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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殿堂中的选择


袁伟时

大学应该是文化殿堂。但中国社会正在转型,大学也充斥着转型期无法避免的杂乱:教师良莠不齐;教学内容新旧杂陈;该管的没管好,不该管的却横加干涉。方生未死,错综纠缠。人生是不断的选择;此时此地,选择更为紧迫,更需谨慎。青年朋友一再询问,盛情难却,不揣浅陋,就所见所闻,说点感触、思虑。如果有人看后受到一点启发,或引起开心一笑,就算意外收获了。

1,命运的主人是你自己。

环境、机遇,当然重要;但条件相同,结果可能大不一样。决定性的因素是个人的意志。我很喜欢一首诗,那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英国诗人吉卜林写给自己的儿子的。题目叫《如果……》。请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如果在众人六神无主之时,

你能镇定自若而不是人云亦云;

如果在被众人猜忌怀疑之日,

你能自信如常而不去妄加辩论;

如果你有梦想又能不迷失自我,

如果你有神思,又不至走火入魔;

如果你在成功之中能不得意忘形,

而在灾难之后也勇于咀嚼苦果;

如果听到自己说出的奥妙,

被无赖歪曲成面目全非的魔术而不怨艾;

如果你辛苦劳作,已是功成名就,

还是冒险一搏,哪怕功名成乌有,

即使惨遭失败,也要从头开始;

如果你跟村夫交谈而不离谦恭之态,

和王侯散步而不露谄媚之颜;

如果他人的爱憎左右不了你的正气;

如果你与任何人为伍都能卓然独立,

那么你的修养就会如天地般博大——

而你,就是真正的男子汉了。

我的儿子!

应该补充一句:如果你生为女人,又很在乎性别差异,那就把“男子汉”之类的字眼都理解为一个“真正的人”吧。诗人笔下的完美人格是:刚正不阿、不卑不亢、永远进取、自由、尊严的现代公民。一个现代国家的盛衰决定于什么?它是否完成了人的解放的历史任务,国民有没有真正获得现代公民应有的独立、自由和尊严。离开这个基本点,你无法理解启蒙运动以来的世界史。一个现代人成败得失的奥秘在哪里?也在是否真正认识和捍卫了现代人不可或缺的独立、自由和尊严!所谓培育人文精神,就是要把现代文明的永恒价值:自由、平等、人权、法治、民主,牢牢植根于每个公民特别是知识阶层心中。[1]这个诗人反复叮咛的是人格的锤炼,那是由于在他那里社会生活现代化早已成为现实。由于现代化尚是奋斗目标,身为中国人可注定更加艰辛,举手投足会碰到许多千奇百怪的束缚。于是,树立独立人格与维护公民权利和尊严成了密不可分的过程;要提升人格就不能不关注社会环境的改革;这需要更坚韧的奋斗。

2,不断冲击思想洞穴。

少年多梦,有梦是福:摘取诺贝尔奖?入主中南海?超越盖茨?安安稳稳做白领?……梦想成真,条件不一而足。最重要的一条是勇于审视自己和社会环境的思想局限。不管你有没有意识到,人总要受到历史和传统的羁绊。那是遮蔽眼光的洞穴,是剪不断、理还乱的盘丝洞。要发展,就要敢于用严厉的眼光审视和批判现实与历史。个人、集体、民族、国家……概莫能外。对中国人说来,这更为迫切,却又特别艰难。

多年来,海内外学者一再探索,为什么东方国家专制主义传统那么根深蒂固?不可能有统一的结论。通行的说法是:古代社会,大陆型环境,自然灾害(如洪水)频繁,抵御灾害需要坚强的氏族组织和相应的专制首领;与之相适应,形成了为它服务、源远流长的以集体(国家、民族、家族)扼杀个人和个性的思想文化传统。千百年相传不变的小农经济,又为它建造了深厚的经济基础。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执掌权力的人们把国民都看成臣子或下属,经常以国家或集体的名义,要人们歌功颂德,不愿甚至不准揭露黑暗,批判凶横。“群言淆乱衷于圣”,钦定经典就是是非标准。“内圣外王”,王就是圣!统治者养士,其目的一是充作文学侍从;等而下之者,俳优蓄之。二在卫道。自由思想、独立探索是异端。君主兼听纳谏,固然要齐声赞颂盛世明主,胸怀博大。实在混不下去了,擦洗修饰,也要善说巧辩,拟定“罪己诏”,划好框框,以免不识高低之辈出格,又可显示主子英明。

于是,高山大海阻隔着以“地大物博”自诩的“华夏”内外交流;号称“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在凝聚最大族群的同时,演变为自我封闭的思想铁桶和“天朝”体制。这是19世纪40年代以降的清帝国十年一战,每战必败的主要根源。而在20世纪下半叶,这一自我封闭的思维模式和体制,整容以后,披上革命外衣,又成了屡遭挫折的重要因素。先哲虽有“三省吾身”的明训,那是要整肃个人,使之成为驯服工具。国家、民族有什么弱点?有哪些亵渎文明的污秽?除了“罪己诏”说过的,不许人们置喙。我们没有忏悔的传统;更没有形成让人们畅所欲言,自由反思的民主制度。

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世界文化是多元的,有些喜爱追赶时髦的中国人,往往从国外极端流派中寻找自我封闭的新盔甲。“后殖民”、“反对文化侵略”、“各种文化是平等的,无先进落后之分”、“美国的臭虫大得很”……万变不离其宗,说到底,无非是一句话:中华文化经天纬地,何必向洋鬼子学习!他们不承认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完美无缺,但现代主流文化具有普适性;17世纪(甚至更早)以后,中国确实落后了,直至今天,学习现代主流文化的任务远未完成。

面对这样的环境,不甘平庸乃至沉沦的人们,应该像马克思和鲁迅那样置身于“世界公民”或“世界人”的行列,以人类文明应有的高度为准绳,用批判的眼光审视一切。不要讳言自己、本国和本民族的弱点和错误。没有那个人、那个国家因为正视问题而削弱;虚骄却足以贻误个人的一生和国家的命运。前提是了解和熟悉世界的有关情况,自觉抵制一切形式的自我封闭。鲁迅曾严厉谴责“聋哑的制造者们”,指摘“他们要掩住青年的耳朵,使之由聋而哑,枯涸渺小……”。[2]除了制度改革以外,自救之道是熟练掌握外语,上图书馆,上互联网,千方百计寻找新知识、新思想、新资料,明辨是非,拓展自己的视野。

3, 不要践踏和玷污文明。

进入大学校园,必须首先记住:切勿亵渎学术和思想!

大学要传承文明,还要更新、发展文明。为建立这样的学术、文化和思想传承、更新中心,需要现代化的设备,充足的图书,出色的教授……而最重要的一条则是在现代大学精神指导下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什么是现代大学精神?那就是蔡元培说的:“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3]没有这一条就没有真正的现代大学,必然扼杀学术文化发展的生机,阻碍国家健康发展。

请记住,如果你听到与标准教科书不同的观点,那是学者在履行自己的职责。不但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是这样,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也不例外。自由争辩、自由探索是现代学术和思想理论发展的惟一道路。但这一常识要在中国转化为习惯和制度,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彻底改造,谈何容易!1917~1927年间,蔡元培出长北京大学,最为头痛的就是对付对学术自由的干扰。1919年,竟为此愤而辞职:“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 是世界著名专制的国家,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的有点新思想的人 ,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那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辨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4]

近半个世纪的学苑也很不平静。“学术批判”、“革命大批判”及其变种此起彼伏。虽然无一不是“无知批有知”[5]的别有用心的闹剧,历史已经或一定会作出公正的审判,但在卫道传统根深蒂固的国度里,有人却能得到某些现实利益。良知和利益,人们面临严峻的选择。

每当走进中山大学文科大楼,墙上的污迹映入眼帘;或听到某个教师、学生肆意亵渎学术和良知;涌上心头的总是一句名言:“最大的失败是教育”!不由得不一再默念:文明要战胜野蛮与卑鄙,路漫漫而修远!

注释:

[1] 阿伦 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三联书店1998年北京。

[2] 鲁迅:《准风月谈 由聋而哑》。

[3] 蔡元培:《答林琴南的诘难》,《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576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

[4] 蔡元培:《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同上第632~633页。

[5] 原中山大学副校长、创造社巨子冯乃超1959年说的名言。

2000年4月22日于广州中山大学
发表于《同舟共进》2001年3月号

 

2002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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