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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声,还是沉默?


葛红兵

对农民的书写,“五四”以来中国现代白话文学有两种模式:一种是鲁迅式的,鲁迅笔下,农民的代表是阿Q,是祥林嫂,是润土,农民是愚昧、麻木、混乱、不可救药的同义语,中国农民根本不配享受好的命运,因为他们身上一点儿优点都没有。中国启蒙知识分子找到了一个阿Q,此后中国农民的形象在他们那里就全定型在阿Q上了,农民在他们的文字中承受着屈辱的命运;第二种是沈从文式的,沈从文从湘西来,在现代社会中很不适应,精神上恋母土,他想用湘西世界的农民性和汉文化的阉寺性对抗,他对湘西世界是美化的,在沈从文笔下,农民又多被浪漫化了(晚期沈从文对此有反思),后来这一条线索在汪曾祈那里得到了发展。汪的作品绝大多数也是美化乡土的,他把农民性写得太完美,看不到乡土性格中狰狞的一面。解放以后诞生了第二种的变形,把农民性当作革命性的同义语来写,农民性被看成是改造知识分子性的良药。

在上述模式中,真正的中国农民呢?中国农民一直是沉默的,是无声的农民,为什么呢?他们是无声的被描写者。那些写他们的人都是已经不是农民了的人,要么美化他们,要么丑化他们,总是隔着一层。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农民的命运几乎从来就没有被真正地关心过,无论是想改造他们的启蒙知识分子,还是热衷于赞美他们的乡土浪漫主义者,或者是所谓的革命者。想一想,中国农民的命运是否真的改变了?只要我们想一想这个问题,我们就知道,在上述过程中中国农民的形象不是鲜明了,而是模糊了,中国农民的命运问题不是被人们重视了,而是忽视甚至抹杀了。

从这个角度,我一方面非常认可《泥鳅》,它让我们看到,一个农民他要在城里安身是多么不易,主人公的死是一个象征,农民跨不过城乡对立的门槛、城乡等级的门槛。这个世界上,有两个中国,一个农村的中国,一个是城里的中国,这两个中国不一样。它们之间有一道谁也说不清的鸿沟,有的时候这鸿沟是有形的,比如农民到城里定居要申请暂住证或者购买城里户口,有的时候这种鸿沟是无形的,尤其是以后者为甚。但是,同时我对《泥鳅》也有不满的地方,泥鳅的主人公国瑞的命运太奇特了,这不是典型的农民进城后的命运。在我身边,我看到的是那种隐忍的、屈服的、暗伤的农民工的命运。那种命运可能更真实一些。从高要求来看,我希望尤凤伟能写出那种无事的悲剧来,那种暗伤的、隐忧的、平淡的民工生活来。

尤凤伟写国瑞这样的进城农民,是为了为农民说话或者是让农民在他的书里发出声音。他的立场是好的,他主动地站在国瑞的一边,用国瑞的视角说话,这是尤凤伟,一个作家非常不容易的地方。但是,也恰恰是作者这样的立场和视角,使读者麻痹,读者会觉得作者描写的就是真实的,因为作者是同情国瑞们的。那么,到底尤凤伟笔下的国瑞们是不是真实的呢?我说,这部小说在理解和同情国瑞们的表面之下,掩盖着非常严重的遮蔽和歪曲。首先是对国瑞们的智力处境的低估。国瑞那么容易受骗?小说让我们感觉国瑞的死不是因为命运的必然,不是因为强大的外力,而是因为国瑞的愚蠢,他太容易受骗了,死到临头还帮别人磨刀,要不是玉姐点播和提醒,他还什么都不知道呢!国瑞被塑造成了一个蠢货和小丑,他根本就不配享受更好的命运,一切命运在他都是自找的。国瑞的死也只是一个小丑的死,为了一打冥票毫无意义而死的小丑。对国瑞作为一个农民的智力上的蔑视,在这部小说里还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这部小说在道德上对国瑞们的歧视。尤凤伟笔下,国瑞们是为了钱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作奸犯科、杀人越货,只要有钱,他们就干,什么道德,什么良知全没有。国瑞做鸭,国瑞的女人们做鸡,而且国瑞们对此丝毫也没有道德上的自我谴责,他们心安理得地在做这一切。我不知道尤凤伟,一个同情农民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写农民。在我的印象里,我家乡的那些农民都是淳朴的,善良的,乐于助人的,在我的家乡,人们虽然贫穷,但是几乎家家户户都不关门,谁谁串门都是不请自来,人与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是非常友好的。人们的道德水准不比任何人差。我身边现在也有城里打工的老乡,他们也经常到我家里来玩,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淳朴的,我要一万遍地说他们是淳朴的,他们只是想通过自己的劳动,用自己的汗水挣一份糊口的钱回家,过年的时候让老婆能买上新衣服,开学的时候让孩子能上学,他们有他们的道德,祖祖辈辈传来下的中国乡村社会的美得,在他们身上一点儿都不少。

他们是温驯的,常常是默默地来默默地坐,然后就走;他们是友善的,来了总要带些乡下的土产;他们是节俭的,大多只是三顿白饭过一天;他们是坚忍的,在城里活了下来,没有韧性怎么行?他们也是隐忍的,他们没有想过要在城里和城里人比,他们甚至已经习惯了对城里人卑躬屈膝的态度。

但是,我在尤凤伟的小说中,没有看到这样的农民形象。尤凤伟没有鲁迅式的对中国农民和乡村的憎恨,他是爱中国农民的,但是他的笔下,中国农民的愚蠢、自私、堕落却和鲁迅如出一辙。尤凤伟也没有沈从文式的对乡土的恋母式膜拜,但是,他们把中国农民的愚昧、堕落、野蛮当成乌托邦歌颂的思路却是一脉相承的;他们通过这种歌颂,不仅没有使他们钟爱的乡土得到真正的表达,反而深深地侮辱了他们的乡土,这样的结果也几乎是一样的;尤凤伟重演了上世纪沈从文在中国文坛所走过的一条死路。

如何解释尤凤伟笔下中国进城农民普遍的道德堕落以及尤凤伟对此毫无批判的态度?尤凤伟试图从同情的立场上去理解进城农民,我对此是可以认同的。但是,尤凤伟,他实际是完全不理解农民的,他看到的农民是只要有钱便不择手段地去赚,因而也是毫无道德感的农民,这是真的吗?中国的8亿农民真的是这种精神上的劣等人吗?他们也是同样的中国公民,他们在精神上、道德上和城里人没有什么必然的差别。问题只能在尤凤伟的观察角度和方式上。尤凤伟只是找到了他心中的进城农民,他并没有看到真正的那些保持了中国乡土社会传统的道德操守、精神品味的农民。

这不能怪尤凤伟。中国现代以来,白话文学的精神归趋是启蒙,启蒙对于启蒙知识分子来说,其先验前提是:大众是蒙昧的,需要开蒙,而知识分子是独醒的,高高在上的精神贵族。在这样的视野里,农民是不能自主发声的,他们只能是被批判的对象——因而中国农民的品性常常是先在地就被设定为反面的阿Q式的。这方面鲁迅是很好的例证。鲁迅的小说虽然是白话小说,但是和北方小说家如老舍的语言相比,和同样是浙江籍的小说家郁达夫相比,鲁迅的语言基本上是可以用眼睛看而不能用口语读的。鲁迅虽然使用了白话文的写作图式,但是他没有和胡适、周作人等一样把大众口语作为发声模范加以仿照,而是选择了一种个人化的知识分子气的发声方式,那种活跃在民间的,喧腾的、撒欢的、顺畅的、平面的大众化发声方式并没有被鲁迅接受。也因此,他对中国民间的狂欢精神、生存意志力基本是盲视的,例如他对阿Q临刑前那种“唱戏”发声方式是绝然否定的。阿Q作为一个下等的生计都成问题的人,他坚韧地活着,还有点儿撒欢的味道,这是不是一种精神呢?在鲁迅眼中阿Q这样的人身上只有劣根性,还没有占得人的位置,根本就不配做一个人。鲁迅没有思考过,阿Q虽然是个下人,或者说完全不是个“人”,但是他也有权活着,从生存的角度讲,活着是重要的,然后才是尽量争取活得好一点儿。由此,阿Q对生活的态度不见得比启蒙主义者对生活的态度差到那里去。阿Q身上有一种中国民间特有的笑谑、撒欢的精神,他活着不是为了验证历史功过是非,也不是为了建功立业,而是争取活下去,在可能的时候把每一个黯淡的日子过得像节日一样。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来自中国民间的笑谑精神,吃喝、唱戏、行刑以及性等正是在笑谑和狂欢的意义上被放在了生活的首位。将生活当成一场狂欢节表演,不管它是否合理,是否有意义,都要将这出戏演好,这是中国民众在数千年历史中学会的生存技术和生存精神,它在笑谑和撒欢的外表下突现着“人”这个要素的主导力量。这种精神一直在中国民间滋长着,它在中国民间人物的身上一代一代地保留着,它和儒家、道家、佛家三教合一的中国正统完全不是一回事,因而在正统的语言中一直是被压抑、抹煞的。中国现代启蒙知识分子虽然在精神气质、品位上反对三教传统,他们提倡小说、收集童谣,试图深入民间文化中汲取养料,但是他们没有发现这种民间笑谑和撒欢主义的力量,鲁迅也是其中之一,鲁讯也没有看到这种笑谑和撒欢的生存形态中渗透出来的反抗、追求、渴望的力量。

关于如何认识中国乡土文化精神、农民性格的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我的论文《文字对声音、言语的遗忘和压抑》(《文艺争鸣》2002年第4期),我这里实际想要强调的是:阿Q是一个在启蒙偏见之下被塑造出来的人物,因而他作为一个农民身上的正面要素完全被低估了,更为重要的是,即使是这样一个身上的正面要素被低估了的农民形象,其被当作反面典型加以认定的东西,依然有许多是值得我们再探讨的。但是,直到如今,中国文学界对此并无真正的反思,因而它依然主宰着许多中国当代作家对中国农民的认识,有的时候这种主宰是有形的,有的时候这种主宰是无形的。

当代作家对中国农民的认识受到了中国现代启蒙主义文学范式的框限,这还仅仅是当代中国作家无法真正理解中国农民之原因的一个次要的方面。更只要的方面是,中国当代作家在生活上与当代乡村的隔离。

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对农民、对乡土的确是非常隔膜的。当代作家无一例外地都成了城里人,无一例外地成了“知识分子”,本来这并不构成作家和农民之间的隔膜,但,这是中国,因为户口关系,这种身份的变化却成了不可逾越的阶层鸿沟。《泥鳅》在上海某大学召开研讨会的时候,笔者亲耳听到了上海籍记者对农民工的蔑视之词。我知道他们并不是天生就歧视别人的人,他们甚至都是道德高尚的好人,但是他们对农民工的恐惧和蔑视却是那么真实地摆在我的面前。他们的城里人身份决定了他们的立场。我知道中国作家也不例外,甚至那些宣称来自农民,同情农民的中国作家也不例外。他们因为自己的身份而大多失去了真正体解中国农民的可能。

他们的生活已经城市化了,而在中国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是割裂的。在城里生活着的中国作家,他们的生活资源日益单一,乡土精神资源日益枯竭。“随着跨国资本的进入,中国城市市民以及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生活信念发生了质的变化,生活赖以存在的各种资料处处都打上了跨国资本的烙印;我们用的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是他们的生产的,即使是在中国国内生产的大多数也用的是他们的技术、他们的标准;我们吃的肯德鸡、麦当劳、必胜客是他们的提供的(他们不仅提供了食物,而且还提供了我们吃饭的标准范式);我们听的迪斯科音乐,看的好莱乌电影是他们制作的(他们不仅在这个过程中提供了视觉和听觉的材料,还同时提供了他们的价值观念)……他们为我们提供了物质就精神生活的资料,同时也附带提供了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标准。[1]”而且这种标准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的精神领域。这就是中国城市的现实。

但是在农村呢?城市越是国际化、市场化,它和中国乡村的联系就越是薄弱,它在精神上就越是和中国乡村隔膜,因为二者不仅仅在外观上,而且在精神上都完全是不同的,对于中国城市市民和知识分子来说,农村完全是另外一副景象,他们完全不了解,也没有机会和动机去了解的景象。中国城市和乡村的联系越来越微弱了,解放初期大多数城里人在乡下都有亲戚、朋友,中国城乡基本上保持着血缘上的联系,精神的沟通,但是解放后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和乡村那种传统的血缘的联系越来越弱了,弱到如今绝少城里人在乡下有亲戚了,弱到如今绝少乡下人有机会到城里生活了,他们甚至到城里访客的几乎都没有,城乡割裂使中国城乡通婚的传统,乡土社会为城市社会提供精神和人员动力的传统全部淹没。

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新时期之后的当下文学,出现了严重的城市化、小知识分子化倾向,乡土题材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新生代小说的兴起就是一个表征,新生代小说家中绝少有触及乡土题材的,城市小知识分子生活正遮蔽着我们这个时代大多数人的生活真相,一个有着8亿农民的国度,在文学的世界中,我们却难以看到农民题材的作品,为什么?是谁,用什么东西遮掩了他们的存在?是谁将他们驱逐出了文学的领地?我曾经观察《作家》、《青年文学》、《钟山》、《花城》、《北京文学》等杂志,常常这些杂志上会连续数期都看不到一个农民题材的或者工人题材的小说。这些,中国生活的最大多数,这些中国生活最本质的方面,为什么得不到表达?因为他们的生活对我们今天的写作者缺乏吸引力,因为他们的生活无法满足跨国资本对利润以及对粉饰生活、炫耀中产阶级趣味的需要,因为他们的生活得不到那些生活在城市里的文学消费者的认同。我在另外文章中曾经写道:“我们的作家正被一种可耻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生活趣味左右,他们已经堕落为城市中产阶级趣味的最无聊的代理人,他们以中产阶级的趣味为自己的趣味,为贫民大众制造绣上了中产阶级生活幻觉的眼罩,他们悄悄地转移了贫民大众对自身生活的真实感受,而代之以中产阶级赝品,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自己走到了贫民生活的反面,成了真实生活的敌人。如今,我们年轻的作家们都生活在这样的城市里,他们在城市的集中程度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在,我们已经很难发现一个真正的农民作家,甚至,我们难以找到一个生活在农村的作家了,即使是生活在2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镇的作家也寥寥可数。即使是在城市中,年轻的一代作家也很少有当过工人的经历。他们大多是一些大学毕业以后被他们小小的写作才气娇惯坏了的人,他们的生活已经彻底地和工人、农民绝缘了。”

我欣赏尤凤伟关于中国右派知识分子的小说,欣赏尤凤伟历史题材的小说,尤凤伟在那些方面表现出了一个不同凡俗的优秀作家所能表现的一切,但是,很明显,尤凤伟与大多数中国作家一样,并不了解真正的中国农民,更不了解现实生活中的活生生的农民。中国作家在生活上和乡村中国割裂,在精神上同样难以达到对中国乡土社会的理解。

注释:


[1] 葛红兵,《跨国资本、资产阶级趣味与当下的中国文学》,《山花》2000年7月。

2003年10月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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