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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现实的融合——读韩国宋荣培教授的《中国社会思想史》有感


蔣洪新(湖南, 長沙師范大學外文系教授)

如果说历史如一条长河自远古向我们缓缓流来,我们能否在新世纪伊始乘一叶小舟逆流探访呢?近日阅读韩国宋荣培教授的《中国社会思想史》一书,笔者得以游历中国社会思想之河的体会。

作者宋荣培(1944- )早年在韩国汉城大学攻完本科、硕士研究生,随后在台湾大学研读中国哲学两年,再获硕士学位。此后在哲学故乡——德国与欧洲学习东西方哲学和历史达十年之久,曾游学于比利时鲁文大学、德国图宾根大学。在德国法兰克福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如今他是韩国哲学界的重镇人物,曾任韩国汉城大学哲学系主任、韩国哲学系主任协会会长、韩国哲学研究会副会长。近年来他活跃于国际哲学界,多次受邀到美国、台湾、日本讲学,他能用韩文、德文、英文、中文写作与演讲,东西方文化汇通,可谓地道的国际学者。司图空云:“大用外腓,真体内充,返虚入浑,积健为雄。”,此话用在宋教授身上是恰如其分。

大凡西方汉学家尤其治中国现代史的学者在论述中国现代革命是不免带有冷战思维的“有色眼镜”,颇多訾议亵渎之词,此在国外图书馆的书刊中并不见怪。其实宋氏早年亦接受过韩国与台湾的反共教育,后来在德国大多学的是纯粹哲学,但他研究问题不偏颇、不夸张,秉着客观、求实的态度作学术探讨,亦没有沉醉于“观念的、冥想的”玄学中作逍遥游,发现“纯粹的哲学其实并不总是具有纯粹的、普遍的抽象性。”作者写此书的动机在其书的绪言中有些表白:他看到西方人对东方问题研究所产生的曲解时反而激发他的好奇心,作为亚洲人他“迫切感到对现代中国历史的意义的哲学认识是十分必要。”此后对中国文化历史的研究热情已融入他的生命之中,用他自己的话说“中国历史与思想问题的思考到现在为止一直是我生命中的最本质和最重要的部分。”1990年前后德国统一与苏联解体之后,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逐渐抛弃他们所向往的理想,在这种复杂多变的国际背景下,该书似乎向世人展现中国革命及其成功的历史必然。一位韩国学者以其渊博浩瀚的学识、翔实丰富的史料、客观辨证的治学态度来探讨中国上下几千年的历史兴衰与社会思想演变,从而给现代中国革命及其胜利提供合理解释,此无疑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

该书集作者在韩国、台湾、德国游学苦读之功,可谓“十年磨一剑”。此书的最早德文版为《儒家思想、儒家式社会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1986年该书修改后在韩国再版。近年来又重新修改,将有中文版在台湾和中国大陆出版。该书主旨是研究中国自孔子以前的西周时代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所经历的几千年社会经济基础变化、社会机构和思想潮流的变迁。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中国古代的儒家哲学;第二部分从汉代到清朝的“儒家式社会”的结构论;第三部分现代儒家思想的破坏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本书通过对详细、繁多的历史资料和中国经典作品的重新研读,并结合现代中国、日本众多学者和西方汉学家的观点进行比较研究,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发现该书是对如下两种见解展开讨论与批判分析:其一,针对无视实际历史情况、片面规定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斯大林模式理论,将中国历史图形化地分为五个阶段的公式的历史论著进行了批判;其二,马克思的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范畴即以欧洲中心主义为根据来认识中国历史的普遍认识方式进行了批判,这种观点认为在地理上的亚洲社会尚未进入欧洲社会历史发展的初级阶段即古代希腊罗马时期的奴隶社会,更没有进入封建社会。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自己的新见解;在春秋战国(公元前770——221)周代封建宗法社会的崩溃之后,中国进入了“儒家式的社会”,其结构特点并非像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论和欧洲中心主义所描绘那样:没有土地私人所有权、只有部落的共同所有制和东方专制主义式的土地国有制,以所谓的“灌溉学说”为根据。作者认为中国进入的是“儒家式社会”,其本质特征在于持续约2500多年的对土地的私有财产权。社会经济的基本单位不是牧歌式的村社共同体,而是自家的经营的小农,即平均由5口人构成、耕作零散私有土地的自农户。水利设施的建设是有关地区社会的利益团体——王室或者豪族——私人的事情。大官僚地主对土地和财产的掠夺,导致农民经济破产,同时国家存在的经济基础遭到破坏,“儒家式社会”几乎每隔200年出现一次农民起义对既存的权力秩序做彻底破坏,这种王朝交替的规律在持续两千多年的中国儒家式社会里周期性地反复进行,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叶以来欧洲资本主义开始使中国社会的这种经济基础解体,最后到近代连民族的独立性也危在旦夕。该书倾注笔墨与才识对中国儒家式社会与思想发展进行分析之后,将笔触及到中国20年代至40年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奋斗历程,这种思想与精神飞跃既有历史的沉重积淀,又有痛苦现实的使然,还有外来思想的催发。英美现代大诗人T.S.艾略特提出诗人和批评家要尊重传统,要有深厚的历史意识感,这种历史意识“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艾氏正是借助这种融过去与现在为一体诗学原则创造了现代主义诗歌的绚丽篇章。 今天,我们从这本《中国社会思想史》中感觉到一种新的历史意识:儒家式的结构与亚细亚生产方式、孔子儒学与其它学说、毛泽东的革命论与斯大林路线、历史烟尘与现代风云,这些交相辉映、纵横经纬,描绘出中国社会思想发展的壮丽图案。

宋氏在该书的开篇表明“我对哲学的根本兴趣焦点总是放在结合某个思想家或哲学家生活过的具体历史社会条件来理解其哲学思想上。”例如他在讨论儒家思想的本质时,首先将其与被看作超历史的、绝对真理意义上的新儒学世界观分离开来,因此他在使用史料时注意将朱熹的《四书集注》的解释排除开外,主要通过与同时代文献——尤其是《左传》、《国语》等进行概念和历史实证上的考证,分析了孔子思想的原始思想资料《论语》的意义内容。他这种具体、辨证的唯物史观表现在许多精采深刻的篇章中,如第一章孔子前后时代的社会问题;第二部分儒家式社会经济结构;第三部分儒家思想的破坏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理论家弗德烈.杰姆逊在其《朝向辨证法批判》写道:“辨证方法写作的特殊困难的确是在于它求全面、整体的特色,仿佛你必然道尽万事万物,方可说出其一;仿佛你必须对整个体系作出概要的说明,始可以阐明一个新的思想。”借杰姆逊的话来看此书,宋氏无疑是采用了历史整体性写作和分析方式,这也许是该书超越许多同领域研究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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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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