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辟异端与“除杂草”

曾亦

儒学之兴,必由辟异端。孟子辟杨墨,而明道统;宋儒辟佛老,而道统传。时至今日,西学狂潮一浪高过一浪,一百多年来,中国遍地腥羶,传统之命脉可谓不绝若缕。

在我们这个时代,重提“辟异端”到底具有怎样一种意义呢?我想,这主要涉及两点:第一,如何正视本民族固有的传统;第二,如何看待外来的文化。可以说,先儒的“辟异端”提供了一个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思路。

中国人对待外来文化历来持一种非常开放的态度。一方面,这固然与古人那种“上国”姿态有关,但另一方面,也许是更为重要的,须归因于古人那种“辟异端”的态度。

所谓“辟异端”,绝非在一般学者中常常有的门户之见,即仅仅因为某种思想、观念或文化的异域性就对之加以摒斥,而是将之从产生它们的那种特定土壤中剥离出来,消除它们身上的异域性或者它们自身所有的门户性质,而使之为我所用,成为促使吾国文明生长的养料。这种做法,我称之为“除杂草”。

我们可以把这个道理说得更为明白些。异端好比生长在花圃中的杂草,杂草的繁茂对于花树的成长无疑是非常有害的,因此,必须经常除掉这些杂草。当杂草从生长它们的土壤中被抽取出来以后,就失去了它的生命力,然而,它的价值才真正体现出来,因为它可以作为肥料。这些肥料化为花树的有机成分而被吸纳到花树里去了,这个时候,我们固然可以说那些美丽的花朵是因为吸收了这些养料所致,但从这些花朵本身,我们绝对看不出丝毫属于杂草的因素,它完完全全是从自己的根上成长起来的。因此,外来的文化也好比这些杂草,它们生长的土壤是在远方的异国,当它们来到新的国度时,自然要寻找它生根发芽的土壤,毫无疑问,我们不能让它过度生长,要经常铲除它们,把它们变成肥料,方能保证我们整个中华文化根柢里那个传统的生长。所谓“辟异端”就是消除异学身上的异域性,使之为我所用而已。

这种“辟异端”的态度在历代统治者那里体现得极为明显。历代统治者一般不会有门户之见的,都是将外来文化当作一种有辅于世道人心的教化措施来看待的。换言之,统治者一般是以一种功利的态度看待各种文化,绝不会因为某种文化的异域性就对之采取一种摒斥的态度。只有这种异域文化能为我所用,就扶持,如果不能为我所用,而是顽强地保持其“异域性”,就斥为邪教,加以诛杀。

《礼记》中有所谓“四诛”的说法:

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此四诛者,不以听。(《王制》)

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后三种被诛杀的对象都有“疑众”的特征,即我们常说的“妖言惑众”。为什么“疑众”就必须诛杀呢?这是因为异学找到了它的信众,找到了它得以生长的土壤,而不能为我所用。

这种态度在后世政府对待邪教的政策中得到反应。这与西人眼中的专制统治是两码事。而“孔子诛少正卯”事亦当从这个角度来加以理解。其理由与“四诛”如出一辙:

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荀子·宥坐》)

此未必实有其事,然从荀子本人及后世儒家的态度来看,他们是相信这件事的真实性,准确地说,这件事是可以理解的,因而就是真实的。何况孔夫子本人也说过:“攻乎异端,斯害也己。”(《为政》)近世西人眼中的“政治犯”实际上也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这本身是西人在敌国之内培植势力的一种做法,并无理论上加以探讨的必要,只是国内大多知识分子惑于西学,故不得不稍加辨明一二。

同时,“辟异端”又是一种确立吾国之道统,即民族精神的必由之途。异端好比野花,它固然别具一种欣赏价值,然而它们的生长不仅会影响到花圃中家花的成长,而且往往喧宾夺主,影响我们正常的审美趣味。那种打着文化多元主义旗号的种种异端,不仅仅对我们固有的民族精神大肆挤压,使民族精神失去生长的正常空间,而且造成百姓无所适从,此又为“疑众”之第二义。因此,必须把这些野花除掉,才能使一种真正具有价值、值得欣赏的东西显露出来。

“异端”的危害有二:一则不肯为我所用,对于吾国民族精神的正常生长无有益处,反而挤压吾国民族精神的生长空间,此其一也;一则使百姓无所适从,而造成价值取向的混乱,乃至于道德的沦丧,人心的颓败。

因此,“辟异端”得分两步走,首先是确立吾国之道统,其次是吸纳外来的文化,使之为我所用。

 

2002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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