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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锁钥》序


郑家栋

前不久蒙叶秀山先生惠赠新出版的《中西智慧的贯通——叶秀山中国哲学文化论集》一书,叶先生在该书“前言”中说:“你要问我什麽是‘哲学’,我简单地可以告诉你,‘哲学’原本是‘通学’。就是说,‘哲学’的‘道理’,到哪里都能走得‘通’,只要你的哲学道理不是胡来的,那麽,它就不会‘碰壁’,任你‘铜墙铁壁’也挡不住它。那麽,中西的哲学为什麽反倒不能互相‘通’过去?”这段话看似平常,其中实在是包含了许多的甘苦!

说起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还真是有一个坚信中西哲学能够“互相‘通’过去”的传统。当年金岳霖、贺麟、沈有鼎,还有曾兼任哲学所“中国哲学”之掌门的冯友兰先生,都是主张中西哲学之间是可以、应该也能够“互相‘通’”的。

此所谓“通”不仅关涉到态度、立场,更关涉到方法、理路、眼界、知识、学养、功底乃至学者个人的生活阅历与性情,等等。

“哲学”说到底毕竟是一门西方的学问,引进中国后便不免有些尴尬:有时尴尬的是这门学问,有时尴尬的是讲这门学问的人。

上世纪初叶(约1914年前后)以降,国人出版了数以百计的《哲学概论》、《哲学导论》、《哲学通论》、《哲学纲要》、《哲学入门》一类的著作,或为翻译,或为写作,内容上都是止于介述西方哲学及其发展(诸如问题、历史、人物、流派、思潮、趋向等等),而与中国传统学问无关。这其中隐含着一个简单而明了的前提和预设:夫“哲学”者,“西方哲学”之谓也。此方面大约只有周辅成先生1941年出版的《哲学大纲》算是一个例外,后者力图在“哲学大纲”的名目下容纳“中国哲学”的某些内容。

不过,从另一方面说,至少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许多中国哲人诸如冯友兰、金岳霖、汤用彤、熊十力、张君劢、贺麟、郑昕、张东荪、张申府、张岱年、周辅成、范寿康、陈康、谢无量、谢幼伟、朱谦之、蒋维乔、李石岑、陈大齐、方东美、宗白华、唐君毅、牟宗三,等等,大概都是相信中西哲学是可以互相“通”的。至于说到消融和跨越两大传统,真正做到顺适通达,了无隔碍,又谈何容易?

贺麟先生早年的努力值得一提。“会通中西”是贺先生三、四十年代思想学术的重心和焦点所在,今天看来,他的有关思考及其成果虽然缺乏系统,而就中肯、贴切而言,则较之许多同时代人实有过之。叶秀山先生的路向,似与贺先生这条线索有关。

五十年代后,在大陆方面,马克思主义结束了(终止了)百余年(以鸦片战争为界)的“中西之争”,“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哲学”的代名词,“中国哲学”被严格地限定在“史”的界域,成为了一堆供人随意加以处理的材料。“中西之间”的线索从港台一脉延续下来,待到重新在大陆学术界提出来加以讨论,已然是八十年代中期的事情。

六十年代,唐君毅先生在香港写作出版两卷本的《哲学概论》。书中以中西哲学作平等观,但不知为什麽,读起来总不免觉得还是有点“隔”,这大约与唐先生常常是把不同的东西平铺的放在一起有关。另一位新儒学大师牟宗三先生,积七十余年之功消化康德,他认为康德是沟通中西的一座桥梁,如果你真正走过了这座桥梁,两岸风光便可以尽收眼底。就思想创获而言,牟先生毕生的努力端在于会通儒家与康德,毫无疑问,其中可以批评、解破乃至牵强、谬误之处甚多,但就“中西之间”而言,牟较之早年的冯友兰先生等还是前进了一大步。

除了难以掌控的政治因素以外,是“中西之间”决定了中国现当代哲人的命运与走向,亦不知这是幸耶,还是不幸?

上面说的还是些题外话。

余治平君,才华横溢,英姿勃发。由上海交大人文学院转赴社科院哲学所从事中国哲学博士后研究。第一次见面就取出皇皇30余万言的大作,托我写序。悉读之后,首先惊叹的是书中居然完全不以中西哲学的界限为念,古今中外,信手拈来,进退有度,挥洒自如,一路按照自己的脉络讲下去。掩卷之余,不仅慨叹:“隔”与“不隔”,或许也只是在一念心之间!

《哲学的锁钥》一书,力图以一种深入浅出和生动诙谐的方式,回答“哲学”为何(是什麽)和“哲学”何为(做什麽)两个令人困扰的问题。而全书的着眼点和切入点,则端在于“哲学”与“常识”的区分。书中的问题是从康德“现象”与“物自体”之区分引出,而问题的展开及其内在理路却又非常的“中国化”。套用牟宗三先生的说法,书中有关本体及本体与现象之区分的诸种讨论,与其说是“存在意味的”,不如说是“价值意味的”;“本体”(“物自体”——此二者在书中常常通用)与其说是指向“物之在其自己”(物之原样),不如说是指向某种实践的领域,人生的境界。书中着力强调本体与现象之区分的真实涵义乃在于:通过彰显现象世界的暂时性、变动性、关系性、有限性,敦促人们换一种角度来看世界,看社会,看生活,看人生,能够常常从俗世生活的种种裹缚中超拔出来,抽离出来,体会一番“离一切诸相”(俗称“看破红尘”)的洁净空阔与悠远旷达。从此种意义上说,书中更多的是受佛、道两家的影响,尽管同样援引了大量儒家的资料。拜读之后,也确实给人以某种“道之为物,惟恍惟惚”的感觉。

这里我想提出另一种哲学境界加以讨论。这种哲学尊重“常识”,以现世生活为对为好,肯定即现象即本体,无往而不“变异”,亦无往而不“真实”,动静一元,显微无间,道不远人,亦圣亦凡,这就是传统儒家“体用不二”的哲学境界。当然,这也并不是说要将哲学混同或降低到“常识”的层面,儒家所强调的是:我们不能够也不应该在有限的事物(现象、俗世、关系、变化、差异、杂多等等)之上(或之外)寻求所谓形上的真实。其中特别重要者或许在于: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为“变化”(时间)所困扰(海德格尔似有所不同),唯有儒家赋予“变化”以积极的意义——不是“生灭无常”,而是“生生之为易”,“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伸)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把“变易”与生成、发展、秩序、和谐联系起来,这是儒家的特异之处。

与上一点相联系,在儒家看来,真正的解脱,只能够是“随感而应”,从认真的对待(而非“摆脱”)身边的人(父母、兄弟、朋友、邻里、同事等等)和事做起,从认真的处理(而非“逃离”或“割舍”)身边的诸种俗务和关系做起。即用即体,即用显体,即变异即真实,即瞬间即永恒,即人间即天国(不是说人间已然是“天国”。认定人间已然是“天国”及其在中国现代社会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乃是“道统”中绝,以“政统”为“道统”的结果)。窃以为,这是提出了一种更为严苛的要求和指出了一条更为艰难的道路:不是避居庙宇、山林,回避尘世的纷杂,而是让人们致力于在直接面对现实生活中之种种诱惑的前提下,如何做到“常在河边站,就是不湿鞋”。就个人的修为而言,这是一种更高也更难以企及的境界。

治平君以为如何?

书中广泛的论及许多专门而深刻的哲学问题,为时间亦为本人的知识所限,恕不能展开讨论和评说。

2002年7月
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哲学的锁钥:源于本体论的形上之思》,余治平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8月版。

 

2002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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