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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形态的诞生


葛红兵

意志形态写作以其坚定的知识分子精英立场,以其思想上的先锋性、技术上的探索性、审美上的前卫性区别于意识形态写作的卫道、宣道,意象形态化写作的消闲与娱乐,它坚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意志,突现知识分子作为独立于体制和大众的第三种力量的独特的文化操守,展现知识分子独立的思想立场、审美趣味以及永不妥协、永不停止的探索精神,因而它代表了一个时代文化的精神品位。但是上述意志形态的诞生并不是没有前提的,之所以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当代中国不存在意志形态,就是因为当代知识分子的主体条件不具备。本文试图探讨此一问题。

知识分子应是体制和大众之外的第三种力量,但是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这个位置。结症何在?我们这个社会的文化生产以及传播的市场化不够,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文化生产者和传播者,他们一方面是传统文化的批判者、反思者,另一方面是新文化的呼唤者、建设者,他们应当是文化市场当然的生产主体,他们的位置应当在这里。知识分子,他们的批判性,使他们能当起人类总体历史的“道”,成为自觉的文化建设者。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没有把这个位置找准。他们大多以高居庙堂,成为帝师王佐为自己的目标,进入体制,作为体制的一部分说话--成了他们人生得意的标志。

这些人的老祖宗是孔子,孔子一生的绝大多数精力都花在了寻找体制、与体制结合上。他的这个目的失败了才去教书,但是实际上他教的依然是治术--他试图通过他的学生来实现他未竟的高居庙堂的理想。而后世就是将这个孔子(研究治术的人)当成了圣人,错误地将他的治术当成了“道”。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成了孔门中人,他们追随孔子,以术当道,致力于向体制某术,忘记了自己本来的使命--专业的文化批判与建设,这才是真正的“道”。从这里看庄子要好得多。《史记》上说:“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以及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庄子算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他知道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体制是污,是羁。

实际上孔子有两个。一个是疾呼“估之哉,估之哉,吾待善贾者而估”以及“吾与点也”时的孔子,这个孔子还有可爱之处,说了一些人话。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爱上这个孔子而是爱上了一个叫“圣人”的孔子。圣人孔子不过是一俱僵而不腐的尸体而已,他以述代作,却慌称述而不作,其实是借《易》、《书》、《仪》……以自重。他就这样把自己塑造成了伟人,结果是孔子以后的中国知识分子大多不敢“作”,只敢“述”。这种情况《论语》是个征兆。《论语》中包含了一个严格的等级制度,处于顶端的是孔子(全部称“子”),其次是孔门一代弟子(除曾参外其余只偶尔用“子”或干脆用姓、字或名),再次是假想的隐身的“受教者”──大众。《论语》中包含了大量的对话,但这种对话不是建立在主体平等基础上的对等交流,而是一种问答关系,其实是孔子的一元话语的独语,《论语》用得最多的句段就是“子曰:……”式的独语,独语使子路、公西华、冉有等成为问道者(前文我们已经指出其实是问术),降而为释解者,再降而为传道者(其实是传术),在《论语》构架中,只存在三种角色,一种是独语者,拥有无可置疑的权威,一种是问术者,位居于话语的边缘,但他们可以通过解释独语者的话语而进入次中心,第三是沉默的听者,对于《论语》体系来说,这种人是没有必要出席的,因为他们只是圣人思想的接受者,无权质疑圣人的思想,因而也无权参与元话语的建构,他们在《论语》之外背诵《论语》就行了。《论语》是一本伪“对话”书,实际上是一本孔子个人语录。

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文化生产的方式大多是显性的或者隐性的《论语》式结构,要么直接传述圣人语录,要么间接传述圣人语录。中国知识分子就这样用几千年时间成全了一个圣人孔子--中国最大的独语者,而消灭了自己。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对于中国传统来说最典型的话语文本是语录。在语录体文本中只有一个话语中心,话语权力集中在独语者手中,独语者的话语专制成为其世俗权力专制的一个重要基础。这样的社会只有一种话语,一个声音,其他人都只能是听众(话语容器)或传声筒(话语解释者)。文革期间毛泽东语录、鲁迅语录的出版就是如此。

当然传统中国知识分子中也有不为体制所用的异禀,如籍康、阮嵇、李渔者,但是不成气候。多的,还是那种以治圣人语录为业的尸虫,他们的理想和孔子一样,那就是得到体制的赏识,进入体制,成为官方正统。这些尸虫的核心恐惧是人微言轻,所以他们争道统,争着成为“正道”,所以他们总是借圣人说话,想想康有为为什么弄出个《孔子改制考》来?解放以后为什么那么多知识分子对语录本顶礼膜拜?他们至今还在认真地学“圣人”讲话,又为的是什么?经常地习惯性地靠圣人语录说话,借用圣人语录,拉大旗做虎皮,渐渐地他们自己就不会说话了,甚至有一天他们以为圣人的话就是他们自己想说的话,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

但这还是表面。这里真正的悲剧是中国知识分子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说话。向着体制说话,在体制中说话当然要说体制允许的、体制喜欢的,当然就要小心翼翼,在说话前为了说好话当然就要学习体制指定的“圣人”语录了,然后说一些注解的话或者模仿的话。传统中国知识分子说话大多颤颤巍巍,因为他们说话的地方是朝堂,他们跪在皇上的面前,低着头,耸着肩。显然这不是什么自由说话的地方,跪着说话实在太残酷,说得好听还可以,说得不中听,掉了脑袋更是满门不幸。

现在知识分子似乎多了一个说话的地方,那就是藏身在大众中以大众的身份说话。但是向大众抛媚眼,搔首弄姿不是知识分子的正途,知识分子将自己降到大众的水平,以大众的乐为乐的标准,以大众的欢为欢的极致,想一想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我曾见到某年长学者被请到电视直播节目中,他先是被要求玩一种绑腿踩气球的游戏,接着被要求用扇子扇一只毛绒娃娃,然后他又被领到一台磅秤上和一个小姐比了一下体重以证明那位小姐减肥成功,最后他被要求对今天的活动发表讲话,他说:“今天我很高兴。”这样的场合一个知识分子能做什么呢?他不如一个歌星、一个影星、一个球星……,在制造大众口味方面知识分子远远不是媒体明星的对手。

那么,哪里是知识分子说话的地方?

知识分子真正能说话的地方是文化市场。因此必须构筑一个真正的独立的文化市场,只有这样才能养育真正的知识分子。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文化市场的不健全,其中有过多的非市场因素。例如,知识分子身份的国家所有制,这样,知识分子都被国家包养了起来,他们无法在文化市场上自由地流动,作为文化市场中的劳动力要素,无法和文化生产资料有机地自由地结合。事实是作为文化生产真正的主体,他们却被剥夺了文化生产的资料,例如书刊号,书刊号是文化生产中的无成本资源,从数学理论上说书刊号是无限的,但是现在书刊号却被以计划下拨的方式平均地分配给了出版社等“单位”,经过这些“单位”转手,书刊号成了一种垄断资源。它们对于真正的文化生产主体却反而是封闭的(关于这一点我已经在题名为《知识分子分化与文化资源配置》的系列论文中作了说明,读者可以参见《求是学刊》1997年第1期、《花城》1998年第3期)。文化劳动力不能和文化生产资料通过市场自由结合,他们和文化生产资料之间隔着种种人为设置的环节,一种非市场的因素在不合理地阻隔着文化劳动力和文化生产资料的合理流动,使他们无法按照文化市场的要求进行自由的配置。

我非常赞成钱理群先生的一个观点,现代知识分子的诞生以及命运和现代出版业的诞生密不可分。可以这样说,现代知识分子是现代出版业的产物。陈思和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是先有了现代出版事业,才会有波澜壮阔的现代文学和文学思潮。”也是这个意思。戊戌变法失败,张元济逃到上海创办商务印书馆,是一个象征,就象它的名字一样,它意味着从此印书和商务结合了起来,出版成了一项市场化的文化生产行为,它将文化生产纳入到市场轨道中,用市场这根弦将文化市场的生产者(知识分子文化人)与文化市场的生产资料(书刊印刷)以及文化市场的消费(书刊发行)联系了起来。也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诞生了中国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文化市场上自由生产主体,而不是过去的帝师王佐,受体制豢养的仕。

我这里说的文化劳动力,专门指那种以狭义的文化的生产以及传承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我这里所说的文化生产资料也是指狭义的文化生产的有形条件,不是指知识分子进行文化生产时所利用的精神资源。因而我这里谈的问题不是知识分子自身的内问题,而是一个知识分子如何获得外部条件,如何理顺文化生产的生产关系的外问题。

我所找到的方法是建立文化生产的市场化机制,解除文化生产的计划体制,这其实是一个文化生产力的解放问题。

解放生产力,是一个富于时代感的口号,在这个口号的感召下,十年,甚至几年前我们不敢想象的观念、事物突然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它带来了思想的巨大解放。解放生产力,我们首先遇到的是劳动力要素以及生产资料要素的市场配置问题。

传统中国,以“语录体”为文化生产方式的时代,我们自然遇不到这个问题。因为那个时候文化生产关系是以知识分子对体制的人身依附,进而是精神猎属为特征的,文化消费也不是一项市场行为,因为它不以消费者的自觉自愿为基础,人们无权选择文化产品。

那个时候文化的生产处于体制的严格控制之中,文化产品的生产是指令性的、计划性的,文化产品的消费也是指令性的、计划性的。社会对文化产品的分配方式是指令性计划为主,他的目的是对社会群众进行文化“灌输”,思想“教育”。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看到这种文化生产方式已经不再适应时代的需要了,随着越来越多的自由撰稿人的出现,这些从事文化生产的自由劳动者对文化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提出了要求。二来,经济领域的市场化,产生的不仅仅是物质消费品市场上的自由消费主体,同时还产生了文化市场上的自由消费主体,他们不仅有进行自觉自主的文化消费的经济实力,而且有这样的愿望。文化上的计划生产已经不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

总体上说我们的报纸和杂志还不习惯于将自己的当作一种社会化的生产方式来加以对待,他们还没有将自己当作一个企业来经营,一个商家不敢在顾客面前做的事情,他们敢作,他们没有顾客的意识。他们大多数还是习惯于将读者当成受教育的对象,将自己当成灌输的工具,他们不是为他们的消费者服务的,他们对待自己的消费者的态度是有问题的,他们不是真正地站立在它们的消费者一边,他们没有真正的民间立场。让他们成为市场行为中的独立主体,让他们成为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让他们按照文化资源市场的机制来运作,有一天,它们会发现只有站在消费者的立场上讲话,代表了消费者的心声、愿望、要求,消费者才能信任它们。它们也才能生存。出版社。30万元可以注册成立一家公司,那么30万元在中国到底能不能注册成立一家出版社?出版体制的改革,只有竞争,允许社会力量办出版社才能得到彻底的改观,市场将淘汰那些质量差的出版社,到那个时候就不再需要政府为养这些出版人员而付钱了,而是相反,政府从出版企业中得到丰厚的税利收入。市场将为我们管理文化资源的配置,文化事业的发展也将因此而导入一个良性循环。

历史告诉我们生产力要素的有序流动必须由市场这只无形的巨手来操纵。现在人们对物质消费品生产、分配的市场化,人们对物质生产的要素,如劳动力、生产资料等资源的配置的市场化已经得到了共识,但是对文化市场,文化再生产的要素,如文化劳动力的市场化配置,文化生产资料的配置的市场化,文化消费品分配的市场化的认识还不足。

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的文化生产关系至少有这样一些弊端:一、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文化产品的销售的脱节。生产的不是消费者需要的,消费者需要的又不能生产。二、 文化产品生产者以及消费者权益得不到市场的保护,文化产品的版权、品牌权、文化生产者自主权,文化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等等得不到真正的落实。三、劳动力浪费。因为计划体制,文化产品单一,模式化、公式化,生产者只能按照一定的图式生产,不能发挥其思想的独创性,又因为不能多劳多得,因而绝大多数的文化产品的生产者缺乏积极性,他们被体制豢养,养尊处优,缺乏进取心。他们习惯于对体制负责,而不是对整个社会负责,对时代负责,对历史和人类的总体命运负责。

我们总是说我们缺乏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我们的文化艺术缺少天才的产品,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又清楚地看到天才在悲愤中生活,无处容身,无处说话。而这之中的根本原因不是我们的汉文化已经到了他的老年期,也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生产者智力水平有欠缺,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生产的生产关系没有理顺,文化生产力要素没有得到市场化的配置。

当然对市场的调节能力一定有人会怀疑,这种怀疑无可厚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诞生之初不是也有人对市场经济是属于社会主义还是属于资本主义的争论不休吗?市场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发展的调节能力在人们的怀疑中得到了发展,市场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调节能力也会在这些人的怀疑中得到发展,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它应当有的贡献。消费者,文化市场的受体,他们会决定一个出版社,一家报纸,一份刊物他们在市场上的命运,他们有能力这样做,因为只有他们最清楚他们所要的是什么?低级的、黄色的、粗制滥造的、反动于时代的文化产品必然会为消费者所识破,这些产品的生产者也必然会破产,它们的假知识分子面目也一定会被揭穿。

问题是我们相信不相信我们的人民,他们作为文化市场上的消费者的自觉自决自主的能力。如果我们将他们当成封建时代的臣民看待,用封建统治者那种眼光看他们为愚民、贱民,那么,我们的某些人自然就会“不放心”,免不得要为他们失去“文化牧师”、“文化哨兵”的地位而难过。如果我们将它们看成是市场经济时代的自由自觉自主的消费主体,我们就不会有这样的担心。

2003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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