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杨子彬先生[1]
 

鞠曦

惊悉杨子彬先生逝世的噩耗,[2]悲痛之情,难以言表。 杨子彬先生的音容笑貌,时而浮在眼前,师长风范,永存心中。哲人逝去,其学犹在;赤子之逝,复兴儒学及中国文化之大业,失一巨擎!悲乎!天丧赤子而损于中国文化复兴大业者,可以知矣!

杨子彬先生的最后几天,是在所有止疼药均无效用,因此是在忍受剧烈的癌痛中渡过的;而最后的二十几分钟,虽然已经没有脉博、没有血压,但仍在坚强地呼吸,生命不止,──这是多么惊人的意志!他是在与生命作最后的抗争,因为他还有未竟的事业,他要完成自己的使命,他要为儒学及中国文化的复兴去工作,去拼博,这是他只所以长期患难而存活下来的生命动力;他之所以身患重病还在为中华民族的自强自立而大声疾呼,是因为他身上跳动着一颗火热的赤子之心。

杨子彬先生因患胃癌,于去年进行了手术。根据病理实验报告,医生说,这种癌细胞,属于中度癌毒细胞,其生成潜伏期,最少要在二十年以上。这就是说,在杨子彬先生身上生成癌细胞,正是他那“欲哭无泪、欲诉无言”、“被戴上右派帽子”“22年的岁月蹉跎”时期[3]。“无休止的劳动、无休止的折磨, 使杨子彬似一永动的机器。然而,人世间没有永动的机器。杨子彬随时都可能倒下去”。“杨子彬每月领21元生活费。场里按定量卖给他的那一份口粮常不够吃。为了节省一点钱,他偷偷买附近农民的玉米面、麸皮掺在面粉里镇饱肚子”。“杨子彬长年累月干着敦煌良种场最重的活,忍受着一次次的毒打,忍受着大人娃娃的恶语秽言”,“他有时还吃着牲畜的饲料麸皮。牲畜还有歇套、吃草、喝水的时候,还有人照顾。而他,没有人照顾他,冰锅冷灶,挨打受骂,劳动不止。他不如良种场的一头牲口。”[4]正是这非人的生存境遇,严重摧残了他的身体。从那时开始, 杨子彬先生时而胃部不舒,但都被他坚强的意志所坚挺过去。直到去年,在疼痛难忍的病势中,才在家人的劝说下,到医院检查,这才发现是胃癌晚期并发腹腔转移了。术后,他一直坚持放射线化疗,而身体却日见衰微。可是,即使身体在这样百般疲衰、备受病痛折磨的情况下,他还是于今年8月参加了昆明的一个儒学研讨会, 以自己的生命,为复兴儒学及中国文化,作出了最后一博。“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正是杨子彬先生赤子之心的光辉映照。

我和杨子彬先生仅有的一次晤面,是在1999年8月在兰州召开的“21 世纪儒学儒教与儒商研讨会”期间。杨子彬先生的厚重长者之风、一代真儒之情深深的感染着我。会间,我们对复兴儒学、复兴中国文化的许多问题进行了学术交流,交换了意见,在一些基本问题上达到了共识,由此对杨子彬先生的学术思想品格和高远的人生境界,有了深入的理解,这些是我那次会议的最大收获。四天的时间,可谓暂短,但杨先生的音容笑貌却再也不能忘怀。我时常想,一定能再有机会见到杨子彬先生,向他请教学术问题。万万没有想到,那1998年的8 月是仅有的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这是不能接受的事实,而这不能接受的却成为我永远不能忘却的纪念。

我开始知道杨子彬先生,是在学术文献上。是由于他在1992年6 月在四川德阳召开的“儒学及其现代意义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上举起了“大陆新儒学”的大旗,由于我其时正研究孔子儒学,因此,被称为“保守主义”思潮的杨子彬先生的学术思想自然进入了我的视野[5]。我和杨子彬先生最初建立联系,是在1998年初, 在收到我投给他主编的《国学论衡》的稿件之后,他写来了亲笔信。从那时开始了我们的书信来往,并成了忘年之交,我从那时开始深入理解他的儒学思想。使我收获最大的是,1998初,杨子彬先生决定出版自己的“儒学研究文集”,他把整理编辑的任务交给了我,这使我能够系统全面的理解他的儒学思想。限于种种原因,杨子彬先生的“儒学研究文集”到现在未能出版。不能亲眼见到自己的“文集”出版,竟成为他终生的遗憾。学人逝去,思想却不能湮灭,他反映的是这个时代的理性进路,因此,出版“杨子彬儒学研究文集”,是我们必须完成的任务。

翻阅杨子彬先生留下的这些文稿,字里行间闪跃着的睿智,为我们的哲学反思展现了广阔的思想空间。回忆杨子彬先生的坎坷一生,怎能不使人动情,在被打成右派的艰难岁月里,念念不忘国家民族的兴衰,书以十万言,要求党和国家改正错误,意在挽回国家民族之危难,几乎又被打成反革命。“ 在敦煌县良种场, 一些人可以通过劳动来惩罚他,可以通过批斗来屈辱他,可以通过毒打来摧残他,但杨子彬思想的权利和自由却无法剥夺。无论夜深人静、无论在默默劳作的田间、无论缓缓行进在地头小路上,他都在思考”。[6] “他在思考为什么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成了谁也批评不得的神?他在思考一个人的片言只语为什么能决定十亿人的命运、决定一个十亿人口大国的命运?? 他在思考自己的祖国为什么二十多年来政治运动不止,动乱不止?他在思考祖国的十亿老百姓为什么万马弃喑,没有一点掌握自己命运的民主权利?他在思考为什么建国二十多年之后, 老百姓还过着缺吃少穿的穷日子”?[7]“经过不知多少个冥思苦想的日日夜夜,杨子彬达到了人生无私、无畏、无我的最高境界。1973年8月,他给毛泽东主席、 周恩来总理及中国共产党中央上十万字的意见书。他的意见书直言国事,冲破当时中国十亿人的思想禁区,思想桎梏”。“从1957年到1978年的22年的不断折腾,杨子彬回首中华民族和自己遭受的苦难,痛苦地看到正像马克思说的‘自以为借助革命加速了自己的前进运动的整个民族,忽然发现自己被拖回到一个早已死灭的时代’,噩梦醒来,‘还是那个小泥舍,还是那个破旧的木盆’,中华民族已到了经济崩溃、濒临被开除球籍的边缘。在哲学已误人歧途,从改造世界的武器沦为注释领袖的片言只语的经院哲学时,杨子彬作为曾从事哲学研究工作的被监督劳动的‘右派分子’,仍坚持对马列主义、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对党笃信不移。在祖国和人民危难时,他没有明哲保身,没有冷漠、没有心死,从1973年8月到1976年10月,连续5次向毛主席、周总理及党中央上意见书。饱受苦难的杨子彬何尝不知在那个时代建言国事,针砭时弊、抨击时政的后果,远的不说,张志新的下场难道不是前车之鉴吗?但一种为党为民负责的情怀却如惊涛拍岸,总驱使他愈摧愈奋,一往无前”。[8]

杨子彬先生生命可以不要,却不可能不坚持真理。结束了“20多年炼狱般的‘监督劳动改造’的苦难历程”[7], 因此丧失了人生最宝贵的二十二年青春年华之后,杨子彬先生重返学界,然而,这时他已经从自身的经历中,以对社会和人性的深刻体验,悟知复兴儒学、复兴中国文化的重要意义。因此,他于教书育人的同时,深入研究中国文化,对孔子思想“豁然贯通,形成系统的观点,自行摸进了儒学的大门”。他说:“我期待学界前辈或成名学者揭举大陆儒学的旗帜,白等了好几年。‘蜀中无大将,瘳化作先锋’,我只得在‘天下有道,丘不与易’的精神指引下,冒天下之大不韪,92年6月在德阳‘儒学及其现代意义国际学术研讨会’上, 冲破阻挠和压制,揭举大陆儒学的旗帜。”[8] 杨子彬先生认为:“孔子在发现‘人’的基础上,完整的把握了人的本质和社会实际,并揭示了它们的规律;创立了以‘仁’为核心,包括忠恕之道的价值观,和‘允执其中’的中庸之道的方法论的完整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为恰当当地处理人际、社会关系,以及人和自然的关系,奠定了坚实、科学的理论基础。为促进历史沿着最佳途径发展设计出从小康到大同的理想方案,并以其一生的实践作出行义弘道的榜样。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或如贺麟先生所说:‘西哲东哲,心同理同。’它虽创立于中国的宗法社会,但适用于全人类,具有人类意识和永恒价值。终于被人类认同的根本原因即在于此。它不仅解答了春秋时期社会应如何转变的问题,而且从根本上解决了人类发展这个永恒的课题。试问,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从日常生活到一切族际、国际矛盾和冲突,哪一件不能用忠恕之道和中庸之道,从根本上一劳永逸地解决呢!随着历史的发展,物质和文化水平越高,人的本质和社会实际揭示的越深刻,人们就越接近,也越容易认同孔子思想。”[9]上论表明,杨子彬先生是以“仁”为孔子儒学的核心, 以“忠恕之道和中庸之道”为“价值观”和“方法论”,用以解决“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因此他认为孔子儒学是“完整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显然,杨子彬先生的儒学思想是充分吸收先哲的合理思想,以现代学术理路推定孔子的思想体系,用以解决人类社会、人和自然的矛盾,由此表明,其儒学思想是坚实和科学的理论形式。

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10]只要我们在杨子彬先生的人生实践中、而不是在纯粹的理论思辨中领会其儒学思想,就会发现,他的儒学思想是由“生命经验”的“心路”历程所发煌。我们看到,一个怀有赤子之心的风华正茂的青年学子,师从著名的哲学家,毕业于北京大学这所东亚名校,又分配在中国的最高科研机构──中国科学院,其报国之情,鸿鹄之志可想而知。对党和国家的无限信任,使他的赤子之心,在人生的实践中不断展现。可惜他的赤子之心面对的却是人为的极其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对残绝人寰的人性之恶。所以,杨子彬先生从开始踏入社会,就掉进了“阴谋”和“阳谋”组成的陷井;赤子之心使他在陷井中抗争、为中国的前途命运而思索。他之所以抗争,是相信党和国家,是对中华民族的前途抱有希望。可是,他的抗争和思索换来的却是更深重的身心摧残。然而,赤子之心使他不能倒下,这使他从更深刻的理性向度对所有问题进行思索,从社会存在最本质的人性问题去思考问题的来龙去脉,最终在孔子儒学的基本学理中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理性进路,从而服膺儒学。而一但服膺儒学,还是他的那颗赤子之心,开始为复兴儒学、复兴中国文化而疾呼,而拼博。所以,杨子彬儒学思想的“心路”表明,由于孔子儒学是对人性的本质性发见,是解决人性基本问题的理论建构,因此是从基本性上解决人的存在问题、人与社会问题及人与自然问题。这就是说,对人性的社会性再到自然性的哲学反思,在杨子彬先生的“心路”中呈现出一条非常清晰的思想理路,由于人是主体性的基点,因此,人性是基本的存在,只有在规范的人性中,才能扬弃人的动物属性,人才为人,才能以此为基础,使人的存在向自在性、自由性发展,从而使人的存在从自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离开了人性这个主体论基础,人的一切都将无序化,甚至自食恶果,走向灭亡。所以,一但发现真谛,杨子彬先生的赤子之心就外化为“天下有道,丘不与易”的理性精神,从而举起了“大陆新儒学”的学术旗帜,开始了他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继往圣之绝学,开万世之太平”的宏图伟业。这是他把复兴儒学、复兴中国文化作为生命路向的新展现,从而使我们见到了作为大陆新儒家的杨子彬先生。

所以,杨子彬先生的儒学“心路”,为我们在现代复兴孔子儒学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思想参照系。这就是说,之所以要复兴孔子儒学,杨子彬先生从“心路”到“学理”为我们证明的是,由人性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所决定,只要人类存在,就需要用儒学的范式规导人性。我曾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回答一位年轻学者关于复兴孔子儒学的提问,他的问题是:社会发展了,科技进步了,人们认识主观和客观世界的水平已不可与孔子的时代同日而语,难道真有必要复兴这个产生于落后的奴隶经济时代的孔子儒学吗?我在二个方面回答了这个问题。首先,从历史的角度讲,虽然社会发展了,科技进步了,人们认识主观和客观世界的水平在不断提高,然而,人们认识主观和客观世界的水平还不能足以完全脱离他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而社会属性又必须限定于自然属性时,人们的行为就需要道德规范,而孔子儒学正是对道德规范的正确建构,所以,只要人类存在,就需要孔子儒学作为道德规范,无论社会怎样发展,孔子儒学也是适用的;简而言之,无论社会怎样发展,只要人还是由父母所生并将为人父母,就需要孔子儒学;除非人不是由父母所生──就象孙悟空那样,则不需要孔子儒学,但却同样需要规范,那就是给孙悟空时不时的念一念“金箍咒”;人性的放纵,将是动物属性的还原,那是非常可怕的,“人是兽时不如兽”,人如果还原为“兽性”,理性化了的“兽性”对人类社会的危害将极其残酷,在这方面并不需要更多的例证。其次,从逻辑的角度讲,虽然社会发展了,科技进步了,人们认识主观和客观世界的水平在不断提高,然而,这种“进步”和“提高”的理论内涵和思想方法是我们接受和运用西方的概念范畴,而西方的哲学和科学理性既然到现在也无法超越康德对道德的先验性论证,──道德是一个无法证明的前提,所以,道德仍然是人之所以为人而必须遵守的前提。而对于中国人而言,由文化属性所决定,孔子儒学不但是超越西方的道德形式,而且是超越西方的哲学建构,因此,复兴儒学不是简单的照抄照搬,而是以现代学术进路和理性形式的古为今用,“复兴”是对孔子儒学的哲学性和科学性的外化并形成现代的理性架构;“复兴”意味着不但要让现代的中国人重新把孔子儒学作为思想理论资源,而且要让西方语境的人们也能自在的运用孔子儒学;显然,“复兴”是对孔子儒学的形式化和逻辑化的理论建构。我认为,杨子彬先生的儒学“心路”,则是在其“生命经验”上对复兴儒学的必要性回答了上述问题。

显然,杨子彬先生的“生命经验”表明,当时代的意识形态在破坏传统积淀的道德意识,使赤子之心面对失去了道德制约的“群氓”时,主流社会实质上就是“人是兽时不如兽”的存在状态,社会主体就必然是群体性的无道德意识,从而出现“不如兽”行为方式,也就必然产生对社会最大程度的危害,并于其中恶性循环。我们不但从杨子彬先生的“生命经验”中看到这种危害,而且从顾准、张志新等人的“生命经验”中看到这种危害──这是一种普遍性的危害。因此,杨子彬先生的“生命经验”具有普遍性意义。所以,以“群体无道德”作为问题形式反思我们曾经有过的那段历史,“解蔽”意识形态下的“群体无道德”问题,就不应该仅仅由意识形态承担其历史责任,应承担责任的是整个中华民族,因为是中华民族共同写出了那段足以使千秋万代引以为耻和引以为戒的历史。所以,使中华民族重新成为有道德的民族,只能在孔子儒学中寻求理论资源。我们从杨子彬先生的“心路”和儒学思想理路中,应当深入进行这方面的理论挖掘。可见,在这个意义上,杨子彬先生的“心路”和儒学思想,又是我们哲学反思的思想资源。

反思杨子彬先生的“心路”,深层的问题则是,由于孔子儒学源远流长,而且经过了三次较大的理论改造,即汉代的“独尊儒术”、宋代的“程朱理学”和现代新儒学;加之孔子弟子有“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11]之论,所以,正本清源之后才可能窥见庐山真面目的孔子儒学,是学界应当下大气力进行深入研究的问题。所以,杨子彬先生的儒学思想是否与孔子儒学一以贯之,是可以讨论的问题。然而,这不是本文要论证的问题,因为我在这里要说明的是,杨子彬先生的“心路”和儒学思想,是提供给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那个时代和正在经历的这个时代的深沉反思的参照系,这是以“生命经验”观照儒学思想的参照系,由此而映射的孔子儒学,不但是学理问题,而是“心路”观照出的“人性”问题,由此出发,我们才可能对孔子儒学的深刻意义进行全面的哲学反思,发掘其“性与天道”的思想本体,以终极关怀为价值承诺,从而使儒学形成能够贡献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的理性形式。所以我认为,从杨子彬先生的一生、从他的“生命经验”观照儒学思想,从而发见其推导孔子儒学的“心路”历程,这是他留给我们的最重要、最深刻和最宝贵的思想财富。

杨子彬先生说:“我这个人大半辈子历经磨难,饱受痛苦,但我一直在思想,忧国忧民的匹夫之责始终没有忘记。为了国家,为了人民,我舍身取义,杀身成仁,在所不惜。如果我停止了思想,我的生命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12]杨子彬先生去了,那颗赤子之心永远停止了跳动;他虽然停止了思想,但他的生命却获得了自在的意义,他把那未竟的事业留给了我们。“路漫漫兮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们将沿着杨子彬先生铸下的思想轨迹,把复兴儒学、复兴中国文化的千秋大业推向前进,为人类的进步而求索,而奋斗,这将是对杨子彬先生的永恒纪念。

注 释

[1] 杨子彬先生是兰州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甘肃传统文化研究会会长, 中华孔子学会常务理事,《国学论衡》主编,“孔子与二十一世纪学术网站”学术顾问。

[2] 2001年12月19日上午, 我接到朱琳和陈春文先生的电话, 告知杨子彬先生于2001年12月19日凌晨2点逝世。朱琳和陈春文均为杨子彬先生的学生。 朱琳先生在兰州晚报社工作,陈春文先生在兰州大学哲学系工作。

[3] 王渊:《啊,敦煌》,第452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

[4] 同[3],第440-443页。

[5] 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第523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

[6] 同[3] 第444页

[7] 同[3],第443页。

[8] 同上, 第451页。

[9] 杨子彬:《二十一世纪是儒学的世纪,华人的世纪,人类的世纪》, 载《国学论衡》232页,1998年10月第1版。

[10]  同[8],第232-233页。

[11] 《论语·子罕》

[12] 《论语·公冶长》

[13] 同[3],第455页。

2001年12月20日

2001年1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