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实人——回忆杨子彬
 

高尔泰

第一次见到他,是一九七八年,在兰大哲学系。

那时浩劫方过,为重建校系,校长辛安亭先生和哲学系主任韩学本先生,果断地从农村、农场、干校等地,引进了几个以言获罪被长期劳改的学人,担任教学和研究的骨干。其中有他,也有我。

在教师队伍中,这些人的外貌,都有个共同的特点:像农民。皮肤粗糙,手上有老茧,脸上有洗不掉的风霜。尤其他,头发花白,皱纹深刻,男低音深沉,不但更像农民,也显得比实际年龄 ── 四十五岁 ── 要老许多。个儿不高,体型宽厚,加上多髭的大方脸,短短的公牛脖子,树墩子一般扎实厚重。

他教中国哲学史,如数家珍。有人给他说,他不像是荒废了那么多年。他说你错了,我现在是从头学起,现炒热卖。我花在备课上的时间,比别人多几倍,你知不知道!有人给他说,他说话大胆,不像是被改造了那么多年。他说不是大胆,是笨,不会拐弯。出了大学费,硬是学不乖,没治。

他信儒学,我不。我给他说,儒家是被封建统治者捧起来的。他说这是五四以来的老生常谈,要不得。秦时的法家,汉初的黄、老,南北朝的佛教,都曾是皇帝的最爱。“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古一世之盛,而今安在?当然儒学也有缺点,它没有找到从内圣到外王的道路。但它所成就的伦理道德规范和理想人格设计,却一直是维系我们民族精神的纽带。五四以来,这根纽带被割断了。那种安详自尊,悲天悯人,以天下为己任,可杀不可辱的人都完了,所以社会没有脊梁,没有凝聚力,不能制约政府,祇能听任宰割。生灵涂碳,根源在这个传统的断裂。与灭继绝,离不开它的重建。

我说你传授知识,让学生自己判断不好吗?他说学习中国哲学史,不光是学知识,也是学做人。学问如严复所说,有士大夫之学,也有博士之学。一个中哲史,既可治成前者,也可治成后者,全看你怎么治。治成前者,是能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通才,治成后者就是所谓专家,专业以外无知,祇能训诂章句。他说人么,总应该有点儿人格志气,有点儿理想主义。否则与禽兽何异。是所以内省心性,为成就外王的前提。

我问他一味外王,还要不要民主。他说当然要。王道一词,自古多义,其要无非一个“仁”字。清代的阮元,训“仁”为“二人”,可与民主相通。提倡“和而不同”;提倡匹夫不可夺志;提倡己所不欲弗赐于人;提倡不可与言而与之言;都有助于民主的实现。民主不是无政府,而是好政府。王道仁政就是好政府,正是民主的目的。

我问他承不承认,比如谭嗣同所说的三纲五常之烈毒惨祸?承不承认,忠孝节烈之类规范,都是以理杀人的武器?承不承认,无限忠于誓死保卫之类,也都是儒家传统?他说这是老问题,他早已想过了。治理社会的学术,与极权制度共生,都免不了泛政治化带来的器用层面上的问题。金铁有时而腐,山岳有时而摧,唯太虚之道亘古不移。承认这个太虚的本体论意义,把那个士无恒产而有恒心的“心”,那种伦理精神和人生态度作为我们民族文化认同的坐标,不等于要继承那些操作层面上的礼仪制度。

我说器者道之用,六经皆器,说器非而道是,难以服人。况且孔孟荀观点各异,汉经学和宋理学差别更大。匡衡抗疏,刘向传经,早年酷好周礼的康南海先生,后来在万木草堂里讲的,有许多已经是西学了。逝者如斯,生生为易,何来太虚不移的恒心?他说从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期以来,各种观念都在流动。犹太教中分出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但是那一本小小的《圣经》,仍然是维系犹太民族散而不亡的纽带。他说,假如他们都像你,现在世界上,还有犹太民族么?

我默然。

那年年底,我去了北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工作。那是他原先工作的地方,许多人对他知根知底。听说我来自兰大,都来问他的近况。谈起来,无不感慨。

他生于河北枣强,父亲是运输工人,自车自开,家道殷实。解放后,写信给正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上学的他,说要把历年积蓄的百余两黄金分给他和三个弟弟,从此安心靠工资生活,走社会主义道路。

那时他学了马列主义,坚信不疑,死心塌地跟党走。回信说他不要,并劝父亲不要分,上交给“党和国家”。怕父亲舍不得,又给父亲所在单位的党组织写信,请他们动员父亲交出。组织上拿着他的信到他家,把金条全没收了。

北大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后改为社科院),研究中哲史。学部要送他到苏联深造,他不去。说,中国哲学,干吗到外国去学?领导说是去学思想方法。他回答说,我们的教条够多了。

五七年响应号召,帮党整风,他组织了一批大字报,批评院、所领导的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引起剧烈争辩。夜里,有人贴了一张支持他的小白条:“怕骂的官僚,你们去死吧”。他又贴出大字报,批评小白条缺乏治病救人的态度,和帮助党整风的精神不符。

紧接着反右运动来了。所领导一口咬定,小白条是他本人写的。说他对小白条的批判是耍花招,要掩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狐狸尾巴。斗争会上,他坚决否认,成了“顽固对抗”,成了“哲学所唯一没斗透的右派”,被送到北大荒开荒,劳动改造。

忠而被谤,信而见疑,他无怨无悔。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是正确的,问题出在下面。这没什么,在所难免。革命无分贵贱,开荒也是革命。流放路上,诗以言志,准备在那里干一辈子了:

车进完达山,踏雪直上天。
今日新垦土,儿孙故家园。

一股子豪迈之气。

一年后,由于努力劳动,被农场评选为“改造标兵”。

事实上,他走后,写小白条的人就被抓到了。他既已定案,不便改正。又不肯服罪,未能摘帽。离得远,不知情,年年吭哧吭哧,当改造标兵,也省事。

几年后,他被调回哲学所,仍戴着右派帽子。知道事实以后,大怒。同院、所党委没完没了。党委书记被缠烦了,也大怒,把他迁送到西北,下放到甘肃省敦煌县教中学。六六年文革爆发,他首当其冲,批斗后,被送到县农场监督劳动。

仍然赤胆忠心,仍然懮国懮民。在农场听说,敦煌在搞大寨县,给县委书记写了个信,告诉他附近生产队没粮吃,劝他吸取五八年的教训,要以百姓疾苦为重,为人民做点实事,不要再搞什么假、大、空。场长得知,吓白了脸,连夜开斗争会,解决“本单位阶级敌人抹黑新农村反对学大寨”的问题,打得他鼻青眼肿。从此派专人看管,监督他一举一动。

他很困惑:地方上这么胡来,中央怎么不管?!他很焦急:这样下去,有可能亡党亡国!再没人犯颜直谏,要改都来不及了!越想越急,半夜起来,遮着灯,给“主席、总理、亲爱的党”写信。天寒地冻,笔尖上墨水结了冰,写不出来,就伸到嘴里呵一呵再写。最冷的时候,呵一下只能写一个字,他就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天天晚上写。漫漫冬夜长,不知不觉就有了十几万字。

信上谈了七个问题:一,真相与假象;二,理论与实际;三,领袖与群众;四,主观意志和客观规律;五,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六,国法大于党记;七,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为了中国,其它都祇是手段。写毕又抄了三份,用真名实姓挂号寄出。一份给党中央毛主席,一份给国务院周总理。为了防止被下面的官员扣留,又给他的老校长马寅初先生寄了一份,请他代呈。

很久以后,“粉碎四人帮”以后,寄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信,先后都转到了敦煌县委。上书就是不服罪,就是反攻倒算,罪上加罪。他被拉到县上电影院里批斗。押上台时,已经像一条抹布,满身痰涎血污,头发里塞满草叶灰土。要靠人架着才能站立,拎着头发才能抬起头回答问题。喝问他为什么上书,他说,右派也是公民,上书是行使公民权,符合宪法,不是犯罪。几句话就激怒得满场的群众炸了锅,吼声地动屋摇,拳脚山崩柱折。他说那会儿,他已经什么都听不见,什么都感觉不到了。

幸亏身体扎实,没有成了残废。回到农场,他失踪了。民兵公安齐出动,把他从汽车站捉了回来。问哪里去,不说。吊起来打,也不说。一转眼又失踪了。捉回来打得更凶,看得更紧。他不断变换方法,终于逃到北京,几次上访,都无结果。没着没落,到处悠转。最后还是公安出面,把他又送回敦煌,那个他呆了十二年的农场。

时值一九七七,局势波诡云谲。人们把不定方向,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不再打骂他,也不大看管他了。他带了一批书去,在那里埋头苦读。没有交游,没有信息,荒郊野村,陋室独处,地老天荒无人识,如同禅家闭关。

没人知道,他脑子里发生了什么样的铁马金戈,总之是到破茧而出的时候,他已成了儒家的传人,说是要告别革命,寻找古典的善良。说是只有复兴孔学,才能振兴中华。

变化太突然了,初听令人惊讶。再一想,也不奇怪。飘泊二十多年,他随时随地都准备札下深根。从把完达山当做儿孙故家园,到劝阻敦煌学大寨。风雨摧,野火烧,豪华落尽,祇剩下一个树墩子了,依然牢牢抓住土地不放。回归到土生土长的本土文化,也很自然。何况马、儒两家,都以整体为本位,个体为工具,价值观不相冲突,理论上也有一种结构性的近似,转换起来,顺理成章。

难祇难在得要有点儿真诚。恰恰这个东西,他有得最多。

摘帽了,平反了,又算是“人民”了,他很高兴。说到自己过去的“愚蠢”、“不识时务”,自嘲的调侃中仍然透露着一丝自豪──为当年能尽匹夫之责,舍得一身剐而自豪。街上遇见那些伤害过他的人,照样打招呼,一笑泯恩仇。他说他们不过是没文化。人多文化低已成中国的包袱,以后要献身教育,致力于化包袱为财富。  回到大学校园,临深履薄,寸阴是竞。备课不遗余力,改作业一丝不苟,受到师生们一致的敬重。四十八岁了,才第一次结婚,才当上个教授,才分到一套两居室的房子。立即就把鳏居的八十老父,接来家中供养。

老人脾气大,常发怒。夫妇俩小心恭敬,服伺照顾无微不至。有一次我去他家,比他小二十岁的夫人正给老人挠背,一挠不到痒处,老人就急,大声呵斥。夫人唯唯诺诺,不断调整位置。无德如我,见之骇然。从此明白了,什么叫“孝道”,什么叫“贤淑”,什么叫“修身”,什么叫“齐家”。

一年后有了儿子,夫妇俩上班时间,爷爷把孙子带得很好。四口三代之家,其乐融融。三年后老父去世,他隆重以葬。紧接着又把患癌症的岳父和岳母,接来家中照顾。两间屋住着五个人,挤得不行。但他心甘情愿,说我辈穷不足以独善一身,达不足以兼济天下,能老有所养,幼有所长,且能教书育人,幸福得很了。说时多髭的大方脸,笑得像个太阳。

他的夫人和岳父母都常说,他的脾气好得不得了,就像一头老黄牛。我到是没有这个印象,他认死理不知变通,倔起来也很难缠。有一次,他听说他的恩师、八十四岁的冯友兰先生,因为在文革中站错队,成了众矢之的。气虎虎跑来,大骂北大。说当年江青去看冯,北大人抢着迎接,鞋子钮扣都挤掉了。挥红旗喊万岁,激动得直蹦直跳。现在摇身一变,又一下子都成了解放派!

我说,人家有权改变么。他说不是说不能变,我就变了。但是他们现在对左派落井下石,同当年把右派斗得死去活来一样,都不过是自我的重复。变是假的!我说你怎么知道是假的?他说没有记忆、没有忏悔的改变,不是改变。我说你怎么知道他们没有?他说,要是有,就会有宽容,能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对别人的错误有同情的理解,绝不会那么残酷,那么卑鄙!这不是说不要批判错误。德国人也批判海德格尔,但不是纳粹分子在批判!后来他去了一趟北京,去向老人请安。

八三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起初来势汹汹。我早已被赶出北京,中央点名批判,成了整肃的重点。新上台的系主任刘文英打报告,建议上级在处理我以前,先责令我停止上课,停止带研究生,停止发文章出书,以免毒素扩散。他向刘诚恳进谏,说老刘呀,人家有难,我们得帮着点儿。落井下石不好。把人格丢了,换来个系主任当当,值得的么?

好在棋局变得很快,运动不了了之,此事没成问题。

那年我拒绝复课,离开兰大,先去四川,后到了南京。一九八九年,我在南京大学被捕。出狱后,逃亡前,住在成都东郊。他趁到德阳参加国际儒学会的机会,来家聚会了几天。计算日子,分别已经八年。八年来我的头发白了许多,他的头发也白了许多。见了面互惊老丑,都悚然于岁月的如流。

正是逃亡的前几天,香港支联会派来营救的人已经到了。带不走孩子。他提出帮照顾。我说你家两间房住着五个人,挤得下么?他说可以在岳父母的房间里隔出一个小间,就像他儿子在他们房间里那样。他说你放心,我这个代理父亲,绝对不会失职。我告诉他我妹妹在成都,孩子可以住她家,请我姐姐来照顾。我走后他在成都等了几天,等我姐姐到了,商量安排好了孩子的一切,才离去。

路上,我带着他八年以来写作和发表的文章:《孔子的民本思想》、《孔子的君臣观》、《孔子的义利观》、《孔子的财富观》、《孔子是人类思想家》……等,洋洋数十万言,看了好几天。最后一篇是他在德阳会议上的发言。后来才知道,这是一次著名的发言。学界称为“九十年代中国大陆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先声”;和“不同于港、台儒学的大陆新儒学的开场白”。

不论文化保守主义是否等于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在这些文章中,他的视线已经超越了当年内圣心性之学的理想人格设计,而着重于一种伦理构架对于多元社会的整合功能,以及它在东西方文明的冲突中起何种作用。他认为,植根于西方文明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浮士德精神,终将导致这个文明和其它文明的冲突。他预言这种冲突比亨廷顿早了十年。羁滞在信息闭塞的内陆,他缺乏亨氏的国际视野。但生于忧患,自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一种衰败国势下的民族主义激情。这激情把他的理论,高扬到了抒情诗的境界。

文章中有一份打印的材料,是在八九年的学潮中,他给学生们散发的一封长信。表示理解他们的愤怒和悲哀,但要求他们把眼光放远,不要任性,不要孤注一掷,更不要绝食,留下回旋的余地。情辞恳切,声泪俱下,焦急如焚之状,跃然纸上。想当年他求老父交出金条,给毛、周力陈时弊,不就是这个样子么。我想,他一丁点儿都没改变。变的是观念,不变的是心。零转变也罢,“一百八十度”转变也罢,他都是那个真诚的他。

“士无恒产而有恒心”,此之谓乎?

别来远隔重洋,匆匆又是八年。最近他已退休,当了西北“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会” 的会长。信上说,他要团结一批学者、儒商和政治家,做集体的子贡。以传统文化为指导办教育,培养新世纪的人才。信上说,他还住在原来的房子里,夫人上班儿子上学,岳父母年老多病,他每天上街买菜,做饭洗碗,擦桌子扫地。加上会务如山,会内又矛盾重重,活得很苦很累,但也乐在其中。自称像个小毛驴,拉着大马车爬坡,越爬越吃力,越吃力越要爬。

随信寄来一本他主编的会刊,卷首特稿是陈立夫的,说“欲救今日之世界危机,自当求之于中国文化”。说“中国虽无有形式有组织之宗教,而已具有宗教之实质者,因有孔子之教以代之也”。第二篇是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的,更呼吁“在各大小城市广设孔圣教堂”。并说他的观点“得到国务院宗教研究中心的领导完全认同”。我叹了口气,合上书,心里想,可能西西弗斯老去,已经弄不清石头是在上山还是下山了。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寻找家园》节选
(甘肃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会供稿)

2002年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