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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治学的态度和方法——答姜广辉教授

 

高正

1998年5月,文物出版社出版了《郭店楚墓竹简》一书,引起了学术界很大的兴趣。此后,姜广辉教授提出了郭店一号楚墓的墓主是陈良的学术观点(见《中国哲学》第二十辑);我则在1999年7月2日《光明日报》的《史林》专栏发表《论屈原与郭店楚墓竹书的关系》一文,作出了墓主可能是屈原的推论。我指出,陈良不是楚国贵族,不大可能葬入楚贵族墓地。

2000年5月28日,“简帛研究”网站发表了姜广辉教授的《郭店楚简儒家文献研究的参考坐标》一文。我觉得,学术研究要讲“实事求是”,不应搞什么“参考坐标”,更不应自己硬来充当别人的“参考坐标”。恰巧发现《参考坐标》文中的鲁穆公即位之年的问题,便指了出来,并在2000年5月27日发邮件给“简帛研究”网主,希望能进一步辩论清楚。当时我认为,即使姜广辉教授是沿袭了钱穆先生六十五年前出版的《先秦诸子系年》中的学术观点,也不应归咎于钱穆先生,而只能说是由于姜广辉教授的疏忽导致取舍失当。上世纪90年代,在我开始撰写《诸子百家研究》时,曾经对照着研读了几种海内外新旧不同版本的《先秦诸子系年》,发现其中确实有的观点在立论和论证方法上有缺陷(如认为鲁穆公元年为公元前415年),而有的则已被后来地下出土文物证明有误(如认为《老子》一书成于战国后期)。学术事业本来就是不断发展的,钱穆先生对于学术事业曾作出过的贡献,当然并不会因此而受到否定。所以,当时我在给“简帛研究”网主的邮件中仅指出了姜广辉教授的疏忽,而没有牵涉到钱穆先生。姜广辉教授断言我那时未读过《先秦诸子系年》,虽不免主观武断了一点 ,但反倒使我想起古人说过的一句话:“尽信书不如无书!”

2000年6月28日“简帛研究”网站发了梁涛博士的《历史年代真的错了吗?》一文。我回了一篇《这种“治学方法”要不得!》,“简帛研究”网主阅后建议不要发了,所以,“简帛研究”网站上没有我这篇文章。此文2000年7月3日在“国学”网站的“学术争鸣”专栏,与梁涛博士的《历史年代真的错了吗?——与高正先生商榷》、姜广辉教授的《郭店楚简儒家文献研究的参考坐标》一道发了出来。当时黄宣民先生还在世,我曾请他看过,并讨论过这个问题。姜广辉教授、梁涛博士二位也一直未有回应。

2002年11月26日在“孔子2000” 网站发的《“鲁穆公元年”问题考辨》一文,其实就是《这种“治学方法”要不得!》一文的核心部分,只是因为《这种“治学方法”要不得!》在网上已难找到,而梁涛博士的《历史年代真的错了吗?——与高正先生商榷》,仍每天高挂在影响很大的“简帛研究”网站,很易混淆视听,广大读者难以知道我的学术观点。我迫于无奈,才用此下策,将《这种“治学方法”要不得!》一文的核心部分取出,冠以《“鲁穆公元年”问题考辨》的题目,重发了一下。岂料这一次竟能引出姜广辉教授迟到的愤怒,并且贡献出这篇题为《高正先生的治学态度与治学方法》的不算太短的文字,且能极尽强词夺理、歪曲挖苦之能事,也算是有了一大收获了!不过,请姜广辉教授放心,我并不是要故意与二位为难,所探讨的学术问题也不至于对二位有什么损害,此亦纯属不得已而为之耳。

但令我觉得难以理解的是:姜广辉教授明明是依据传说,妄改了《史记·鲁周公世家》中的年代,为什么却还要说是依据的《史记·鲁周公世家》?本来《史记·六国年表》和《史记·鲁周公世家》中关于鲁穆公元年的记载基本吻合(相差只有一年),而姜广辉教授却要依据传说中不甚可靠的“一本”,费老大的劲,又是改字,又是怎么折腾,把史书中的年代改得面目全非。还要振振有词,说什么别人不懂。盲目运用可靠性远比史籍本身更差的传说材料,来妄改史书,如此下去,我中华文明史可就越改越糊涂了!这“小儿科”,虽被姜广辉教授认为“不是学问”,可却是做学问不可缺少的基础。“小儿科”尚出问题,你那一套“大学问”还有谁敢领教呢?“当仁不让于师”,恕我直言,望姜广辉教授切勿见怪!

姜广辉教授问我在哪儿学的历史,这我可以相告。我是在北京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所学习的。我的老师是曾经参与点校中华书局本二十四史中《隋书》的阴法鲁教授,我是他的硕士研究生;尽管他不是“博导”,去世后既没有登报、也没有追悼会,可他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确实要比某些伪劣“博导”强一千倍。我的其他老师中,给我讲古文字学课的是曾经参与整理《郭店楚墓竹简》的裘锡圭教授。给我讲古文献学课的是《全宋诗》的主编之一孙钦善教授。给我讲《楚辞》课的是金开诚教授。给我讲《老庄哲学》课的是当时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的陈鼓应教授。在中国哲学研究的事业上给我有力支持的是张岱年教授,他是我的忘年知音。他们都是我的良师益友,是我学业和人生的楷模。

我还有一个朋友,他是侯外庐先生的助手黄宣民教授,曾经担任过我的专业业务担保人;2001年春天,他不幸在北京医院去世了。我还有一个朋友,那就是你姜广辉教授,记得有一次在爱智山庄召开学术会议时,我们还聊过学术问题呢!我当时对你是很敬佩的。

最后,我要告诉你一个惊人的秘密:我在《这种“治学方法”要不得!》一文中所抨击的“当今的所谓专家教授”,可并不一定是指你!

不得已而写了以上文字。“曲有误,周郎顾。”我以上这一曲,未知有误否?若有误,那就算是我“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了!

2002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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