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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中世纪的思想革命——新文化运动纵横谈


袁伟时

“五四”80周年前夕,友人小胡过访。陋室清茶,放言无忌。歧见新声,错杂纷陈。乍暖还寒之际,似可消愁解闷。录之如下,聊博高明一粲。

依据文献解读历史  

胡:这几年,谈新文化运动的文章很多。今年是80周年,更加热乎。一碗冷饭,炒来炒去,有多大意思?

袁:不能一概而论。不少文章看看标题够了。但有的文章确实下过功夫,即使错了,也是“片面的深刻”,启迪思考,功不可没。问题不在文章多少,而在有的人连最基本的文献都没有读过,却在那里大发议论。其中最恶劣的还以正宗王麻子自居,气势汹汹。既讨厌,又恶心。不过,你要是为此类学风、世风生气,那就上了大当。这类景象,哪个朝代没有?躬逢盛世,饱览奇观怪事,别偷懒,勤记录,说不定那一天你也能写部小说,比冯骥才的《三寸金莲》还要引人入胜。

支持新文化运动的报刊很多。以期刊来说,影响最大的有《新青年》、《太平洋》、《每周评论》、《新潮》、《国民》、《新教育》、《星期评论》、《少年中国》、《建设》、《 解放与改造》、《少年世界》等11种。1加上《晨报》和《晨报副刊》、《时事新报》及其副刊《学灯》、《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等等,声势非常浩大。新文化运动提倡什么、反对什么,都体现在这些出版物中。这个运动有关问题的答案,也只能在这些出版物特别是公认领袖群伦的《新青年》中去寻找。

要了解历史真相,还是要从文本出发,搞点本本主义。直接读点当时发表的文献资料,比花时间去读那些三四流的八股文章,损益不啻天壤。

什么是《新青年》的“修身治国之道”?

胡:老兄有点危言耸听吧?新文化运动追求的是民主与科学,妇孺皆知,有什么疑问?

袁:任何口号都是化简了符号,还要有必要的阐释,才能准确表达它的内涵。民主与科学是1919年1月提出的,它确实概括了这个运动的重要指导思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1915年9 月出版的《新青年》创刊号(《青年》第1卷第1号),那里说的是“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2在说人权与科学、民主与科学两个口号的联系与差别之前,还要注意一件事,这个刊物从创刊之日起,长期刊出一页《社告》,开宗明义便说 :“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3这个修身治国之道,就是新文化运动的基本诉求,值得认真追寻。

胡:他们所说的“道”,无非是西化或全盘西化之道。

袁: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不要用什么“全盘西化”吓唬人,何况西或中本来就不应是判别是非的标准。

“今后时会,一举一措,皆有世界关系。我国青年……不可不放眼以观世界。”摆脱民族和国别的局限性,用世界眼光观察一切。我想,这是他们的修身治国之道的基本出发点。如果固守民族性,那就要像义和团一样把任何沾点洋气的东西统烧掉,什么自由、平等、民主……全都是妖言惑众。

这个修身治国之道的核心是对个人自由的追求。陈独秀办《青年》杂志,头篇文章(也就是通常说的发刊辞吧)《敬告青年》的第一条便是大声宣告:“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奴隶云者,古之昏弱对于强暴之横夺,而失其自由权利者之称也。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忍受。”4说“科学与人权”,显然把自由摆在首位。任何国家、任何民族走出中世纪的基本内容都是挣脱有形无形的镣铐,让公民得到充分的自由。争取和维护人权的崇高和漫长的历程,正是以此为背景和起点的。而科学正是砸破精神枷锁,扩大自由度的工具。用民主取代人权为基本口号的时候,自由——人权依然是思虑的中心。民主的基本职能就是保障公民的个人权利(人权)。“五四”爱国运动期间,陈独秀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提出的五项要求之一,是“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5稍后,谈到“政治的民治主义”的时候,他又重申:“我们既然是个‘自由民’不是奴隶,言论、出版、信仰、居住、集会这几种自由权,不用说都是生活必需品。”6与此同时,他们对从宪法到各种法令(如《治安警察条例》和出版法令等)有碍自由的部分,都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对于种种否定自由的错误言论(有碍秩序、传播危险思想等等)也一一据理反驳。胡适、李大钊、高一涵等人还联合发表了《争自由的宣言》。

不言而喻,他们说的自由指的是个人的自由。《新青年》从创刊之日起,一再发表文章,解释国家、政府、个人三者的关系,归结到一点,是要“堂堂正正以个人主义为前提”。7在陈独秀看来,现代公民与奴隶的差别,在于后者“不以自身为本位,则个人独立平等之人格,消灭无存。”8所谓“以自身为本位”和人们的口头禅“个性解放”,其实说的都是个人主义。国际学术界通用的概念,“个人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文献中以自私自利为内涵的个人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淆,以免闹出不应有的笑话。自由和个人主义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奇怪的是,时至今日仍有学者断言新文化运动不重视争取自由。这大约是不熟悉当时的文献造成的误解。尽管当时言论空间的宽阔在20世纪中国罕有其匹,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仍为此不断呐喊。是不是他们不关心经济自由呢?当时实行的是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官僚资本的力量不大。政府是软弱的,对市场干预不多。妨碍市场扩大的是军阀兵戎相见,破坏了社会的正常秩序。也就是说,焦点集中在政治问题上。面对这样的社会环境,陈独秀没有忽视经济自由(独立)是个人独立的自由的基础。他说:“现代生活,以经济为之命脉,而个人独立主义,乃为经济学生产之大则,其影响遂及于伦理学。故现代伦理学上之个人人格独立,与经济学上之个人财产独立,互相证明,其说遂至不可摇动,而社会风纪,物质文明,因此大进 ……西洋个人独立主义,乃兼伦理经济二者而言,尤以经济上个人独立主义为之根本也。”9海内外有不少人为中国知识阶层独立人格沦丧而悲愤,读一读陈独秀的这段话也许会有所启示。

还有一点不应忽视: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和参与者十分关注保障自由的制度建设。司法独立 、教育独立、舆论独立、少数人的权利、公民权利的宪法保障,如此等等,反复申辩,反复追寻,从而赢得广泛的认同。当时敢明目张胆站出来反对这些现代观念和现代制度的人不多 ,尽管他们实际信奉或推行的可能仍是专制主义那一套。

新文化运动,本是关心国家命运的有识之士为巩固和挽救民主共和制度而掀起的思想补课。民国元年2月,袁世凯接替孙文出任临时大总统的前夕,唐绍仪、蔡元培、汪兆铭、宋教仁等26人,发起组织社会改良会,基本宗旨是“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这宗旨和其章程中力倡的“财产独立权”、“个人自立”、“实行男女平等” 、婚姻自由和“改良戏剧及诸演唱业”等主张,均为新文化运动所继承。“数年以来,创造共和再造共和的人物,也算不少。说良心话,真心知道共和是什么,脑子里不装着帝制时代旧思想的,能有几人?”10面对如此悲惨的现实,陈独秀深深感到“要帝制不再发生,民主共和可以安稳……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11洗刷的基本方法之一,是贯输宪政和法治的基本知识,为谋求个人自由的制度保障奠立思想基础。

简单地说,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把自由和民主看作是密不可分的。没有充分的自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而作为民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的法治和宪政,又是自由的基本保证。无论是以人权和科学为基本口号,还是1919年1月开始代之于民主和科学,这些要求都没有改变。否定“旧政治(特权人治)”,确立法治、宪政,是这个运动不变的基本诉求之一。

至于他们倡导的科学,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思维方法的变革,让中国人从以圣贤、经典和尊长的是非为是非的"奴性逻辑"中解放出来,树立理性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二是揭穿各种"灵异"和迷信等欺世惑民伎俩,普及科学常识。归结到一点,无非力图让中国人凭藉理性和良知自由地思考。

胡:照你说来,当时提出人权和民主的基本要求是自由、法治、宪政;科学则是理性为核心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简单点说,自由、法治、宪政、理性就是新文化运动的基本诉求。听起来言之成理,但没有消除我的疑虑。疑问之一是你是不是把新文化运动政治化了?

袁: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曾以“不谈政治”相标傍。可是,不谈政治,何来“治国之道”?这不等于他们说了假话。所谓“不谈政治”,意思是不直接评论时政,而冀图通过学理的贯输 ,从根本上提高中国的公民自觉。与此同时,他们也不排除在特定情况下,用适当方式对重大的政治问题作出直接的回应。

看一看《青年》杂志的创刊号吧。当时正值袁世凯大发皇帝梦,其爪牙四出奔忙和鼓噪。陈独秀的《敬告青年》与高一涵的《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在痛陈公民素质的根本要求之时 ,明确宣告:“无论何国,苟稍顾立国原理,以求长治久安,断未有不以民权为本质。”12这当然是有所指而发,迎头痛击帝制逆流。他们意犹未足,还以答复读者来信和国内大事记的形式,一一驳斥筹安会宣扬的恢复帝制的谬论,尖锐地揭露了企图改变国体的荒唐。此后,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与康有为、杜亚泉、林纾等人的辩难,都没有离开一个中心:他们的主张是不是符合民主、宪政的需要?这表明,从一开始新文化运动就没有回避政治。

准确点说,新文化运动是为挽救民主共和制度而开展的启蒙,是为告别中世纪而进行的思想革命。除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一类由外来移民为主体组成的现代国家,任何国家要走出中世纪都必须经历这一场思想革命,重演西方的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这场革命(人的解放)如果不彻底,轻则让本国人民在炼狱中爬行百年,中国是其中典型;重则给整个世界带来莫大的灾难,这就是德国和日本反人类罪行的祸根所在。

胡:几个书生,几份破报刊,有那么重要吗?中国的事还是要靠枪杆子。

袁:枪杆子要由人掌握,人的行动则由思想支配。当时的枪杆子可不少,最显赫的是两部分 。一是段祺瑞领导的北洋军。他掌握着中央政府的实权,主张武力统一全国。另一是南方的孙文及其地方军阀盟友,即所谓“西南(包括现今通常说的西南、华南两地区)政府”,多数主张“联省自治”,孙文坚持的则是“北伐”,即用武力统一全国。他们打着“护法”的旗号,实际干了不少违法的勾当。弄到后来,连孙文也不能不叹气:“南北如一丘之貉”。这些枪杆子只能乱国扰民。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力图开辟另一条救国道路。这就是向中国人贯输现代公民和现代国家的基本观念:自由、法治、宪政、理性……帮助中国人摆脱以三纲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的中世纪意识形态的束缚,为建立真正的民主国家奠立牢固的思想基础。与此同时,他们秉着自由主义的理念,为公民权利特别是学术、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抗争,发表《争自由的宣言》,要求废除《治安警察条例》,紧密注视《宪法》修订过程……努力在现有的基础上, 扩大自由空间,逐步推进法治和宪政。

胡:那时不是黄金时代,但又确实是20世纪中国公民自由空间最大的年代。以蔡元培整顿、 改造北京大学为起点,我国的高等学校开始在精神和制度上与国际公认的标准(教育独立、学术自由)接轨。章太炎的大弟子黄侃放言“六经之外皆狗屁”。胡适、陈独秀大反纲常名教、“奴性逻辑”。李大钊等人宣扬布尔什维主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青年--朱谦之 则在大骂老师陈独秀是“专制魔王”之余,抛出一本又一本自己的哲学著作:《革命哲学》 、《无元哲学》、《一个唯情论者的宇宙观及人生观》等等。

思想和学术自由不但为学术繁荣和文化更新创造了前提,也为社会菁英乃至广大公民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创造了条件。据研究五四运动史的名家周策纵教授估计:“‘五四’时期,即1917到1921年间,全国新出的报刊有1000种以上。”13也发生过封报和捉拿编辑记者的野蛮事件,但创办一新报刊相当容易。总的说来,言论是自由的。知识阶层和普通公民不但可自由发表自己的政见,而且言论自由的物质保证也比较充分。几个大学教授凑在一起,拿出月薪的一个很小的部分就可以创办一个刊物。

结社也是自由的。知识阶层的大小组织真是多如牛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商人自己的组织——商会发展很快。戊戌前后,清政府已经认识到要发展工商业,就必须鼓励工商业家成立自己的组织,维护自己的利益,协同解决发展中的困难。到辛亥革命前夕,已有大小商会近千个,且以每年百个左右的速度继续增加。这些商会不是某个党派的工具,确实是工商业者自主组织的团体。他们经常对涉及自己利益的种种事情--内政、外交、立法和社会问题等等发表声明、通电,表明自己的态度。有的还出版报刊。针对兵匪横行的状况,不少商会还拥有自己的武装——商团。

简单地说,当时,在中央政府和地方军阀的统治之外,已经形成了多元的颇为强大的民间社会力量。他们有较宽广的自由活动空间,成为牵制和监督各级统治者的不要忽视的力量。

世界各国的历史表明,一个强大的独立于政府以外民间社会的存在,是民主、法治赖以运作的重要基础,也是公民自由的重要保证。只要稳步地发展已显示其勃勃生机的民间社会,更广泛、深入持久地推进新文化运动,完成思想观念变革的历史任务,推动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变革,人权、民主、科学在中国生根并不是不可能的。

不要小看思想观点和思维方式变革的意义。“人是观念的囚徒……真正的革命发生在人们的头脑中,这就是观念的革命。观念革命是对既定价值的一次全面再评判,它把人的精神从旧思想的樊篱中解放出来,引入一个崭新的世界。可以说,是观念革命造就了人的更新。”14任何国家要走出中世纪,实现现代化,关键在于观念变革,造就一代新人。

新文化运动提倡的人权、民主、科学其实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具有普世价值。不能把它们看作现代西方特有的价值观,任何国家要实现现代化,都不能不接受人类文明的这些共同成果。中国人要分享这些成果,当然要致力于制度的革新和建设,但其前提则是切实推进观念变革,新文化运动承担的就是这个历史任务。

控诉和发泄对外来侵略者的怨恨是容易的。困难的倒是中国人能不能冷静地扪心自问:为什么观念变革的历程如此艰辛,一再延误现代化的进程?

最危险的是狭隘的民族主义

胡:不少人指摘新文化运动是“全盘西化”、“全盘反传统”,听老兄这么一说,真有点这样的味道了。

袁:古往今来把自己不喜欢的思想者置之死地的伎俩之一,是把对方说成果魔鬼,从而肆意宰割就有充分的理由了。民族感情是非常复杂又最容易失控的情绪,一个有高度责任感而又有深远眼光的知识分子或政治家,一定要冷静慎重地处理好这个问题。19、20世纪中国吃大亏的原因之一,就是让狭隘的民族情绪遮蔽了自己的眼光。一句“不准以夷变夏”,可把19世纪中国害惨了。

20世纪的中国人应该聪明一点了吧?说完全没长进倒也不是,但依然不敢彻底抛弃狭隘民族主义的紧箍咒。应该讨论的是这条主张、那个现点对不对,而没有必要去追问发明者的国籍 。可是,时至20世纪90年代,还有一些人在姓中姓西、姓公姓私、姓社姓资……诸如此类无聊问题上纠缠不休。这些人一是冀图赢得卫道的美名,而把社会进步和民众福祉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二是缺乏足够的现代文明知识,因而一再闹出把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自由 、个人主义……说成是某些国家或某一阶级专有物的笑话。

说得不客气一点,所谓反对“全盘西化”、“全盘反传统”也是这一类煽情语言,尽管提出这类问题的人当中,有的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从逻辑上说,传统——无论是大传统(精英文化)还是小传统(民俗),都不可能反盘反掉。任何国家也不可能完全被外国同化。从实际情况看,则有两个铁的事实是不能视而不见的:

1.新文化运动扫除的是过时的思想桎梏,从而点燃了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火炬。这是中华民族文化学术的罕见的繁荣期。一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文化史,严格点说是以新文化运动为起点的。

2.20世纪中国接连不断的劫难,归根到柢是拒绝学习西方主流文化的恶果。开放和吸收世界文明成果带来繁荣,以国情特殊为藉口自我封闭必然招致困厄。目前面临的各种问题,亦只能从扩大开放和勇于分享世界文明成果中求得解决。

令人担忧的是一些中国人没有正视历史经验和严峻的现实。他们仍然热衷于在狭隘的民族主义圈子里打转,热衷于从西方非主流文化中寻找狭隘文化民族主义的支撑物。

听到西方有人为中国文化喝彩,立即有人血脉贲张,深信东方文化救世,舍我其谁!

西方有人鼓噪:“后殖民”!反“文化帝国主义”!马上有人高呼文化多元主义,坚决反对“话语霸权”,“文化侵略”!

有的人研究近代中国文化,两眼紧紧盯着“国粹”,高张民族性的就是好的。

有的人研究东西文化,什么都注意到了,惟独忘记了一点:中国人可以从西方主流文化学习那些优秀的东西。

胡:你恐怕低估了文化侵略的危险。

袁:在19、20世纪中国,“文化侵略”有没有成为真正的威胁?这是一个应该严肃、认真地审视的问题。

从1993年开始,由一位在美国的华人学者领头,大反“后殖民”。他说:“我认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主潮一直未能摆脱殖民话语的诅咒和帝国霸权的控制”。“五四那一代学者对西方的殖民话语完全掉以了轻心,很多人接受启蒙话语的同时接受了殖民话语,因而对自己的文化传统采取了粗暴不公正的简单否定态度。如果我们承认中国曾经是一个半殖民的国家,那么我们也应该正视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和认识论曾经被半殖民的事实。”15因此,当务之急就是反对文化新殖民主义。

我想,这一高论有三个漏洞:

第一,概念模糊。他没有明确界定在西方的话语中,那些是“启蒙话话”,那些是“殖民话语”。在笼统和混乱中,有意无意把前者都说成是殖民话语了。

第二,逻辑混乱。他说:“人道主义旗帜在西方最为高扬的文艺复兴时期,正是西方列强向外殖民扩张最残酷、最血腥的时期,而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人道主义对于‘人’的理解和对普世同一性的‘人性’的信念,也正是殖民主义在道义上的主要支撑点之一。”

“不管是学理的层面还是实践的层面,欧洲的人道主义都表现了强烈的攻击性和排地性。德国法西斯对犹太民族施下的恶行,乃是启蒙话语逻辑发展的必然,那不过是将隐藏在人道主义信念中的反人道主义从殖民地搬回了欧洲实践。”16

的确,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与西方的向外扩张,在时间上是重叠的。但如果要把向外扩张归咎于人道主义思想的兴起却必须回答几个严肃的问题:1.如何界定人道主义。2.人道主义的内涵在理论上如何成为对外征服的依据。3.西方征服殖民地的实际依据是什么 。人道主义要解决的问题是把人从神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西方近代对外扩张的动机,除了发财致富的冲动,思想动因则与基督教的特点密不可分。一个有代表性的说法是“促使欧洲人开始海外冒险事业的动机很多,为上帝服务和寻求黄金可能是其是最强烈的动机。”“与欧洲其他大宗教完全不同,基督教浸透了普济主义、改变异端信仰的热情和好战精神……为了使异端和不信教的人皈依基督教,基督教会总是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基督教的好战性源自犹太游牧民族所崇拜的复仇和惩罚之神。”17近代的海外扩张是体现在十字军东征上的这个传统的继续。

至于把纳粹屠杀犹太人归咎于欧洲人道主义更加不伦不类。纳粹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渊源是海内外学者作过充分研究的问题。通常认为“纳粹主义的核心内容是植根于种族理论的,鼓吹侵略扩张和种族灭绝的极端民族主义;以及宣扬民族至上,领袖绝对权力,对国家 生活、社会生活、个人生活实行全面严格控制的极权主义。”18其思想渊源一是从19世纪初开始逐渐形成和影响日益扩大的以种族理论为基础的极端民族主义。所谓“雅利安人优越”论、“生存空间”论,等等,都是这个极端民族主义的重要内容。二是信奉集体主义和领袖至上原则。他们宣扬民众和“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一个民族的思想和意志的自由,要比个人思想和意志的自由有价值得多。”在政治体制上,则实行所谓的“日耳曼民主”,这种所谓“民主”,“决不能实行多数决定制度”,抛弃三权分立和议会,实行“绝对责任与绝对权威的无条件结合”的领袖独裁。19三是片面地追求工具理性,没有相应地确立价值理性应有的地位 。说到底,这是因为德意志在民族国家形成和现代化过程中,没有把启蒙运动进行到底,没有完成人的解放的历史任务。

简单地说,纳粹屠杀犹太人,是反人道的滔天罪行。德国人集体犯罪是人道主义没有深深扎根,是启蒙没有战胜德意志民族的历史积垢--盲目尊崇集体和领袖。把这归罪于人道,启蒙,表面看来是讲辩证法,实际是不分析具体情况,把不相干的两件事扯在一起以耸人听闻的变戏法。作者拿这些来比附五四,真有点令人哭笑不得。

第三,历史错位。作者是研究文学,宣扬“后现代”的。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系统研究过中国近代史,有没有系统读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资料,有个问题是谈论近代中国的人不能不回答的:19、20世纪中国一再遭受挫折和屈辱,从自己本身说,是拒绝或没有认真学习西方现代主流文化造成的恶果,还是学习过度丧失了民族特性--被洋鬼子“后殖民”产下的孽子? 说得更透彻一点是:中国人要不要接受来自西方的,也就是新文化运动倡导的人权(以自由为核心)、民主(“反对特权人治”的法治、宪政)、科学(理性)?

他们好像很替中国人担忧,说自由、民主、理性和市场经济这一套,在西方已经一再受到质疑,应该迷途知返。西方现代文化是多元的,任何时候都有多种声音。此外,世界上没有止于至善的东西。西方知识分子的反思,总的说来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人权,拓展人的自由空间 ,是为了完善法治和宪政民主。对理性的反思,也没有根本否定理性,仅是要设置必要的限制,不要走向极端。他们的思考,当然值得我们注意,但以此为根据要中国人拒绝学习西方现代主流文化的成果,冀图用中国式的东西取而代之,我想,这有点丧失历史感之嫌。

深入一步考虑,“文化侵略”这个概念,是不是也应该认真反思一番?

非洲、美洲等外国的事太复杂,几句话说不清,我们不讨论。这里只说近代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西方列强和日本侵略中国,军事、政治、经济等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文化领域怎么样? 在日本侵略者的占领区,强迫进行什么“共存共荣”等顺民教育,这是占领军的思想控制,不是正常的文化活动。除了这种反常状态,有没有“文化侵略”?

人们说得最多的是传教。但信不信教,信什么教,就私人说这属公民信仰自由,无所谓侵略不侵略。就传教事业而言,有些传教士犯法,但很多传教士和宗教组织也做过不少有益的事 。20如果把传教看作是“文化侵略”,那么佛教进入中国,儒学(有的人称之为儒教)广被东亚又怎么看?须知基督教早就传入中国,不是鸦片战争后才有洋人在中国传教。

外国人在中国办学、办医院、办报、办出版社,能不能称为“文化侵略”?认真研究一下近代中国教育史、报刊史、出版史、思想史和医学史,我想结论恐怕是他们功不可没。再看看各国现状和展望21世纪中国,谴责这是“文化侵略”,似乎更应三思。

学术、思想、文化没有国界。广纳博采、自由交流、自由竞争、自由选择,这是对待它们的唯一正确态度。与之背道而驰。必然祸国殃民。

文化的核心是价值系统。任何现代国家的公民,其价值观都是多元的。统一不可能,强制无济于事。在这里“反侵略”,强制推行某种价值观,可能适得其反。

文化又是生活方式。文化的这个侧面完全属于公民的私人空间;只要不违法,任何干预都是多余和危险的。在这里“反侵略”,不过是文革和文革前的反对封、资、修和文革后的反精神污染的重演。

不要忘记一个严峻的现实:中国至今仍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学习现代西方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任务远未完成。在这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渲染"文化侵略"的罪恶和恐怖,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只能加固思想文化封闭的堡垒,为改革、开放制造新障碍,让中国和中国人再一次受到历史惩罚。

这些否定新文化运动的“后殖民”、“反文化侵略”的高论,是与19世纪的“严华夷之辨”,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搞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一脉相承的。大清帝国“不准以夷变华”延误历史进步,已不必多费唇舌。听听30年代国民党中宣部操纵下提倡“本位文化”的十位教授说了些什么吧!“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是消失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了它的特征。由这没有特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渐渐的不能算是中国人。所以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从文化的领域去展望,现代世界里面固然已经没有了中国,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已经没有了中国人。”21谢天谢地,60多年过去了,不但中国本土人满为患,连海外唐人街也人山人海。可是 ,他们煽情的语言却往往令人过目不忘。

这10位教授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人与文化和特定文化系统的关系。人是主体,还是特定文化系统是主体?是文化应该为人服务,还是人应该为某一文化系统尽忠?我想就个人而言,答案应该是多元的。王国维愿意为中国传统文化尽忠,固然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尖锐地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为输入外国先进文化竭思弹精,也是史有定评的中国文化巨人。不承认文化多元就要退回到中世纪文化专制制度中去。

可是,就国家和社会制度以及文化、教育等领域而言,蓄意追求中国固有的“内容和形式”,追求所谓“中华性”,拒绝外来的东西,那就非常危险了。这不过是反对“以夷变华”的旧调重弹。其实,什么“后殖民”、“反文化侵略”……都是新瓶旧酒,19、20世纪的中国史已经一再证明:困厄总是来自拒绝学习西方的主流文化,手法则是煽动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情绪。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陷阱。

胡:我也不那么欣赏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可是,你怎么看待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西方颇为流行的一种理论是:割断了传统,现代性不可能植根,有的华人学者正是根据这一点,把中国现代化屡受挫折,归罪于“全盘反传统”。

袁: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提出这类主张的,动机和思路各各不同。例如,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林毓生教授,师从哈耶克,坚守自由主义立场。1988年起,当他的《中国意识的危机》在中国出版不久,我便一再质疑他的结论和论证过程。22尽管彼此的观点有重大分歧,但我理解他的主张是自由主义者渐进发展观的延伸,与狭隘的民放主义毫不相干 。与此同时,无可否认的确有一些人凭藉这个论题在鼓吹可疑的“传统”或民族性。

近年来,人们热衷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现代性乃至后现代性,冀图证明中国传统文化不但不是现代化的障碍,而且是它的良好的思想文化基础。有的则大声宣称:它蕴含着医治困扰洋人的现代病的灵丹妙药,各种社会弊端和环境破坏,只要服膺中国传统文化,准能药到病除。有的说得更玄:开当代后现代理论先河的,就是中国古代某家学说。

中国传统文化中当然有足以傲世的瑰宝,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史籍、思想、理论在世界文化史上都留下了笔又一笔光辉的记录。在一些思想家的著作中也确实可以找到现代性因素。可是,一个无可否认的现实是:明末以降甚至更早一些,中国落后了。支配当今世界的现代性理论和制度,是西方人创立的。

是抹煞这些事实,求得民族自大心理虚幻的满足;还是承认落后,虚心体察,切实学习?这不是无足轻重的学理探讨,而是关系国家命运的选择。冷静、理性地回顾19、20世纪中国,没有那个年代因认真学习西方主流文化而走入困境。而每次重大的挫折和屈辱,都与抗拒西方主流文化息息相关。鸦片战争后整整花了60年才有清末新政,冀图以西方为榜样,在中国建立市场经济、法治和宪政制度。又有谁会料到,在20世纪下半叶,又经过足足42年,市场经济才重新取得合法身份;过了半个世纪,才把建立法治国写入宪法?

是“理论”应该受到历史的检验和审判;还是历史和现实应该屈从先知的“理论”?如果是前者,就应该毫不犹豫地说:中国学习西方主流文化的历史任务远未完成。只有具备“世界公民”(马克思语)的胸怀,像新文化运动那样,深信“今后时会一举一措,皆有世界关系……不可不放眼以观世界”,23把中国文化和中国问题放到世界全局中去考虑,才能恰当地认识自己的祖国。对国家发展和人民福祉危害最大的是廉价的狭隘的民族主义煽情。

反对“后殖民”,提倡“中华性”的人有一些颇为奇特的主张。他们把早已证明破坏经济和社会正常发展,把国民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造成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一套:群众运动、政治挂帅、两参一改三结合、紧闭国门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当作稀世珍宝去炫耀。这是热衷于民族性造成的思想混乱。我想,这又一次证明继承五四的迫切性。思想、学术只有是非之分,不应有国籍的追究。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在学术和思想文化领域坚守世界主义的立场,这是他们总结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经验,为救国而坚守的信念。“学术为吾人类公有之利器,无古今中外之别”,“吾人尚论学术,必守三戒:一曰勿尊圣……二曰勿尊古……三曰勿尊国”。如果陷入国粹论的泥淖,“以之励进民德而不足,杜塞民智而有余。”24陈独秀的这些箴言,是值得记取的。

胡:有些反对“后殖民”的主张,已经超出了你说的这些。他们说,现在是“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国已处在“市场社会的基本形成和三资企业占据国民生产总值一半以上的时候”,我们面对的已是世界资本主义带来的各种负面因素。

袁:说法有所不同,实质似乎未变。

一个基本问题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二分法已经很难准确地概括当今世界。早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已经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有社会主义因素。这个世纪西方各国普遍推行的福利制度是不是社会主义因素?福利国家的危机又意味着什么?法治、宪政、民主、自由、人权是不是都姓资?批判资本主义的弊端不是中国人的发明。但是,西方人批判现代性,是为了提高人的自由度,而不是回到专制主义的铁笼中去。头脑清醒的人不应把现代社会的组织制度和管理方法戴上一个资产阶级帽子然后骂倒、骂臭。19、20世纪中国的挫折和苦难的重要根源之一, 是老让姓中姓西、姓资姓社这一类无聊问题折磨自己,没有让世界一切优秀文化为我所知、为我所用的宽广胸怀。这种祸国殃民的两分法早就应该摒弃了。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人还要为之费尽唇舌,只能说是命运多舛!

说到底,这类无聊问题所以会一再纠缠不清,关键在弄错了国情。在晚清,无非是一批士大夫既对世界和中国的现实愚昧无知,又勇于充当卫道士,因而利用朝野上下根深柢固的民族自大心理和文化封闭状态播弄是非。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当然不同于晚清,但知识阶层有些人的思维方法,似乎和百年前的先辈仍不乏相通之处。他们以盲目的信念代替理性的思考, 因而错误地排斥不应排斥的东西。有的甚至把普世性的现代性视若寇雠。其中有些人似乎很超前,口口声声从世界全局考虑问题,只是弄错了一点:对当代中国现实社会生活影响至巨的自由度问题十分冷漠甚至不置一词。

时代变了,语境变了,只要中世纪向现代社会转型没有完成,思维观念和思想方式变革的主题不会变:让人从中世纪的意识形态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完成严复提出的“身贵自由,国贵自主”的历史任务。对后发展国家说来,这是向西方学习的过程,是用普世性的现代性置换本民族传统中落后的意识形态的过程。抗拒这个过程,不管有没有打出“中华性”族号,都是必定祸国殃民的狭隘民族主义。

“过激”思想的化解器

胡:你的说法不无道理,19、20世纪中国一再遭受挫折,的确与没有认真学习西方息息相关 。一个古老的民族,有悠久的文化传统,给世界文明史增添了光彩,一旦固步自封,死抱着传统不思进取,也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可是,经过19世纪的反复较量,在20世纪上半叶,要不要学西方,似乎已不是主要问题,学习方法不当的恶果反而十分突出。人们一再指摘“激进”,针对的就是这方面的毛病。要是说19世纪的大清帝国所以一误再误是由于不肯学习的话 ,20世纪中国动荡不安的内因不是过于激进吗?

袁:所谓“激进”,通常指的是鼓吹急剧改变现存事物的言论或行动。这本来是中性的慨念 。先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新文化运动的性质是不是“激进”。二是其后果怎样。

暂时撇开五四爱国运动,仅就思想文化运动而言,它与“激进”有什么关连?

第一,新文化运动是古今中西文化的讨论,其基本内容之一,是集中和尖锐地批评以儒学为主的中世纪意识形态,已不适应现代生活。

时至九十年代,仍有人为此愤愤不平,说此举是“走向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歧途”,或是“造成中国意识的危机”。

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学人早已指出,这些指摘不符合历史实际。理由是:

1.新文化运动没有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古代文学艺术大部分都受到推崇,特别是小说 、白话文学等更得到前所未有的很高的评价。诸子和佛学的研究在深化,恢复了它们应有的地位。就以儒学来说,指出其价值观念不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同时,也没有全盘否定其在历史上的作用。陈独秀等人严厉批判三纲,但对儒家一些道德观念仍有所肯定。早在1916、1917年,陈独秀就曾一再申明:“记者之非孔,非谓其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德及忠恕之道不足取”。25说他们“全盘性反传统”有过于武断之嫌。

2.这个运动完全采用思想文化批评和学术讨论的形式进行。个别论断或有偏颇,完全没有超出文字讨论和法律之外的激烈行动。

3.在社会生活变迁过程中,它不过是本世纪初以来乃至更早以前思想观念变革过程的延伸 ,不是什么观念的突然的全盘变化。辛亥革命前,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已经开始清理传统文化的积垢。民国元年,有识之士深感要巩固刚诞生的民主共和制度,当务之急是对国民进行共和思想补课。为此,唐绍仪、蔡元培、汪兆铭、宋教仁等二十六人特地组成社会改良会,指出“数千年君权之影响未抹,其于共和思想抵触者颇多。同人以此建设兹会,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26他们提倡财产独立权、个人自立、男女平等、结婚自主、离婚自由……如此等等,简直就是新文化运动的序幕。

与此同时,随着民国的建立,“三纲”观念已为越来越多有公民意识的中国人所抛弃 。 民国元年,身为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便公开声明,要在教育方针中删去忠君与尊孔两项内容。他说:“满清时代,有所谓钦定教育宗旨者,曰忠君,曰尊孔,曰尚公,曰尚实。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孔子之学术,与后世所谓儒教、孔教当分别论之。嗣后教育界何以处孔子,及何以处孔教,当特别讨论之,兹不赘),可以不论。”27袁世凯称帝,立即遭到各界人士强烈的公开反对,连其嫡系部将亦有不少人坚决反对,此闹剧以失败告终,有力证明“君为臣纲”的观念已被不少人弃若敝屣。而女子参政运动屡仆屡起,婚姻自主、男女平等的呼声日趋高涨,也在动摇着“夫为妻纲”的观念。政治制度的变迁和社会生活特别是城市生活的发展,推动着人们观念的变迁,新文化运动可说是这个变革潮流的高潮,而不是没有来由的突变。

4.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开创期,也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文化繁荣期之一。不能说固守孔孟之道或先秦其他流派的观点才叫中国文化。吸收西方文化是分享世界文明成果,这是中国文化发展和繁荣的重要条件而不是灾难。

第二,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文学革命,以白话交取代文言文,有人也目之为造成文化“断裂”的激进。时至今日,这类责难恐怕已不值得认真答覆。上一世纪下半叶语言合一 的呼声已此起彼伏。由等级森严和愚昧的中世纪向现代商业社会转型,少数社会精英垄断主要交往手段--文字的局面肯定无法维持。面对琳琅满目的现代文学和硕果累累的人文和社会科学,这样的“断裂”和“革命”,肯定会赢得多数人的赞许。

第三,新文化运动是多个思想流派的汇合,其中确有极端激进的流派,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成为社会动荡的根源。

这些流派中最偏激的莫过于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中朱谦之称得上是最彻底的“革命者”。他号召进行“宇宙革命”,要革到“天翻地覆人类灭亡”,“举宇宙的存在物而悉灭尽之!”28可是,没有多久,他便大声疾呼:“我的朋友们呀!我恳求你,不要怀疑,不要想打破一个东西,甚至一微尘都不须打破,这些形形色色,都要信他本来让你真诚恻坦的的一点情……这么一来,就能把宇宙的一切,都化于‘真情之流’,都复归于神的当中,而人们的不自由不幸福,自然而然的得个解脱,而实现真情生活在人间上了”。29从要消灭宇宙间的一切到一粒微尘都无须打破,最极端转化为最平和,是激进还是保守,实在说不清楚。

另一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也有类似的情况。1919年1月,他写道:“现在社会的政治 、宗教、法律、资本家,阻止人类全体的自由的幸乐,使他不能实现,都是强权的,我们应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从根本上将他们扫除。(全世界革命)由平民自己去行那‘互助’的生活(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才算进化的公理(无政府,无私产),完全战胜强权呀!”30真是壮怀激烈,溢于言表。可是,二十年代初北京大学毕业后回到广东,他们“以钓游为乐,间或有事乎旧学,金石残碑,观摩不已”,31俨如出世的高人隐士。1922年赴美留学后,更公开忏悔,表示与过去决裂:“尝清夜自思,有生以来,所作之事,所为之文,所译之书,至今无一不为忏悔之材料,比达新大陆以后,睹哥伦比,华盛顿之遗泽,欲深自振拔,恢复人生价值于一二,当以曾涤生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之言自期,前路茫茫 ,不知有所造就否也”。32

无政府主义在本世纪初传入中国。辛亥革命前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们不但言辞激烈,有的还积极参加暗杀,行动亦极为激烈。民国建立后,以刘师复为代表的力量最强的晦鸣学舍除了印发一些宣传资料外,没有任何反抗“强权”的实际行动。粗略统计一下,新文化运动中先后有六十多种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出版,相应有一大批无政府主义的小团体出现。但他们均与上述几位明星式的人物一样,或敏于言而钝于行;或如惊雷闪电,旋踵即逝。对刘师复等人的宣传有过镇压,唯一的效果是迫使他们将自己的刊物易地出版。这一流派式微的原因主要是自身失去吸引力。

任何时候,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人们的认识不可能统一,言论也不可能一律。如果把激进界定为冀图急剧改变现状的言行,那么,这样的言行即使不是所在皆有,也颇为普遍的。

新文化运动完全是民间的思想文化运动。是非和成败,完全是在自由讨论中由广大的参与者自行判断、自由选择。没有人能够运用超出思想和学术以外的权力做出判决。陈独秀曾经声称他们的某些主张“不容匡正”,而匡正者却层出不穷。林纾在自己编写的小说中表达了依靠外力把陈独秀、胡适、钱玄同诸人一网打尽的愿望。除了留下足资谈助的一个笑话以外,没有任何实际效果。

袁世凯病逝,黎元洪和段祺瑞立即下令废止袁世凯限制言论自由的《报纸条例》。就中国大陆而言,迪是继民国元年、二年后,言论最为自由的时期。再加上蔡元培1917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按照世界通行的现代大学原则改造这间学校,学术自由也得到了切实的保障。

在思想和言论自由有所保障的状态下,各种思想可以自由竞争,多种声音并存,互相牵制,你死我活互不相容的戾气较易化解。在北京大学,最极端的鼓吹无政府主义的文章,经常出现在《北京大学学生周刊》上;最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亦有一些感兴趣的师生组成研究会公开 、自由地研讨。“学术自由、教授治校,以及无畏地追求真理,成为治校的准则”。而且“北大所发生的影响非常深远……甚至各地的中学也延袭了北大的组织制度,提倡思想自由”33。思潮的激进通常是社会矛盾尖锐加上压制言路的苦果。新文化运动发生在思想和言论比较自由的环境下,又以维护和扩大这些自由为职志,视之为导致文化激进思潮汜滥,显然不符合实际。

政治激进主义是反新文化运动的

胡:有个基本的历史情况不能视而不见:从辛亥革命至50年代,中国一直战乱未息,如果加上被毛泽东称为“全面内战”的文化大革命,则动乱的时间更长。有些战乱是与新文化运动同时发生的。新文化运动后接踵而至的,更是战乱加国民党的极权统治。如果没有新文化运动孕育或助长的政治激进,恐怕不会形成这样的局面。

袁:这样说过于笼统。要具体分析这些战乱是怎样兴起的。

这期间的战乱首先是由军阀造成的。段祺瑞等人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冀图用武力统一全国。西南军阀则以“护法”为名,力图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用孙文的话来说,两者是“一丘之貉”。

“国民革命”的情况则比较复杂。它的兴起深受苏俄的影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国共合作,国民党改组中采纳的组织原则和政治纲领,党军的编练,都留下了来自苏俄的胎记 。不过,不能把苏俄的影响与新文化运动混为一谈,布尔什维主义仅是新文化运动后期众多思想流派之一。

苏俄十一月革命的冲击波遍及世界各主要国家。不过,作为激进思潮,布尔什维主义仅是多元文化中的一元。它能否成为政治激进主义的实践,取决于不同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状况。在中国,离开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紧密合作,不可能形成如此规模的国民革命。无可讳言,新创建的小组织--中共发展如迅猛,借助国民党之处更多。

以《建设》、《星期评论》为代表,一些国民党领袖如胡汉民、戴季陶等人支持新文化运动 。但孙中山欣赏和理解的主要是五四爱国运动。他支持思想革新,对新文化运动却不完全理解。他从新文化运动中得出的直接结论是要加强宣传工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抒发言论……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推其原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 。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34因此,他汲汲于筹款建立印刷所,鼓吹他所发明的让后知后觉跟随先知先觉的“知难行易”一类理论。而对作为新文化运动追求的核心价值——个人自由以及白话文学等等则持反对态度。

辛亥革命后,国民党没有完成革命政党到民主政党的转型。它一直没有放弃武装,是政治激进主义的代表。1917年开始,在“护法”的旗号下,力图用武力扫平政敌,统一全国,建立自己支配下的中央政权。当时的中央政府内以段祺瑞为代表则坚持武力统一的政策。在混乱的政局中,两者是对立的两极。国民革命的兴起虽有苏俄和中共参与的新因素,但它是国民党“护法”战争的继续和发展。离开了这条基本线索,就不可能真正理解这一时期的政治激进主义。

对于这两极的主张,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都持批评和否定态度。除了对北方政府不断有所批评外,陈独秀也指出南方的护法者亦在违法,双方不妥协的极端态度更是不可取的。他说:“我劝南方护法诸公,人要拿抽象的护法招牌,来压倒一切。要从具体的事实上,想想自己所做所为,有无再要他人来护法的地方。再想想除了法律问题以外,有无关系国家存亡的政治问题,比护法更加紧要?又再想想现在既不能达‘武力解决'的目的,那’政治解决'的方法,是否应当采用?”35至于蔡元培、胡适等人一贯主张调和、妥协,更是众所周知的。直到1922年,他们还再次重申:“我们不承认南北的统一是可以用武力做到的”。“我们深信南北没有不可和解的问题”36这些都是与国民党的“激进”针锋相对的。

进一步考察国民革命的实际状况,它与新文化运动背道而驰,更洞若观火。

在中国大陆,至今仍流行着这样的观点,国民党建立的专制统治,是1927年蒋介石等人在“清党”中“背叛”革命的结果。其实,从国民党改组到1925年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前后,极权统治体制已见端倪。

首先,与新文化运动的追求针锋相对,国民革命的领导者们把反个人自由作为思想教育的中心之一。

黄埔军校造就了国民党建立全国政权的基本骨干。孙中山以其一贯思想,对黄埔和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所谓文武两学堂的学生谆谆教诲的就是要取消个人自由。他说:“只全党有自由,个人不能自由,然后我们的革命才可以望成功”37参与国民革命的中共领袖对此深信不疑。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跟着说:“总理曾说,谋人类的自由 ,就要去掉个人的自由。这一点如果相信不彻底,一定不能革命”。38蒋介石更把这个反个人自由的论调,唱得整天价响 ,使之成为驯化盲从工具,建立个人独裁的思想武器。他说:“学生与校长的生命是不相分离的,是整个的”。“你们既入了本校,对于自己的生命,已经是交给了总理了,交给本校长了”。39个人的自由和人格的平等自然是不能讲的,剩下的只有一句话:“在校内,在军中,都要服从我的主张”!40如此赤裸裸的专制主义,竟没有受到任何抵制。

其次,与新文化运动高扬法治精神相反,国民革命追求的是消灭司法独立和法治,极力推行“党化司法”。广州国民政府司法行政委员会主席曾振振有词地宣布:“权源要必操之于党 ,所谓以党治国,即以党为最高权之所在……故离党而独立之机关,绝对不容其存在也”。为此,司法制度“要非根本改造不可,而根本改造,即非提倡党化的与革命化的司法不可”。41

再次,与新文化运动极力追求和维护的学术自由背道而驰,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便系统地推行“党化教育”的政策。戴季陶出长中山大学,亦与北大背道而弛,大声疾呼要“实施大学之党化”,说“吾党所持之原则在以党建国,则大学政治训育之必施党化主义,至无疑义”。不仅如此,他还要求“大学之一切学问的研究应造成科学的党化,俾一切科学之发展 ,皆能完全为革命的发展而存在”。42

最后,言论和新闻自由也取消了。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毛泽东明确地说,如果北伐军占领了上海“《时事新报》(拥护新文化运动的研究系报纸--引者)之类的一定发封 。也许《醒狮周报》(国家主义派的刊物--引者)在所不免。言论只让多数人自由,那少数人的自由一定给他剥掉,和著以前恰恰相反。这时候中间派一如在广州之不能公开宣传。”43中间派尚且没有言论自由,反对派更不用说了。

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的上述作为有两个渊源。

史家们早已指出,这些反民主、自由的制度和思想,好些直接抄自苏俄。例如,它的“以党治国”和遭到毛泽东猛列抨击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主义”体制,44显然是苏俄体制的仿制品。苏俄的专制是沙俄的遗产与马列结合的产物。它与主要渊源于西欧、北美 ,而以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民主主义和科学(理性化)为主要诉求的新文化运动大相径庭。

不过,国民革命中确立的这些体制和思想是以深厚的本土资源为根基的。民国元年,临时参议院制定《临时约法》,为民国推行宪政提供了依据。在反对袁世凯和其后的北京政府的斗争中,孙中山曾一再以维护《约法》相号召,可是,他设计和推行的政治体制和政治进程,却是践踏《约法》的。例如,早在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前的1914年,他手订的《中华革命党总章 》规定“自革命军起义之日至宪法颁布之时,名曰革命时期;在此时间之内,一切军民庶政 ,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并宣布“凡非党员在革命时期之内,不得有公民资格”。45正因为袁世凯等人破坏民主共和制度,才必须反对他们,才要“护法”,孙中山作为一个政党的领袖,却以“革命”的名义,取消了其它政党参加政治活动的权利,甚至百分九十九点九以上的国民的公民权利(中华革命党是党员人数微不足道的小团体),其对《临时约法》和民主、自由的蔑视,可谓登峰造极。民国成立后,他要推行长时期的所谓军政、训政,甚至在筹备自治时,规定人民“誓行革命之主义者”,46方得进行选举,这也是于法无据,而后果极坏的。孙中山的这些思想,无非是中国本土专制主义的遗毒,而他的这些言行又是他和他的追随者与苏俄合作的基础。正视这个情况,才会对国民革命和国民政府有全面的了解。

总之,国民革命是国民党固有传统加苏俄和中共的支持与合作的产物。这一类“政治激进”的恶果,应该从中俄两方的传统中去寻找,而不应归罪于新文化运动。

思想家的失误与知识和制度缺陷

胡:仁兄似乎陷入另一个片面性:全盘肯定新文化运动了。陈独秀、李大钊等文化运动重要领袖不是直接参加和推动了国民革命吗?

袁:我怀疑,这个世界有什么事物是值得“全盘肯定”的。去年纪念“五四”,我说过应该“继承五四,回归五四”,这是因为新文化运动的追求仍是中国人的奋斗目标,但并不意味着我冀图“全盘肯定”五四。对任何事物都应该是其是,非其非。有的学人非不得其所,不应该辨析几句吗?

胡:那么,你认为新文化运动的真正失误是什么?

袁:就新文化运动而言,它纯粹是民间自由的文化传播与讨论。有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评价这类运动的标准是什么?我想,主要是这些传播与讨论带来什么新的适应历史发展需要的东西。就这方面说来,很难追究什么失误。思想观点的正确与错误需要历史和时间的考验 。有些观点当时认为是错的,被多数人拒绝,事后看来可能是适时的忠告。有些观点被同时代人漠视,而后人却认为是杰出贡献。诸如此类的事例,思想史上俯拾皆是。

同时,就一个民间思想文化运动而言,只要它不带强制和威胁,即使是偏颇的观念,也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失误。不是至今仍有人指摘新文化运动“全盘反传统”,搞“民族虚无主义”吗?其实,当时把传统文化吹上天的也大有人在。即使批判传统文化的,他们绝对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信不信由你;没有像文化大革命那样言行一致地“焚书坑儒”、“破四旧”;更不可能强制“统一思想”,在思想文化领域“全面专政”!因此,即使说错了,也不会有什么重大的损失;而其不足或幼稚之处则会在自由讨论和自然发展中逐步成熟起来。

此外,因为它是民间的自由的思想文化运动,基本运作方式是各说各的话。没有什么人会对上察颜观色,探口风,对下则来个什么统一思想,统一口径。他们之间本来就没有什么上下之分。所以,与其追寻整个运动的失误,不如具体考察某个历史人物或思想家群体的不足和失误。也就是说,问题应该转换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或某个领袖有什么缺失或失误。

就后者而言,鄙意以为有三个问题很值得重视:

第一,人文学者的知识缺陷。

19、20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运动,大都是由人文学者发动和主宰的,新文化运动就是其中之一。从挑毛病的角度看,他们的知识结构的缺陷,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请从陈独秀说起。他无疑是这个运动的主要领袖。从1904年办《安徽俗话报》起,他便致力于启蒙,确实是厥功甚伟。他从小受传统教育,考上了秀才。1898年19岁考入杭州求是书院 ,因有反清言论,不到半年就被迫逃跑。1901年11月和1902年9月曾两度赴日留学。第一次主要是补习日语和普通课程。第二次进的是学陆军的成城学校(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两次都不到半年,且花在救国活动的精力很多。其西学知识主要从自学中得来。梁启超曾自嘲:“我读到‘性本善',则教人以‘人之初'而已。”47由于没有经过系统学习和长期积累阶段,陈独秀也处在大体相同的状态下,于是,一些明显而重大的知识缺陷便呈现在他的笔端了。

例如,他的战争与社会发展关系的观点就是十分奇特的。他说:“战争之于社会,犹运动之于人身。人身适当之运动,为健康之最要条件……战争之于社会亦然。久无战争之国,其社会每呈凝滞之态。况近世文明诸国,每经一次战争,其社会其学术进步之速,每一新其面目 。吾人进步之濡滞,战争之范围过小,时间过短,亦一重大之原因。”48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甚深的国家,出现这样的观点并不奇怪。这不过是生存竞争学说的极端化罢了。

问题是作为思想家和学者,对自己宣扬的观点必须作周密和彻底的思考。近代中国步履蹒跚 ,却又战乱频仍。鸦片战争以降,几乎是十年必一战,社会有没有因而“一新其面目”?不是痛感战争、“革命”和枪杆子不能带来真正的民主、自由制度才有新文化运动吗?回到原点,无非是思虑不彻底。一个令人惶惑的历史现象是“斗争哲学”居然令几代中国人如醉如痴。从理论渊源上说,那是与社会达尔文主义(进化论)和陈独秀的战争史观一脉相承的。陈独秀后来的转向也可以在这里找到端倪。

又如他对政党政治持坚决否定的态度,这在现代政治学中也是颇为奇怪的。他说:“政党政治,将随1915年为过去之长物,且不适用于今日之中国地。纯全政党政治,惟一见于英伦,今且不保。英之能行此制者,其国民几皆政党也:富且贵者多属保守党,贫困者非自由党即劳动党。政党殆即国民之化身,故政治运行,鲜有隔阂。且其民性深沉,不为已甚……他国鲜克臻此,吾人尤所难能。”49

他的观点立即遭到反驳。一位读者写信指出:“国事前途唯一之希望,厥惟政党。吾民政党之观念,极为薄弱,吾人方提倡之不暇……政党政治,立宪政治之极轨也。今之并世各国,凡犹未以政党政治称者,皆学焉而未至者也……吾国苟有改革政治之机会,则将来政权之所趋 ,其必成为英国式之政党政治……原夫党之所以成,盖由人之主观各有不同,人之阶级地位 ,亦各有不同。其始也,诚有如墨子所谓一人一义,十人十义者……人人互欲求友求助,于是党之形成矣。此所谓团体精神也。团体精神,即独立精神之发展也……国民运动,与党派运动,盖一而二二而一者也。”50

陈独秀不接受这个意见,坚持否定政党政治的见解。其基本观点是:“近世国家,无不建筑于多数国民总意之上。各党策略,非其比也……党见乃舆论之一部分而非全体,党见乃舆论之发端而非究竟。从舆论以行庶政,党乃私党也。”51党和党见确是国民和国民舆论之一部分,陈独秀不了解,在现代社会,所谓“多数国民总意”是怎样形成和体现的。他所注意到的言论自由固然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但没有政党政治的多党竞争,“多数国民总意”的形成和充分表达,几乎是不可能的 。政党政治的规则之一是尊重少数、尊重反对党,充分保障他们的权利。没有这一条,“多数国民总意”的变迁无法表达。更危险的是在没有两党或多党竞争的条件下,有的人或某个组织以“多数国民总意”的代表自居,为所欲为,以“总意”的名义推行专制统治,反过来剥夺国民表达自己意愿的自由。因此,自19世纪以来,政党政治已经成了民主国家的公民参与国家管理的最重要形式。政党相应地履行将公民社会与国家机构联结起来的功能,在表达公民利益、选定目标、培养和遴选政治精英等方面发挥着其它机构难以代替的作用。

辛亥革命后,政党政治开始在中国显露头角。这个头开得不好,实际起支配作用的是军阀和政客政治。正因如此,更需要传播和普及政党政治知识,推动政党政治发展和走上正轨,逐步取代武人和政客政治。影响巨大的《新青年》偏偏在这一领域缺位,这显然与陈独秀的认识偏颇不无关系。战胜军阀政治(政客不过是他们豢养的帮闲或帮凶)所需的条件很多,普及现代政治包括政党和政党政治的基本知识无疑是条件之一。日后全能政治长驱直入,没有筑好思想堤防不能说没有一点关系。

胡:这样说有点苛责陈独秀了。

袁:没有必要苛责某一个人,其实这是当时知识阶层状况的反映。

无论是《新青年》还是《新潮》都是人文学者起支配作用。以《新青年》为例,1918年1月 组成编委会,由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7个编委轮流负责编辑工作。这7人中,6位是人文学者,只有李大钊在早稻田大学学政治学。这些人大都是从小接受传统教育,后来再进新式学堂。他们都是笔力甚健而又甚有历史使命感的人物。古今中外,纵横议论,推动思想革命,其功绩历史已有定评。但这也蕴含着一个危险:跨出自己知识领域发议论。正如鲁迅所说:“名人的话并不都是名言”。52当时许多问题需要学政治、经济、法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家参与,但这一类人才太少了。《新青年》创刊之初,学政治学的高一涵积极参与,论述国家与个人的关系、自治与自由等问题,就与陈独秀主要从文化和伦理的角度论述个人独 立性的观点有所不同而相得益彰。我想如果由政治学者论政党和政党政治,由历史学者纵论历史发展的动力,大约就不会像陈独秀说得那么极端了。民国元年,在英国学法律政治兼习逻辑学的章士钊回到国内,先后主持《民立报》、《独立周报》笔政,其论述公民的自由、宪政和政党政治等政治问题,学养深厚,出手不凡,不愧为承先启后之作。可惜,这类人太少了。

胡:仁兄是不是在搞影射史学,因为对当今某些人文学者的议论有不良印象,因而殃及陈独秀了?

袁:“影射史学”这个概念就十分可疑。“史无定法”。我们应该坚决反对的是故意歪曲历史事实。除此之外,你愿意为学术而学术,还是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去总结历史经验,或作点其他史学新路的探索均无不可。目前最令人生厌的仍是有的人不肯老老实实做学问,察颜观色,歪曲历史和现实,糊弄读者,讨好当官的或有钱的。至于以“影射”为名,歪曲别人的文章,搞政治陷害,那是文革遗风,更加下作。

回到正题。《新青年》编辑部的状况不是孤立的。清末民初,对中国政治和文化生活影响十分巨大的留日学生,人数最高时超过一万人,其中90%以上在中等学校学习,入大学的仅占1 %。60%是所谓“速成生”,大都只学半年或几个月。适应废科举和推行新政的需要,其中人数最多的是学法政和师范。53在一个举目皆是法政“速成”,留洋大学本科生已是稀世珍宝的国度,恐怕不能对《新青年》同人有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他们出类拔萃,掀起震古烁今的新文化运动,名垂青史,但他们不是神,也没有文艺复兴运动或启蒙运动的巨星们那么渊博和深刻,这是受整个国家发展状况制约的结果。

第二,冀图解决中国知识分子还无力解决的世界难题。

如何认识和看待西方主流文化?这是鸦片战争以来至今仍在困扰中国知识阶层的大问题。西方一直扮演多重角色:侵略的魔鬼,富强的榜样,现代文明的化身,当代罪恶的渊薮……历来都有人冀图既学习西方又避免它的毛病。于是,有孙文的“毕其功于一役”;章太炎对议会制的否定和古色古香的政治设计……。他们或取资于西方的非主流文化(如孙文找到一个美国三流作者的土地国有计划)或发思古之幽情(如梁启超、梁漱溟不同版本的“东方文化救世论”)。

新文化运动是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血海和战后的饥饿展开的。它的领袖们也想“毕其功于一役”,避免西方社会的罪恶和黑暗。用心良苦,令人敬佩。

请读读作为《新青年》社“全体社员的公共意见”的《本志宣言》,其中有这么一些话:

“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

……

“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 、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54

旧的要抛。好吧,用什么取代?用12个形容词说了一堆正确的废话!翻检当时报刊,类似情况 ,俯拾皆是。

从孙文到陈独秀面临的是人类有待解决的问题。如果有世界一流的政治学、经济学、史学、哲学、伦理学、法学、社会学……等众多领域的专家和政治家的充分参与,他们也许能拟定出在继承现代文明既有成果的基础上,逐步改造这个世界的切实可行的方案。可是,世界是在各种力量错综复杂的博奕中行进的;还没有形成书生从容论道,指挥各方人士修理人类社会的机制。不是说思想家完全无用,但不论正确还是错误,你得拿出一套足于吸引民众的理论。当时,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凯恩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列宁主义、国家社会主义… …正在争妍斗艳,对日后世界的行程影响至巨。

当时的中国还出不了能影响世界历史行程的思想家。说到底,这是由整个社会的知识积累不足所决定的。严格地说,当时的中国还没有高素质原创性的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可是,民族自大的潜意识又一再驱使中国人冀图一举解决世界历史和社会发展中一个又一个重大难题。中国的知识阶层承受了自身难以承受之重。这样的“超越”反而阻碍了自己切实地分享世界文明的已有成果。我想,这是20世纪中国一再受挫的重要原因。

第三,思想家和政治家角色的混淆。

新文化运动的初衷是通过普及来自西方的现代文明知识,帮助中国人冲破意识形态牢笼,实现思想变革,为自由、民主在中国生根奠定基础。这是启蒙思想家应该完成的历史任务。

陈独秀等人的一大失误是没有区分思想家和政治家两个不同的角色,在启蒙运动任重道远之际,匆匆走上政治舞台。

陈独秀没有直接参与五四爱国运动的组织领导。但在运动中他已超出思想家或公共知识分子评论是非的范围,一再发出行动的号召,从而进入了政治活动的舞台。

当时的陈独秀参与政治活动的根本指导思想是让平民“直接行动”。他说:“公理不是能够自己发挥,是要强力拥护的。”因此,要“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平民究竟如何“征服政府”?

“由多数的平民——学界、商会、农民团体、劳工团体——用强力发挥民主政治的精神(各种平民团体以外,不必有什么政党),叫那少数的政府当局和国会议员,都低下头来听多数平民的命令。无论内政、外交、政府、国会都不能违背平民团体的多数意思。至于那‘妄干政治'、‘妨害公安'、‘破坏秩序’、‘凌蔑法纪’、‘希图扰乱’、‘荧惑众听’、‘破坏国家’、‘弁髦命令’、‘纠众滋事’、‘政府自有权衡’等等废话,一概免开尊口。”

到了1919年的6月9日,上海、北京等地的罢市、罢工、罢课等进入高潮,陈独秀写下和直接上街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向政府提出5点“最后最低之要求”。其中两点是:“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并发出警告:“倘政府不愿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这样的“直接行动”,归纳起来不外两点:

1.让平民和平民团体凌驾于政府和国会之上,可以不顾法纪和秩序,让官员和议员低头听令。用陈独秀的话来说是:“直接行动就是人民对于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不诉诸法律,不利用特殊势力,不依赖代表。因为法律是强权的护符,特殊势力是民权的仇敌,代议员是欺骗者,决不能代表公众的意见。”55

2.由平民掌握武装,组织治安机关,强力维持秩序和“拥护公理”。

这样的“直接行动”,等于向原有的政府和议会夺权。可是,陈独秀虽然可以气冲斗牛,发出“最后”通牒,但手无寸铁,权未夺到,却被警察捉将官里去了。

用思想家的标准去考量,陈独秀显然粗疏地忽略了两大问题:一是高踞政府和议会之上的各界、各团体如何运作?赋予他们大大超出原有功能的权力,会不会成为新的腐败和专制者成长的温床?二是抛弃了政府、议会等现代社会三权分立的基本架构,践踏一切原有的法纪和秩序,社会能正常、顺利运作吗?会不会重蹈“暴民专制”长期混乱的覆辙?另外,当时与西方各国内容基本一致的现代法律体系已基本建立,这些法律大都是应该遵守的现代社会基本规则,还是应该坚决抛弃的“强权的护符”?

从对政治家的要求去审视,声声“直接行动”的呐喊,显然是法国大革命和苏俄革命的回音。人们无法确定陈氏是否有意扮演罗伯斯庇尔和列宁,但可以肯定这些号召显示他既缺乏审时度势的判断力,又缺乏发动和组织各界和各地千百万民众为预定目标奋斗的才干。否则斯时斯地他不会发出如此不切实际的行动号召,也不会毫无掩护亲赴街头去散发传单。这不能归咎于政治经验不足。须知从1901年起他已参与政治活动,而辛亥革命后,他又出任过安徽都督府的秘书长。

他的政治生涯所以注定要失败,另一重要原因是其性格与一个成功政治家必需的基本素养相差太远 。从1902年就认识陈独秀,并在创办《国民日日报》和编辑《甲寅》杂志等活动中曾与他长期合作,相知几十年的章士钊对其性格曾作过这样的评论:“言语峻利,好为断制,性狷急不能容人,亦辄不见容于人”。56而陈独秀本人是这样刻画自己的:“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57他任职安徽都督府期间属下的一个科长则这样描述自己的上司:“他过于急燥,常为改革的事与人发生口角。每逢开会,会场上只听他一人发言,还总是坚持已见。”58三人说的时间相距几十年,但内容几乎完全一致。

世间没有全知全能的人,一个政治人物要成功,其第一信条应该是:善于倾听和说服合作者 。为此要有宽广的胸怀,容人的雅量。陈独秀虽然声望很高,却缺少这样的素质。

一个知识分子或思想家只要思想敏锐,知识渊博,有关注现实的责任感和批判黑暗的勇气,就足于留下大小不一的业绩。处理人际关系的度量和能力不足等个性弱点,无伤大雅。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成为公认的"思想界的明星",正是扬长避短的功效。他选择了政治,结果是20年代的中国多了一位政治悲剧的演员,却丧失了一位杰出的启蒙思想家。

鲁迅也给人们留下峻刻的印象,却没有减损其道德文章的光辉。胡适也涉足政治,但总的说来没有越过书生议政的界线,就学术成就而言,陈独秀固然无法望其项背,即使就思想启蒙的成效来说,也远比陈氏突出和持久。他们的成就是思想家、政治家角色混淆颇不足取的反证。顺便说说,中国有君师合一、以吏为师的传统。“学而优则仕”。当了官则以为知识或见识也高人一等,足于和必须教化子民了。其实,现代社会分工明确,学界才是推动学术和思想文化更新的中心,是大小官员和企业家知识和思想更新的导师,三者应该各司其事。根据各人的素质和条件,角色可以转换但不能混淆。如果政治家或官员充当导师,其言论就是某门学问的最高成就,以思想为盾牌,排斥公民严密的监督和批评,一定会造成大小不一的悲剧。虽然现代学术也要充分讨论和批评,但那与对官员的监督是两回事。在中国,真正让当官的懂得这个分工的道理还很不容易。这是题外话了。

你不是关心新文化运动的失误吗?我想,陈独秀等领袖人物上述三个方面的失误,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胡:你不是说自由讨论可以化解偏颇和激进吗?为什么陈独秀的这些失误没有得到及时的化解?

袁:你这一问,触及了近代中国的一个重大问题:思想、文化与制度的关系。

当陈独秀发表上面提到的政治观点时,他仅是享有崇高威望的知识分子而已。即使有所谓“语言霸权”,他也不是唯一的霸主。不但有胡适、梁启超、张东荪、周作人等新文化运动的巨擘而又与之异趣的人物同他抗衡,还有一大批反对新文化的人物(如杜亚泉、吴宓、林纾 、康有为等等)与他对垒。他的奇特观点淹没在众声喧哗中,没有引起人们特别注目,更不会有多少人决心付诸实践。他们追随的是主张思维方法变革、文学革命、个人自由独立…… 等和平的思想文化变革的陈独秀。战争史观,“直接行动”云云,顶多是有此一说,足资谈助。当思想只能说服而不是强制别人相信,并容许多元竞争、自由讨论之际,通常不会有什么危险。这就是思想和言论自由制度生命力所在。在此情况下,激进和偏颇通常可以顺利化解。

1920年开始,陈独秀转向信奉布尔什维主义,从事劳工运动和组党,把自己的政治观点化为行动,思想家蜕变为政治家。他直截了当地宣布,“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由革命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什么民主政治,什么代议政治,都是些资本家阶级为自己阶级设立的,与劳动阶级无关。”59与《新青年》创刊和发布《本志宣言》所揭橥的宗旨相比,陈氏的认识已有180°的大转弯。法律、民主政治都只剩下阶级性,而丧失了任何公共性;告别思想启蒙主义,走向政治激进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不过,这些激进的思想和活动也没有造成震荡或社会危机。原因在于这新的激进势力的兴起 ,没有改变当时已经形成的多元互动的格局。从20世纪第一个十年开始,在清政府鼓励下,商会迅速发展,这些商会为了维护工商业者的利益,在积极办学、办报,参与经济法规制订之余,并没有忽视政治。对各种大小政治事件,各地商会往往迅速发表声明、通电,表明自己的态度。他们虽然尚未壮大到可以左右全国局势,但已足于令政府和军人不能不考虑他们的意见。五四爱国运动所以有出乎意料的成效,上海、北京等地商人的罢市,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与此同时,知识分子、学生和其他阶层的各种团体多如过江之鲫;再加上有比较独立和比较自由的以报刊为中心的舆论系统;激进劳工组织的出现,不过是多元中增添了一元,且众多劳工团体的取向也不一致;于是,在多元互动中社会稳健渐进的局面的雏形呼之欲出了。

不过,当时的中国还有另一股强大的破坏民主共和制和社会稳健发展的力量,这就是军队。是他们堵塞了中国和平发展的道路,并使新文化运动半途而废。陈独秀的悲剧是和这些武力合作。

胡:既然军阀是破坏民主共和制的力量,不组建和依靠革命的武装能把他们扫进历史垃圾堆吗?

袁:历史的发展是非常复杂的。

辛亥革命的最大失败是没有完成组建国家军队的任务。清末新军拿的是新式武器。脑子里装的仍然是忠君或忠于官长的旧思想。民国初年,我们看到的是袁世凯系统的北洋军和起义各省宣布支持共和的新军。要使民主共和国长治久安,必须使这些军队逐步转变和提高为国家军队。即一要坚决捍卫国家独立和民主共和制度;二不要干政,不能介入党派政治斗争。这是现代国家的军队必须履行的基本职责。转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不但支持革命的新军或新组建的革命军有转化的可能,连北洋将领也不能不一再表示:“军人不应干政”。你可以说后者是说假话,但这表明新的政治观念有强大的威慑力。只要政治运作得体,加强民主和法治教育,弄假成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个非常重要的制度建设,最后却以失败告终。

失败的原因与其归罪于军人,毋宁追究吃政治饭的处置不当。首先是袁世凯玩弄“兵变”的把戏,开民国军人干政的先河。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宋教仁案的处置。法律解决的路尚未走完 ,却来一个军事冒险——“二次革命”。60从此政治或利益纷争便动辄动刀动枪了。

新文化运动本意是要挽救旧政治(特权人治)之穷,为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新政治奠立牢固的思想基础。但进入20年代,陈独秀也参加到军事游戏中去。他合作的对象是打着“国民革命”招牌的所谓“党军”。刚才已说过,这支军队接受的是反自由、民主的与新文化运动宗旨背离的思想教育;国民党要建立的是取消思想、言论和学术自由的文化教育制度。陈独秀思想中的负面因素与之有切合点,而一旦与他们实现组织上的结合,其危害就十分突出了。

当时,胡适、鲁迅等一大批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仍然以笔为武器,继续完成新文化运动的未竟事业。但一旦国民革命军北伐,国民政府的威权政治随之推广到全国范围,自由空间被摧毁,新文化运动就不能不中断了。

历史是无法躐等的。成熟了的历史任务必须切切实实去完成。“一个也不能少”。说得不客气一点,当前我们所做的不少事情都是本世纪头20年开了头而未及完成的事。市场经济、法治、宪政、培育市民社会、扩大自由空间……屡起屡仆,重新起步。如果多点历史智慧,多点世界知识,少点虚妄的自大,进程会不会顺利一些?在劫难逃,历史积垢的清除是非常艰辛的。总结19、20世纪中国的历史经验,重要一条是:一切进步和发展都必须从思维观念的变革开始,而其必备条件是有广阔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空间。纪念五四,继承五四,超越五四,首要的一点还是要回归五四。回归到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回归到当年的人权、民主与科学。

1999年4~5月于广州中山大学

注释:
1.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第247—248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
2.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
3.《社告》、《青年》第1卷第1号。
4.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第1卷第1号。
5.陈独秀:《北京市民宣言》,《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425页,三联书店1984年北京。
6.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同上第430页。
7.李亦民:《人生唯一之目的》,《青年》第1卷第2号。
8.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第1卷第1号。
9.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社会》,《新青年》第2卷第1号。
10.《社会改良会宣言》,《蔡元培全集》第二卷第20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
11.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新青年》第3卷第3号。又:此说并无夸大之嫌,参 阅拙作《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十年孙文的迷误》,可见一斑。
12.高一涵:《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青年》第1卷第1号。
13.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第247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
14.钱满素:《爱默生和中国——对个人主义的反思》第1页,三联书店1996年北京。
15.张宽:《文化新殖民的可能》,《天涯》1996年第2期。
16.同上。
17.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第13、11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
18.朱庭光主编:《法西斯新论》第240页,重庆出版社1991年。
19.朱庭光等主编:《法西斯体制研究》第81—10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20.参阅拙作:《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第七章,海天出版社1992年深圳。
21.王新命、陶希圣等10人:《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胡适与中西文化》第127—12 8页,牧童出版社1977年台北。
22.参阅拙著:《中国现代思想散论》第300—332页,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
23.《社告》,《青年》创刊号。
24.陈独秀:《学术与国粹》,《新青年》第4卷第4号。
25.陈独秀:《答<新青年>爱读者》,《新青年》,第3卷第5号。
26.唐绍仪等:《社会改良会宣言》,《宋教仁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377页。
27.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蔡元培全集》,第二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 ,16页。
28.朱谦之:《革命哲学》,上海泰东书局1921年,217页。
29.朱谦之:《通讯代序致李石岑》,《周易哲学》,上海学术研究会丛书部1923年。
30.凌霜:《本志宣言》,《进化》第1期,北京1919年1月。
31.《凌霜的一封来信》,《国风日报》副刊《学汇》1923年6月18日。
32.同上。
33.蒋梦麟:《西潮》(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114—116页。
34.孙文:《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孙中山全集》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209—210页。
35.只眼(陈独秀):《我的国内和平意见》,《每周评论》,第7号。
36.蔡元培、王宠惠、胡适、丁文江、李大钊等十六人:《我们的政治主张》,《蔡元培全集》,第4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626页。
37.孙中山:《来校最后训话》,《黄埔军校史料》(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223 页。
38.《政治部周主任恩来讲演词》,同上,224页。
39.蒋介石:《对军校第三期入伍生训话》,《蒋介石年谱初稿》(北京:档案出版社,1992年 )336页。
40.蒋介石:《对军校第三期学生讲话》同上,526页。
41.《民国日报》(上海),1926年9月20日,第二版。
42.戴季陶:《中大的改进》,黄仕忠编:《老中大的故事》(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 )5页。
43.子任(毛泽东):《上海民国日报反动的原因及国民党中央对该报的处置》,《政治周报 》第3期第5页。
44.《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5月)918页。
45.《孙中山全集》第3卷97、98页。
46.孙中山:《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602页。
47.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六,《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65页,中华书局1 936年上海。
48.陈独秀:《对德外交》,《新青年》第3卷第1号。
49.陈独秀:《1916年》,《青年》第1卷第5号。
50.汪叔潜:《通信·致陈独秀》,《新青年》第2卷第1号。
51.陈独秀:《通信·答汪叔潜》,同上。
52.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名人和名言》。
53.李喜所:《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第189、196—19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
54.陈独秀:《本志宣言》(1919年12月1日)、《新青年》第7卷第1号。
55.陈独秀:《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每周评论》第23号。
56.孤桐(章士钊):《吴敬恒—梁启超—陈独秀》,《甲寅周刊》第1卷30号(1926年1月)
57.陈独秀:《给陈其昌等的信》,《后期的陈独秀及其文章选编》第79页,四川人民出版 社1980年。
58.任建树:《陈独秀传》第8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59.陈独秀:《共产党》月刊短言,《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50页,三联书店。
60.参阅拙作:《孙文在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十年的失误》。

2001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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