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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的一种温情与敬意——读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郭晓东

一九五二年三、四月间,钱穆先生访台北,应邀作一系列演讲,以“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为题,分汉、唐、宋、明、清五代,略述各项制度的因革演变,并指陈其得失所在。后在台中养病,又应约写一部“研究中国历代政治制度”的教材,因截稿期限急迫,遂以讲稿稍加补充修改,正式以《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为题付梓成书。本书虽只择汉、唐、宋、明、清五代讲述,但如钱先生在该书前言所说,此五朝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五个朝代,大体可代表中国历史之全过程,而每一朝代中,又提要勾玄地依次讲述了政府组织、选举与考试、赋税制度、国防与兵制等方面,要言不繁,论述精僻,实不失为一部简明扼要的“中国政治制度史”,从本书的序言中可以看出,钱先生本人也颇以此自许。此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香港大学定为报考中文系的必读书,在港台地区具有相当大的社会影响。

然而本书又不同于一般为叙述而叙述的历代政治制度史教科书,作者的用意更在于通过对历代制度因革演变之叙述,来检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之得失。对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如何评价,东西方文化的优劣得失,是近代以来知识分子所共同关注的一大问题。在前近代,这本不足为一问题。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一代学人面对着两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一切原本不足成为问题的问题遂成为最为紧迫的问题。与此时代潮流相应,国人在对国史的研究中,往往或明或暗地有一西方史的模式作参照系,钱门高足余英时先生言,如果这种比较演变为一方是进化的高级阶段(西方),另一方停留在较低层次(中国),许多历史和文化的歪曲便随之发生。(余英时:《一生为故国招魂》,载《钱穆与中国文化》,第22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而事实上也正是如此。钱先生说:“近代的中国人,只因我们一时科学落后,遂误以为中国以往历史上一切文物制度全都落后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32页,三联书店,2001)这一点在对待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看法上表现得更为明显。于是,有梁任公所谓“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等著名的论断;于是,中国传统之一切政治与历史皆以“专制黑暗”一语而被抹杀。此种种对待本国历史的态度,无疑是过为偏激的,甚至发展成为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钱先生在《国史大纲》的引论之中,就已对之提出批评,整部《国史大纲》也无不或隐或显地在为“中国传统之政治与历史皆专制与黑暗”这一二十世纪以来颇为流行的观点而极力辩诬。但《国史大纲》毕竟是一部纲要性的通史,不可能专讲政治制度,而要为传统政治辩诬,还需正面讲明中国历史中的政治与制度到底是怎么回事,故按钱先生的说法,他在很早以前,“就想写一部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序)

论衡历史得失,不免要涉及到一个评价态度问题。在《国史大纲》的卷首开篇,钱先生首先对读者提出的就是几条阅读该书的基本信念,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求读者要对本国历史持一种“温情的敬意”的态度,而非“对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这几句话对于理解钱穆先生为人为学都极重要,它既体现了作者对读者的一片苦心,同时也可说是钱先生夫子自况之语。在钱氏所著史书当中,无不表现出对中国历史、对传统文化的脉脉温情与深深敬意,这一精神亦至始至终贯穿于《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之中。但我们要注意的是,这种“温情与敬意”的态度,并不是一种复古主义者的感情用事,而是“会通与此制度相关的一切事实来研究”,(《中国历史研究法》),第33页)从客观的史实出发,力图还历史以真相,比如钱先生在本书中分析说,君权与相权的分设,政府对皇室的制衡,足以证明传统政治体制并非出于一二人之私心,不可以专制黑暗四字抹杀,但明清两代确实又出现相权日益收紧,皇权极力膨胀的现象,特别是清代,钱先生承认确实是专制黑暗,但钱氏同时指出,清代政权只是出于一“部落政权”之私心,不足以代表汉唐以来中国传统政治之大趋势,不可因清代之专制,便误以为传统的政治制度便是如此。因此,钱氏以为,对历史的评价,不能只从个人所属的时代出发,不能只凭自己时代的判断来吞灭历史的判断。值得重视的是,在本书的前言中,作者从理论的高度明确地区分了“历史意见”与“时代意见”这一对范畴。所谓“历史意见”,指的是一项制度实施之时代的人们由切身感受所发出的意见,而“时代意见”则是指后人单凭其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历史上已往的各项制度。(前言,第6页)钱氏尤其指出,我们在研究历史上任何一项制度时,都应该注意到每一制度之背后当时人的观念与理论,没有一项制度能够凭空而产生出来的。(第23页)这种制度背后当时人的观念与理论,在我们今天看来,或已成为一种“历史意见”,但对当时人来说,无疑是代表着他们时代精神的“时代意见”。唯有代表着当时的“时代意见”,它才有存在的合理性,才能历数百年乃至上千年而不变,才能真正成为一种“历史意见”。故钱先生认为,“时代意见”与“历史意见”二者应该是精义相通的。(前言,第7页)如果说一个人在评价历史而又不知这种“历史意见”,那是他的无知;若其明知“历史意见”为何而又以自己的“时代意见”来肆意吞没“历史意见”,那就是狂妄,是数典忘祖。毫无疑问,对于历史研究来说,这两种情况都是要不得的。

综观全书,无论是讨论政府组织中的君权与相权关系,还是论选举与考试制度的因革,钱先生最为殷勤致意的,还是力图证明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并非漆黑一团,在这本不足二百页的小册子里,从一开始的“序言”到结尾的“总论”,反反复复在批驳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专制黑暗”论,着墨之处多达十余处,殷殷之情,溢于言表。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钱先生在本书中并不仅仅是在发怀古之幽情,在为传统政治文化极力辩诬的同时,钱先生表现出来的仍然是史家的冷静与理智,对传统政治的不足之处,同样了然于胸,诸如对于皇权逐步上升,政府权力日益下降等情形,钱先生就认为是中国政治传统中的一大毛病。当然,无论是论得还是论失,作者的意图更多地是要借此使人们认清中国传统政治之大趋势,以及其内在之根本意向,以期返本而开新。钱先生以为,若认不清传统中国政治之大趋势,从而对传统政治持排斥与不满的态度,就会影响到对全部历史传统文化的不满,但若全部传统文化被推翻,一般人对其国家以往传统之一种共尊共信之心也就丧失了。但政治之稳定,制度之成立,实依赖这一社会共尊共信的心理力量。(《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168-169页)由此亦可看出,钱先生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并不是盲目地崇信,实是一种理性抉择的结果,传统文化是不能被打倒的,它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根本所在,根本不立,则所谓开新亦无从可言,皮之不存,毛将附焉。但立本并非守旧,立本只是为开新筑基。历史毕竟不可能倒退,在新的时代潮流下,只能与时俱进,钱先生坦言:“我们现在将如何酌采西方的新潮流,如何拿自己以前的旧经验,来替自己打开一出路,来创新法,运新才,这当然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177页)可以说,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都在作这一努力,而在“与国际接轨”成为一时尚话语的今天,情形更是如此。与此成鲜明对比的是,国人在对待文化传统,在看待我们的历史时,大多数人却依然对之采取拦腰截断的态度,或弃之如敝履,或躲之唯不及,然没有历史,何有民族?钱先生说:“我们实无此能力来把自己腰斩了还能生存。”(《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36页)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恐怕我们还是得多想想钱穆,对古人少一点苛求,对历史多一点微笑。

(原载《读书》2003年第10期)

2004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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