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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令宏《中国道教史话》书评两则


道与术:文化多层论与理论的角色分析——评《中国道教史话》

复旦大学中文系 张江南

读完由孔令宏博士撰写的《中国道教史话》一书,不禁联想翩翩。这本书是最近由河北大学出版社组织出版,李振纲主编的三教史话丛书之一,其他两本是有关佛教与儒教的。近年来学术界借“传统文化热”的推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入和系统的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但从中国文化的总体构成看,学界的研究却表现出某种偏差。借用习惯的说法,中国文化由儒、道、释三个部分组成,但学界历来对儒和释表现出特殊的偏爱,对道却往往片面地理解为先秦道家,对从汉代产生,流传至今的道教心怀鄙视,认为它除了鄙俗不堪、荒诞无稽之谈和神神鬼鬼的法术之外,没有什么思想性的东西,所做研究不但少,而且多为外部的、描述性的,缺乏对道教内部的、哲学性的、思想性的系统探讨,完全无视道教作为中国本土宗教所携带的反映中国文化至深内涵的方面及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对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特别是对人的思想意识的深刻影响,鲁迅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所幸学界对此已有所觉察,一批学人已投身于这一开拓性的事业中,孔令宏博士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中国道教史话》就是他在这一领域内推出的一项开创性成果。

这本书的最大特点就是针对以往道教研究中存在的弊端,对道教作内部的、思想性的研究,发掘出道教产生、发展、衍变过程内涵的丰富而深刻的思想。作者紧紧抓住道与术这一对关键性的概念,认为术为先,道为后,以道统术,以术得道的道术关系是道家和道教思想发展演变的内在动力和逻辑,提出道教发展史由于道和术的不同组合形态表现为汉代至三国时众术并竞,魏晋南北朝时援道入术,隋至中唐时道与术结合,晚唐至北宋道与术汇集,南宋至明代中期道与术圆融,明代中叶以后循道化术,未来道教的诠道改术几个阶段,以此为线索把先秦道家、黄老道家、稷下道家、魏晋玄学、汉代之清代末年的道教发展史纳入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框架中,不再依附于政治史的结构框架,也超越了描述式的资料汇集,摸到了道教思想发展的内在脉搏,对理解道教对中国思想与文化的影响有重要意义,其价值不言而喻。更重要的是,作者通过对道教史的论述,发掘出中国哲学中体用这一对关键性范畴的又一种丰富而奇特的表现形态,不但丰富了中国思想史的内容,更对立足中国传统文化建构当代中国人的精神支柱具有重要意义,这大概是一心想融贯中西,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的孔令宏博士写这本书的更深一层含义吧。

象任何开创性的作品一样,《中国道教史话》也有一些有待商榷和改进之处,其中有一些问题具有多方面的含义,非常有趣。例如作者在书中提出一个重要论点:先秦道家与道教具有直接的关系,这表现为道和术的关系起源于道家,后成为道教思想的核心;道教的理论基础“道”来源于经过改造的道家基本思想。这里的问题一方面表现为论证不充分,尽管作者为论述这一论点化了大力气,但遗憾的是其间对如先秦方士的活动情况及方术的发展情况,对道家如何从方士之术发展而来这一关键问题言之不详,多断言而少论证,这在断言庄子与气功的关系尤其如此。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在出现这一问题背后隐含着作者对有关思想史理论问题认识的不足,具体说即对文化的多层次构成及其相互关系,话语范式、话语权力的运作与变化等问题认识不足,因此丧失了一个从进行体系描述向研究思想史话语的一般性问题跃进的机会,十分可惜。下面就此谈一谈我的看法,请孔博士指正。

造成上述论证困难的原因自然是资料的匮乏,但如果认识到在这种匮乏背后隐含着多层次的话语体系中的复杂的话语运作过程,则一方面可以从新的角度来看待史料,从以前无法利用的史料中发掘出新的意义,充实我们的论证;一方面可以转换论述方向,由此解释构成中国文化的话语所具有的多层结构和其间的复杂话语运作方式,从更深的层面理解和阐释中国文化,这里就涉及到对道和术的更深一层理解。

中国历来是由士作为文化的整理者和保存者,不言怪力乱神的传统和士本身维护的雅文化的专制性质及与方术所属的俗文化的尖锐对立使有关先秦方术活动的记载寥寥无几,要想对此进行描述十分困难。另一方面人们在社会主流文化的驱使下,自觉和不自觉地对构成我们文化的某些部分进行主流文化话语的误读,掩盖了构成民众文化生活中有形和无形的,由先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对宇宙人生的一些非主流观点及其感性化形式的本来含义,造成有关资料的进一步匮乏。前一种困难我们除了借助考古的偶然发现之外无力回天;但对后一种情况却可以借助科学的方法,对现有史料进行知识的考古学考察,从中发掘其被掩盖了的意义,充实我们的论证。

在进行知识考古学考察的过程中,有关文化的多层结构和话语的复杂运作方式就会逐渐显现出来。例如在道与术的关系中,术本身所具有的神话巫术含义与道所代表的成熟的理性文化之间的关系就十分微妙。术本身积淀的含义,一些随时间的延续而丧失和感性化,逐渐远离人们的当下记忆;一些升华为理性化的哲学思想的某些基本假设;但更多的则变成社会的无意识,支配着社会生活和社会心理的最根本方面,构成与显文化相对的隐文化。隐文化的本身原始性使它与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普通大众具有天然的亲合性,主流文化对此十分敏感,千方百计要对它进行符合自己意愿的阐释,而处于对立状态的各方也在它之上形成自己的文化,对它做出自己的阐释,对术本身含义的误读因此成为必然,而不同目的导致的误读产生的冲突就是我们进行知识考古的入口。对具体术的形态和含义演变的考察是研究和揭示话语范式转换、运作,考察社会文化不同层面之间关系的极好机会。

道教在汉代产生时先是以术为主,随后魏晋援道入术,这是道术关系中术先道后,以道统术的又一次体现,相比前一次,无论在资料或典型性上都具有更好的研究条件,而且还具有一个特别之处:这时的道与术是由分裂走向统一。在上面,道是术的理论升华,而这时道与术开始不具有直接的关系,援道入术,以道统术意味着用一种已存在的理论来改造、解释建立在隐文化和非主流文化基础上的术,道在这一过程中自身也发生变化,这一现象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充分揭示出文化的不同层次及其相互关系;二是提供了一个考察理论及其解释对象之间复杂关系及一种特殊形态的极好的例子。后者也是文化与话语构成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套书是在大文化观思想指导下策划主编的,这本书的题材也特别适合进行大文化的研究,因为道教作为本土宗教,已经融入了中国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这本书却以传统的史的观念作为写作的背景,画地为牢,局限于狭义的道教范围内,以发现、揭示道教发展史的内在规律为唯一目的,没有把道教看成大文化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揭示出道教与其他的文化组成部分的复杂关系,也放弃了道教艺术等相关的领域,因而对道教本身的变化发展与其对整体文化的影响没有能够进行更深一层的揭示,这也是出现上述问题的部分原因。这与道教研究才刚刚起步,基础较差有关,任何研究都不可能凭空而起却又全面完整,《中国道教史话》有所偏重也无可厚非。不过学术发展到今天提出了进行大文化研究的要求,我们别无选择,只有适应。大文化观背景条件下的研究不但需要大量各种层次的研究作为基础,还需要研究者具有高度的思辨能力指导下对大量、大范围具体材料进行深入分析与高度概括的能力,具有既能进行哲学高度的思辨与构造,又能做考据之类技术性活动的能力,这对任何人都是严峻的挑战。

我不是专攻道教的,对中国哲学与文化也不太熟悉,上面所说的只是在看这本书时的一点零星感受,就算有几分道理,要叫我来做也是万万不能,这大概就叫站着说话不嫌腰疼吧。

发掘道教思想 宏扬民族文化——评孔令宏的《中国道教史话》

陈天林

市场经济下的人们,满眼是丰富的物质、林立的高楼,而人们的精神却日渐贫乏。生存的危机和发展的竞争带来了精神高度紧张与信仰严重危机。由于人类生存的需要,无止境地向大自然索取,严重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这反过来又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人类竞争以及和大自然做斗争,为的是创建更文明、更富足的人类社会,然而由此导致物欲横流、工具理性泛滥,价值理性失落等严重的社会现实问题。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是解决这些问题,寻构新的人类家园的有效途径之一。

在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中,西文的科学,民主加之坚船利炮,打破了东方古老文明的平静和自诩的强大,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舶来的实用主义、存在主义、个人主义等思潮,其冲击力更甚于以往!东西文化的冲突,使我们更加真切地领悟到自己的文化传统的价值及其托慰心灵的意义。抛弃传统,割断历史,必将成为丧失本真的自我、荒鞠精神家园的漂泊者。现代人痛苦的实质,在于我们必经追求现代化,而现代化又决非是完美无缺的。用哲学的话来说,现代化是有限的世俗功利价值,而不是人生安身立命的终极理想。克服现代化的缺陷,一是有待于现代化自身的发展,同时离不开对某些传统价值的皈依。现代化的程度越高,传统文化的价值也越大。

道家、道教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家思想是道教的哲学基础,道教的道术实践思想是根据道家的哲学衍生出来的。长期以来,著眼于政治和伦理,人们有意无意地把儒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对释、道二家重视不够。在中国哲学、思想史界也如此。在释道二家中,人们对释,即中国佛教还是颇为重视的,取得的研究成果也比较多。相形之下,对道则重视不够。道包括道家和道教两部分。这其中,人们对道家也很关注,但往往不自觉地把先秦老庄思想作为道家思想的全部,而忽视了黄老道家、稷下道家、魏晋玄学等有内在紧密联系的道家思想的发展阶段。至于道教,应该说是最近几年才进入哲学和思想史研究者的视野的,研究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但人们对道教的知识还只停留在零散的阶段,这对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中的精神支柱作用是有害的。孔令宏博士(后)的《中国道教史话》(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出版)是最近出现的一部道教思想史的通史著作。该书看似一部通俗读物,但进入正文后就会发现,它实际上是一部体例、文风都很严肃的一部纯学术的著作。《中国道教史话》一书传达给我们的是一个完整的关于道教发展的过程,它用历史追溯和详实的资料阐明了道教的产生与发展,以及在社会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对道教未来的发展道路也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作者从唯物主义发展的眼光,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原理出发,详尽地论述了道教的渊源,对道与术的结合和各个发展阶段,以及各历史时期的代表人物、各个流派、各种理论以及社会价值都有详细的论述,并提出了精辟的见解和认识。这是一部颇具拓荒意义,富于创新的学术著作。该书的创新主要表现在:

首先,作者认为,道家、道教思想,尤其是道教思想中,最核心的就是道与术两个方面。以道统术,以术得道,是道家、道教思想发展衍变的内在逻辑和根本动力。为此,作者以道、术关系为红线,把先秦道家、黄老道家、稷下道家、魏晋玄学,汉代至清代末年的道教发展史都作了通贯的铺陈,但其重点还是在道教思想史方面。该书把道教思想史概括为汉代至三国时期众术并竞、魏晋南北朝时期援道入术、隋至中唐时期道与术结合、晚唐至北宋时期道与术汇聚、南宋至明代中期道与术圆融、明代中期以后循道化术、未来道教的诠道改术几个阶段。对道教史作这样的分期,确实是作者积数年研究之功,匠心独运的结果。

其次,该书在叙述每一个历史阶段时,先简明扼要地铺陈社会政治背景和道教自身的历史背景,接著详尽地论道,把道教的道的历史发展分为隋之前的本源论、隋至中唐的本体论、中唐至北宋的心性自然论、南宋以后的心性境界论四个阶段,把形而上的道向形而下的术贯通,建立起术与术之间的关联。这样,道教在每一个历史阶段晦涩难解的道的诠释被清楚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杂而多端”的术也变得条理清晰了,道与术之间的关系也被打通了。如此纵贯道教发展史,一种井井有条的流畅感洋溢在读者面前,视道教为粗俗、低劣、迷信的先入之见被代之以对道教思想的独特性、新颖性的震撼。

再次,作者还以道术关系的观点分析了道教衰落的原因。对道教衰落的原因,作者提出了一个新观点。他认为,朱熹哲学与道家道教思想有很多相通相同的地方,南宋之后在社会上占据显赫地位的朱熹哲学对道教义理有深刻而广泛的影响,这使得道教义理难以在短时间之内超越它,这是南宋以后道教义理思想总体上趋于衰落的重要原因。对此,孔令宏副教授在其《朱熹哲学与道家道教》(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一书中有更详尽的论述。

最后,作者对道教思想的精髓作了新的概括,他认为:“热爱生命,崇尚科学,追求实证,向往自由,呕歌太平,追求通畅无碍和整体完善,是道教的精髓。”以此为基础,作者对道教未来的发展方向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道教未来的复兴,取决于道教界在对道的阐释上能否因应西方哲学和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挑战而进行综合创新,并符合现代条件下中国人的精神需要,还取决于道教界对自己的术的改造……进一步要做的工作就是如何把新的对道的阐释和对术的使用结合起来,使得形而上的道能够落实到形而下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去,为人的生存活动开出独特的意义和价值。”简而言之,就是“道的创新,术的改弃,诠道改术”这三个方面。应该说,这个观点颇有见地。

当然,作为一部颇具拓荒意义的著作,这部书也有不足之处。金元之时的全真道具有很强的义理思辩色彩,作者虽然对全真道花了不少笔墨,但似乎揭示得还不够。对明代中期以后的道教思想,叙述得也过于简略。不过,这一点,联系到学术界对道教的研究尚不充分的特点,也就不能苛求作者了。

英国中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博士说过:“中国人性格中有许多最吸引人的因素都来源于道家思想。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会像是一颗某些深根已经烂掉了的大树。”(《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他所说的道家,实际上是包括道教在内。深入研究道家、道教思想,揭示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方面的联系,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传统文化,对于我们科学地处理好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是非常重要而紧迫的工作。“文以载道”,《中国道教史话》一书给我们的不仅是道家的发展史,也是中华民族精神源头的一角;它既是对世传一家之教派系统研究,也是为民族信念探索一个支撑的柱石。相信在重塑人类精神家园的过程中,中华民族优秀传统能给世界带来曙光。道教思想的精华能和其它思想精华一起,为现代人所汲取,成为慰抚人类心灵的一剂良药。也相信本书这一过程中,能起到普及传统文化,推动现代精神文明大发展的作用。我们希望作者和学术界在道教哲学、思想史研究方面取得更多更大的新成果。

 

2002年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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