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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式社会的社会经济结构
“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否定和马克思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
第二章 儒家社会的土地私有制生产关系论
5. “中国儒家式社会”结构论

【韩】宋荣培

官僚中央集权国家登场的“儒家式社会”的成立否定了“灌溉假说”。“儒家式社会”的这种本质的特征在于持续了约2500多年的对土地的私有财产权。也就是说儒家式社会的特征是土地私有制的生产方式。社会经济的基本单位不是牧歌式的村社共同体,而是自家经营的小农,即平均由5口人构成、耕作零散私有土地的自营农户。农民层没有将国家的经济职能看作是自己生存中本质的东西。水利设施的建设是有关地区社会的利益团体──王室或豪族──私人的课题。

这种中央集权式的国家或王室的经济基础是自己的私有财产(“公田”[国有土地和王室私有土地]、皇帝所有的湖泊、狩猎场、菜园等)和直接生产者(主要是自营农民)的剩余生产物(即公共税收),但国家的统治经常是以官僚们的职能为前提的。作为最大地的皇帝所拥有的无限的中央权力必然地只能通过那些也是地主的官僚们的职能才能够得以体现。但随着时代的推移,官僚地主们根据自己的利益操纵了王室的官僚制。当然在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儒家式社会”里不时偶然地出现过皇帝对官僚地主进行专制统治的时期。但一般来说皇帝被看作是名义上的国家首脑,国家权力从他的手中脱离了出去,被皇帝身边的官僚和他们的党派所操纵。皇帝被要求为某一占优势的官僚党派的支配行使政治安全装置的职能,另一方面这种占优势的党派也由于变化无常的权力关系而不断反复出现被其它党派替代的现象。总之,“东方式的专制主义”通过大“官僚地主们”的垄断支配而被破坏。

官僚地主们的大家族的成立是由于官僚地主的垄断支配,而不是东方式的专制主义。融合了官僚、地主、商人的这一豪族自东汉以后迎来了全盛期。尤其是在皇帝的外戚和宦官们的恣意统治下,国家财政陷入了破产的境地。不管是哪个王朝的初期,作为该王朝重要物质基础的大量国有土地在大官僚地主的支配下往往成为容易被掠夺的目标而落入强大的官僚们的手中。大官僚地主们就是这样只顾追求自己的利益,从而破坏了中央政府的经济基础。例如他们牺牲国家财产来修建庄园,将无数贫农完全吸收为自己纯粹的佃户,因此造成了国有土地的减少和国库税收来源的萎缩。

国家或中央政府一旦到了不得不将自己的势力基础依存于在地方和中央政府都极其强大的官僚-地主层恣意的垄断统治的阶段,便只能走上了自己破灭的道路。在这一阶段,国家和中央政府为了继续生存下去,必须依靠这种“豪族”、“强族”家族来填补财政不足,因此只能残酷地破坏弱小的直接生产者,即行使国家经济基础职能的农民的零散农业。也就是说国家现在走上了自取灭亡的道路。国家或中央政府毫不顾及农户的再生产能力,除了田租以外,还在各种附加税的名目下大肆搜括农民。其结果是导致了农民经济破产,同时国家存在的经济基础遭到毁坏。有关的王朝或“中央政府”由此而违背了保护农民层的所谓“天命”,因此必然会激起农民大众强大的抵抗运动,它们有时甚至可以颠覆王朝。当国内状况因官衙贪虐的统治所引起的农民起义而陷入混乱时,换句话说,从根本上来看因官僚地主的统治而动摇的中央政府最终无法克服内忧时,临近解体的中央政府或王朝便被游牧民族的统治者或强大的官僚地主的豪族们所推翻。这些新的权贵一般可分为下列三种范畴:

1.以前王朝的大地主兼强大的官僚。

2.来自下层的农民起义的领袖。

3.异民族的游牧民族的君主。(1)

这些新的当权者们必然地在原来就是地主或后来变为地主的、有能力的官僚和他们正统的儒意识形态的帮助下重新建立官僚主义的中央政府。也就是说,从根本上来看他们所建立的是同样的王朝,只是名字不同、人物不同。

总之,汉代以后王朝的社会发展是由大官僚地主的统治和土地私有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它一般都遇到了与以前王朝同样的社会结构性的问题而走向灭亡。这种王朝交替的规律在持续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儒家式社会”里周期性地反复进行,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了19世纪中叶以来欧洲资本主义开始使中国社会的这种经济基础解体、最后连民族的独立性也危在旦夕的近代。

注释:

(1)“儒家式社会”中大部分的王朝创建者出自第1范畴。王莽的新、刘秀的后汉(或东汉)、曹操的魏、孙坚的吴、司马炎的晋、杨坚的隋、李渊的唐、赵光胤的宋等属于第1的范畴。第2的范畴中只有刘邦的西汉(或前汉)和朱元璋的明。在第3的范畴中西北、东北游牧民族君主出身的有拓跋珪的北魏、耶律阿保机的辽、完颜阿骨打的金、忽必烈(Kubilai Kahn)的元和努尔哈赤(Nurhaci)的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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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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