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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式社会的社会经济结构
“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否定和马克思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
第一章 西欧人的亚洲观

【韩】宋荣培

1.市民社会的亚洲观

启蒙主义时代以后,欧洲试图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来理解其它地区的文化,尤其是东方文化。(1)这种必要性随着资本主义跨越欧洲的疆界向亚洲、非洲等新文化圈扩张而变得更加迫切。最早系统地提出关于亚洲理论的是孟德斯鸠、英国的国民经济学家以及黑格尔。(2)当然他们所主张的理论内容是不同的,但是在对亚洲社会的停滞(Stagation)和专制主义(Despotismus)性质的基本看法上是一致的。

在法国革命前后的欧洲,随着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以及保障个人自由和私人所有权的、崭新形态的市民民主主义逐渐取得了重要意义,与此同时,东方社会被欧洲思想家们看作是“落后”的典型,而欧洲社会由于其内部的动力则被看作是人类历史“普遍的”典型,相反东方社会则被认为是一般历史的最初原始阶段,即半文明半野蛮的社会或“停滞的社会”。根据他们的东方观,这个社会,在经济上停留在以村落共同体(Dorfgemeinschaft)为中心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上,不存在土地私有;在政治上处于“独裁者”及其具有特权的臣下(官僚)们不断压迫和剥削之下。

以这种政治经济关系为基本观点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代言人认为,东方社会都或多或少地缺乏可以继续发展下去的“自律的”能力。这一见解来自于他们抽象的世界观,他们的意图实际在于将“欧洲资本主义对东方的支配”合理化。简单地说,资本主义思想家们关于亚洲的理论与其说是纯粹的学问,不如说是意识形态,其中“东方专制主义”概念(3)更是如此。高德理(M. Godelier)曾说:

“‘专制主义’与其说是纯粹的学问,不如说是意识形态的概念。这一概念暴露出了18世纪的哲学、政治问题。一般来说,这一概念歪曲事实,偏颇地认为原始形态的国家只体现于君主的人格之中,似乎仅仅取决于其随心所欲的意志。”(4)

正如新的研究成果所明确阐明的那样,(5)被称为“天子”的中国皇帝在持续两千多年的“儒家”社会中并没有“随心所欲”地统治中国。“被称为天子的君主……虽然凌驾于所有大臣之上……但实际上处于官僚制的监视之下,被关在宫中。君主不过是这一官僚制的神圣象征而已,在某种程度上是软弱无力的。长久以来,不知不觉中形成这样一种政治格局,君主只有在符合其所代言的人们的利益时才是安全的,但却一直受到‘参谋和大臣的控制与监督’。”(6)巴拉兹(é. Balazs)的这一见解将在本书后半部中得到更加明确的论证。

最早使用“东方专制主义”概念的孟德斯鸠也受到了同时代批评家们的强烈批判。这些批判的主要内容是,他的“东方专制主义”概念与东方的任何实际历史都不相符。(7)尽管如此,孟德斯鸠还是将这一“东方专制主义”概念当作了“反对法国绝对主义的理念武器”。(8)与此相比,另一方面,战后“在意识形态冷战时期挥动斧子的伟人”(9)威特伏格(K.A.Wittfogel)则联系“东方专制主义”概念批判了共产主义国家,尤其是俄罗斯和中国。威特伏格认为这两个国家属于“持续千年的东方专制主义体现得最完全和最危险的最终形式。”(10)

2.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论

另一方面,马克思虽然在内容的细微方面依赖于市民社会的思想家,但在整体上却与他们的理立场不同。关于从无阶级社会向阶级社会的可能的“过渡过程”,他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11),将其设定为最古老的文明社会形式,以此来说明东方社会。

被马克思视为亚洲或者印度社会(12)物质基础的,要数起源于太古时代的自给自足小规模部落共同体。这一共同体的基础是“土地的公有,农业与手工业的直接结合,以及成立新的共同体时稳固的劳动分工。”(13)马克思认为土地私有的不足才是“到达东方天空的现实的钥匙”。(14)在“先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诸方式”中,马克思设定了三种互不相同的所有形式,即“亚细亚方式”、“古代或古典方式”和“日耳曼方式”。这些方式全都是随着原始社会的解体而诞生的,三种方式形成了不同阶级社会的出发点。(15)“在日耳曼所有方式中,个人融合到共同体中时,具有一定程度的控制特征,此时即使个人得到土地,该土地也属于共同体。”(16)

马克思认为,“自然发生的氏族共同体,或者叫做群体,即血统、语言、习惯等共同性,在将生活中的各种客观条件自我化的过程中,或是在将这一生活再生产、对象化的各自的行动中,即作为畜牧家、猎人、农耕者的活动中,成为第一前提。”(17)此时,大地是“巨大的实验室和兵器库,它提供劳动手段、劳动材料以及共同体的基础棗栖身之处,这一大地归共同体所有。也就是说,归通过活着的劳动而被生产和再生产的共同体所有。个体不过是所有者和占有者即共同体的构成人员而已。”(18)马克思在分析印度社会时,对于这种以“共同所有”为根据的“部落共同体”的特殊性质是这样描绘的:

“它(部落共同体-作者按)是自给自足的生产单位,大小有100至1000英亩左右。大部分产品只是随着共同体的直接需要而生产,决不作为商品而生产。……只有剩余产品才可以成为商品,其中一部分也重新落入国家的手中。国家不知起源于何时,但它收取一定量的贡物税。印度各地区的共同体都不相同。通过最简单的形态来看,共同体共同耕作土地,将产物分配给成员,各个家庭可以搞纺线、织衣料等副业。除了这些众多的平凡工作的人以外,还有‘高高在上的人’,如担任法官、警察、征税官、会计类人员、追击犯法者的官吏、海关工作人员、水路监视官、负责宗教意识的僧侣、学校老师、掌管历法的僧侣、铁匠和木匠、陶工、理发师等。这十二种人维持生活的费用由共同体负担。如果人口增加,则迁至未开垦的土地建立新的共同体。虽然劳动是有计划的分工劳动,但工场制的手工业分工却是不可能的。因为铁匠和木匠的市场是不变的,顶多根据村落的规模,其人数由二增至三而已。……这种生产组织是自给自足的,以同一种形态进行再生产,即使偶尔崩溃,也会在同一地点,以同一名字重新组合。这一单纯的生产组织,与极为明显的亚洲国家及王朝频繁的兴衰形成对比,亚洲社会的经济结构不受任何政治变化和时代潮流的影响一直持续下来。”(19)

除了小规模的副业以外,由于这种自立的有机体是以对共同财产的共同经营和自然发生的分工为基础,所以从根本上将重点放在满足共同体的直接需要上。其结果,马克思认为,没有超越“自然经济”壁垒的能力,“即便可能进行剩余劳动,可以交换剩余产品”(20),但也不可能转换为商品生产。马克思认为,这种自给自足共同体的单纯生产组织命中注定永远反复循环,正是“亚洲社会具有的停滞性和不变性”的决定性原因。

他从这种小规模自给自足的共同体中发现了“东方专制主义的(物质的)基础”。

“……我们决不能忽视的是,无论这种牧歌式的村落共同体看起来如何简朴,事实上,它早已形成了东方专制主义的牢固基础。”(21)

马克思认为,东方的“气候、地理状态”产生了“通过运河和水路进行人工灌溉的需要”,这形成了“东方农业经济的基础”。(22)“需要共同节约用水的绝对制约使具有广阔国土和处于较低文明水平的东方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中央集权式国家权力的介入。其结果导致亚洲所有国家都被赋予了管理公共事业的重要经济职能。”(23)因此马克思认为,建设灌溉设施就成为自给自足的、“象植物一样相互独立成长的”(24)小规模共同体生产和再生产的“首要前提条件”。从这一点来说,国家对于共同体的生活十分重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通过“经济职能”的执行,国家又成为“凌驾于所有共同体之上,并总管一切的统一体。”(25)马克思继续说:

“这一‘统一体’是现实的所有者,是共同财产的前提,因此其本身是凌驾于现实众多的个别共同体之上的‘特别的存在’,其中个人并非实际的所有者。换句话说,所谓个人所有……将所有一切让给共同体,才能在媒介上形成。这是在作为众多共同体之父的独裁者身上实现的,通过个别共同体的媒介表现在个人身上。……这一氏族或共同体所有制才是东方专制主义以及其中并不存在法律上的私人所有权的根据。这一共同体所有,大部分是通过小规模共同体内的手工业和农业的结合而形成的。这一共同体是自给自足的,其内部保存着所有生产和剩余生产的条件。其剩余劳动的一部分要以贡赋的形式献给更高的棗结果是以人格存在的棗共同体。这一贡赋有时也表现为赞颂现实的独裁者或想像的始祖、神等唯一性的共同劳动的形态。但是这种共同所有在现实中必须要通过劳动才有可能实现,所以表现为下列两种方式。首先,小规模共同体各自独立并存,个人也独立地在赋予其的土地上与自己的家人一起劳动。另外一种是统一体(国家棗作者按)深深介入以共有性为基础的劳动,全体社员的劳动者有一个有体系的形式。墨西哥和秘鲁便是典型的例子,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