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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的是是非非


袁伟时

辛亥革命,90年了,众说纷纭。辱承友人下问,不揣浅陋,仅就若干疑点,敬献刍荛。

历史链接看“革命”

友:辛亥革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后来的历史却不太争气,带来的是灾难而不是福祉。回首话当年,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这个历史事件?

袁:辛亥革命在今天,已经是陈年旧事,太可心平气和,慢慢探讨。我很欣赏章士钊晚年说的一句话:“今之论士,语涉辛亥革命,往往过于夸张,估计成功二字,溢量太不知何许。”[1]评价这一历史事件,应该把它放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全局下,弄清它给此后的中国增添了什么。说乏善可陈,也许过于绝对;建树不多,大约是公允的。我搜索枯肠,只想到一点:加速了思想观念的变革。帝制不存,三纲焉附?三纲是中国中世纪意识形态的核心;尽管要彻底摧毁它,非常艰巨,但辛亥革命后它的合法性成了问题。这是新文化运动能够一呼百应的重要原因。与流行的观点略有不同,在我看来,辛亥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真正起点。更准确地说,是中国文化从中世纪的宗法专制意识形态向现代文化转型的新阶段;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先驱持续努力,清末最后十年的新政中,尽管仍有不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保障包括隐私权在内的个人自由已经写入法典。[2]辛亥革命爆发推动这个变革直指过去无法触及的君臣关系;不管是真情还是假意,“军人不得干政”、“法治”、“公理”等新名词,被文武官员背得滚瓜烂熟;如此等等都体现着思想观念在变迁。可惜,这些变革很不彻底,并且多半停留在嘴巴上,没有在制度层面巩固下来。其他方面的发展(如经济立法)是清末新政的继续,不是革命的成果;而后来的社会动荡则有目共睹,不必多说了。

友:难道推翻帝制本身不是一大功劳吗?

袁:对现代社会说来,有没有皇帝不是大问题,关键是政治制度的性质。辛亥革命前夕的清王朝,正在向立宪政体转化;而号称民国的政府大都是专制政权。两者差别不大。而就实行真正的宪政的可能性来说,前者的几率似乎更大一些。这样说的根据有几条:

1、国家是统一的,没有1916年以后没完没了的各地军阀之间的纷争,精力可以集中于政治体制改革。

2、外部环境比较稳定,经济状况比较好。民族工矿业以平均每年15%的速度增长。财政收入由19世纪末的八千万两左右,稳步增长至1910年的将近三亿,赤字约八千八百万两。而民国建立后,军费剧增,收入锐减,1912年的赤字估计高达两亿八千万两![3]财政处于破产状态,不借外债就活不下去。1928年以前,除少数几年外,情况没有根本性的改变。这样的状况大大增加了外国操纵、威胁的可能性。英、俄两国正是以此要挟要袁世凯政府在西藏、外蒙主权问题上让步的。

3、中央政府处于弱势。满族只有500万人,皇族和亲贵更少,他们已经腐化,精锐的新军不在他们手中;从而使清政府与民国时期直接掌握着枪杆的军阀比较,更容易受到牵制。

4、以各省咨议局和商会为中心的民间社会相当强大,他们的独立性很强,几次请开国会运动就是他们领导的。

政治是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博弈。没有各种力量牵制,靠统治者恩赐的民主、自由和法治是不牢靠的。如此看来,当然是辛亥革命前夕的清政府比后来军阀统治时期的政府更容易向民主、法治体制过渡。

友:这不是在宣扬“告别革命”吗?

袁:李泽厚、刘再复教授在上一世纪90年代初提出“告别革命”,冲击了近代中国研究中把革命神圣化的死水一潭的局面。不管人们是否同意他的观点,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至少有启发人们深入思考之功,不应也无法轻率抹煞。海外和港台的情况我不知道,就大陆而言,1995-97年初,国务院教育委员会下属部门如临大敌,出钱“组编”一些人开会、作文、出书,批判围剿,热闹了一阵子。我的感觉是可怜兮兮,没有留下什么值得一提的业绩。有个前提必须明确:肯定还是否定任何国家的革命都不是判断学术是非的标准。一进入学术领域,任何问题都不可能统一口径。再过一百年乃至一千年,如何评价辛亥革命仍然会众说纷纭。就我个人而言,却不愿使用“告别”或拥抱革命之类感情色彩很浓的字眼。历史无法告别;我们的责任是竭力接近历史真实(尽管史家们已经一再说明完全揭示历史本来面目是不可能的),让人们作出自己的判断,从中吸取历史智慧。

袁世凯的角色转换

友:民国初年,民主共和制度的框架已经建立起来,问题是没有巩固下来,反而向专制蜕化。因此,首先要讨论的不是专制民国与新政清帝国的比较,而是追问民国为什么蜕化为专制?孙中山经验不足,选择非人,有些责任;但袁世凯是罪魁祸首。

袁:让袁世凯当总统是孙中山无可奈何的选择,说不上有多大的罪责。[4]我们应该回答的问题有两个:一是为什么袁世凯会犯下那些众所周知的严重历史错误?二是辛亥革命后的袁世凯是不是一无是处?

回答这些问题的关键是不要把袁世凯看作孤立的个人,更重要的是应把他看作某种文化状况的符号。

史家们大都会同意,在大清帝国他是个颇为前卫的人物。从1895年开始的变法维新运动中,他是强学会的支持者,严复的朋友;除了小站练兵成绩突出外,所上奏章,谈论国事也颇有见地。进入20世纪,身为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推行新政成绩最为显著。

大清王朝最后十年推行新政的主要成就之一是废除科举,实行新的教育制度。促使朝廷当机立断,在1905年开始永远废除科举的就是他和张之洞。而兴办学堂最多的也是他所管辖的直隶(今河北省)。他的精明之处还表现在吸取过往改革受制于原有官吏而失败的教训,非常重视“开官智”, 把现有官吏的重新培训摆在突出地位。

在政治体制改革和建立新的社会管理体系方面,直隶也走在全国前列。全国首次地方选举是1907年的天津市政选举。这是他努力推行的地方自治运动的成果之一。义和团事件后,规定中国不准在天津地区驻军;精明的袁世凯的建树之一,是训练3000警察进驻这个地区,维护了主权和地方治安。用警察取代衙役管理社会治安,应该说是一个进步。在建立和推广这个制度上,袁世凯功不可没。同时,他对清末的立宪是支持的。

在经济领域,发展工商企业也用力很勤,成绩显著;有的至今仍在继续发挥作用。中国人今天仍热情传诵詹天佑修京张铁路的功绩,但往往不了解这条铁路的决策、资金筹措,包括决定用中国人和中国资金修建等等主要是袁世凯的功劳。一位美籍华人史家说:“它(京张铁路)是由袁发起、提出和取得的惊人成就。”[5]

这些状况无非说明,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清末新政时期,中国的主流文化起了重大变化。

友:那么,为什么进入民国后,他掌握了最高行政权,反而向后倒退,做出那么多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的错事和蠢事呢?

袁:与其指摘他倒退,毋宁说他是停滞不前。不妨看看他当上临时大总统后第一次到参议院发表的政见:“古今立国之道惟在整饬纪纲,修明法度……迩来兵事扰攘,四民失业,公私交困,已达极点。而士兵多昧服从之义,人民鲜知公共之益……循此不变,必至纪纲废坠,法度荡然。”[6]中国传统文化所说的纪纲,包含法制和伦常两个方面。他认为民国建立后,问题出在下民不懂纪纲。这表明在政治层面,他向往的仍然是传统的统治关系;根本不懂现代国家必须实行法治,其要义首先在限制政府权力,使之依法运作,保障公民的权利(自由)不受侵犯。而在道德层面,政府不应也无权干预。正如著名记者黄远庸当时所指出:袁世凯这个时期的宣言、命令和文告等言行,“纯然满清时代之空文上谕,道德与法律绝对不分……此等形式上之事,已大背于法治矣……然其所为,实无异于晚清末造。”[7]也就是说,他脑子里法治和中国传统的德治含混不清,其政治思想基础仍是传统统治术的晚清修订版:中体西用。按照张之洞1898年间在《劝学篇》中的诠释,即既要坚持三纲五常,又要学习“西政、西艺”;所谓西政指的是“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8]也就是说,要发展教育;发展经济;用新武器装备和训练部队;建立新式的财政税收制度;制定律例,依法治国。至于西政的核心:法治和民主政治则排除在视野之外;即使把这些字眼写在纸上,在他们的心目中,不过是多了一些统治老百姓的手段,与真正的民主、法治还相差十万八千里。

了解这个中国社会转型期屡见不鲜的现象,我们才能比较准确理解他这一类统治者新旧参半的言行。例如,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既标榜法治,又成立军政执法处,可以不经法定程序,搜查住宅、逮捕乃至处死有关人士(湖北革命元勋张振武就是如此“就地正法”的)。又如,口口声声“依法治国”,又对当时的宪法——《临时约法》规定的公民自由视而不见;把封报刊、抓记者、检查来往信件等侵犯言论自由和公民权利的犯罪行为统统不当一回事。

这不等于说在民国时期,他的作为一无是处。

袁世凯是被政治错误埋葬的。但即使在政治领域,最少有几条也是应该肯定的:

首先,执政的第一年,就制订了《国会组织法》,接着又依法进行选举,并在1913年初召开了国会。

其次,1913年1月9日公布《文官考试法》,表明他有意建立现代国家机关。其中规定文官高等考试,以国法学、刑法、民法、国际公法、行政法、经济学和财政学七种为主科,一定要考。商法、政治学、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通商约章等五种为附科,应试者自择其一。这些科目设计很有意思,如果主科加上外语、电脑两门,用来考选今日中国的高级文官,我们的官僚机构一定大不一样,必将对建立真正的法治国家大有裨益。顺便说说,有些朋友老觉得废掉科举有点可惜。冷静想想,除了现代社会职业分化,为知识阶层开辟了远非科举这座独木桥可比的众多上升途径外,即使以官吏选拔来说,这样的文官考试不是更高明吗?

再次,他推行军民分治,一再下令军警不得干预政治,也是完全正确的。

总的看来,在1913年3月20日暗杀宋教仁事件发生前,他的施政有可取之处,不能一概抹杀。

友:不能光看表面,他是野心家!例如,在冠冕堂皇的军民分治背后,无非是冀图剥夺国民党都督的权力。

袁:中国知识阶层有两个奇特的传统:一是正心诚意的老传统,动不动就先审查道德取向和人们的动机。其实,野心、雄心有多大区别?道德判断受判断者的主观影响很大;从社会生活的全局看,有些政治人物的道德缺陷,也无关宏旨,尽管它往往令人恶心乃至气愤。他们大都是政客,把他们当圣人,是幼稚者的蒙昧。对政治人物,与其追究其道德,不如认真关注他在制度建设上的取向和作为,那才是影响深远的东西。恰恰在制度层面,袁世凯在执政第一年有可取之处。

另一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新传统。以军民分治来说,提倡者是袁世凯、黎元洪;胡汉民、李烈钧等国民党都督则反对得很厉害。是不是胡汉民、李烈钧等革命家就代表正确路线?不一定。当时的总理唐绍仪(国民党人)说得好:“绍仪等按之东西各国,皆恃此法(指军民分治)以为治,行之久远,因进于强盛之域,我民国自当引为导师。”[9]黎元洪不学无文,但他的智囊给他写的鼓吹军民分治的通电,洋洋洒洒有声有色:“自各省光复,军人柄政……文武兼资,古难其选……学识所蔽,左道乘之”。“司法独立,宪国所同……自重兵在握,任意执行,假军法为护符,视民命为儿戏”。“军民并辖,积厚培高,权力之雄,罕与伦匹……稍拥重兵,即图反侧……兵连祸结,更嬗为雄。”“内讧不息,外患相乘”。”消隐患于无形……惟有将军务民政划为二途。民政长综揽政纲,必须选诸议会,命诸政府……司法独立,直隶中央……每省定一都督,转辖军队,悉归中央委任节制,一除干预政治嬗举军官之弊。”[10]如果不以人废言,应该承认这是一篇掷地有声切中时弊的好文章。

反对的理由归纳起来,无非一点:“国本未固,乱机四伏,而欲使军政民政划然分立……不相统属,一有缓急,依恃何人?……设使都督于军政之外,号令不行,财政计划势难过问,一有贻误,饷无所出,兵何能戢?”[11]我想,这里对危机和如何解决危机两方面的判断都不准确。

民国成立,南北统一,各地治安状况确实不佳。经济发展不足于解决人口膨胀带来的种种问题,清末已经民变蜂起,辛亥革命召唤和遣散“民军”,又使局势更为混乱。但这不是革命和反革命之争。当时,几乎每月都有兵变消息传来。但兵变大都出于欠饷。除前清陕西巡抚(曾任陕甘总督)升允1913年6月规模不大并迅速平息的叛乱外,几乎不存在来自清皇室及其支持者的武力反抗。发展经济、吸纳破产贫民是治本之策;建设正常的治安管理机关,防匪缉盗,也是当务之急。两者都需要建立和健全现代国家机关。“军政统一”,听任军人予取予夺,只能增加经济和财政混乱,饮鸩止渴,制造更多土匪;而在政治上,这样的“军民统一”,妨碍民主政治和地方自治,更是贻害无穷。看看后来的历史发展,黎元洪的通电,可谓不幸言中了。

友:他一上台就不惜出卖国家主权,不经国会同意,答应苛刻条件,同六国银行团签署2500万镑的“善后大借款”。

袁:这是以斗争观点歪曲历史的又一典型。此事的经手人是财政总长周学熙,他的说明是:“时民国初建……库空如洗,危急万状。乃与六国银行团续议大借款。由国务会议决定借款大纲五条,出席临时参议院,说明通过。即本此条款与银行团磋商……迨十二月间,始将合同拟定。同时具说帖报告参议院,全体通过。”[12]黄兴等人最初不明真相,加上党派斗争因素,也曾责骂没有通过参议院。又一经手人熊希龄曾公开答复:当时“南北两方军饷每月七百万两”,而库存不足九万!“存亡呼吸,间不容发。”迫不得已,忍辱借款。“至于事实原委,则国务员全体赞成,参议院亦先商及。”[13]连国民党议员、坚持认为此事违法的邹鲁也承认,会议记录证明事先曾两次在参议院讨论,12月27日曾就其中五款单独举手表决,均获通过;“主席咨询全院,其余普通条款,毋庸表决。众赞同。”[14]谈判底线和最后文本均经过国会批准;有关文件现在不难查到。时至今日仍有一些史书以讹传讹,不足为训。同时,这件事本身又一次证明,袁世凯政府上台之初大体上是尊重国会的。

友:他走马灯似的换总理,无非是想大权独揽,践踏民主制度。

袁:袁世凯无疑朝思梦想大权独揽,“二次革命”失败后更是如此。1913年10月16日,他提出《临时约法》修正意见三条,要把文武官员任命、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的大权都抓到手,摆脱国会的审议批准;并要求规定“大总统为保持公安防御灾患,于国会闭会时,得制定与法律同等效力之教令。”“得以教令为临时财政处分。”[15]但需国会开会后审查批准。迈向独裁专制的意向,非常明显。不过,当时的纷争还有另外的内涵不容忽略:总统制与内阁制之争。

《临时约法》是在南京临时政府即将结束之际匆忙制订的。它按三权分立原则建构国家机关 ,确认包括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宗教信仰等一系列现代公民应有的自由和权利,不愧为中国第一部现代宪法。在行政权的运作上,它规定“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公布法律”并“得发布命令”、“得任免文武职员”,包括总理和各部总长在内的“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俨然仿效美国,实行总统制。直到1918年孙文与“非常国会” 的议员谈话,仍坚持说:“约法规定为元首制。”[16]但它又规定“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 。”[17]又使总理和各部总长对总统公布的法律和命令有否决权。据此,当时包括宋教仁在内的不少政治领袖和当今的一些学者,又把它理解为实行内阁制。同时也出现了总统免总理职务要总理副署的怪事;也产生了如被免职的总理不副署,该命令是否有效的争议。据参与制定约法的有关人士回忆,原来考虑美国式的总统制,但在政权即将移交给袁世凯的情况下,为了提防袁氏专横,特地制订条文作出种种限制,乃至可以理解为转而改用内阁制。约法条文的不严密,加上没有设立宪法法院,风浪迭起就难于避免了。

两种制度各有长短,关键是要有正常运作的国会。宋教仁鼓吹内阁制,当然有利巩固民主共和制度。袁世凯蓄意实行总统制,也没有逸出民主共和的范围;何况只要民选的国会还在,他未必可以如愿以偿。

友:你总不能说撤掉国民党三都督也不是为独裁专制铺路的举措吧?

袁:宋案发生后,袁世凯确实处心积虑,想一举摧垮国民党。但撤换三都督,特别是撤李烈钧,情况却比较复杂。1913年6月9日袁世凯下达的免职令是这样写的:“江西都督李烈钧,前经临时参议院咨送议员郭同等以专制残毒暨罪恶五端两次质问。又经江西旅京公益会李盛铎等,全省商会罗志淦等,铁路股东会朱益藩等,旅沪商会陈三立等,以违法殃民恣睢暴戾,条列十四罪……嗣因任命汪瑞闓为江西民政长,该省有反对情形……该督旋又擅自改编师团,并调兵派员管理九江炮台,迫胁镇守史弋克安离浔……乃数月以来,复有调兵运械进逼鄂境之举,商贾停滞,居民播迁”。[18]当时的李烈钧也许忙于行动,没有辩白。奇怪的是到了1944年,有空写自传和回忆“二次革命”了,他却只留下这么几行字:袁世凯“乃先派大员赴赣游说,且曰:‘赴北京与袁世凯一晤,当以二百万为寿,并晋给勋一位。’余不为动……袁见不能利诱,欲去余尤急。余亦烛其奸,思摆脱,乃卸江西都督之任。”[19]言下之意是他自己不干了。究竟如何“卸江西都督之任”,袁氏所说是真是假,居然避而不谈!

此外,撤掉李烈钧,任命欧阳武为江西护军使,武装还在国民党人手中。广东是胡汉民下台,陈炯明上台,国民党仍然掌握着军权,加派了一个广东人陈昭常为民政长。那时的陈炯明是忠实和能干的国民党人。此事也许可以作另一种解释:推行军民分治的步骤。

一位深悉北洋内幕的记者说过这样的话:“癸丑(1913)以后,袁氏厉行军民分治……袁殁段继,威望大减,故已经袁氏灌入之‘军人不得干政’的思想完全打破,各督皆认以兼省长为应享权利,湖北王占元首开其端,各省相率效尤,军民两政,操自武人,吏治遂有江河日下之感。”[20]这段话值得深思。不能认为袁世凯推行军民分治,就是为了对付国民党。否则就无法理解国民党被打下去以后,他还要继续推行。

如果按林彪说的“历史为路线斗争服务”办事,只能说国民党对,袁世凯错,会不会歪曲历史呢?

友:“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日益专制,一心想做皇帝,总不能说还有什么建树吧!

袁:复辟帝制是践踏宪法、背叛民国的罪行,但与他在这一时期有没有做其他值得肯定的事,是不能混淆的两件事。恰恰在这个时候,经济领域却颇有作为。简单说来是:

1.起用周学熙、张謇等内行人主管财政和工商行政,做了不少排忧解难的事。例如,为鼓励制造业和加工业各民营公司,由政府出资建立保息制度。投资第一年开始,即可获得四至六厘股息。第六年起才按保息金的二十四分之一,分年摊还。[21]开办厂矿的手续简化;有的税收也降低了。例如,采矿税就从原来25%降至10—15‰,从而促进了矿山开采。[22]到处设卡,征收厘金是晚清留下的弊政,十分不利于经济发展。袁世凯政府没有彻底废除,但对颇为大宗的土布免征厘金,亦不失为做了一件好事。

2.依靠各地商会,充分听取工商业家意见,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法规,完善了市场机制。没有法治,现代市场经济不可能健康发展。袁世凯政府主管经济的官员清楚地了解这一点。张謇一上台,便痛陈法律对企业兴败的作用,宣布“农林工商部第一计划,即在立法。”[23]粗略统计,袁世凯政府制定有关经济法令八十多件,推进了清末新政的未竟事业。

3.纠正清政府混淆垄断与专利的错误,取消创办企业动辄给予专营权若干年的规定,专利只给予真正的发明创新,从而促进了自由竞争。

4.整理和健全财政税收制度,民国三四年间(1914、1915)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约计每年可余二千万”[24]。

5.整顿金融秩序,收回各地乱发的纸币(如广东),统一铸造银币(袁大头),奠立了统一币制的基础。

总的看来,袁世凯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过去有个流传很广的说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列强无暇东顾,推动了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欧战确实为中国人腾出较大的发展空间,但决定性的是本国的制度建设。统计数字表明,欧战前中国民族工商业已以较高速度发展,大战爆发只是加快了发展速度。清末新政和袁世凯政府在经济制度方面的建树,应该得到公允的评价。

友:自由经济加专制政治,许多东方政治家都有此爱好。

袁:专制与法治是势不两立的,而没有法治现代市场经济不可能长期、健康发展。我们将这个常识问题撇开,还是讨论什么原因使袁世凯变坏吧。

自由、民主的现代社会制度能否建立,有两个重要条件:一是民间社会比较发达,并有比较强大的大众传媒,能监督和牵制政府,使政府官员不敢为所欲为。二是通过各种途径“开官智”,让他们的认识达到必要的高度。先看看官员的状况。清末民初那些身居高位号称开明的官员,大都没有受过系统的现代教育,是通过挫败,逐步积累经验而提高的。这类人的特点是对现代社会的认识很不全面,其知识基础仍然是中国传统文化。晚清固然如此,国民党建立全国政权以前的民国也不例外。以袁世凯来说,本是落第秀才,无论军事还是现代政治、经济,都是零敲碎打,似懂非懂。在做重大决策之际,作为他知识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必然制约其行为方式。他的政事堂不过是大清帝国军机处的翻版,他要的总理或国务卿无非是皇上身边的宰相。他心目中的总统不过是开明专制的皇帝。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等人的认识水平也高不了多少。

简单点说,官智未开,摆脱不了传统文化的羁绊,是袁世凯之流专制统治、做皇帝的思想基础。更深一层看,无非是整个社会的文化更新滞后,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其运行机制的常识,仍是部分精英的认识;从而政客们以民族性对抗现代性的说教,还能获得不少人认同。

国民党的错误选择

友:传统文化当然会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但光有这一条说明不了帝制会成为现实。

袁:这就涉及牵制力量的状况了。如果没有必要的监督和制度建构上的互相制约,政治家的独裁专制乃至贪污腐化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辛亥革命后,商会以每年一百个左右的速度继续增长。其他社团和政党有如雨后春笋。可是,这些团体没有正确发挥自己的牵制力,给统治者轻而易举分化瓦解了。

以袁世凯为代表的统治层在思想上有两根杀手锏:

  1. 用民族性对抗现代性,宣称那些外来东西不合中国国情。
  2. 把社会稳定与自由、民主对立起来,藉口需要稳定剥夺公民的自由权。

要冲破这些思想牢笼,需要政治智慧。但当时的国民党在不该出错的关键时刻作出无法补救的错误决策:宋教仁被刺后,在司法程序获得重大进展之际,不顾人民要求稳定的强烈情绪(南北各地商会无一不反对动武),也不考虑力量对比悬殊,盲目发动“二次革命”。[25]结果社会舆论目之为“暴民专制”,并给袁世凯找到藉口,解散国民党,剥夺其国会议员的议席,致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而被迫停止运作。袁世凯失去制度性的约束,另行炮制御用的参政院,为黄袍加身铺平了道路。如果国会还能正常运作,一而再、再而三拥戴袁世凯当皇帝的丑剧,恐怕就难以上演了。

友:国民党又为什么会作出这么不明智的选择?

袁:冲破正统和革命史观的桎梏,冷静观察辛亥革命后的国民党(包括其前身同盟会),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不成熟的革命组织转型中的艰辛。

友:辛亥前历经十次武装起义,还不成熟?

袁:得天下与治天下是两回事,何况它所组织的武装起义全都以失败而告终,武昌起义却不是它计划内的产品。

孙中山是个很不成熟的政治家。只要看看民国一建立,满清退位,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他就急急忙忙宣布民族主义、民权主义都已成功,只剩下民生主义尚待努力;他自己要致力于修铁路,十年内修二十万里;就知道他的政治水平实在不高。他头上的光环是国民党建立全国政权后,为一党专政的需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刻意制作出来的。

他有民主革命家的虚名,却非常缺乏民主素养。早在1906年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孙文就提出“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的三阶段论,从夺取政权到实行宪政最少要9年。问题不在时间长短 ,而是没有给其他政党留下活动空间,尽管那时的中国早已有与国民党政见不同而又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党派。孙中山自己就说过,政治是众人之事;岂有独霸之理?

再看看“二次革命”后完全按照他的意愿组织起来的中华革命党有关党员作用的规定,其政治思想的基本观念就十分清楚了。

“凡中国同胞皆有进本党之权利义务”。[26]把参加某个党说成是全民的义务,已有点不伦不类,更奇特的是在他所设计的政治结构中,“凡于革命军未起义之前进党者,名为首义党员;凡于革命军起义之后、革命政府成立以前进党者,名为协助党员 ;凡于革命政府成立之后进党者,名为普通党员。”而这三类党员居然享有不同的公民权利 :“革命成功之日,首义党员悉隶为元勋公民,得一切参政、执政之优先权利;协助党员得隶为有功公民,能得选举及被选举权利;普通党员得隶为先进公民,享有选举权利。”“凡非党员在革命时期之内不得有公民资格。”[27]

一个政治团体的章程,居然规定要剥夺绝大多数国民的公民资格,在世界政治史上可能绝无仅有。如此安排实际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建立一党专政体系。这是20世纪的创举,比俄德意诸国都早。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或改革的目的是实现公民的自由、平等,孙文设计的政治生活蓝图中却要在一个时期内剥夺大多数国民的公民权,国民中的一小部分——革命党员则成为享有平民不能享有的权利的特殊阶层,而这个特权阶层还要进一步依照与一个政党关系的深浅划分为三等!

这样的创举与民主主义背道而驰,并且直接违反了《临时约法》关于“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的规定。

再以国民党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例,那些反民主的举措令人吃惊。代表半数是指定的;筹备过程中对方针政策上有不同意见,动辄开除;党章上明明白白写上“总理(指孙中山)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有最后决定之权。”[28]并把“忠诚服从领袖”写入《纪律问题决议案》。这些践踏民主的传统不但为害全国,国民党自身也被害惨了。丢掉大陆,在台湾选战中败北,不是都与这个党缺乏民主、自由的状况息息相关吗?

从政党制度的角度看,这是没有从革命政党向民主政党转变的恶果。现代国家的基本框架建立后,全社会(包括各政党和各种社会团体)都需要把法治摆到首位,坚决维护公民的自由,维护政治生活中的民主运作机制,才能不断自我更新,保持旺盛的生机;否则必然遭到历史的惩罚。

与其苛责某个历史人物,毋宁更多考虑制度和文化缺陷。在思想文化层面,可以把孙中山的品格看作衡量中国文化变迁的一个指标。他学习和吸收了一些西学,但吸收现代文化很不充分、很不全面,而中国传统的专制主义则已融入骨髓。[29]更值得重视的是这已经成了一种文化氛围,一些以革命者自命的人士,承袭了专制文化中以势压人的方式去解决他们与政敌之间的歧见,而不是通过辩论或诉诸法律。早在1907年10月17日,同盟会的张继、陶成章等人就留下率领四百多人捣毁立宪派的政闻社成立大会的不光彩记录。[30]民国元年7月7日,同盟会在北京的机关报主持人田桐等又率领二十多人捣毁《国民公报》社,只因后者报端发表了对同盟会的不敬之辞![31]在近代中国革命家和革命党中,这种情况屡见不鲜,导致他们无法适应民主共和制度框架建立后的新局面。中国文化中缺乏法治和自由、民主传统,使中国人在19、20世纪吃尽苦头。时至21世纪,恐怕还需要几十年才能弥补这个缺陷。

梁启超与立宪派的迷惘

友:不能光怪国民党吧?其他社会力量难道就没有责任?

袁: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弄乱了刚刚开局的民主政制,这个错误影响全局。任何国家的民主政治不可能一帆风顺,必然夹杂不少污秽;反复操练,就会逐步走向正轨;粗暴地打断,后果难于预料。梁漱溟是老同盟会员;辛亥革命后当记者,出入国会,曾认真观察过民初政治生态的变化。1922年1月,他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现在很清楚摆在外面的,就是武人势力的局面……至于说到助长这种武人势力的原因,却不能不责备革命先辈,他们无论如何,不应用二次革命那种手段。二次革命实在是以武力为政争的开端。从此以后,凡是要为政治活动的,总要去奔走武人的门下……武人的威权从此一步一步的增长,到现在而达极点。”[32]这位过来人的意见,值得人们深思。

这样说不等于其他社会力量就没有责任了。史家们有一个广泛的共识:辛亥革命是革命派和立宪派合力的产物。大部分地方几乎兵不血刃就实现了政权交替,立宪派和各地商会功不可没。应该追问的是:辛亥革命后立宪派和各地商会关注的焦点是什么?他们为什么无力完成巩固民主共和制度的历史任务?

民国初年,商会和中产阶级的数量和影响都在继长增高。他们的基本要求是有一个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的环境,让他们能大展身手。离开自由和法治,这样的环境无法建立。但没有成熟的政党和政治家足以代表他们的意志,清醒地为这些要求不懈地奋斗。与他们关系密切的立宪派处于迷惘状态,这突出表现在代表他们的政党——进步党及其思想领袖梁启超一些重大决策的失误上。

1、没有处理好与政治强人的关系,丧失了批判锐气。

辛亥革命爆发后,如何处理与袁世凯的关系,是所有政治力量不能不考虑的重大问题。众所周知,梁启超坚决反对二十一条;反对袁世凯称帝,是护国运动的旗手。这些说明他在紧急历史关头是清醒的。但这不能掩盖他在民国初年政治运作全局的抉择上有重大失误。

梁启超一开始就采取与袁世凯合作的方针。问题不在能不能与这个政治强人合作,而在如何合作。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吾自信,项城(袁世凯)若能与我推心握手,天下事大有可为……以拨乱论,项城坐镇于上,理财治兵,此其所长也。鄙人则以言论转移国民心理,使多数人由急激趋于中立,由中立趋于温和,此其所长也。分途赴功,交相为用。”[33]梁氏的这一决策的弱点是没有把监督政治强人的言行放在突出位置。这一差错到袁氏当选临时大总统,梁启超借箸代筹,给袁世凯的一封信中表露得更为明显:“既以共和为政体,则非有多数舆论之拥护,不能成为有力之政治家……善为政者,必暗中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今后之中国,非参用开明专制之意,不足以奏整齐严肃之治……然在共和国非居服从舆论之名,不能举开明专制之实”。[34]国师、策士心态跃然纸上,却与现代政治家的认识和运作相距甚远。

错误的由来当然与政治经验不足有关。袁世凯的密友和重臣徐世昌十分了解其中内幕:“项城(袁世凯)之与进步党,本思引以为友,进步党人亦曾为项城帮忙,无奈任公一派学者气味太重,彼一度加入熊希龄内阁,汤济武参加政事堂,均少表现。项城则以为此辈书生,不过纸上谈兵而已。”[35]梁启超及其追随者却缺少自知和知人之明;因而长期被袁世凯玩弄于股掌之间。

更深层的原因是对现代民主政治的认识处于若明若暗状态。他对政党政治和议会制深深向往。清末民初,中国知识阶层很多人是通过读他的文章了解诸如此类现代政治常识的。但他片面地强调现代政治的菁英性:“吾以为中国今日膏肓之疾,乃在举全国聪明才智之士悉辏集于政治之一途。夫一国政治筦其枢者,恒不过一二人。而政治之为物,其本质原无绝对之美;其美恶之效,又非可决于旦夕。国民既有所倚任之人,则宜尽其长以观其后。”[36]于是,现代政治的公开性和当下监督的重要性被抹煞;从而政治等同于少数人的纵横捭阖,吸引民众参与,包括在公开辩论中扩大参与面和提高公民的政治认识都被忽视了。此文是1915年1月发表的,帝制的鼓噪已甚嚣尘上,吸引广大公民明辨是非,阻击破坏民国的逆流迫在眉睫;此时呼吁人们毋谈国事,可谓十分不合时宜。证诸前面提到的“必暗中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的策略,他的政治认识缺陷表露无遗。

这不是偶然的失误。众所周知,1903年赴美国和加拿大游历,是梁启超思想的重要转折点。美国的贫富差距巨大和华侨社会素质很低、秩序混乱给他留下无法磨灭的印象,竟使他得出“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37]的结论;宣布“我中国所最缺点而最急需者,在有机之统一与有力之秩序,而自由平等直其次耳。”[38]这各个状况说明他认识中的两个重大缺陷:

1.没有分清两种秩序。当时的大清帝国经济自由仍不彻底,言论自由和政治自由还不存在。若要维持原有的专制统治秩序,当然不必追求自由。如果讲求长治久安有利于经济持续发展的现代社会秩序,则只能以法治为基础。而以法治为基础的秩序与自由是一体两面无法分开的。

2.不懂得自由是推动社会自我更新,革除弊端的最好机制。没有止于至善的社会。社会弊端的揭露和最佳克服方案的探求与实现,都离不开自由的环境。否则,或迟或早必然付出极其严重的代价。

这认识失误,导致他走向提倡开明专制的错误道路。所谓开明专制实质是专制。梁启超却冀图将它同立宪政治混杂并存。历史的答案是只见专制,何来开明和宪政?

与开明专制的选择相表里,无论组党、办报,他首先想到的是向袁世凯要钱。1912年春,袁世凯的心腹梁士诒通知梁启超:袁氏“现拟为兄在沪组大报馆”。[39]此事虽然没有办成,但已足证明两者关系非同一般。1913年7月,国民党败局已定,进步党乘机拓展,梁启超又给袁世凯写信:“又本党丁此时机,进行最宜奋迅,而党费竭蹶不可言喻,亦惟大总统速图之。”[40]大量证据表明,进步党拿袁世凯的钱无可怀疑,梁启超也毫不讳言。1912年11月,梁启超在一封家信中写道:“项城月馈三千元,已受之……党成后项城许助我二十万,然吾计非五十万不办,他日再与交涉也。”[41]

收受这些钱财是错误的。但这没有妨碍他反对帝制,成为护国战争的旗手,从而证明他与出卖人格的政客有所不同。正如逃亡日本期间,他接受日本政府的保护和供养;对二十一条却坚决反对。梁启超在答复日本舆论的责难时义正辞严地说:“试问日本保护鄙人之初心,岂非以鄙人为一爱国者,循国际法上保护国事犯之大义耶?使鄙人而非爱国者,则日本昔时保护之不当也。使鄙人而爱国者,则日本今日之责备不当也。”[42]看来梁启超所以心安理得接受袁世凯的金钱,同他认为这是正常的政治活动所必须有关。

不过,为实现开明专制而采取的这类措施,其后果就颇为严重了。这导致有些行动自损尊严:1914年,袁世凯组织御用参政会,梁启超居然受聘为参政员,受到包括一些进步党员在内的各界人士指责。更严重的是,面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平常往往看不到梁启超所向披靡的巨笔揭露批判;进步党也没有把工作重点放在日益成长的中产阶级;于是,本该让公民站出来阻遏邪恶的紧急时刻,清末请开国会运动那种一呼百应、波涛汹涌的群众政治运动却无法再现。到梁启超大声疾呼“异哉所谓国体问题”的时候,护国运动只能诉诸武力了。

2、不恰当地回归传统。

梁启超批判锐气的消减,也表现在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大转弯。1902年他气壮山河的宏文《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开创了批判总结中国思想文化的新时代,启迪后昆,胡适就坦言自己深受教益。民国初建,蔡元培、唐绍仪、汪精卫等人为国人素质與民主共和制度不适应而焦虑,告诫人们“数千年君权、神权之影响,迄今未沫。其与共和思想抵触者颇多。”呼吁“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43]与《青年杂志》创刊号标榜的“科学与人权”前后呼应。此时的梁启超却抹煞新旧差别,说:“德必有本,何新非旧;德贵时中,何旧非新。”“征引外铄之新说,以欲挽内陷之人心……徒煽怀疑之焰,益增歧路之亡”。把确立传统伦常或名教中的“报恩”、“明分”、“虑后”三个道德规范看作紧迫的任务。[44]实际是要引导中国人成为安分守己的顺民。当年执舆论牛耳的启蒙大师的气势消失殆尽。与此同时,他与康有为、陈焕章、严复等联名上书,请定孔教为国教![45]而在他所草拟的宪法草案中,竟规定:“中华民国,以孔子教为风化大本。”[46]

共和国的公民当然应有道德素养,但更应有公民意识,且前者必须以后者为基础,否则就会走入迷途。不幸,这时的梁启超忘记了尚未完成的启蒙诉求;而蔡元培等人虽有警觉,却没有专注此事的开展,徒然留下思想史的记忆,而与实事无补。可以合理假设,如果梁启超等人保持世纪初的批判锐气,致力于监督统治者和启发公民的民主、法治意识,新文化运动的火炬提早点燃,也许历史会呈现别样风情。

不应忘记的经验教训

友:中国大陆有个流行很广的说法是:辛亥革命所以失败,是革命派没有发动农民,更不敢解决土地和其他农村问题。这个说法站得住脚吗?

袁:这是历史为现实服务的典型。为了证明中国共产党比近代中国任何政党都高明,这个论断就出来了。我想,有两个情况是无法回避的:

1.革命派不是没有发动农民。当时纷纷进城的“民军”,基本队伍都是农民,大部分是破产农民,他们的组织形式或是土匪和会党,或是民团。他们一进城可就热闹了。扰乱社会秩序,所在皆有;有的只好动用武力包围他们,强行解散。养这些人很费钱;要遣散他们,费用也非常高;这是民国初年财政不堪重负的主要原因之一。

2.怎样解决中国农村人口爆炸问题?分田分地,即使不考虑这个过程的可怕的破坏后果,没有新的经济发展,也无法真正吸收这些过剩人口。比较可靠的办法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构筑全国市场体系,让农民融入现代经济。此外,不要忘记,华北农村,土地问题并不严重,平分土地在那里于事无补。这是连袁世凯、梁士诒也知道,海内外学者早有定论的学术问题。

友:你认为辛亥革命留给后人最重要的历史教训是什么?

袁:我想,其中最不应忘记的是两条:第一条是不要对开明专制抱不切实际的幻想。

辛亥革命后,海内外不少人把维护中国统一和稳定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梁启超也处心积虑想把袁世凯往开明专制的路上引。不能说袁世凯脑子里没有新思想,晚清和民初的新政就是证明。从这个意义上说,袁世凯实行的是开明政策;他是实行开明专制的典型。但从制度层面去界定,民主与专制无法混同;开明专制的实质是专制。不能以有没有会议制度作为是否开明的标志。即使是大清帝国的皇帝要下一道“上谕(圣旨)”,也要先经军机处讨论,拟好稿子,再呈送皇帝圈定;最重大的问题还要开规模颇大的御前会议讨论。以袁世凯来说,废了国务院和国会后,大事仍然要经过政事堂和参政会讨论;但最后决定权在他手上,接纳意见与否,全凭他的决断。

友:这样的开明专制不是也有一些作用吗?

袁:作为一个强人,他确实稳定过局势,使贤任能,推动了经济发展。可是,有过英明决策的领袖,也可能作出匪夷所思的荒唐举措。不受民主制度约束的权力是非常危险的。徐世昌说过一句话:“项城一生走稳着,独帝制一幕趋于险着,此余之不解者。”[47]其实,任何强者都有弱点,独断独行,没有制度约束,特别是失去反对力量的监督和制约,任何个人或团体总有一天要出错;这就是开明专制的危险所在。20世纪中国煽动个人崇拜的歪风从未止息;带来的灾祸确实罄竹难书。这样的愚民术居然还有市场,这是中国人的耻辱。

友:历史的进程是合力;恐怕怪不了那一个人。

袁:这涉及另一个不应忘记的教训:正视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因素,摆脱民族情绪羁绊,不要听信“文化侵略”、“文化殖民”、“中国可以说不”之类的蛊惑,建立自由交流、自由讨论的文化更新机制。

重温民国史,我的感受可以概括为四个字:在劫难逃。那些历史人物,说到底是各式各样的历史符号,是环境和个性凝聚成的符号。环境无非是传统和现实的网络。东方各国社会转型的首要条件是摆脱传统的重负,吸收外来先进文化。仔细想想,袁世凯、孙中山、梁启超那一个不是因袭传统太多而失败的?他们的失败不过是摆脱中国文化负面因素所付出的代价。这不是说个人的选择毫无意义。环境与个性因素孰轻孰重?不必在鳮生旦、旦生鳮的迷宫中打转。可以肯定的是:个人的行为方式,无法逃脱文化的羁绊。多从这个角度考虑,也许可以避免以痛骂某人为满足,而更多注意个人言行后面的历史教训。

如果这个说法有点道理的话,那些把中国现代化受阻归罪没有认同传统的说法就纯属过慮了。辛亥革命的失败恰恰是传统包袱太重,而健全的文化更新体制尚未建立。

注释:

1、章士钊:<孙黄遗札密诠>(1962年),《章士钊全集》第8卷第341页,文汇出版社2000年上海。

2、 参阅拙作:<刑法的变迁与20世纪中国文化的若干问题>,《中国现代思想散论》第266—289页,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

3、 熊希龄:<在参政院发表政见的演说词>,周秋光编:《熊希龄集》第531页,湖南出版社1996年。

4、 参阅拙作:<政治策略与民初宪政的历史经验>,《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6期,北京。

5、 陈志让:《乱世奸雄袁世凯》第86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乱世奸雄”四字是翻译者加上去的。

6、 袁世凯:<大总统莅参议院之宣言>,《东方杂志》第8卷第11号,中国大事记第29页。

7、 黄远庸:《远生遗著》卷一第7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增补影印第一版,上海。

8、 张之洞:<劝学篇>,《张文襄公全集》卷203第9叶。

9、 <唐绍仪总理在参议院宣布之政见>,《东方杂志》第9卷内外时报第37页,上海1912年5月。

10、 <黎副总统为军民分治致袁总统暨各省电>,《东方杂志》第8卷第12号内外时报第24-26页。

11、 李烈钧:<致袁世凯、黎元洪及各都督等电>,《李烈钧集》第18页,中华书局1996年北京。

12、 <周止庵先生自叙年谱>,《周学熙传记汇编》第36页,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

13、 周秋光编:《熊希龄集》第539-541页。

14、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977-78页,商务印书馆1938年长沙。

15、 《东方杂志》第10卷6号中国大事记第2-4页。

16、 孙中山:<对全体国会议员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442页,中华书局1985年北京。

17、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第109—110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

18、 《东方杂志》第10卷第1号中国大事记第10页。

19、 《李烈钧集》第829、866页。

20、 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第一册第101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原书海天出版社1937年出版)。

21、 《张謇全集》第二卷第200-201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22、 黄逸平:《近代中国经济变迁》第45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23、 《张謇全集》第二卷第162页。

24、 <周止庵先生自叙年谱>,《周学熙传记汇编》第40页。

25、 参阅拙作:<政治策略和民初宪政的历史经验>,《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6期北京。

26、 <中华革命党总章>,《孙中山全集》第97页。

27、 同上第98页。

28、< 中国国民党总章>,《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第25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北京。

29、 参阅拙作:<孙文民初迷误的认识和思想根源>,其中小部分摘登在《明报月刊》2001年第10期。

30、 章太炎:<记政闻社社员大会破坏状>,《章太炎全集》(四)第375-7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31、 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第46-47页,汉生出版社1992年台北。

32、 梁漱溟:<在晋讲演笔记>,《梁漱溟全集》第4卷第673——674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

33、 丁文江 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6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34、 同上,第617页。

35、 <徐世昌谈洪宪小史>,张国淦:《北洋述闻》第77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

36、 梁启超:<大中华发刊辞>,《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第89页,中华书局1936年上海。

37、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节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22第124页,中华书局1936年上海。

38、 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13第69页。

39、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19页。

40、 同上,第675页。

41、 同上,第658页。

42、 梁启超:<中日时局与鄙人之言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32第95页。

43、 蔡元培等:<社会改良会宣言>,《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20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

44、 梁启超:<中国道德之大原>,《庸言》第一卷第2号第13页。

45、 <孔教会请愿书>,《孔教会杂志》第一卷第6号。

46、 梁启超:<进步党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第62页。

47、 <徐世昌谈洪宪小史>,张国淦:《北洋述闻》第75页。

2001年9月24日初稿
11月9日修改定稿
12月发表于《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

2002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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