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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式社会的社会经济结构
“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否定和马克思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
第三章 对“亚细亚生产方式论”的否定和对马克思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

【韩】宋荣培

1853年6月14日,马克思在“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一文中指出,“太平天国之乱”(1851~1864)这一“惊心动魄的革命”必将给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带来决定性的影响。[1]

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东方社会的“惊心动魄的革命”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马克思认为它与一定程度上试图再次促进欧洲“迟缓的”革命状况的意图有着密切的联系。

另一方面,几乎是同一时期,在1853年6月25日,马克思在分析印度村社制度时指出,东方社会在文化上是一种不变的“半野蛮半文明的小规模共同体”。[2]根据他的见解,这一共同体具有不存在“自主个人”的私有财产的特征。从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描述说“土地所有的缺乏才是到达东方天空的实际钥匙”。[3]马克思根据这种“私有财产的缺乏”的内容所确立的概念即为所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其内容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下面来分析一下其本质的特征。

(1)以土地私有的缺乏和“氏族财产、共同体财产”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村社共同体才是东方社会不变的社会经济基本单位,同时也是东方社会不变性和停滞性的决定原因。

(2)东方社会经济规模停留在小农和家庭手工业结合的水平上。

(3)作为唯一所有者的独裁者即国家负责“东方农业的基础”,即巨大的灌溉设施。

(4)阶级关系的微弱发展。相对于独裁者即国家,存在着“东方普遍的奴隶状态”。因为作为唯一所有者的独裁者即国家之外,法律上不存在任何可以任意处理自己财产的阶级。一般来说,村社的居民不拥有私有土地,因此只能依附于共同体所有的、独裁者或国家的财产来维持生计。有时候存在着极少数事实上的土地所有者高级官吏。

(5)自然发生的、不存在私有财产的共同体、阶级关系微弱等都使“亚洲式”社会在阶级社会中成为历史最悠久的社会、即最接近于原始共产主义状态的社会。

马克思欧洲中心主义的态度直接表现在他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中。他以“私有财产”作为“文明”社会本质的标志,划分了一系列具有不同所有方式的人类历史阶段。但马克思没有将“亚细亚”社会划归到欧洲地区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例如他没有将其与希腊、罗马的“奴隶社会”或“封建制”联系在一起。这是因为缺乏“奴隶主”或“封建领主”这种自主的所有阶级是亚细亚社会的典型现象。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亚细亚社会不过是原始社会,是人类文化的开端。这就象“蜂窝里的蜜蜂一样,是个人还没有从部族或共同体的脐带上断开的社会。”[4]

在马克思看来,亚细亚社会的特征首先是在经济上不存在任何私有财产和任何个人自由的田园式的村社共同体,在文化上是隶属于“自然”的人的“被动性”或“顺从”。东方社会在欧洲“文明”的资本主义用暴力侵略时才开始解体,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是“亚细亚人迎来了前所未见的社会革命”[5]。马克思在分析印度社会时对东方社会的这种特点和文明是这样叙述的。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这种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些不开化的人的利己主义,他们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静静地看着一个个帝国的崩溃、各种难以形容的残暴行为和大城市居民的被屠杀,就象观看自然现象那样无动于衷;至于他们自己,只要哪个统治者肯于垂顾他们一下,他们就成为这个侵略者的驯顺的猎获物。我们不应该忘记,这种有损尊严的、停滞不前的、单调苟安的生活,这种消极被动的生存,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甚至使杀生害命在印度斯坦成为一种宗教仪式。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小小的公社带着种姓划分和奴隶制度的污痕;它使人屈服于外界环境,而不是把人提高为环境的主宰;它把自动发展的社会状态变成了一成不变的自然命运,因而造成了对自然的野蛮的崇拜,从身为主宰的人向猴子哈努曼和母牛撒巴拉虔诚地叩拜这个事实,就可以看出这种崇拜是多么糟蹋人了。”[6]

从上面引文中也可以了解到,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社会的见解从“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的“野蛮、自私”、“有损尊严的停滞不前的单调苟安的生活”等描述,以及这种固定不变的社会中“消极被动”的价值观,宗教仪式般的杀人害命、“身为主宰的人”在动物面前下跪的“对自然的野蛮崇拜”等等描述中得到了清楚地体现。马克思指出,它全面地违背了“人道主义”。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本身最高的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7],而给这一社会带来“革命变化”的、“文明”的资本主义的大肆入侵在马克思看来是合理的:

“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的社会革命完全是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的,而且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命运?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干了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总之,无论一个古老社会的崩溃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感情来说是怎样难过但是从历史观点来看,我们有权同歌德一起高唱:

“我们何必因这痛苦而伤心,
既然它带给我们更多欢乐?
难道不是有千千万万生灵
曾经被帖木儿的统治吞没?”[8]

马克思就是这样坚信,文化上最悠久、但是半文明半野蛮的亚细亚人过着没有任何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的村社共同体的生活,并且在数千年的岁月里丝毫没有变化地隶属于自然,只能过着“被动的”、植物一样的生活,而这只有依靠“文明的”欧洲资本主义野蛮的侵略才宣告结束。因此作为坚决的“人道主义者”的马克思不顾自己沉痛的心情,主张“不管其犯罪事实如何”,“文明的”资本主义破坏亚细亚社会具有着人类社会发展的世界历史意义。

马克思长期滞留在英国,比起中国来他更了解印度。[9]他在1853年也将中国看作是“东方式的”国家。1859年12月3日马克思在“对华贸易”一文中指出中国社会经济结构是以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为基础的。[10]马克思引用了额尔金勋爵(Lord Elgin)的一段话:

“我已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大都拥有极有限的从皇帝那里得来的完全私有的土地,每年须交纳一定的不算过高的税金;这些有利情况,再加上他们特别刻苦耐劳,就能充分满足他们衣食方面的简单需要。”[11]

马克思通过额尔金的这番话推测,中国农业的特征――至少19世纪清朝――是劳动密集型的零散自耕农。也就是说他认为当时的中国不存在“东方典型的”“国家控制下的村社共同体所有”。[12]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谈到中国时,指出中国是“以作为亚细亚生产方式为经济基础”的“土地共同所有为基础的、原始形态的村社共同体”。

“在这里(印度和中国),生产方式的广泛基础是由小农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构成的。如印度依然存在着以土地公有为基础的村社共同体,而这‘对于中国来说也是原始的’形式。”[13]

威特伏格(K.A.Wittfogel)以《资本论》的这段话为基础,公然宣称“按照马克思的见解,在中国决不会因为‘土地共同所有’消失而使得‘亚细亚生产方式’ 削弱”[14] 。

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大力拥护者除了威特伏格以外,还有匈牙利的马克思主义者托奇(F. T?kei)。托奇认为“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见解是马克思业绩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没有它就不能想象《资本论》”。[15]他确信亚细亚的所有形式是“部族所有的形式”。[16]指出“到达农耕阶段的社会发展只有在家长式的共同所有消失、土地或奴隶的私人所有出现以后才可以进行”,[17]在没有出现这种私人所有的亚细亚社会只能是停留在“奴隶社会”的前一阶段。[18]对于亚细亚社会的停滞性,托奇这样说道。

“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发展趋势(但是)不是前进而是后退。那里只有停止与停滞。……那种停滞并不是单纯地意味着某一过渡阶段典型发展的停止,而是同时偏离了典型的道路。因此等于说选择了一条独特的道路。其结果只有资本主义的发展,更进一步说是到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后才使这种半野蛮半文明的亚细亚文明加入到了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19]

总的来说,托奇对以所谓的“氏族所有”为基础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这样理解的:

“亚细亚生产方式从其整体来看是过渡的形式。并且是介于原始共同体与古代生产方式之间的过渡形式。从所有关系的角度来看,它虽然与原始共同体的结构有着紧密的联系,但从生产方式和整体社会分化的观点来看,它既不属于原始共同体,也不属于奴隶制或封建制的范畴。”[20]

除了原始共同体、奴隶制、封建制这三种众所周知的形式以外,托奇还特别强调这种“亚细亚生产方式”是“第四个”前资本主义的“基本”结构。[21]最后他主张道。

“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范畴在马克思的发现中不仅是有机的、而且是极其重要的部分。如果忽视了这一范畴,就会使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哲学的基础受到损害。”[22]

为了表明这一论旨的正确性,托奇在我们所引用的他的著作第3部(S. 88~116)中试图将“中国社会作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古典范例”。[23]同时竟敢自谕为“中国学学者”。[24]但作者认为,混杂着他的无知和成见的歪曲解释让人怀疑他作为学者的素质。他没有提出任何可以进行具体证明的史料,而只是依靠极其思辨式的“想象”讲述自己的故事。他指出,“过渡性质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在周朝时开始扎根”[25]。中国“几乎在3000年的时间里处于‘彻底的’孤立之中”[26],因此“中国社会的停滞一直持续到帝国主义侵略时期,自然地维持着中国社会杂种般低劣、残缺的发展”。[27]

但在别的地方――关于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即在中央集权国家封建所有的压迫下――托奇曾提到过“领先欧洲数世纪左右的”“中国初期资本主义”的发生。[28]尽管他认为“自足的村落社同体”一直持续存在,[29]但他的这个提及还是值得注意。他这样写道:

“它们(亚洲国家-作者)充分运用了使农民私有财产不可能存在的特殊历史条件。因此中国王朝对于封建因素的抑制尽管有其‘矛盾性’,但还是应该评价为‘进步的’。因为对封建因素的抑制在‘孤立’中也可以尽可能地保障最大限度的发展。”[30]

虽然托奇评价中国国家权力反封建的中央集权化努力是“进步的”,但他认为中国“杂种般低劣的发展”无法破坏“自足的村社共同体”。按照托奇的见解,对“零散小农的私人所有”的发生起决定作用的是“19世纪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与‘封建’自立的加强同时出现的资本主义的流入”。[31]他指出小农的土地私有过程“大约是在1911年之后,即满洲族的中心权力没落以后结束的”。[32]

如果要从托奇这些众多的言论中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在从周朝(11C~255BC)到1911年的所谓“持续了三千年‘彻底的’孤立”[33]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的氏族共有制(Stammgemeineigentum)占据了支配地位,“中国社会杂种般低劣、残缺的发展”也大致是停留在古代“奴隶社会”的前一阶段。而只有“资本主义的发展,更进一步是到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后”,“这种杂种般低劣的、半野蛮半文明的亚细亚文明才加入到了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34]。

现在作者想根据对中国“儒家式”社会的分析来否定由马克思构想、托奇完成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为此首先有必要以前面对“儒家式”社会结构的考察为基础,概括一下“儒家式”社会的特征。

1)约2500年期间土地私人所有和“儒家”社会“官僚制中央集权政府”的物质基础

作者认为,“官僚制中央集权政府”即“儒家式”社会产生的物质基础是在春秋时期(770~476BC),尤其是战国时期(475~221BC)出现的土地私有。第一部第一章中已经作了说明,这一时期生产力经过了5、6百年时间的发展通过铁制农机具、肥料、水利设施等的使用得到了根本提高。地理位置上相距较远、经济发达程度不一的大小领主国家之间的贸易非常繁荣,从而使从前周朝封建制的经济基础解体。例如劳动地租、即农民(或农奴)们在他们的氏族或封建领主的共同耕地上进行集体劳动的现象几乎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实物地租的盛行。这种实物地租的前提是农户在自己所有的土地上自主地从事劳动。通过实物地租的广为普及,有时有些农户可以生产出剩余生产物。这种变得富有的农户与大商人一样成为新的地主。

原来的商业仅仅局限于为封建领主们提供所需的奢侈品和消费品,而到了战国时代开始变得非常繁荣。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人口的增加,商业必须为农民阶层提供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如盐、香料、鱼、铁制农机具、麻布、染料等。在这种情况下,战国时代出现了被当作交换手段使用的众多货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牲畜业、渔业等与农业一起得到了发展。不仅如此,生产盐、铜、铁和其它矿物(即金、锡、铅等的采集、提炼等)等的产业部门也极为发达。

这一阶段,以前的公有土地,即原来的氏族共同体周围的山林薮泽等具有了非常重要的经济意义。当时对矿业尤其是盐矿的需求量极大。有些君主们更进一步借助铁制农具、家畜、水利设施等开垦了沼泽和荒地,获得了广阔的新耕地。君主们将以前的公有地变成了私有财产。

以上所概括的“春秋战国”时代生产关系的变化同时也使得政治权力关系发生了变化。生产关系的变化最终使西周封建制解体。周朝所有的当权者们不管是君主还是高级官僚,都以祖先崇拜和家长式的氏族支配为媒介,在血缘和政治上结合在一起。人们按照自己的身份获取领地,而身份是按照与周王的血缘关系来决定的品阶。借助于天命思想,只有最高统治者周王才享有对土地的所有权和对百姓的统治权,因此没有土地的私人所有。但由于生产关系的变化,诸侯和大夫们(贵族)们试图将他们的领地变成私有财产。因此诸侯们不断追求征服即合并的政治,通过牺牲其他诸侯来尽可能扩大自己的支配领域。为此封建贵族们将有学问的文官(士)起用到政治上来。他们虽然开始时是封建领主的顾问,但由于这些领主的支配能力强大得足以压倒自己原有世袭姻亲贵族的势力,他们渐渐地变为官僚。封建贵族们为了生存和击败对手,不得不以他们原有的物质和军事力量为基础招募有能力的官僚。这样随着由几个强大诸侯及其雇用的官僚们进行统治的中央集权化的发展,世袭贵族主义开始崩溃,官僚中央集权政府开始酝酿。这样的政府经过商鞅(?~338BC)的社会改革,最终由最早的皇帝“秦始皇”完成。“儒家式”社会的官僚中央集权政府――以土地私有为物质基础――的根本基础一直持续到1911年清朝没落时为止。

  2)“官僚中央集权政府”的财源

官僚中央集权政府即王室的财源有两个。一个是“国有土地”和“王室私有土地”的租佃以及使用池塘和狩猎场等皇帝私有财产所交的租税,另外一个是从自营的、即拥有私有财产的农户和商人、手工业者那里收来的公共租税。

3)社会经济单位

社会经济的单位不是“田园式村社共同体”,而是自营家庭,主要是小农。在中国,每个家庭不仅是生产单位,也是纳税单位。公共税通常是根据家庭人口、即成人男子、妻子以及子女的数量册定。因此人口增加在两千年间内尽可能地停留在最低水平,即一个家庭为4到7名,平均为5名。

4)对封建关系的克服

现在,从中央集权“国家”或“王室”独立出去的、世世代代直接统治自己领地、对居住在那里的百姓横征暴敛的世袭贵族主义领主消失了。在“儒家式”社会初期,按照贾谊(201~169BC)和晁错(200~154BC)的建议,封建领主们不管是皇帝的兄弟姊妹还是忠仆只能得到领地内百姓的田租和人头税的征收权。其全部遗产必须公平地分配给所有――不管是正房的还是妾的――子女。从1世纪到6世纪担任统治职能的世族与欧洲的封建领主是不同的。因为“世族”不是依靠贵族这一身份,而是依靠中央集权国家或王室里的权势维持存在的,其权势是世族用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力量获得并加以巩固的。简而言之,在中国,封建关系被儒家式社会的官僚中央集权政府所克服。

5)地主阶级的垄断支配

出于经济目的想要垄断政治权力并成为官吏的人不是贵族,而是一般地主。因此官吏不是原来的地主就是在经济上依附于地主的文人。官吏主要的收入来源决不是以粮食或货币的形式得到的俸禄。这是因为如果不是象皇帝的宰相或大官僚等最高的官吏,依靠这种俸禄是成不了富豪的。官吏主要的收入来源是通过他们以公开活动为由获取的私人大土地所有。

6)劳动密集型的零散经营

由于“官僚-地主”的支配以及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土地集中到了几个大官僚地主手中。由于这种土地集中,自营小农最重要的生产手段棗土地的不足,成为严重的问题。这一问题随着人口日益增多而变得更加严重。因此土地不足问题在儒家式社会里从一开始、按照李悝(455~395BC)的观点从战国时代就已经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农民整体上处于非常不稳定的经济状态,一方面劳动密集型的零散土地经营是最典型的,另一方面不断进行再生产的租佃关系则持续成为根本生产关系。

7)作为根本生产关系的租佃关系的不断再生产

韩非子(?~233BC)认为在战国时代已经有佃农。这可以说是以前的共同耕地消失的结果。他指出在春秋时代已经出现了土地私有。西汉时代(206BC~8AD)、特别是东汉时代,出现了土地严重不足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由于与强大的官僚地主勾结的富有商人对大土地的占有以及日益增加的人口等原因所造成的。因此土地不足或没有土地的贫困农民的数字逐渐增多,租佃关系也逐渐得到发展,最终这种根本的生产关系得到持续再生产。土地的严重不足、闲散的农业劳动力、土地租佃的高利润率使得租佃制度开始盛行。虽然国家的农业政策尽可能地制定低的――如1年收获的15分之1、甚至有时为30分之1――田租,但佃农们却要将大约1年收获的一半以上交给地主作为“地租”。 在中国,土地最终集中于大“官僚地主”手中,失去土地、即缺乏最重要生产手段的农民不断增加,佃农们甘愿接受可怕的剥削。但在这样的中国,没有象古代“奴隶制”或日尔曼的“农奴制”那样的任何形态的“强制劳动”发生的必然性。当然在儒家式社会里“可以从佃农那里抽取很多租佃费,象从奴隶那里抽取的一样”。[35]对此爱克斯(Eduard Erkes)是这样说的。“这时佃农需要流大量的汗水。因为佃农越是提高收获,除了支付高昂的租佃费以外,自己也可以得到相应多的多余部分。”[36]但值得注意的是,应该将在中国作为根本生产关系不断再生产的租借关系与所谓“奴隶制”、“农奴制”等前资本式的生产形态区分开来。

8)大官僚地主的大土地私有引起的皇帝中央集权政府物质基础的崩溃和大规模农民起义造成的社会颠覆

从人口发展来看,中国的人口自公元前3世纪到18世纪从1600万增加到了6千万至6500万。一般来说,经过大约200年人口增加时期即“和平时期”之后,接着便会出现大规模农民起义,原有社会关系全面瓦解。这个时期大约减少3分之2以上的人口。这一点一般在王朝初期家庭数量上表现出来。我们认为极其贫困的农民团体发动声势浩大的抵抗运动,其原因在于社会结构的紧张关系。这一紧张关系是从占人口不到10%的大官僚地主和超过90%的没有土地或极其贫困的农民之间的不合理关系中引发的。借助大官僚地主的支配,王室的官僚中央集权政府很容易被控制,结果导致了王室中央集权政府经济基础的崩溃。作为国家财政决定性来源的国有土地和“皇帝的私有土地”成为强大官僚地主轻易获取的对象。官僚地主越强大,国家财政就越困难。为了补充财政亏空,国家以名目繁多的税收对弱小的普通百姓们――主要是自营小农、小商人、小手工业者――进行残酷地掠夺,根本不顾及他们的再生产能力。

最终使国民经济遭到彻底破坏,中央集权政府经济基础开始崩溃。因此暴力抵抗运动必然从极其贫困的百姓中出现。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儒家式社会”的客观结构特征,即当大官僚地主对大土地私有的盲目扩大达到某一决定性时刻时,总是引起原有社会经济关系的全面崩溃。当然不能认为这是新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成熟发展”。

9)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

虽然通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完全发展经常受到阻碍,但毫无疑问,在生产关系底部积存着个别所有者财富的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原始形态的萌芽领先了欧洲封建制几个世纪。由于关于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的详细研究超出了本书的主题,因此这里尽量作一下简要的叙述。[37]

从社会经济角度来看,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是,在持续两千年的“儒家式”社会里,社会经济中心逐渐从北方以“黄河”为中心但并不肥沃的小麦产区扩张至南方更加肥沃的水稻产区。因此社会经济中心从黄河流域扩大到了长江流域以南,经宋代到明代以后终于转移到了中国南方。前面已经讲过,两汉(BC202~AD220)中期的公元2年,作为中心地区的北方人口要比周边地区的南方人口多15倍,相反面积却比南方少7倍。因此与北方相对狭小、人口密集的麦作地区相比,面积辽阔、人口稀少的南方稻作地区没有得到什么开垦。六朝时代(220~589)第一次对人口稀少的中国南部进行了大规模开垦。607年“大运河”完工以后,才使南方肥沃的水稻产区与北方中心地区(即洛阳)直接连到一起。因此唐朝的经济和文化非常发达。毫无疑问,由于经济繁荣,在7、8世纪的唐朝最早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原始形态。它随着中国南方经济开发程度的加深而得到进一步发展。商品经济和商业在宋代、尤其是南宋繁荣一时。之后在明代(1368~1644)和清代(1644~1911)虽然遇到了很多困难,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是达到了一定水平。我们已经在前面根据司马迁(145~85BC)《史记》、班固(32~92)《汉书》、范晔(398~446)《后汉书》等史书分析了商业与商品经济在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以后在两汉得到的进一步发展。在“儒家式社会”初期阶段,虽然有众多大商人、高利贷业者、矿山业者等富豪,但他们还没有进入到商品经济的环节,即商业不是投资到商品生产而是投资到了大土地私有的购买中。生产部门的资本也未能支配商业或商品经济。因此高利贷业虽然很繁荣,但它还是停留在原始水平上,完全没有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易之间起到媒介作用。这样由于商品经济处于很低水平,大部分富豪成了大地主,只是从土地租佃中收取很高的利润。他们逐渐与贵族官僚阶级站到了一起。一言以蔽之,在儒家式社会的初期阶段还谈不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

另一方面,在7、8世纪的唐代,商品经济和商业由于经济的繁荣而非常繁盛。那时除了奢侈品以外,日常消费品也成了交易对象。在大城市的市场上出现了众多零售商(“行”)――如销售肉类、鱼类、衣服、丝织品、药材、金银制品等的商店――和大大小小的地摊(肆)。例如在当时西都长安有两个各有220个“行”(零售商)的市场,在东都洛阳有120个“行”和3千多个“肆”(地摊)。[38]在同一时代的其他地方,到处都有在特定场所开办的、称为“草市”[39]的定期地方市场。在零售业者中有不少是直接将自己的生产物作为销售品出售的手工业者,即制造工厂(Manufaktur)的所有者。由于商品经济的发达,除了众多零售商以外,还出现了支配他们的、称为邸店的大批发店。邸店在全帝国大大小小的城市里设有分店,控制着巨大资本。邸店所有者还同时经营生产物与交易业者之间的中介业与银行业。他们先大量储存各种商品,再将它们转运出去。他们还先为顾客保管货币和物品,然后通过分店转交给该顾客指定的第三者。除了大“邸店”,还出现了“柜坊”。这种柜坊是近代银行的原始形态,只负责交易业者的金融业务。作为私人银行的邸店与柜坊发行一种汇票或商品证券(Gutschein)作为支付手段。它又称为“飞钱”(会飞的钱)或“便钱”(交换钱票)。银在公共生活和私生活中成为主要货币手段。[40]

在唐代私人大企业中,茶的栽培和制造业最为繁盛。这是因为茶本来就是作为商品在特定地区栽培和制造的,到了这个时代作为日常消费品其消费量很大。例如在祁门(安徽)地区有7到8成的人口与茶有关系。茶企业支付给他们相当的收入,他们以此来支付租税,维持生计。[41]很多茶企业中――如九陇(四川)张守珪的茶农场――每年雇佣数百名男女劳动力并支付工钱。[42]

另外,在官营手工业制造所中,不生产商品,而是生产王室和朝廷的消费品。它们无论在规模还是质量上都超过了个人制造所。国营制造所的劳动力一般由管户――即官衙奴婢、外国人、兵卒等――来充当。但由于管户不足,另外为了调节官营制造所对大量劳动力的突然需求,还雇佣了称为和雇(根据协商的劳动者)的临时劳动者。“协商的劳动者”分为日付劳动者(日傭人)和月付劳动者(月作人)。[43]城市市场里的个人零售业(行)不再是小农家庭工业式的副业,而是依靠独立生产单位来经营的。他们还结成了自己固有的“组合”(行)。因此技术和地理分工发展到了相当的程度。这样在规模上虽然是小企业、但属于各领域“组合”的各种衣类――如绢丝、大麻、羊毛等――的制造业尤其发达。

这种在国内市场发达的商品经济也影响到了海外贸易。通过“丝绸之路”与中亚的交易,与韩国、日本、印度、波斯、特别是阿拉伯等地的海上贸易也非常发达。在南方广州周围有很多被指定为外国商人居住地区的“藩坊”。这一时期对外国船舶和商品征收的关税在国家财政中占有极大的比例。[44]通过以上的叙述,作者想指出,中国在土地私有生产方式的支配之下,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

在其后的宋(960~1279)、尤其是南宋(1127~1279)时代的繁荣期,商品经济比唐代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宋代茶糖农场栽培和各种工场制手工业――如糖、衣服、家庭用品、笔、化妆品、装饰品、玩具等――以及冾金业、矿业、织造业、印刷业(于1041年到1048年发明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活字印刷)、陶瓷业、造船业等非常发达。随着工场制手工业、特别是官营工场制手工业的发达,雇佣劳动变得更加普遍。商品经济――尤其在南宋――使大规模个人工场和由此产生的分工成为可能。大工场主要依靠大型水力机来运转。[45]

由于交易的繁荣而出现了大城市,南宋的首都杭州便是这样的城市。威尼斯出身的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留下了相关记载。马可·波罗作为蒙古统治者忽必烈汗(1260-1294在位)的特使,在元朝创建(1279)之后曾访问过蒙古统治下的杭州,并在当地逗留:

“……行在(杭州-作者)市的周长足有100英里。那里共有1万2千座很高的石桥,大的船只可以从下面穿行。如此众多的桥并不足为奇。因为整个城市都被水所包围。这个城市中劳动者居住的房屋有1万2千间。……富有的商人很多,他们所经营的商品数量多得说不过来……城市里的房子周围彻有高高的石墙,由于担心火灾而将贵重物品放在那里,因为他们的房子是木制的。……所有道路都是用石头铺成的。……距离城市约25英里是大海,那就是(杭州的港口)澉浦。有很多从印度和其它国家来的船只来来往往,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商品交易,城市以此获利。”[46]

对于马可·波罗的杭州之行,巴拉兹(é. Balazs)讲了下面一段有意思的话。

“……我们不能忽视马可·波罗此行的目的,他是为了了解当时蒙古可汗统治地区的财政来源。当时南宋的总收入由下列项目构成:盐税收入50%,酒税收入35%,茶专卖收入7%,通行税、关税、商业税收入7%。收入来源主要由盐和消费品构成,因此不用说当时税收的决定性份额由杭州承担。

由于同时也是蒙古的密使,因此让人怀疑作为双重外国人的马可·波罗到底和平民们进行了哪些接触。杭州人……依然沉浸在自己王朝没落的悲伤之中。尽管如此……杭州……无疑还是给马可·波罗留下了很深印象。因此他走在城市里,还是会赞不绝口地说着‘真是了不起的财富’(Questa ricchezza),这并不是凭空想象。我认为……在这位世界旅行家访问的当时,这个城市(grosso modo)是远东最大的城市。”[47]

总而言之,作者认为,在宋代,尤其是南宋时期,杭州(浙江省)和苏州(江苏省)等几个商品经济繁荣一时的大城市,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徐一夔证实了这一点。他于14世纪明代初期生活在杭州附近的钱塘江边:

“余僦居钱塘之相安里。有饶于财者率居工以织。每夜至二鼓,一唱众和,其声欢然,盖职工也。余叹曰,乐哉。旦过其处,见老屋将压,杼机四五具,南北向列,工十数人,手提足蹴,皆苍然无神色。进而问之曰:余观若所为,其劳也亦甚矣,而乐何也?工对曰:……吾业虽贱,日佣为钱二百缗,吾衣食于主人,而以日之所入,养吾父母妻子,虽食无甘美,而亦不甚饥寒。……于凡织作,咸极精致,为时所尚。故主之聚易以售,而佣之直亦易以入。……倾见有业吾同者,佣于他家,受直略相似。久之,乃曰:吾艺固过于人,而受直与众工同,当求倍直者而为之佣。而他家果倍其直佣之。主者阅其织果异于人,他工见其艺精,亦颇推之。主者退自喜曰:得一工,胜十工,倍其直不吝也。”[48]

大企业的工场制手工业――如前面所说的丝织品制造业等――的出现意味着“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统一”的崩溃。这种统一才是马克思所认为的亚洲社会的根本特征。自南宋时代以来,特别是在织造业,雇佣劳动、也就是“作为商品的劳动力”的生产形态――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在中国进一步扩大。下面是关于16世纪苏州织造工情况的两个记录:

“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浮食奇民,朝不谋夕,得业则生,失业则死……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房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49]

“郡城之东皆习机业……工匠各有专能。匠有常主,计日受值……无主者黎明立桥以待。缎工立花桥,纱工立广化寺桥,以车纺丝者曰车匠立濂溪坊。什百为群,延颈而望……若机房工作减,此辈衣食无所矣。”[50]

随着棉花栽培的普及,棉织业非常发达。棉花栽培于13世纪初,从南方广东传来,14世纪在今天上海地区的松江流域尤其繁盛。当时松江流域的棉花制品要满足全国的需求。根据林则徐(1785~1850)的记载,在当时江苏地区的太仓、嘉定、宝山等地棉花栽培占整个农业经济的70%到80%,约60%的人口从事此业。[51]

到了明清,除了织造业以外,矿业和冶炼、盐、糖、油、烟、酒类、茶的制造业,染料、陶瓷、造纸、造船业等各个行业,按照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各地盛行。[52]在中国“儒家式”社会里已经建立了这样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作者想暂时对“19世纪中叶以来,即使没有所谓西欧资本主义的侵略,儒家式社会是否也会进行自己的产业革命?如果这样,其时期应该是何时?”这几个思辨式的问题进行保留。作者已经在前面提到过,社会经济的停滞或“儒家式”社会中阻碍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有下面三个社会结构因素:

1.大官僚地主统治下的不稳定的农村经济

2.国内、国外市场的相对缺乏

3.土地不足和劳动力过剩造成的土地租佃的高收益保障

但现在作者想根据以上提出的儒家式社会的特殊性,来强调儒家式社会与欧洲封建制所不同的进步性。这是因为,这一社会的特征正是拥有私有财产的个人或家庭、自立的地主阶级、官僚的中央集权国家对贵族式封建关系的克服。

作者认为,儒家社会的这种面貌否定了马克思、托奇等所主张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论。他们的理论不过是欧洲中心主义思考的变形。托奇将中国社会看作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典型范例”完全违背了中国的实际情况。他虽然是20世纪的中国学学者,但与19世纪的马克思一样没能正确理解中国的土地所有关系和社会结构。作者认为,他们的误解和错误的解释不但源于对中国社会的无知,而且还起因于包含着18世纪以来在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意识形态中浓缩的、欧洲中心式思考。在欧洲中心主义看来,所谓“东方”社会,即在地理上属于非欧洲地区的亚洲、中南美和非洲社会,不顾他们的文化与社会差异,全都看作是区别于“文明的”欧洲的“野蛮”社会。欧洲中心思想认为,东方在政治上由残暴的“东方式专制主义”“一成不变”地统治了数千年时间;在经济上由于缺少私有财产,因此停留在“人类文化原始阶段”的“氏族共同体”状态中;在文化上支配东方社会的是隶属于“自然”的“被动精神”,即与人道主义背道而驰的、崇拜自然的顺从恭顺的风土人情。

作者认为,儒家社会不能用这种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进行解释。儒家社会是直接先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换句话说,它在前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中是最进步的社会。作者认为,历史唯物论所规定的人类历史阶段――即原始共同体、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决不是人类历史的普遍发展史,它只是解释了欧洲社会的历史发展历程。如果一定要按照它来解释人类历史的普遍发展,那么儒家社会从其发展水平上来看应该放在封建制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之间。从所有关系的观点来看,儒家社会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从生产方式和社会分工的观点来看,按照托奇的话,这个社会不属于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任何一个。

注释:

1、Marx,“Die Revolution in China und in Europa”,MEW,Bd,9,S.85。

2、Marx,“Die britische Herrschaft in Indien”,同书,S. 132。

3、 “Der Brief von Marx an Engels am 2.6, 1853”,MEW,Bd.28,S.254。

4、 Das Kapital, Bd, Ⅰ, MEW, Bd, 23, S. 353~354。

5、 “Die britische Herrschaft in Indien”, MEW, Bd, 9, S. 132。

6、 同书,S.132~133。

7、 Zur Kritik der Hegelschen Rechtsphilosophie,Einleitung,MEW, Bd, 1, S. 385。

8、 “Die britische Herrschaft in Indien”,前书,S.132~133。

9、 “Die Kreigsfrage-Parlamentsr?nke-Indien”,MEW, Bd.9,S.216。

10、 “Der Handel mit China”, MEW, Bd.13,S.540。

11、 同书,S.544。

12、 K. A. Wittforgel,Die orientalische Desposite,S. 463。

13、 Das Kapital,Bd.Ⅲ,Bd. 25,S. 346。

14、 K. A. Wittforgel,同上书,S. 463。

15、 F. T?kei, Zur Frage der asiatischen Produktionsweise, S. 22。

16、 同书,S. 85。

17、 同书,S. 37。

18、 同上。

19、 同书,S. 85~86。

20、 同书,S. 86。

21、 同上。

22、 同书,S. 87。

23、 同书,S. 89。

24、 同书,S. 88。

25、 同书,S. 82。

26、 同书,S. 89。

27、 同书,S. 82。

28、 同书,S. 108。

29、 同书,S. 109。

30、 同上。

31、 同书,S. 112。

32、 同上。

33、 同书,S. 89。

34、 同书,S. 86。

35、 W. Eberhard, Das Tobareich Nordchinas, S. 220。

36、 E. Erkes, Das Problem der Sklaverei in China, S.25。

37、 关于中国对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集中讨论请参考《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上·下编,北京,1957和其续编(北京,1960);《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上海,1981;Balazs,同上书,特别是pp.290~312。

38、 傅筑夫·李竞能,<中国封建社会内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上编,299页。

39、 关于唐代的“草市”请参考加藤繁,<唐宋草市及びその发展>,《支那经济史考证》,第1卷,387~421页。

40、 傅筑夫·李竞能,同上书,300页。

41、 同书,301页。

42、 请参考《太平广记》,第二四。这里引用自前书,302页。

43、 傅筑夫·李竞能,同上书,305页。

44、 同书,300页。

45、 同书,309页。

46、 é. Balas, La Bureaucratie céleste, pp. 213~214。

47、 é. Balas,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 pp. 99~100。

48、 徐一夔,《始丰稿》,卷一,<织工对>,这里引用自吴海若,<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下编,838页。

49、 《明,神宗实录》,卷361。这里引用自吴海若,同书,846页。

50、 《古今图书集成》中《织方典》,<苏州府部风俗考>。这里引用自吴海若,同书,846页。

51、 傅筑夫·李竞能,同上书,320页。

52、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请特别参考上编,315~335页和下编,842~8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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