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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式社会的社会经济结构
“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否定和马克思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
第二章 儒家社会的土地私有制生产关系论
2、土地私有制的成立和“官僚的”中央集权国家成立的物质基础

【韩】宋荣培

在从世袭贵族氏族支配的封建制度(sippenherrschaftliches Lehenswesen)向君主的官僚中央集权制(die bürokratische Zentralregierung)过渡的结构变动贯穿始终的春秋战国时代,首先是几个主要的势力家──不管是诸侯还是贵族(大夫)──强大的权力集中表现得非常突出。不仅在废除氏族支配的世袭贵族制的斗争中如此,而且为了贯彻官僚的中央集权制以及奠定自己的军事和行政势力的经济基础,这些新的当权者个个都红了眼,他们更是想尽一切办法使自己封土内的山、树林、沼泽、湖泊(山林薮泽)变为私有。

自古以来氏族共同体居住地周围的山林薮泽等起初是被当作共同体共同使用的狩猎场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共同体周边地区的管辖权被委任给了其氏族共同体的元老或统率者。因此氏族元老或支配者命令氏族成员们必须将进入该周边地区狩猎所得猎物的一部分献出来作为祭祀品,另外对于这些氏族成员来说,这种狩猎同时也具有某种军事训练的色彩。这是因为当时共同体生存所必须的共同事业是收集献给祖先神和天地神灵的祭物以及战争。(1)这一被称为“山林薮泽”的自古以来的共同体周边地区从这种意义上具有了决定性的、重要的经济意义。尤其是进入了商业繁盛的战国时代以后更是如此。最开始商业仅仅局限于只提供满足封建主们需求的一般消费品,而进入战国时代,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人口的增长,开始必须提供符合农民大众需要的商品,如盐、香料、鱼、铁制农机具、麻布、染料等。(2)在这种状况下,战国时代开始出现了作为交换手段的金属货币。开始是由大城市里的商人们自己铸造,后来个别的诸侯国们(晋国自公元前336年)也开始铸造正式的金属货币(钱)。(3)与此同时高利贷业也开始盛行。实际上农民们陷入了这样一种处境,即有时只能付出两倍的利息来借债度日。许倬云根据《管子》这样进行了说明。c

  “农户获利收入是秋收以后的事情,但租税要在作物成熟以前交纳。因此农民们为了支付自己的租税必须借利息相当于本钱的债。有时临时需要特别给农作物浇水时必须雇佣劳动者来给自己的地浇水,届时又得借债来支付工钱。从农民资金窘迫中榨取利润的富豪们秋天购买农民的粮食,在农民春穷期断粮的时候以两倍的价格卖掉。农民在赋役和各种租税以外每年还必须借一次高利贷。……任何一个农夫不管再拼命地耕种土地、收成再好也不会有余粮。有的为了还债甚至把自己的子女卖作仆人(奴隶)。”(4)

另据《史记》和《战国策》记载,薛的邑主齐国的王族孟尝君曾率一万余户,对他们发放了大量的高利贷。(5)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除了农耕和商业以外,畜牧和园艺等也得到了发展。另外如司马迁的《史记》中所证实的那样,开采和提炼盐矿及各种金属(铜、铁、金、锡、铅等)矿等行业非常繁荣。(6)通过这种方式,“山林薮泽”这一自古以来的共同区域的经济意义由于矿山的发展、尤其是盐矿的大规模发展而达到了顶峰。几个君主们又进一步通过利用铁制农机具和灌溉设施开垦了沼泽和荒地。例如如前所述,跟秦始皇的“郑国渠”一样规模庞大的新的耕地得到了开垦。

在这种状况下,强大的诸侯(君主)们将这自古以来的共同区域变成了自己的私有财产。这样一方面一般人对原来共同区域所具有的使用权被废止,另一方面诸侯(君主)一方拥有了巨大的私有财产。一般民众被永远剥夺了对该共同区域的利用权。现在这种私有地的利用或被君主“禁止”,或只被允许以“交纳”利用税作为条件。如果违背了这一新的法律,就必然会受到残酷的惩罚。其中一个例子是宣王(319~301BC在位)和孟子(371~289BC)之间的有名的对话。(7)

有趣的是,保守的儒家们非常反对君主(诸侯)们为自己的权益所采取的新的租税搜刮方法。不只是孟子,荀子也认为这一新设的租税措施从根本上侵害了他们所认为的理想的“德治”。(8)对此我们引用《荀子》中的一段来看一看:

“王者之法,……关市几而不征,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是王者之法也。”(9)

尽管努力试图重建面临解体命运的周朝社会秩序的儒家们表达了批判的见解,而君主们加强中央权力所必须的社会政治结构的改革还是在整个战国时代通过李悝(455~396BC)、吴起(440~381BC)等法家们得到了贯彻,起初是在魏,后来逐渐到了韩、楚、齐、赵等国(10),最后是秦的“商鞅(390~338BC)变法”。商鞅变法所具有的一般意义是首先它从根本上破坏了世袭贵族制这一传统的封建制度,其次是它超越了这一层次,从本质上确定了中国儒家式社会的官僚中央集权制的基本结构。商鞅变法破坏了地方分权式的世袭贵族制,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君主的统治权力。齐思和(1947)和最近的杨宽(1973)已经对于这种意义作了充分的说明,(11)所以作者在本书中只想清楚地描述它在儒家社会的形成中所具有的持续的意义。

1)重农轻商的经济政策

“夫农者寡而游食者众,故其国贫危。……故曰: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归心於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信则可以守战也。壹则少诈而重居,夫民之不可用也,见言谈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贾之可以富家也,技艺之足以糊口也。民见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则必避农。避农,则民轻其居。轻其居,则必不为上守战也。”(12)

尽管商业非常繁荣,但在当时农耕依然占据着支配地位,与流浪的“士”、商人、手工业者们相比,农民们固定地居住在一个地方,因此商鞅从这一点出发,只将农业规定为主要经济。与当时的自然经济相比,商鞅将“农业”主要理解为包括男性劳动的农耕和女性劳动的家庭纺织。为鼓励这种农业,商鞅“对于通过积极进行农耕和织造生产出更多粮食和绸缎的人免于赋役和租税”。但“将想通过做生意来获取利益和懒惰贫穷的人则抓起来作为奴婢”(13)。商鞅还废除了“世袭贵族制的身份制度”,重新制定了20个等级,规定所有人无论以前的身份如何──是世袭贵族还是普通的生产者均一视同仁──都按照其生产和军事业绩在来提升其社会地位。(14)

2)私有财产在法律上的确立和对自耕农的农税、军役税的采用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各个诸侯国中的共同耕作地(公田)和劳动地租已经被废除,而随之被采用的是实物地租。例如鲁国已经于公元前594年实行了实物地租(贡法)。秦国通过商鞅才废除了自古以来的共同耕作地的地界。其结果是首先对生产者土地的直接私有在法律上得到确定,其次是开始全面实行农税。这两点正是儒家社会内部结构的根本基础。据《史记》记载,“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15)。

对此董仲舒(179~104BC)是这样说明的。

“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仟佰,贫者无立锥之地。”(16)

《汉书》的<地理志>下是这样记录的。

“(秦)孝公用商君,制辕田,开仟佰,东雄诸侯。”(17)

这里辕也可以写作“爰”,两个字都是“交换”(换)的意思。(18)“辕田”即“换田”是指可以与货币对换的耕地,即可以买卖的耕地。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虽然金属货币取得了很大发展,但由于采矿、冶炼、铸造等技术水平还比较低下,因此还不太适合作为交换手段进行流通。考虑到农业的支配地位,除了金属货币之外,土地也作为一种财富的积累形式而占据支配的地位。最终在这种状况下土地必然进行买卖。商鞅面对这种变化的情况,作为生产的促进剂而从法律上确立了土地的私人所有。商鞅还改革了租税体制。这便是废除以公田为基础的劳动地租并采用新的租税。根据这一租税体制,拥有私有土地的自耕农必须根据农业生产物的收获数量来缴纳一定的农税。

3)作为社会经济基本单位的小家庭的确定

由于社会生产力本质上的提高,小家庭已经替代以前的氏族共同体和大家族可以独立进行生产。因此在这一历史时期,商鞅宣布小家族为社会经济的基本单位。为了贯彻这一家族制度的改革,商鞅提出了如下的租税政策。

“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19)

关于商鞅家族改革的结果,贾谊(201~169 BC)是这样记载的。

“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鉏,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倂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20)

贾谊对于商鞅家族改革以后的家庭关系所作的叙述不但持否定态度,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夸张。但我们在这里──作者推断──不能不注意到,在汉代五口之家可以被看作是普通农户的正常大小。(21)

仁井田升根据大量的各种资料,如《孟子》、《汉书》、《通典》、一些零星的古户籍,如416年的资料和唐朝“天宝”(742~55)年间的资料等古代中国的资料、伯克(John Lossing Buck)和李景汉等人的现代资料,推断出在中国儒家式社会里大多数农户(约95%)的家庭成员数平均为4到7人,即5人。但大约不到10%的“士大夫地主”的大家族例外,他们依靠自己的大量财富平均超过10人,还有的家庭成员甚至超过了100人。(22)

到现在为止我们描述了商鞅的社会经济政策的大纲,这一政策在秦以后大约一直持续到了汉代,它最终牢固地确立了中国社会的根本结构。

作者在这里想进一步强调,除了从自耕农那里收来的正式收入(田租、兵役税、赋役税等各种公税)之外,从国有土地和代表“皇帝”私有地的“公田”里得到的私人收入也是“国家”或“王室”中央集权的统治权力决定性的经济基础。

有关国有土地和作为君主私有地的公田的记述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例如公元前246年秦始皇曾通过修建“郑国渠”来开垦耕地,从这一点上也表现得非常清楚。《史记》的<河渠书>和《汉书》的<沟洫志>对此是这样记载的。

“而韩闻秦之好兴事,欲罢之,毋令东伐。乃使水工郑国间,说秦令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欲以溉田。……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种。於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23)

(1里=405m,1顷=100亩,1亩=182m2,1顷=1.82ha,1钟=49.664?)

从上面的引用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秦通过“郑国渠”的修建所获得的约7万3千公顷耕地最终成为秦始皇得以统一中国时所必需的决定性的经济基础。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新获得的耕地正是分布在“瓠口”(今陕西省泾阳附近)周围的排水地。增渊龙夫认为,这一地区是自古以来有名的十大沼泽地之一的“焦获”沼泽。(24)到了那时,由于“山林薮泽”已经成为了君主的私有土地,因此开垦草原、沼泽、丘陵所获得的耕地也被看作是君主的私人所有或国有土地。这种国有土地被称为“公田”。为了耕作这些公田,秦的诸侯们首先命令邻国中“土地狭小而人口稠密”的三晋(韩、魏、赵)的农户们移居至此。(25)为了将三晋没有土地的农户迁移到秦国,使其起耕丘陵地和沼泽地,为他们提供了耕地和住所,甚至还提出10年内不用交纳租税。(26)当权者们通过这种方式来耕作自己的私有土地,展开了鼓励农业生产的政策,以试图积累为加强自己的支配权力所需的财富。

除了公田,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菜园的形成。它表现了曾在魏、郑、齐、秦等很多国家出现的、对以前共同体所有地的私人垄断的典型例子。从战国时代的几篇著述中可以看出君主的菜园被赋予了多么大的经济意义。看一下秦的例子:

“秦大饥。应侯请曰:五苑之草著,菜橡果枣栗,足以活民。请发之。”(27)

君主们积累构成中央集权式支配体制的物质基础的私有财产的现象到了汉王朝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汉武帝(140~87 BC在位)在位期间达到极点。在前面已经讲过,汉武帝首先是为了奠定加强自己的绝对权力和进行对抗边疆游牧民族的防御战争或扩张领土的战争所需的物质基础,即为了获得大面积的新耕地,这种耕地实际上可以说是其私有财产,动用了数十万的劳动力大兴土木,在位于自己直接统治圈以内的陕西和河南地区修建了庞大的水利灌溉设施。其次这也是为了确保水路,以便可以将东部山东和东南部河南地区所收的租税安全地运送到位于西部渭河溪谷的“关中”中心地:

“其后河东守番系言:‘漕从山东西,岁百余万石,更砥柱之限,败亡甚多,而亦烦费。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阴下,引河溉汾阴,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顷。五千顷故尽河壖弃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谷二百万石以上。谷从渭上,与关中无异,而砥柱之东可无复漕。’天子以为然,发卒数万人作渠田。数岁,河移从,渠不利,则田者不能偿种。久之,河东渠田废,予越人,今少府以为稍入。”(28)

从该引用文中,我们可以知道以下几点。第一,武帝通过修建庞大的水利设施获得了五千顷的新耕地(公田);第二,由此减少了税运的损失和费用,使运输途径更加安全;第三,这些公田租给了从南部流浪至此的贫穷的越国农户;第四,这些公田的收益或地租不是交给大司农即国家财务局,而是交给了作为王室直属财务局的少府。君主们将通过对“山林薮泽”的私人霸占所获得的“苑”(皇帝的菜园)也作为租地租了出去。在转租公田、苑等私有土地时,君主们征收了极高的租佃费,比自耕农户们应交的土地税、军役税、赋役税等国家租税高出很多。汉王朝时对自耕农赋以每年生产物15分之1的土地税,而正如前面引用文中番系所说的那样,公田的租佃费有时甚至达到了年生产物的一半。番系在他的提案中估算新获得耕地的年产量超过200万石,他想用从这200万石中获得的收益来代替漕运日益困难的山东100万石的田租。为了积累个人的财富,也就是为了确保中央统治权力的经济基础,君主不只将公田、甚至连自己的私有菜园(苑)和狩猎场(圉)也租佃了出去。(29)君主们征收矿产税、运河税、市场税之类的利用税作为自己私有土地的使用费。

从到目前为止的叙述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中央集权式“国家”或“王室”的经济基础是由自己的私有土地和自耕农的剩余生产物构成的。西汉(BC206~AD8)时期“国家”“皇帝的中央政府”的收入包括了国家财政和王室财政,这两个财政机关自然有着互相独立的收入来源。(30)负责官僚们的俸禄支付、官厅费用和军事费用的国家财政由从自耕农那里直接征收的租税(田租、军役税、赋役税等)构成。而王室的财政是以公田的租佃和从王室所有的菜园、狩猎场等王室直接经营地区所收取的矿山、江河、湖泊、市场等的利用税等各种名目的租税为基础的。除此之外,属于“王室财政”收入的还有铁制品、盐生意和铸造货币等国营垄断行业以及众多附庸国呈献的贡赋。(31)掌管国家财政的部门是作为“负责国家运营的大财务处”的“大司农”,掌管“王室财政”的部门有两个,一个是作为“负责王室运营的小财务处”的“少府”,另一个是掌管河川和天然物产的“水衡”。象这样互不相同的财务机构的存在,意味着皇帝乃至其中央政府雄厚的经济实力的基础首先是帝国内部自耕农交纳的租税,其次是规模庞大的王室私有财产。

西汉时期初叶国家财政的收入状况是这样的:

“汉定以来,百姓赋敛一岁为四十余万万,吏奉用其半,余二十万万藏于都内为禁钱。少府所领园地作务之八十三万万(大概是13亿-作者按),(32) 以给宫室供养诸赏赐。” (33)

《汉书》中有另外不同的记载:

“孝元皇(48~33 BC)帝奉承大业,温恭少欲,都内钱四十万万,水衡钱二十五万万,少府钱十八万万。”(34)

根据第一段引用文、即桓潭(约23BC~50AD)的《新论》,来自自耕农的公共收入即田租、军役税、赋役税等只有40亿,而相反根据第二段《汉书》的引用文,王室的两个机构(少府和水衡)、即基于王室私有财产的总收入却超过了40亿。也就是说在汉王朝初期,皇帝或其中央政府的私有财产与从百姓那里征收的公共税收是相当的。根据不同情况,皇帝或其中央政府的私有财产甚至比从自耕农户那里征收的公共收入还要多。

正如传奇性的“万里长城”的修建表现了秦始皇的绝对支配,在中国,最高支配者皇帝的中央集权式的绝对权力在王室的官僚制中央政府形成时期(战国末期)就已经表现得非常清楚。这种中央集权的绝对权力在经济领域中正是以君主的绝对支配和优势为基础的。这不象马克思在“亚细亚生产方式”论中所说的那样,废除了周朝世袭贵族的封建制度而新出现的“官僚制中央政府”或“儒家式社会”的成立,绝不意味着东方的中央政府所行使的经济职能,即对东方来说是根据“气候和领土的状况”所需要的“水利灌溉设施”的建设。作者想明确地指出,这种经济基础并不是建立在 “专制君主”乃至“国家”决定的“东方式农业经济的基础”建设之上,而是建立在自春秋战国以来、依赖汉王朝初期社会生产力的根本提高而积累的君主庞大的私有财产之上。

注释:

1、增渊龙夫,《中国古代の社会と国家》,东京,1960,281页以下。

2、请参考本书第一部第1章注81。

3、李剑农,同上书,66页。

4、请参考Cho-yun Hsu,同上书,p.114;《管子·治国》篇。

5、《史记》,同上书,第7卷,2359~60页;《战国策》,<齐四>(齐人有冯谖者),(古籍),396~97页。

6、《史记》,<货殖列传>,同上书,第10卷,2253页以下。

7、《孟子》,<梁惠王>下(2.2)。

8、请参考同书,<梁惠王>下(2.5)。“(孟子)对曰:昔者……,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故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囊也……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9、《荀子》,<王制>,

10、齐思和,<商鞅变法考>,《燕京学报》,第33号,1947,168页。

11、齐思和,同书;杨宽,《商鞅变法》,上海,1973。

12、《商君书》,<农战>第3篇,37页。

13、请参考《史记》,<商君列传>,第八,同书,第7卷,2230页。“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14、请参考《韩非子》,<定法>(陈奇犹注),第2卷,906页;《商君书》,<靳令>(高亨注),103页和<去强>,50页。

15、请参考《史记》,<商君列传>,同上书,第7卷,2232页。《史记》,<秦本纪>,同书,第1卷,203页。

16、《汉书》,<食货志>,第4卷,1137页。

17、《汉书》,<地理志>下,第6卷,1641页。

18、请参考齐思和,同上书,184~85页;杨宽,同上书,38页。

19、《史记》,<商君列传>,第1卷,2230页。

20、《汉书》,<贾谊传>,第8卷,1124页。

21、20世纪40年代初,日本展开了关于汉代中国农户规模的争论。请特别参考宇都宫清吉,《汉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东京,1955,405~77页以下;守屋美都雄,《中国古代の家族と国家》,京都,1968,297~415页;牧野巽,《支那家族研究》,东京,1944等。

22、仁井田升,《支那身分法史》,请特别参考329~41页。

23、请参考《史记》,<河渠书>,第4卷,1408而;《汉书》,<沟血志>,第6卷,1678页。

24、增渊龙夫,同上书,316页。

25、请参考《商君书》,<徕民>,第15篇,同上书,117页。“秦之所与邻者三晋也。……彼土狭而民众,其宅参居而并处。……意民之情,其所欲者田宅也,而晋之无有也信,秦之有余也必。”

26、请参考同处,120页。“秦四境之内,陵阪丘隰,不起十年征,者(著)于律也。足以造作夫百万。……今利其田宅,而复之三世,此必与其所欲,而不使行其所恶也。然则山东之民无不西者矣。”

27、《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同上书,第2卷,771页。

28、请参考《史记》,<河渠书>,第4卷,1410页;《汉书》,<沟洫志>,第6卷,1680页。

29、关于王室的私有土地(公田、苑、圉等)的租佃经营请参考五井直弘,“汉代の公田にぉける假作にっいて”,《历史研究》,220号,1958。

30、请参考加藤繁,“汉代にぉける国家财政と帝室财政との区别竝に帝室财政一斑”,《支那经济史考证》,上卷,35~156页收录;李剑农,同上书,244~253页。

31、同上。请特别参考加藤繁,同书,41~82页。

32、《新论》的“少府所领园地作务之八十三万万,以供常赐”中的“八十三”可能应看作是“入十三”的误记。请参考范文澜,同上书,73页。

33、(汉)桓潭,《新论》(这里引用自增渊龙夫,同上书,267页)

34、《汉书》,<何武王嘉师丹传>,第11卷,34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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