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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式社会的社会经济结构
“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否定和马克思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
第二章 儒家社会的土地私有制生产关系论
3、对官僚——地主的支配体制和“东方式专制主义论”的否定

【韩】宋荣培

共产主义是如何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产生的?为了解释这一疑问,伯灵顿·穆尔(Barrington Moore)研究了根植于传统的中华帝国──即我们所说的“儒家式社会”──底部的构成因素,提出了中华帝国的“决定性问题”:

“在这个大多数由耕种土地的农民构成的社会中,上层与土地之间的关系是怎样设定的呢?上层阶级的权力和权威的基础究竟是对土地所有的支配,还是官僚制度内部彻底垄断官职呢?如果它是两者的结合,那么哪一边是这一结合中的决定性因素呢?”(1)

穆尔认为,西欧的几位学者们──首屈一指的是威特伏格(K. A. Wittfogel)、列文森(J. R. Levenson)、巴拉兹(é. Balazs)──对于“与现在状况的政治联系”都表明了多少有些含蓄的见解:

“西欧的几位学者们虽然全面描述了中华帝国官僚制的特点,而对帝国的官僚机构和土地所有这两者之间的结合并没有赋予特别的意义。这种解释包含了双重目的,一方面为批判马克思试图从经济势力中导出政治权力的观点提供了必要的根据,另一方面打开了可以指出共产主义国家是重新回到所谓‘东方专制主义’形式的路。”(2)

不管怎样,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为了用“马克思主义”来说明中国的历史发展,立刻掀起了一场关于土地所有──主要是“儒家式社会”的土地所有──的争论。最近在基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学者和历史学家们之间首先讨论的是如何解释中国从前的所有关系和社会结构。而且这必须要无条件地符合与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及毛泽东的著作中“逐字”引用的公式。(3)主导这场争论的学者是侯外庐,他在自己的论旨中使用了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范畴。(4)因此他所持的见解是私人所有权从来没有存在过,只存在过百姓对土地的占有权。换句话说,他宣称“皇帝”和“国家”是唯一的所有者。

在中国历史上,“王室”作为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如“公田”、王室的私有土地、或国有土地等的)和最高权力者,一直对整个领土和普通百姓提出了上级所有权的“意识形态”要求。因此“王室”对土地关系的形成进行了各种政治上的干涉。但结果是这种政治干涉引起了不仅在地方、甚至在中央政府也颇有影响力的几个庞大的“官僚地主”大家族的抵制,因而几乎无法发挥作用,甚至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侯外庐和拥护其命题的其他学者们(如贺昌群等)(5)无视这一情况,为了证明中国皇帝的专制性质,描述了王室或国家的政治核心作用。几位主张在儒家式社会中曾存在私有土地这一命题的学者对此进行了反驳。如高敏等学者就私有土地的存在举出了下面三个历史根据。(6)

  1. 存在过大规模的土地买卖。宋朝时甚至连皇帝的私有土地公田也可以买卖。
  2. “地租”与“课税”(农地税)之间有实质性的区别。“地租”是佃农必须向地主交纳的地租,自耕农和地主都必须向国家交纳的农地税称为“课税”。
  3. 自唐代以来,农民起义的目标一开始不是王室(或国家),而是地主阶层。

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详细地顾及就土地所有形态展开的争论。在上一节我们已经通过具体的资料对土地私人所有权的成立进行了充分的论证。

作者认为,不仅威特伏格、列文森、巴拉兹等西欧几位学者,而且连一些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根据的中国历史学家们都片面地强调了皇帝的官僚制中央政府的政治核心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西欧的学者们在没有充分考虑王室的政治中央权力所需物质基础的前提下,直接将“士大夫们”在“皇帝的官僚机构”中所占据的位置看成是士大夫们为获得权力和土地所有的前提条件。换句话说,西欧的学者们最终将王室和国家机构本身理解成为了政治和经济势力的主要源泉。(7)简单地说,他们并没有洞察王室(国家)与官僚之间、即最大的地主(皇帝或国家)与其它大土地官僚和地主层之间存在的敌对关系。

另一方面,从亚细亚生产方式出发的中国国内的学者和历史学家们为了论证中国皇帝的专制性质,只从国家对土地关系的干涉这一侧面对“儒家式社会”里曾存在过的社会经济关系进行了片面的解释。这时他们无视了这样一个本质的历史事实本身,即王室或国家方面为实行有利于自己的物质基础的国家经济而提出的这种政治干涉或社会改革最终由于与“官僚地主”阶层的利益发生冲突而没有产生任何结果。(8)考虑到以上这些情况,作者认为中国皇帝对中央政府的主导不是出自于皇帝的“独裁意志”(der despotische Wille),而是出自于“大官僚-地主阶层的利害关系”。巴拉兹这样说道。

“被称为代表万民意志、凌驾于众臣之上的‘天子’的‘君主’在官僚们的保护下实际上被囚禁在皇宫中。君主只是官僚们的神圣象征(symbol),虽然多少有程度上的差异,但都是软弱无力的。他(天子)只有在为他所代表的官僚们的利害关系服务期间才是安全,一旦哪怕犯了极小的过失也必须立即退位……不断地受到参谋大臣(les conseillers-ministres)们的控制和监视。(9)

形成持续了两千年以上的中国儒家式社会最高点的不是“东方专制主义”,而正是“参谋大臣”们的垄断式支配。

为了论证这一命题,我们必须了解这些“参谋大臣” ,同时又是地主们的势力基础。中国儒家式社会支配阶层的问题正是“官僚制”及其“土地所有”。

在前面穆尔(B.Moore)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如果是两者的结合,那么哪一边是这一结合中的决定性因素呢?”(10)

对于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是模棱两可的。

“曾有过没有任何学问修养但至少有一定财富的地主,也有过没有一点土地而有学问修养的人。很难准确地测定这两者互相交叉的程度。”(11)

为了明确地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应该阐明土地所有和官僚制之间的关系是互相密不可分的,证明官僚制最终是地主们必然的政治手段。

(1)地主层的形成和作为其政治手段的官僚制

在这里作者想接着上一节,从私人所有的成立和商业的成长来讨论大地主的产生问题。据司马迁记载,自春秋时代(770~446 BC)、尤其是战国(475~221 BC)以来,商人富豪已经非常兴盛。如齐桓公(685~643 BC在位)的宰相管仲,司马迁所记载的、被称为陶朱公的越国国王勾践(497~465 BC在位)的宰相范蠡,孔子最富有的弟子子贡和周国的白圭(375~290 BC)等。他们都是有名的有权有势的人,或凭着自己的财产以诸侯自居(管仲),或至少也可以与封地诸侯们进行交往。(12)盐矿的所有者猗顿和邯郸(赵国的首都)的冶炼厂所有者郭纵在财产上甚至与诸侯们不分上下。(13)司马迁还记载道,秦始皇对富有的畜牧业主乌氏倮象封君一样对待,经常按照宫中礼仪招待他,秦始皇还对巴(今四川)的一个擅长经营丹砂矿的富有的遗孀清非常尊敬,甚至给她修建了台楼作为赏赐。(14)

司马迁进一步从汉王朝初叶的富豪中首先列举了蜀的卓氏家族和临邛的程郑、南阳的孔氏家族、鲁的邴氏家族等巨大的金属商人和炼铁厂所有主,接着列举了在齐国拥有众多奴隶的巨商刁间、率领数百辆马车在全国经商的洛阳巨商师史。另外还列举了在刘邦项羽之战时靠囤积粮食获取暴利的宣曲的任氏家族、高利贷业主无盐氏家族等。(15)这些富豪财产逾千万,有时使唤着成千的家奴,过着诸侯一般的生活。(16)司马迁这样说道:

“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17)

这样富豪们凭借雄厚的财产而受到尊敬,甚至可以让公爵或侯爵屈服在自己之下。因为封土所有者并有什么收获,但有时却因穷困而借债。

“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齎贷子钱。子钱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关中。”(18)

这些既不是世袭贵族的封建诸侯、又不是高级官僚出身的富豪们都是大商人、畜牧业主、工厂主、高利贷业主等,他们为了扩大自己的利益,就必须和政治权力勾结。典型的例子是赵国首都邯郸的商人吕不韦(?~235BC)。他将当时作为人质被扣押在邯郸的秦太子安国君的儿子子楚看作是“奇货”。吕不韦没有从事普通的商业活动,而是凭借自己的财产与安国君周围有影响力的人物进行交往。在吕不韦的周旋下,太子安国君即位后首先将子楚册封为太子。一年后文王(以前的安国君)死后,子楚即位。在庄襄王(从前的子楚,249~247 BC)执政元年,吕不韦被任命为宰相,其封地是有数十万户的大城市洛阳,并被封为文信侯。三年后,庄襄王死后政王(其后的秦始皇)升位,吕不韦被拥戴为统管所有官僚的相国。在他的家中有一万多名家奴,门下食客三千余名,都是在各个领域知识渊博的文士。(19)汉武帝(140~87BC在位)为了加强国家财政,将齐国大盐商东郭咸阳和南阳的大冶匠孔仅任命为大农丞,将洛阳商人的儿子桑弘羊任命为会计侍中。(20)另外因畜牧业而发家的农民卜式因向国库捐献了大量的财产,最后汉武帝录用他为御史大夫。(21)

除了富有而位居高职的官僚们以外,来自下流阶层的富豪们与地方诸侯或公侯们进行交往,在乡下武断专行,官吏们对他们也无可奈何。(22)关于大商人的财富和权力,仲长统(179~220)是这样说的。

“井田之变,豪人货殖,馆舍布於州郡,田亩连於方国。身无半通青编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以有千室名邑之役。荣乐过於封君,执力侔於守令。财赂自营,犯法不坐。刺客死士,为之投命。”(23)

如此强大的富豪们的出现使得自耕农们脆弱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尤其在秦初和汉初,国民经济由于数年的战乱而陷入了完全瘫痪的状态。举个例子,连皇帝的御车也不能配齐四匹颜色相同的马,将军和宰相们出门坐的是牛拉的马车,平民们连穿的衣服也买不起,储备粮更不用说,已经空空如也。面对这种糟糕的财政状况,国家为了使生存所需的最低限度的财物流通,不得不进行货币改革。在这种情况下,强大的富豪们非法地制造铜钱,囤积生活必需品以谋取暴利。

“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於是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一黄金一斤。……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业以稽市物,物踊腾粜。……至孝文时,荚钱益多,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令民纵得自铸钱。故吴,诸侯也,以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其后卒以叛逆。邓通,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故吴,邓氏钱布天下,而铸钱之禁生焉。”(24)

强大富豪们的非法铸钱以及囤积生活必需品最终引起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例如从米和马的价格比较中清楚地反映出了这种通货膨胀。1石(19.4升)米为1万钱,一匹马为100金(1金等于1万钱)。(25)这种严重的通货膨胀现象导致了国民经济、尤其是自耕农户们零散生计变得支离破碎。(26)

为了根除持续的通货膨胀问题,恢复因与边疆游牧民族(特别是中国西北地区的匈奴族)持续多年的战争而变得疲惫不堪的国家财政,正如前面所引用的文章提到的那样,汉武帝将齐国的大盐商东郭咸阳和南阳的大冶炼匠孔仅任命为负责国家财政的“大司农、盐铁丞”,将洛阳商人的儿子桑弘羊任命为会计侍中。武帝还将盐和铁制品的交易定为国家专卖。因此东郭咸阳和孔仅以皇帝财务部长的身份,对以前营业上的同行们严格实行了国家对盐和铁的垄断经营。他们不但逮捕了私下制造铁制器具和盐的人,而且还没收了他们的生产手段。(27)另外对那些利用通货膨胀、囤积生活用品来获取利益的豪商们采取了压制的政策。原有的财产税只限于所有者申报的现金,因此可以说是一种所得税。但武帝新赋加的财产税不只包括货币所有量,还包括马车、船舶等各种所有物。

“商贾以币之变,多积货逐利。於是公乡言:……商贾滋众。贫者畜积无有,皆仰县官……诸贾人末作贳贷卖买,居邑稽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一算。诸作有租及铸,率缗钱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车以一算,商贾人轺车二算,船五丈二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戌边一岁,没入缗钱。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28)

武帝于公元前114年实行了这一提案,实际上奖赏了“对于隐瞒或虚假申报进行告发者没收金额的一半”。(29)《史记》和《汉书》中对这种没收运动是这样记载的。

“卜式相齐,而杨可告缗遍天下,[一]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狱少反者。[二]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往,[三]即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馀顷,宅亦如之。於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而县官有盐铁缗钱之故,用益饶矣。”(30)

这样“国家”一方面抑制商业,另一方面通过优惠的租税政策来鼓励农业。将农地税(田租)减半。

“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也。”(31)

在创造了这种有利于农业的条件的情况下,富豪们摇身一变成了大地主。也就是说豪商们开始对土地进行投资。《史记》中这样记载道:

“关中富商大贾,大抵尽诸田,田啬,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陵,杜氏。……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32)

豪商们兼并了贫农的土地。晁错(200~154 BC)指出,贫农们由于“洪水干旱等天灾、政治压迫和暴政、恣意征税”等原因而不得不将“自己的田地、房屋甚至连子女”也卖掉。(33)所以董仲舒这样记述道。

“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仟佰,贫者无立锥之地。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正,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一岁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34)

商鞅变法以后,商品经济的发达一方面形成了强大的富豪阶层,另一方面随着情况的不同而使无数贫农的零散生计走向没落。连“一块土地”也没有的穷人们为了与生存抗争不得不“耕种富豪们的土地”, 而且还必须从一年下来浸透血汗的生产物中拿出一半作为地租交给他们。正如韩非子(?~233BC)所暗示的那样,在战国时代已经出现了雇佣劳动者。

“夫卖庸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易钱者,非爱庸客也。”(35)

因抑商政策而摇身变为大地主的富豪们现在可以一边交纳条件优惠的田租(生产物的30分之1),另一方面还可以从自己的佃户那里收取生产物一半的地租。对那些既不是封建贵族也不是高级官吏出身的富商来说,对土地的投资由于低廉的农地税和高价的地租而可以得到丰厚的收益。另一方面,由于中央政府的政治干涉,商业活动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也就是说,商品经济的发展被最大的地主即王室的利害所阻止。但是将私有土地租佃给那些因自然灾害、欠收、重税负担而没落的贫农、从中获取利益的土地租赁由于那些强大的富豪们而逐渐成为了普遍的现象。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增加和商业的发展而从下流阶层跻身上来的富豪和地主们进一步通过收买官职与支配阶层勾结在了一起。作为一项稳定“王室”物质基础的小规模自耕农户零散农耕的政策,晁错向文帝(180~157BC)建议应抵制损害百姓农业生产的商业,同时搞活普通百姓的农业经济。此时他主张应该最优先鼓励粮食生产。作为贯彻这项时策的有效措施,晁错提议应按照向官衙捐献粮食的数量授予序品,“赦免犯人”。(36)根据这一政策,文帝以捐献给边防军队的粮食数量为标准,授予了下列序品。

“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各以多少级数为差。”(37)

汉朝原封不动地采用了商鞅确定的秦的序品(等级)体制。(38)商鞅为了提高军事和生产效率(39)而不分世袭贵族的后裔和平民制定了20个序品之后,汉朝特别是武帝时给向国库捐献一定数量粮食的人授予了序品和官职,这些在《史记》和《汉书》有多处记载。(40)通过卖官,汉武帝得以部分地克服了由于屡次的防御或扩张战争以及大规模的灌溉事业引起的国家财政困难。“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41)

另外多数富豪们由于财政首脑孔仅或东郭咸阳等的介绍而加入了官僚机构。(42)通过捐献财产或购买官职,除了不能成为立下赫赫战功的最高的大臣或皇帝的兄弟才享有的一等序品彻侯和第二序品的关内侯以外,他们可以一直做到第三序品的大庶长。(43)因此,如富有农民出身的畜牧业主卜式最开始被授予了助庶长的序品。另外富有的商人和地主们利用这种方式,通过买官得以掌握了保护和改善自己经济利益的政治权力。

还有一点我们不能忽视,那就是在地主中不仅有从下层跻身上来的富商和高利贷业主,还有利用自己的政治权力获得大量土地的高级官僚。

商鞅的社会改革以后,封土体制被废除,其结果是导致了高级官僚和军队将军们,如秦始皇军队的将军王翦,试图尽可能多地占有土地:

“王翦行,请美田宅园池甚众。始皇曰:‘将军行矣!何忧贫乎?’王翦曰:‘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向臣,臣亦及时以请园池为子孙业耳。’”(44)

在汉代,汉高祖的宰相萧何也为了自己的后代而强行从百姓那里购买农田。(45)因此自商鞅的社会改革以来,到了汉代还继续存在着土地的买卖。甚至连汉武帝也为了避免自己出行如狩猎时的公开露面,下令对阿城以南、盩厎以东、宜春以西的土地大概进行计算之后加以购买。(46)

随着“官僚制”国家政府的成立,官僚们──当然其中的大多数以前是地主──通过他们的俸禄和捕捉政治机会拥有了私有土地。

据颜师古(581~645)记载,国家政府的官僚们根据他们的序品来领取俸禄。譬如,最高宰相三公按照他们的俸禄被称为“万石”(1石=19.4升),他们每月领取350石的粮食,“二千石”每月可领取120石。被称为“百石”的最下级官僚每月可领取16石。(47)根据李悝(455~395BC)的计算,耕种100亩的农户年收入为150石。(48)这150石的年收入对五口之家来说显然是不够的,因此100石的下级官僚即使每月有16石,即年收入达到约200石,这也只是刚够维持他们的生计。(49)也就是说,作为下级官僚的职务与出身下流阶层而又拥有庞大私有财产的富豪们相比,在物质上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可观的财富。

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平民出身的富农、矿山主、冶匠主、贸易商人中由于财产可以与封土所有者相媲美,因此也有人被称为“素封”,意思是“庶民封君”(zivile Lehensherren)。商鞅的社会改革以后,封土所有者只享有赋加田租和人头税的特权。这两种税每年每户平均大约200钱。以管辖1千户的封土所有者为例,年收入为20万钱,其中有一半要作为贡纳上交给天子。(50)按照1万钱贷款可获得2千的年利息来计算,有100万钱的高利贷业者每年的利息额也是20万钱。当然其中要扣除各种租税和赋役税。(51)

但升到高层的官僚可以名利双收。有一个这样的例子,元帝(48~33BC)时任光禄大夫(王室警卫队长)的贡禹对自己是这样说的:

“臣禹年老贫,家訾不满万钱,妻子穅豆不赡,裋褐不完。有田百三十亩。陛下过意征臣,臣卖田百亩以供车马。至,拜为谏大夫,秩八百石,奉钱月九千二百。廪食太官,又蒙赏四时杂缯绵絮衣服酒肉诸果物,德厚甚深。……又拜为光禄大夫,秩二千石,奉钱月万二千。禄赐愈多,家日以益富,身日以益尊。”(52)

依靠皇帝赐予的厚禄和奖赏,大官僚们拥有了大量的财产。成帝(33~7BC)的宰相张禹就是一例。

“天子数加赏赐,前后数千万。”(53)

由于辅佐皇帝左右的几位官僚,──不管是皇帝的外戚或是宫庭中皇帝私人的侍从或宦官──“官僚制”本身越是朝着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对他们进行笼络,就越是需要支付巨额的赏赐。在前汉后期,辅佐年幼皇帝的摄政每每落到了皇帝的外戚手中,因此几个强大的官僚们获得了大量的赏金。有一次哀帝(BC 7~1 AD在位)没有听从宰相王嘉的忠告,将两千多顷的广阔土地赐予了名叫董贤的高级官僚。(54)

除此之外,官僚们还依仗自己手中的政治权力来置备财产。例如汉武帝时曾任官僚的宁利用自己建立的政治关系从国家那里租赁了数千顷的丘陵地。他将这些地租佃给数千户农民,没过几年不但还清了全部债务,还获得了多达数千万的庞大财产。(55)

担任法务部长(延尉)的张汤与居住在首都长安的豪商田甲和鱼翁叔结下了交情。田信通过这种亲密关系往往首先知道国家的经济政策,因此囤积居奇进行投机,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将其中一部分分给了张汤。(56)当张汤因与商人私通罪被追究而自杀时,他通过这种方式积累的财产已经达到了500金(1金=1万钱)。(57)汉代10金被认为是中游的富裕家庭所拥有的财富,(58)由此来看张汤的财产相当于中产层财产的50倍。

另外我们还应注意的是,功勋显赫的大臣和皇帝的兄弟被授予“彻侯”或“关内侯”以及非常高的序品,同时在汉初还被授予了封地。当然这些封地主们不享有对百姓和土地的政治权力,只有对自耕农户赋加人头税和田租的权力,因此汉代的封地制度与周朝世袭贵族的封建领主们作为自主的支配者而对居民和土地享有直接政治权力的世袭贵族的封地制度是有本质区别的。前面已经讲过,这些封地主们的年收入是按照居住在封地区内的家庭数来计算的。(59)被授予封地的不只是功臣和皇帝的家庭,例如相国等处在所有官僚最高职位的帝国的宰相也被授予了封地。汉武帝将丞相公孙宏任命为高成邑650户的平津侯。(60)从那以后,最高官僚们常被授予大大小小的封地。如果按照被赐予的家庭数来计算年收入(按照司马迁是每户200钱),平津侯公孙宏的年收入是1万3千钱。这里扣除约一半以上应交给皇帝的贡纳,可以剩下约6000钱的实际收入。

通过以上的方式,高级官僚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合法”或“不合法地”积累了庞大的财产。再加上由于当时的土地租佃条件可以获取很多利益,他们如田蚡(61)、灌夫(62)、霍去病(63)、张禹等将大部分财产投资了土地。这儿让我们来看一下前面提到过的成帝宰相张禹的例子。

“天子数加赏赐,前后数千万。禹为人谨厚,内殖货财。家以田为业,及富贵,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溉灌,极膏腴上贾。”(64)

对此东方朔指出,酆(今陕西户县)和镐(今陕西西安)之间的地区、也就是首都(今西安)一带周围的地区由于其灌溉设施而“产量很高”,因此被称为“沃土”。东方朔认为这些沃土的价格是每亩(1亩=1.82a)1金。(65)在前面的引用文中张禹购买了400亩肥沃的农田,因此他应该支付4万金。由此便可以看出他拥有雄厚的财产。

现在来概括一下前面叙述的内容。战国时代中期以来,以及之后随着前汉时代私人所有的成立和商业的繁荣,过去属于下层的众多富豪们──豪商、商人们、冶匠主、高利贷业者──获得了权力和财富。这些富豪们借助于自己的财富可以和高级官僚以及封土所有者们进行交往,在地方“独断专行”,作威作福。但国家的物质基础是建立在小农们的经济稳定之上,而这些富豪们的财产增加却是以小农们零散农耕的牺牲作为代价的,因此这些富有的贸易商和商人们遭到了“最大的地主”王室或国家的政治镇压。

相反,国家通过降低农田税来鼓励自耕农的农业经济。面对国家对商业行为的镇压和对农业经济的鼓励现状,由于偏低的农田税(15分之1,有时甚至是30分之1)和极高的租佃费(平均收成的一半)可以使农业产生很高的收入,因此这些来自下层的富豪用他们的财产对土地进行了投资。这些富有的地主们进一步为了从政治压迫中保护乃至改善自己的经济利益,通过购买官职和序品与政治权力建立了联系。另一方面,高级官僚们通过俸禄、赏赐、封土收入、以及依靠合法的或不合法的方式拥有了大量的财产。有权有势的官僚们因为优惠的租佃条件而与下层出身的富豪们一样将自己的财产大部分投资到了土地上。

这样,来自于两个不同阶层的地主们为了克服王室或国家、即最大的地施加的“政治干涉”,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进一步不惜牺牲国家来提高他们单独的利益而努力试图掌握政治权力或依靠政治权力。另外,这些──原本就是官僚或培养出他们的──地主阶层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了王室或国家的官僚制度,使其有利于自己的经济利益。总之,“东方专制主义”由于“官僚地主”而从根本上遭到了破坏。

(2)“东方专制主义”的破坏和官僚-地主的支配

为了论证以上的命题,特别有必要讨论一下战国时代(475~221BC)中叶以来在以绝对君主为中心的“官僚制中央集权政府”(die bürokratische Zentralregierung)的形成过程中出现过的皇帝巨大的中央权力。这里首先要探讨的是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与“辛亥革命”(1911)一起正式降下帏幕的王室的官僚制中央政府。经历15年而告终的秦帝国(221~207BC)的官僚主义体制在紧接其后的西汉(BC202~AD8)时代被全盘接受并得到完成。之后东汉的这一官僚主义体制在后代的各王朝中也构成了皇帝国家统治的根本结构。

换句话说,在中国存在了两千年以上的“儒家式社会”里,前汉的这一官僚主义体制成为了基本的基础。基于这个原因,作者认为首先最初有必要考察西汉时代的这一官僚主义体制所具有的各种问题。在这里作者首先想将最高的国家支配者、同时又是最大地主的皇帝的“脱权力化”问题作为儒家式社会的本质问题来进行讨论。也就是要阐明皇帝的绝对权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其周围的官僚们所压倒、最终变得软弱无力是如何成为惯例的。

传统上被称为“天子”的皇帝在中国皇帝式的中央政府中处在最顶点。在皇帝可以统率自己所有官僚的前提下,皇帝被认为是“所有权力、名誉、社会特权的来源”。(66)皇帝的话即被看作是所有人必须服从的法律本身。(67)换句话说,中国的皇帝在法律上(de jure)是“专制君主”(Despot),或者更恰当地说是“东方式的独裁者”(orientalischer Despot)。

但皇帝绝对的支配权力必然要通过官僚们的职能来体现。因为任何一个统治者也不可能精通可以掌管如此辽阔的中国领土的所有军事和行政问题。因此成立了中国皇帝的官僚主义中央政府,地方统治者们的地方政府附属于此。在汉代,皇帝中央政府的上级机构分化为下列机构或官职。

三公

    1. 相国,即帝国的宰相
    2. 太尉,即大元帅
    3. 御史大夫,即帝国的秘书长

九卿

    1. 太仓,即礼典官长
    2. 郎中令,或光禄勋,即王室警卫队长
    3. 卫尉,即卫兵队长
    4. 太仆,即御车和御马管理长
    5. 廷尉,即司法官长
    6. 大鸿胪,即外国使节接待长官
    7. 宗正,即王室祭祀总官
    8. 大司农,即国库责任长官
    9. 少府,即王室财政厅

这种由九卿所组成的行政部门全都是由俸禄标准为“中二千石”以上的高级官僚们来管理,当他们的业务量增多的时候,按照职能又细分出级机构。这些行政部门为皇帝直接管辖,按照不同职能,也有一部分由相国管辖。

中央政府的三公直属于国家最高支配者的皇帝。在三公中太尉(大元帅)是掌管军事事务的职务,不是常设职位。这一职位根据需要可以变动,在公元前139年最终被汉武帝废除。(68)其后太尉的职责附加给了丞相(相国)。(69)丞相平时负责行政事务,必要时也掌管军事事务。

作为皇帝国家政府负责人的相国在汉代又被称为丞相,后来又称大司徒。(70)汉书中记载丞相的任务是“掌丞天子助理万机”,(71)在别的地方指出丞相是以德辅助国家、统率所有官僚、保障万国和平的职务,因此责任十分重大。(72)

哀帝(BC7~1AD)在解职勅书中是这样谴责丞相孔光的。

“丞相者,朕之股肱,所与共承宗庙,统理海内,辅朕之不逮以治天下也。朕既不明,灾异重仍,日月无光,山崩河决,五星失行,是章朕之不德而股肱之不良也。……君秉社稷之重,总百僚之任,上无以匡朕之阙,下不能绥安百姓。”(73)

这段引用文清楚地告诉我们,丞相是皇帝的辅佐者和所有官僚的头目,在皇帝对国家的统治中负有全责。出于这个原因,丞相享有不同于其他官僚的格外的特权和权力。对于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中“600石”以下的下级官吏,丞相还享有可以不与皇帝商议而首先任用官僚的权力。另外他还有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非常重要的职位推荐合适人选的权利。(74)

丞相的义务是掌管由所有地方政府乃至在法律上由王室的官僚们所统治的几个“形式上”的封土国家。也就是说,是站在皇帝的中央政府的立场上来统治整个帝国的工作。王毓铨对此作了下面生动的描述。

“他的政务室里堆满了有关土地和人口的图表、国家的地图、地方政府送来的关于秋收与山贼的报告、地方政府的财政报告等。每到年末――按照惯例是10月末――来自各地方郡的派遣员来到宫中上交年度报告,年度报告中的一份副本交给丞相的政务室,另一份交给御史大夫。丞相过目后在年后核定地方行政官的等级,制作关于行政官升降的推荐书。派遣员回去之前,丞相向派遣员下达行政指示,这样指示就可以传达给郡的行政官。在讼事中地方行政官无法解决的便委任丞相决定。当问题性质上的调整需要上级权位,发生某一特殊行政问题时,丞相将自己的一个部下急派到当地。地方行政官不能镇压该地方发生的叛乱时,丞相派遣自己的一名亲信前去平定。这所有的职责和权力是从丞相负责地方郡的行政中得出的逻辑结论。”(75)

丞相还必须通过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中严格管理官僚来限制形成了品阶秩序的官僚制各部门间的职能。

直属于丞相的司直(监督官)便负责对所有官僚们的玩忽职守或滥用职权进行监察的事务。(76)

丞相,即在官僚社会内处于最高权力者麾下的丞相府,简单地说就是帝国中央政府的核心机关。丞相府的管辖范围极其广泛,下有与九卿相当的级别非常高的官僚和其他众多的雇员。《汉旧仪》中记录了丞相府所包括的下列常任职位。

“丞相府中有丞相司直,秩比二千石,举不法;丞相长史,秩千石,领导群吏。以下有丞相征事,比六百石;丞相史,四百石;少史,三百石;属史,百石;令史,斗食。丞相史本为十五人,武帝时增为二十人,少史八十人,属百人,属史百六十人。”(77)

汉武帝在位期间的公元前117年,丞相府的正式官僚人数已经达到382名,另外还有辅助人员282名。这样丞相府官僚的定员是664名。(78)丞相府分为15个部门,因此各郡的地方政府或县的行政也照此进行了编制。(79)

为了对丞相重大和艰巨的事务进行支援或监视,御史大夫即“帝国的秘书”被任命为副丞相。两人对重大的事件必须互相进行商议。但在俸禄或名誉、权力方面,丞相要大大超过御吏大夫。譬如,如果丞相的俸禄是每年1万石,那么御史大夫最多不过是“中二千石”。九卿和郡太守的俸禄为每年二千石。(80)丞相受到所有大臣以及皇帝很高的尊敬。“丞相谒见皇帝时,皇帝在他面前也要起立。如果皇帝坐轿,要下轿来迎接丞相。丞相得病时,皇帝自然要去丞相的家中慰问,丞相死时皇帝要为他祭祀。”(81)作为所有官僚的首脑,丞相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公元前5年,御史大夫兼副丞相的萧望之由于对当时的丞相丙吉未行恰当的礼仪而出了问题,被宣帝(74~49 BC在位)降职。(82)丞相的权力非常强大,甚至可以不与皇帝商议就先对高级官僚进行惩罚。(83)丞相申屠嘉曾对深受文帝(180~157BC在位)宠爱的邓通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惩罚,邓通由于文帝私下请求赦免才勉强免于一死。(84)另外一个例子是,哀帝所下的诏书在丞相王嘉看来太过轻率,因此退回了皇帝的诏书。(85)

简而言之,作者认为,正如陈忠在后汉书中所论证的那样(86),尤其是在前汉初叶皇帝对丞相表现出极大的度量。从公元前194年到公元前141年之间,即在汉武帝(140~87BC在位)以前的时期,皇帝是汉王朝创建者汉高祖(刘邦,206~180BC在位)的儿子或孙子,丞相们则是从因建国有功已经获得列侯和关内侯序品的汉高祖的功臣中选拨的。如果皇帝们对这些功勋卓著的大臣们表示尊敬,那么中央政府的这些功臣丞相或高级官僚们就象对待挚友的子女一样对皇帝表示忠诚。(87)“对皇帝要求尊敬,对大臣们要求献身。这一时期的皇帝们在政治的决策上没有行使明确的主导权。”(88)

但自公元前140年以后,即汉武帝继位以来,汉武帝努力试图掌握作为最高支配者的皇帝所享有的绝对权力来与丞相负责运营的“国家政府”相抗衡。因此为了与由丞相管理的“国家政府”相对抗,汉武帝集中力量在宫中建立一种核心权力机关。这时汉武帝使用了自己直接控制下的机构(部署),尤其是郎中令(王室警卫队长)和少府(王室财产厅)。之后中国的历史学家们将皇帝在宫中的“核心权力机关”称为内朝或中朝(内府或宫中政府),将丞相领导下的正常的国家政府称为外朝(外部政府)。

汉武帝为了确保自己的绝对地位,首先大幅度地扩充了郎中令,即一个名为光禄勋(政务室在宫中的王室警卫部门)的小机构。郎中令原来只负责警备宫中出入的任务。(89)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增加了对所有不管是谒见皇帝还是经常和皇帝接触的人进行调查的职责。即这一职务被赋予了对所有与皇帝接触的人的情况进行调查的责任。通过这种方式,在汉武帝的主管下,郎中令这一职务发展成为称作光禄勋的综合性机构。

对于这个机构,我们通过《汉书》可以发现以下几点。(90)

  1. 郎中令、即光禄勋的职责在汉武帝在位期间设立,发展成为皇帝权力的据点。
  2. 光禄勋职责的比重从隶属于此的官僚和侍从的数目中可以看出。“郎”(宫中侍从)超过1千人,亲卫队(期门和羽林)的人数也超过了1千人。
  3. 公元前117年丞相府工作的官僚为664名,与之相比作为皇帝宫中“个人警卫室”的光禄勋在人员上比丞相府多了4倍。
  4. 如前所述,在丞相府中只有“丞相司直”才享有比二千石的序品,下面的“丞相长史”享有比千石的序品。而在光禄勋下面比二千石的序品就有4名,比千石的序品超过了6名。另外还有“大夫”、成百上千的“郎”、享有从八百石到三百石的序品的“期门”和“羽林”等亲卫队。
  5. 皇帝从两千多名侍从或身边警卫中挑选出的精英(即数十名的“大夫”)作为皇帝的宫中要员进行活动,参与政治问题。

这个由汉武帝设立为皇帝权力据点的光禄勋必然地导致了丞相权力的决定性萎缩。

汉武帝在“大夫”即宫内参谋们的帮助下,试图给强大的大臣们和丞相以致命的打击。这些宫内参谋们即光禄大夫、太中大夫、谏大夫等同时也是皇帝的“私人”参谋。他们有参加宫庭会议的权利,为了皇帝而和高级大臣或丞相就重大的国事进行争论。汉武帝让数十名宫中参谋(大夫)与大臣和丞相们一起进行讨论,依靠自己身边从“内朝”中选出的精英们的帮助,首先在论辨中压倒了大臣和丞相们。(91)通过这样方式,汉武帝可以在宫庭内部的权力核心机关(内朝)中按照自己的意志控制所有的大臣。即作为专制君主的汉武帝彻底破坏了由大臣和丞相统率的正常的国家统治机构(外朝)。

其中的一个例子是汉武帝在统治了占西汉时代(BC202~AD8)四分之一的53年中,共任命了多达11名丞相。在这11名丞相当中,有6名以上──即窦婴(丞相期间为140~139BC)、李蔡(121~118BC)、庄青翟(118~115BC)、赵周(115~112BC)、公孙贺(103~91BC)、刘屈芼(91~80BC)──因叛国嫌疑或参与其阴谋而被处以死刑,或被判无期徒刑,被迫自杀。(92)其它的丞相们也被迫对皇帝充当了傀儡的角色。汉武帝自己也将自己容易控制、智力低下的平庸之辈──如曾任皇帝的饲马官(太仆)、后于公元前91年至公元前80年任丞相的石庆──任命为丞相。

就这样为了控制没有个性且无能的丞相和大臣,同时随心所欲地行使作为最高支配者的自己所允许的支配权力,汉武帝将擅于争论的人才任命为“大夫”(宫庭参谋)。为了从全国招募这种人才,汉武帝强化了自古以来就存在的“郎 ”(宫内侍从)体制。前面已经指出过,“郎”原本是守卫宫庭的大门、当皇帝出行时列队的侍从,但根据不同情况也可以超越亲卫队的作用,保护皇帝的安全。在汉王朝初叶,享有二千石序品的高级官僚的子弟或向国家财政捐献了大量财产的人被选拨为“郎”。(93)

惠帝(194~188 BC在位)和文帝(180~157 BC)颁布诏书,下令推荐“诚孝勤劳的农民”(孝弟力田)到郡的地方政府和下面县的行政府,向王室推荐道德高尚的文士(贤良文学)。“郎”就是这样从地方政府或地方官厅选拨推荐的人当中招募的。但当时这种选拨或推荐还没有形成正规的制度。武帝在公元前134年将这一选拨推荐制度确定为成为官僚的正规程序。(94)武帝又进一步于公元前124年设立了“太学”,接收那些由地方政府和地方官衙推荐的“德高望重而正直者”(贤良方正),让他们继续钻研学业。一年的学业完成后,“王室大学生”们如果在国家考试中合格就被选拨为“郎”。(95)武帝约有三千名从全国选拨、在太学受过教育的侍从(郎)。(96)这样,武帝就将全国的人才作为自己的私人侍从安置在身边,可以亲自评价他们的才能,以此为基础来赋予他们保持自己的绝对权力所需要的官职。

让我们继续关注一下汉武帝是如何从根本上破坏了正规的国家政府机构而成立了新的宫内权力核心机关的。这里问题在于隶属“少府”的尚书的掘起。与担任宫内皇帝身边保卫职务的“光禄勋”一样,负责皇帝私人消费的财政机构少府与皇帝有着牢固的纽带。这个少府在汉初分成16个部门,其中的一个部门就是“尚书”(记录官)。(97)王毓铨对于这个“尚书”部门是这样描述的:

“记录官原来是少府所属的下级官吏。记录官负责准备和保存国家文书,被派入宫中。武帝在位期间他们的业务扩大,开始接收官吏上诉的记录。由于他们在宫内工作,参与准备法令和敕令,因此皇帝常常向他们请教一些政治问题,因此尚书开始逐渐占有了政治的比重。如果丞相(相国)等高级官吏滥用自己的职权,尚书令常被派去对其进行审问。当御史大夫的位置出现空缺时,尚书令必须讨论二千石序品大臣们的记录,决定其中谁是合适人选。另外,为了评价升职,尚书的业务室中保管着立功的地方官吏的名单。巡回监史回到首都写关于自己视察的地方政府的报告时,必须拜见尚书令。尚书的权限曾高至这个程度。因此前将军萧望之于公元前46年说道‘尚书一职是所有职责的基础,尚书是国家的核心机关’。尚书超过了丞相和御大夫并控制着他们。”(98)

武帝即位以前的尚书是少府的下级官僚,职位极其低下,因而不能参与国事。但自从武帝在宫中统治全帝国以来,尚书们在宫中作为皇帝的私人秘书进行活动,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获得了政治权力。尚书的政治意义和权力是随着丞相府因武帝的直接支配而丧失其政治意义的程度变化而逐渐增加的。在武帝执政期间,尚书一职替代了丞相一职而扩大到了可以行使正规的国家政府作用的程度。尚书职包括了下面的下级部门:(99)

  1. 常侍曹:为常任职所设的部门,负责关于丞相和御史大夫的事务。
  2. 二千石曹:为二千石序品所设的部门,负责关于9卿和郡太守等二千石序品的高级官吏和部刺史(Circuit Inspector)的事务。
  3. 户曹:为民间事务所设的部门,负责百姓请愿的民愿事务。
  4. 客曹:为外国使节所设的部门,负责外的问题。

另外,公元前29年成帝又增设了另外一个部门,

  1. 三公曹:为三公而设的部门,负责刑事问题。

这样完成的尚书府在组织上已经是规格完备的政府,甚至在权力方面行使了作为凌驾于丞相(相国)管理的正规国家政府之上的“超政府”职能。为了不让丞相继续进行国家统治而是由内朝进行控制,汉武帝相当于在宫庭内部建立了新的超政府。这一超政府的“行政”正是放在尚书的手中。

总而言之,可以看出作为可以行使支配者自己所享有的权利的、真正独裁者的汉武帝从根本上破坏了正规的官僚主义的国家政府机构。也即是说,“官僚主义的秩序”乃至“管理权力”由于汉武帝的“专制主义的意志”而从本质上崩溃了。

为了更深入地探讨这一事实,有必要关注一下汉武帝的独裁所导致的结果。

汉武帝持续了长达53年的独裁支配到最后变成了“摄政”,这种结局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嘲弄。继承武帝的皇帝们没能拥有武帝通过破坏正规的官僚主义中央政府所确保的绝对权力。武帝在公元前87年自己临终时所制定的摄政,按照武帝的想法只是为了用于辅佐7岁登上王位的年幼的昭帝(87~74BC在位)的统治。(100)但摄政却成为了“永久的”制度。也就是说,摄政一直持续到了公元8年,即一直到最后的摄政王莽完成摄政统治后试图自己登上帝位的西汉结束时为止。

“摄政”一般是从年高并立下功勋的大将军中选拨,面对于“名义上”的国家首脑皇帝事实上享有无限的权力。当然摄政按照传统的“形式上”的官僚主义品阶秩序应从属于丞相。(101)但最初的摄政霍光自己统治了整个政府,丞相车子秋在现实中也不得不听从摄政。(102)摄政霍光的权力非常强大,在昭帝死后即公元前74年是当时最强大的权力所有者,他甚至可以让武帝的孙子刘贺登上帝位27后又令其退位。(103)

由于摄政的出现而使官僚主义的中央政府产生了根本的变动。这一变动的责任从根本上来说在于专制君主武帝。

丞相与九卿下属的正规国家政府在现实中最终从属于在宫庭内为皇帝而形成的核心权力机构。“外朝”只是执行所谓超政府的“内朝”的指示,沦落成为单纯的执行组织。

而现在作为最高权力者出现在名义上的国家首脑皇帝面前的已经不是丞相,而是皇帝身边的亲信,也就是摄政。

与武帝一样,摄政霍光作为最高权力者所拥有的基础也是作为内朝核心机关的尚书。在强大的摄政霍光死后,宣帝(73~49BC在位)得以自己主导统治国家。但他也是利用了尚书府。(104)从那以后,尚书或尚书令一直被皇帝赋予了对丞相进行批判或弹劾等任务。(105)在这种状况下,如前面的引用,尚书的职位成了“所有官吏的根本兼国家的核心机关”。(106)尚书令的权力实际上超过了丞相。因此摄政们经常要密切注意尚书的活动。(107)

这样在尚书上升为权力最高峰的同时,另一个被称为宦官的集团也正在崛起。王毓铨对西汉时代的宦官得势是这样记录的:

“原来武帝在传达文书时利用宦官。因为他喜欢呆在宫内,因此将几个宦官任命为宫内尚书(中尚书)或中书,负责将送给皇帝的文件带回宫内。这些“中尚书们的长后来确定被称为‘尚书令’。宦官们的这些业务是在昭帝,尤其是在宣帝时得到了确立。但他们没有任何政治权力。到了宣帝执政后期,宦官弘恭才被任命为中书令。据说弘恭不但精通法律、敕令、惯例等,还擅长提出周到细致的建议,执行自己任务非常出色。我们从弘恭的故事中可以得知,至少到了公元前1世纪后半期中书令才将自己的活动范围扩大到了政治。公元前47年弘恭死后,另一个名为石显的有能力的宦官占据了弘恭的位置。由于元帝迷醉于音乐并且身体虚弱,因此自己不参与政治,将政治问题交给了石显。”(108)

其结果是最后石显掌握了所有的权力:

“事无大小,因显自决,贵幸倾朝,百僚皆敬事显。”(109)

如果有谁与石显进行对抗,那么不管是谁──不管对方处于何种要职,是尚书令还是光禄勋──都被迫自杀或处以死刑。(110)石显为了进一步奠定自己的权力基础,预谋成立一个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身居要职的几个负责人组成的自己私党。(111)现在到了我们应该根据前面所叙述的内容来得出结论的时候了。

我们已经知道,皇帝的中央集权式的大权力由于汉武帝对正规的官僚主义国家政府机构的破坏而达到了顶点。但在他死以后,皇帝的绝对支配权便落到了拥有“摄政”、“尚书令”、“中书令”等职务的皇帝“个人亲信”们的手中。

皇帝的个人亲信们首先是皇帝的母亲即“皇太后”和她的近亲们,其次是在宫内担任皇帝 “个人秘书”的尚书,尤其是中书、即宫内单独服侍皇帝或皇太后的宦官们。按照儒家的习惯,皇帝也必须向自己的母亲尽孝道,另外皇帝的母亲对于皇帝是作为与之有血缘关系的保护者而高高在上,因此皇帝的母亲一般作为“皇太后”享有很高的威严和权力。在这种状况下,皇帝的外戚们可以不按照官僚制的秩序而只是根据皇帝或皇太后的宠爱程度被任命重要的职责。(112)例如,武帝死后被认为是最强大的官吏的15名摄政中有10名是皇帝的外戚。尤其是自第3代摄政中的韩增以后,摄政大多是从皇帝的外戚中选出的。(113)皇帝的外戚们在政治上进行垄断的结果是,感到自己的权力被他们彻底封锁的皇帝们又通过任用另一集团的“个人亲信”们、多数是宦官,来试图改善对皇帝自己不利的政治势力关系。但在这种情况得到改善之后,这些皇帝的命运又重新被与自己有很深的个人关系的新的功臣们、即自己的宦官们封锁了自己的权力。

自从正规的国家政府被汉武帝彻底破坏以后,在持续了两千年以上的“中国儒家社会”里,皇帝式的中央政府大致上来讲已经不再是由皇帝、即名义上的国家首脑进行统治的,而相反是由与皇帝有密切纽带关系的身边的官僚集团、即皇帝的外戚或宦官等集团所统治的。这是因为,正规的官僚制国家机构常常是从为争夺天下霸权或创建王朝而战斗过的王朝第1代或第2代皇帝一开始就遭到了根本的破坏。

徐复观认为,光武帝(BC4~AD57)和明帝(58~75在位)、即东汉(25~220)的第1代和第2代皇帝破坏了由丞相统率的官僚主义国家统治。他们为了对抗统治国家的强大的官僚们,对担任个人侍从职能的尚书备加宠爱。(114)国家权力最终从第4代和帝(89~105在位)一直到最后的献帝(189~220在位),被当时与皇帝有密切关系的官僚、即皇帝的外戚和宫内的宦官彻底地破坏了。这一情况很好地反映在各个皇帝登上帝位的年龄。

例如,第4代和帝登基时是10岁,第5代殇帝(106年)是100的婴儿,第6代安帝(107~125在位)是13岁,第7代顺帝(124~144在位)是11岁,第8代冲帝(147~167在位)是2岁,第9代质帝(146年)是8岁,第10代桓帝(147~167在位)是15岁,第11代灵帝(168~189在位)是12岁,末代皇帝献帝(189~220)是9岁。(115)这里我们不难想象,8岁或10岁的小孩以及刚过百的婴儿是不可能作为最高的权力者皇帝来统治“中华”庞大的官僚制政府的。象这样毫无经验的小皇帝们按照他们推荐人的嗜好才得以登上帝位,成为了必须为这些强大的官僚乃至党派们的利益服务的政治工具或牺牲品。

在这种状况下,所谓的“中华”的东方式专制君主不过是捏造的类型。这样捏造的类型的根源最开始应该是孟德思鸠,并在20世纪的今天依旧在威特伏格的反共意识形态中被宣传。

到现在为止我们叙述了官僚主义的国家秩序由于官僚与皇帝之间的紧张和矛盾而被破坏、最终大部分的皇帝因其亲信而变得软弱无能的过程,这也正是相当于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儒家式”中国社会的基本范畴。(116)中国历史中记载明朝(1368~1644)的创建者朱元璋(1368~98在位)是最后的专制君主。出身于极其贫穷的下层的明太祖朱元璋甚至废除了丞相制,自己一手处理所有的国事,精力十分旺盛。(117)但继承他的皇帝们由于出生在宫中、接受了儒家思想和理念的教育而长大,因此在大官僚或儒学家们面前几乎大部分没有独自进行独裁统治的能力。从朱元璋的专制支配之后的第3代成祖(1403~35在位)开始,国家权力几乎被宫内的宦官们垄断。(118)这种宦官的垄断式掌权不仅导致了农民起义,还带来了明朝本身的没落。最后的清朝(1644~1911)也从根本上适用这种王朝的兴衰规则。清朝的国家权力从第3代雍正帝(1722~35在位)以后便被以皇帝的个人参谋进行活动的军机大臣、即文书官们所操纵。(119)

在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儒家社会”里,确实有过皇帝对官僚乃至大臣们实行专制统治的时期。但大体上皇帝不过是“名义上的”的国家首脑,国家权力脱离了皇帝的手心,这时反被皇帝身边的官僚乃至他们的党派所操纵。

最后我们应该注意的是,虽然在法律上官僚们在皇帝面前(大臣的)身份是同等的,但皇帝的国家统治机构内的官僚们全部都是不“同质的”。按照与使他们上升的强大的宗族或大家族(豪族或强族)之间的关系,官僚们结成了各个互相为了压倒对方而进行竞争的党派。王毓铨认为,中国的官僚制一般是“由各个不同党派之间力量的均衡或其中一方的占优”而结合起来的。(120)在这种漩涡中皇帝往往被剥夺了权力,只是被迫充当为占优势一伙势力提供保护的政治盾牌。

王毓铨对由于这种异质性的官僚集团造成的皇帝的脱权力化或无力化过程是这样叙述的:

“官僚制全都是由为霸权而斗争的几个党派构成。这些党派是以争取权力和地位的个人野心为基础形成的,或者是以某一特定党派所代言的社会团体的利益为基础形成的。官僚制是靠各个党派之间力量的平衡或其中某一占优势的一方来维持的。

尽管官僚们处于从仆的位置,但他们并不是常常服从皇帝的意志。尤其是当皇帝的意志与当权的党派所代言的利益发生冲突,或者不利于带领这个党派的宰相的个人野心时更是如此。因此皇帝与内阁以及负责内阁的大臣们之间是敌对的紧张关系。以儒家的政治意识形态武装的官僚们通过与皇帝的权力作斗争并对它进行限制,来争取自己的权力。

为了与这种官僚制对抗,皇帝在内朝选拔与自己亲近的官僚,赋予他们比外朝的官僚更高的权力。摄政的出现、尚书一职的职位加强、外戚与宦官的任用等便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这(最终)是试图用‘个人的’人物政治来代替‘制度化’的政府(institutional government)的手段。但皇帝并不一定成功。尚书们的机构以一种超政府成长的瞬间便脱离了内朝,成为另外一种外朝,并不比以前的丞相府更接近皇帝这个人物、也不服从他的意志。”(121)

在各种不同的官僚党派们为争夺官僚制国家统治的霸权而造成的这种循环运动中,中国皇帝大部分是被“剥夺了权力”,在占据优势的官僚党派的保护和监视下登上了帝位。另外这些占优势的党派们也由于变化的势力关系而不断地进行交替和反复。总之,在持续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儒家式社会”里占支配地位的不是“东方专制主义”(die orientalische Despotie),而是地主、同时又是官僚的大官僚位置们的循环、交叉的支配。

注释:

1、Barrington Moore, Soziale Ursprünge von Diktatur und Demokratie, Frankfurt/M., 1974, S.196。

2、同上。

3、关于中国土地所有形式的争论,特别请参考论文集《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讨论集》(上·下)。

4、请参考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史论》和他的论文,同论文集,1~20,115~45页。

5、请参考贺昌群,<关于封建的土地国有制问题的一些意见>,同书,243~61页。

6、请参考高敏,<我国封建社会没有土地私有制吗?>,同书,285~96页。

7、请参考é. Balazs, La Bureaucratie céleste, Paris, 1968。

8、关于中央集权式的“国家”(或皇帝的中央政府)所推动的社会改革的失败的详细研究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但我们必须注意到皇帝的“权力”一般是在与大官僚们的斗争中变得软弱无力的。这一点将本章3的2(p.206以下)中进行讨论。

9、é. Balazs, 同上书,p.28。

10、Barrington Moore,同上书,S.196。

11、同书,S.198。

12、《史记》,<货殖列传>,第10卷,3255~59页。

13、同书,3259页。“猗顿用盐盐起,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

14、请参考同书,3260页。“乌氏倮畜牧,……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朝请。而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坛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始皇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各显天下,岂非以富邪?”

15、同书,3277~81页。

16、同书,3277页。“……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於人君。”

17、同书,3274页。

18、请参考同书,3280~81页;《汉书》,<货殖传>,第11卷,3693页。

19、《史记》,<吕不韦列传>,第8卷,2505~10页;《战国策》,秦五,上卷,275~81页。

20、《史记》,<平准书>,第4卷,1428页。“於是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桑弘羊以计算用事,侍中。咸阳,齐之大煮盐,孔仅,南阳大冶,皆致生累千金……弘羊,雒阳贾人子,以心计,年十三侍中。”;《汉书》,<食货志>,第4卷,1164页。

21、请参考《史记》,同书,1431页以下;《汉书》,<卜式传>,第9卷,2628~30页。

22、《史记》,同书,1420页。“当此之时,纲疏而民富……或至兼交豪党之徒,以武断於乡曲。”;《汉书》,<食货志>,第4卷,1132页,“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

23、《后汉书》,<仲长统列传>,第6卷,1651页。

24、《史记》,<平准书>,第4卷,1417~19页;《汉书》,<食货志>,第4卷,1152~53页。

25、《史记》,同处。“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

26、请参考《汉书》,<食货志>,第4卷,1132~33页和1137页。

27、《史记》,<平准书>,1429页;《汉书》,同书,1164~66页。

28、《史记》,同书,1430页;《汉书》,<食货志>,同书,1167~68页。

29、请参考《汉书》,<武帝纪>,第1卷,183页。“(元鼎三年)十一月,令民告缗者,以其半与之。”

30、《史记》,<平准书>,1435页;《汉书》,<食货志>,1170页。

31、《汉书》,同书,1135页。

32、《史记》,<货殖列传>,第10卷,3281页。

33、《汉书》,<食货志>,同上书,1132页。

34、同书,1137页。

35、《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下),638页。

36、请参考《汉书》,<食货志>,第4卷,1130~34页。

37、同书,1134页。“於是文帝从晁错之言。令民入粟边,……”

38、请参考《汉书》,<百官公表>,第3卷, 739~40页。“爵:一级曰:公士,二上造,三簪袅,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驷车庶长,十八大庶长,十九关内侯,二十彻侯,皆秦制,以赏功劳。”;刘劭,《爵制》(《后汉书》,<百官志五>十二),3631~3632页。

39、刘劭,《爵制》(《后汉书》),同处。另外请参考《商君书》,<去强>,<靳令>,同书,50和103页;《韩非子》,<定法>,同书(下),906页。

40、请参考《史记》,<平准书>,第4卷,1419,21~23,28,29,31,35页;《汉书》,<食货志>,第4卷,1133~35,57~59,66~67,75页。

41、《汉书》,<食货志>,1157页。

42、《史记》,<平准书>,1429页;《汉书》,同书,1166页。

43、《史记》,同书,1421页;《汉书》,同书,1167页。

44、《史记》,<白起王塞列传>,第7卷,2340页。

45、《史记》,<萧相国世家>,第7卷,2018页;《汉书》,<萧何传>,第9卷,2847页。

46、《汉书》,<东方朔传>,第9卷,2847页。

47、请参考《汉书》,<百官公卿表>,第3卷,721页的注。“(颜)师古曰:汉制,三公号称万石,其俸月各三百五十斛糓,其称中二千石者月各百八十斛,二千石者百二十斛,比二千石者百斛,千石者九十斛,比千石者八十斛,六百石者七十斛,比六百石者六十斛,四百石者五十斛,比四百石者四十五斛,三百石者四十斛,比三百石者三十七斛,二百石者三十斛,比二百石者二十七斛,一百石者十六斛。”

48、《汉书》,<食货志>,同书,1125页。

49、同上。

50、T’ung-tsu Ch’ü(瞿同祖),Han Social Structure,p.91。

51、《史记》,<货殖列传>,第10卷,3272页。“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人,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享出其中。庶民农工常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傜租赋出其中。”

52、请参考《汉书》,<贡禹传>,第10卷,3073页。

53、《汉书》,<张禹传>,第10卷,3349页。

54、《汉书》,<王嘉传>,第11卷,3488~96页。

55、《汉书》,<酷吏传>,第11卷,3649~50页。“寗成,南阳穰人也。……乃贳貣陂千馀顷,假贫民,役使数千家。数年,会赦,致产数千万。”

56、请参考《汉书》,<张汤传>,第9卷,2638~45页。

57、同处,2646页。

58、同书,<文帝纪>,第1卷,134页。“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

59、请参考前面的注121。

60、同书,<公孙宏传>,第9卷,2620~21页。

61、同书,<田蚡传>,第8卷,2380页。

62、同书,<灌夫传>,第8卷,2380页。

63、同书,<霍去病传>,第8卷,2478页以下。

64、同书,<张禹传>,第10卷,3349页。

65、同书,<东方朔传>,第9卷,2849页。“故酆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亩一金。”

66、Wang Yü-ch’ üan(王毓铨),“An Outline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HJAS,vol.12,1-2,1949,p.142。

67、请参考《汉书》,<杜周传>,第9卷,2659页。“客有谓(杜)周曰:‘君为天下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王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

68、《汉书》,<百官公卿表>(三),725页。

69、同书,<循吏传>(十二),3634。“太尉官罢久矣,丞相兼之,所以偃武兴文也。”

70、同书,<百官公卿表>(三),724~45页。

71、同上。“相国,丞相,皆秦官,……掌丞天子助理万机。”

72、同书,<王商传>,第10卷,3374页。“盖丞相以德辅翼国家,曲领百寮,协和万国,为职任莫重焉。”

73、同书,<匡张孔马传>,第10卷,3357~58页。

74、Wang Yü-ch’ üan,前文章,145页。

75、同文章,146页。

76、《汉书》,<百官公卿表>(三),725页。“武帝……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举不法。”

77、(汉)卫宏,《汉旧仪》,这里引用自劳榦,汉代的政制>,《中国政治思想与制度史论集》(三),台北,1955,9页。

78、Wang Yü-ch’ üan,前文章,p.137。

79、劳榦,同上书,9~10页。

80、曾繁康,<中国历史官制>,《中国政治思想与制度史论集》(二),14页。

81、请参考T’ung-tsu ch’ü(瞿同祖),同上书,p.85;另请参考《汉书》,<翟方进传>(十),3414页(丞相进见圣主,御坐为起,在为下);同书,<张汤传>(九),2641页(汤尝病,上自至舍视,其隆贵如此)。

82、《汉书》,<箫望之传>(十),3281页。“上於是策望之曰:‘有司奏君责使者礼,遇丞相亡礼,廉声不闻,敖慢不逊,亡以扶政,左迁君为太子太傅,授印。”

83、请参考同书,<晁错传>(八),2299~2300页;《史记》,<张丞相列传>(八),2684页。

84、《史记》,同书,2693~84页。

85、请参考《汉书》,<王嘉传>(十一),3498页。“(王)嘉封还诏书。……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

86、《后汉书》,<郭陈列传>(六),1565页。“汉典旧事,丞相所请,靡有不听。”

87、Wang Yü-ch’ üan,前文章,p.163。

88、同文章,pp.163~64。

89、《汉书》,<百官公卿表>(三),727页。“郎中令,秦官,掌宫殿掖门户,有丞。”

90、请参考同处,727~28页。

91、徐复观,《周秦汉政治社会结构之研究》,229页。

92、同书,225页以下。

93、请参考翦伯赞,《中国史纲要》(一),125页。

94、同书,126页。

95、钱穆,《国史新论》,100页。

96、同上。

97、请参考《汉书》,<百官公卿表>(三),731~32页。

98、Wang Yü-ch’ üan,前文章,p.170。

99、请参考Wang Yü-ch’ üan,前文章,p.171;徐复观,同上书,232~33页。

100、请参考《汉书》,<霍光传>(九),2932页。

101、请参考Wang Yü-ch’ üan,前文章,p.167。

102、徐复观,同上书,247页以下。

103、《汉书》,<霍光传>(九),2937~46页;徐复观,同书,247页。

104、徐复观,同上书,254页以下。

105、请参考同书,255~56页。

106、《汉书》,<贾捐之传>(九),2835页。“尚书,百官本”;<佞幸传>(十一),372页。“尚书,百官之本,国家枢机。”

107、Wang Yü-ch’ üan,前文章,p.170。

108、同文章,pp.171~72。

109、《汉书》,<佞幸传>(十一),3726页。

110、请参考同书,3727页。

111、同上。

112、请参考T’ung-tsu Ch’ü(瞿同祖),同上书,pp.168~74,210~29。

113、Wang Yü-ch’ üan(王毓铨),前文章,p.169。

114、徐复观,同上书,262~65页。

115、同书,266页。

116、请参考薩孟武,<中国历史中央政制>,《中国政治思想与制度史论集》(二),1~36页。

117、任长正,<明清的内阁制度>,同上书,三,1页。

118、同书,6页以下。

119、同书,17页以下。

120、Wang Yü-ch’ üan,前文章,p.181。

121、同书,pp.18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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