。除了“专制君主”以外,在法律上没有具有所有权的阶级,只有在“能”方面属于支配阶层的官吏。他们根据不同情况,有时也会作为实际的土地所有者登场。
  5. 缺乏私有财产的自然发生的共同体及微弱的阶级关系(因而东方的全体主义)等使“亚洲”社会成为阶级社会内最久远的社会,即接近于原始共产主义的社会。

这种马克思的亚洲观和资本主义思想家的亚洲观在对停滞原因的评价中产生了差异。马克思拒绝以欧洲中心主义为根据,将“停滞”看作“亚洲固有性”的立场。马克思认为“停滞现象”是所有前资本主义社会所共有的。

“例如,在法国农民的后进性中也存在这些问题。”(33)正如我们所见,马克思联系“自给自足”的生产组织乃至与创造(商品)价值相去甚远的自然经济,来寻找生产方式的停滞乃至后进性的根据。所以他拒绝接受将被视为停滞根据的“‘自然发生的’共同所有形态”看作是纯粹的“亚洲的”固有性的立场。

“最近认为‘自然发生的’共同所有方式是斯拉夫民族固有的方式,甚至于是完完全全的俄罗斯方式的见解泛滥,这是很可笑的成见。自生的共同所有方式的原型可以在罗马社会、日耳曼社会以及卡尔特民族中找到。虽然有一部分被破坏掉了,但具有多种多样形态的原型的样本现在仍存在于印度社会中。因此,如果细致地考察亚洲的共同所有方式,尤其是印度的共同所有方式,就会捕捉到多样的解体方式是如何形成于形态各异的自生的共同所有方式的。例如,从形态各异的印度的共同所有可以导出罗马社会、日耳曼社会的独特的私有原型。”(34)

因此马克思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决非受“地理”制约的生产方式,而是“普遍的”历史的生产方式。当然马克思认为,与“进步的”古代或日耳曼方式相比,这一生产方式与“自然发生的共同体具有密切的联系”。(35)马克思坚信,这种形态的亚洲社会也会因生产条件或所有关系经过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而变化。

如果众多的部落打猎,这个地区就会成为猎区。如果种庄稼,土地就会作为个体扩张的一部分。“罗马市”建成了,其周围耕作地经市民整治,共同体的各种条件就会与以前不同而发生变化。所有共同体的目标都是维持生存,维持生存也就是指构成共同体的个体在成员相互间的关系和构成共同体自身的同一种客观生存方式中作为所有者被再生产。这一再生产是指必然打破旧的形式,同时进行新的生产的作用。……对于将村落变成城市,将荒地变成农田等再生产行为本身来说,不仅各种客观条件发生变化,而且生产者本身也在变化。因为通过生产活动,他们从自身出发培养新的资质,发展和改造自身,创造出新的力量与想法、沟通方式、欲望及语言。(36)

马克思还联系“亚细亚”方式做了补充说明:

“劳动主体所具有的生产力发展阶段是和劳动主体(即人棗作者按)相互间以及与自然间的一定关系相应的。所以到了发展阶段的最后一瞬间,不仅共同体,连以其为根据的所有方式也会最终解体。也就是说,当再生产进行到一定程度时,便会走上解体之路。”(37)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代言人将亚洲的停滞解释为自律性发展能力的缺乏(例如缺乏发展为奴隶制或封建制等的动力),与此相反,马克思则认为这是“错误的” 评价而坚决予以反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将“亚细亚的”方式与“古代的、封建的、近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一道看作是“经济的社会结构进步的一个阶段”,也正是出于这一原因。(38)马克思认为,亚细亚方式“由于具有奴隶制的可能性,所以在其本身内部藏有解体的萌芽。”(39)

当然,另一方面,马克思指出了扬弃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结构上的难点。

“亚细亚方式长久以来坚韧不拔地执着于自身(现象维持)是无可奈何的。而且可以从下面论述的亚洲社会的前提条件中找出其缘由,例如:与共同体相比,个人不太自立;自给自足生产的重复;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等。”(40)

其结果是,连马克思自己也将扬弃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外部影响”看作是正当的。他认为,亚洲社会只有通过欧洲资本主义的侵略才能够革新。例如,“英国的侵略(印度)……将一个半野蛮半文明的小共同体解体了。英国的侵略破坏了这一野蛮的共同体的经济基础,这引起了之前在亚洲前所未有的、最大的、而且是唯一的‘社会革命’。”(41)马克思认为,在这种“半野蛮半文明”的亚洲社会的历史变革中,“‘文明的’资本主义无论犯了什么罪”(42),其世界史的业绩都还是要给予认可,并且认为这是世界史进程“必不可缺的条件”(conditio sine qua non)。(43)

但是,在这里我们也应该注意到马克思关于亚洲社会将来要担任的革命角色的预言。当然, “象小心保存在封得严严实实的棺材中的木乃伊接触到了新鲜的空气一样”(44),由于欧洲资本主义的暴力侵略,亚洲社会虽然最终解体了,但实际上却正在走向至今为止从未有过的“巨大的革命”(45)。马克思坚信,在中国的“太平天国之乱”(1850~1866)和印度的“斯波伊(Sepoy)之乱”(1857~1958)中已经出现了征兆。马克思强调并预言了处于“半野蛮半文明”状态的亚洲社会对于欧洲“文明的”、曾在市民资本主义社会中革命了数十年,而今(1850年代的欧洲-作者按)却在某种程度上较为缓慢的革命状况(46),可能产生的决定性的影响力。

“(黑格尔的)‘对立(Gegens?tze)统一’在现实中究竟是不是普遍正确的原理?我们可以将中国革命对百分之八、九十的文明世界产生的影响力举一个恰当的例子。这一主张看起来象是自相矛盾的(paradox),但是欧洲民族即将掀起的起义,究竟在下一阶段带来的是共和的自由,还是为了取得廉价的政府体制而进行的斗争,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在与欧洲不同的天空下(即中国棗笔者按)正在展开的革命。”(47)

继续对至此为止所叙述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马克思主义范畴进行简单的问题史考察,对于下一章分析“儒家”社会的本质是必要的。

“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最早始于普列哈诺夫和列宁。当时他们“不是在书桌前,而是正在以能动的政治斗争”深深地介入俄国革命。(48)尤其是在1921至1925年之间,共产国际宣布“撤回早期对西欧工业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各种展望”(49),而在中国,随着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追求,“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在中国革命的理论和战略方面开始具有重要意义。(50)在共产国际内部,主要在托洛兹基和斯大林的支持者之间激烈地展开了对中国问题的争论。在政治上胜利之后的1930年,在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遭到决定性失败之后,斯大林提出了对于规定着人类历史“单一”发展的公式化的理论。(51)结果在1930年的第比利斯(Tiflis)会议和1931年的列宁格勒(Leningrad)会议中,“亚细亚生产方式”丧失了独立性,被定义为“封建制亚细亚的变种”。(52)其后在1938至1940年之间,康瓦莱夫(Konvalev)和斯图威(Struve)将亚细亚生产方式看作是“家长式社会”的延长,断定其为“奴隶制社会的变种”。由于斯大林的影响,研究所被重新组织,甚至连麦德扎(Madjar)和列切诺夫( Rjazanov)等在肃反期间都被除掉了。(53)实际上从1930年以后,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已经消失,其后很长一段时间无人问津。

这一争论在1957年威特伏格“极度‘挑衅’的《东方专制主义》 (Die orientalische Despotie)一书出现”(54)后,才又重新开始。在这部“十分稀有的大杂烩”(55)书中,威特伏格重新采用了马克思的灌溉假说试图来证明它。他从“中国、印度、波斯、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撒哈拉以南的几个非洲地区、夏威夷、哥伦布到达之前的美洲诸国、历史初期的希腊、后期的罗马帝国、拜占庭、蒙古支配后的俄罗斯等”(56)历史中搜集了广泛而抽象的例证。同时,他将“东方专制主义”看作是亚洲社会固有的特点。在这里他毫无区别地使用了“东方社会”、“亚洲社会”、“农耕社会”和“农耕官僚社会”等表达方式。(57)对威特伏格思想的具体叙述超越了本书的范围,作者在这里首先想通过讨论和否定灌溉假说来迈出第一步,更加明确地揭示中国“儒家”社会的结构。

注释:

1、Nguên Thanh-Hung, Zur Theorie der vorkapitalistischen Klassengesellschahten bei K. Marx und F. Engels, S.22。

2、请参考同书,S.22~31。

3、关于“东方专制主义”概论的意义论分析(die semantiche Analyse)请参考R.Doebner, “Despot and Depotism: Vicissitudes of a political term,”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vol. 14, 1951, pp.275-302页。

4、Maurice Godelier, “La notion de ‘Mode de production asiatique’ et les schémas maxistes d’evolution des sociétés,” Sur le ‘mode de production asiatique’, p. 51以下。

5、对于中国政治制度的研究成果中,请参考Wang Yü-Ch’ üan (王毓铨),“An Outline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r the Former Han Dynasty,”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12,1-2,1949:劳干,《论汉代的内朝与外朝》,《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3本,1948。

6、é. Balazs, 前书,p.28.

7、Nguyên Thanh-Hùng,前书,S.47 。

8、同书,S.88。

9、J. Needam, “Science and Society in East and West,” Centaurus X, Kopenhagen, 1964, P. 182. 此处引自G.Sofri,前书,S.141。

10、G. Sofri, 同书,S.131。

11、M.Godelier, 前书,p.50。

12、马克思将“亚细亚的” 以及“印度的”形式和以共同体所有为根据的土地占有形式几乎用为同义词。

13、Das Kapital, Bd. I, MEW, Bd, 23, S.358。

14、Marx and Engels, 2, Juni 1853, MEW, Bd. 28, S.254。

15、J. Chesneaux, “Le mode de production asiatique-Quelques perspectives de recherche,” Sur le ‘mode de production asiatique’, p.17 。

16、同上。

17、Grundrisse, S.376。

18、同上。

19、Das Kapital, I, MEW, Bd. 23, S.378~79。

20、Grundrisse, S.375。

21、“Die britische Herrschaft in Indien”, MEW, Bd. 9, S. 132。

22、同书,S. 129。

23、同上。

24、Grundrisse, S. 377。

25、同书,S.376。

26、同书,S.376~377。

27、同书,S.376。

28、请参考Das Kapital, Bd. Ⅲ,前书,S.343; Du-Yul Song(宋斗律)“Die Bedeutung der asiatischen Welt bei Hegel, Marx und Weber”(Dissertation an der Univ. Frankfurt/M., 1972)S.78, 注28。

29、Das Kapital, Bd. Ⅲ,前书,S.799。

30、Grundrisse, S.395。

31、Nguyên Thanh-Hung, 前书,S.96。

32、请参考同书,S.96以下。

33、请参考同书, S.47或“Der 18. Brumaire der Louis Bonaparte,”MEW, Bd. 8, S, 198。

34、Marx,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konomie, S.28注;以及Das Kapital, I, 前书,S.92注30。

35、G. Sofri, 前书,S.46。

36、Grundrisse, S. 393~394。

37、同书,S.386。

38、A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konome. S.16。

39、Grundrisse, S.399。

40、同书,S.386。

41、“Die britische Herrschaft in Indien,”前书,S.132。

42、同书,S.133。

43、“Künftigen Ergebnisse der britischen Herrschaft in Indien,”MEW, Bd. 9, S. 221。

44、“Die Revolution in China und in Europa”,前书,S.97。

45、同书,S.96。

46、Du-Yul Song,前书,S.84。

47、“Die Revolution in China und in Europa”,前书,S.95。

48、对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焦点化分析首先请参考G. Sofri,前书,尤其是S.76以下;其争论的概要请参考J. Chesneaux,前书,p.17以下。

49、J. Chesneaux,同书,p.19。

50、请参考G. Sofri, 前书,S.108以下。

51、Geschischte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der Sowjetunion(Bolschewiki), Kurzer Lehrgang, Unter der Redaktion einer Kommission des ZK des KPdSU(B), gebilligt v. ZK d. KPdSU 1930, Moskau, 1939, S.149。

52、G. Sofri, 前书,S.126。

53、同书,S.127。

54、同书,S.129。

55、同书,S.131。

56、同书,S.134。

57、同书,S.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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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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