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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晚明文学思潮发展的内在脉络
——评《儒释道与晚明文学思潮》


金彩霞 李冬梅

明代中叶以后,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晚期。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发展,晚明的思想界也非常活跃,古老的中华大地上腾涌起了近代化的启蒙思潮。尽管这种思潮在一定程度上仍是通过对传统思想作新的注释而实现的,但其对传统思想已经有了一个重要的突破――即高扬个性,率性任自然成为这一思潮的明显特点。如无论是徐渭的“真我”,汤显祖的“情至”,李贽的“情性”、“童心”,还是袁宏道的“性灵”说,都主张文学当抒写作家真实的个人情感。这一时期,晚明干人独抒性灵的旨趣、清新鲜活的语言,无所拘碍的风格,与传统的沉闷、压抑形成鲜明的对照。与以前相比,无疑这意味着禁锢了一千多年的国人的思想有了新鲜的气息。晚明士人对生命的冲动、对人生的热情,使晚明文坛在后代不断引起学人的关注。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的周群教授近期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2000年3月版)的《儒释道与晚明文学思潮》一书正是对晚明士人思想进行研究的专著。作者认为,晚明文学思潮是明代中后期个性解放思潮在文学领域里的反映,同时也深受传统的儒释道思想的沐染,因此,研究三教与晚明文学思想之间的关系,可以更好地揭示晚明文学的理论渊源,从其对传统思想的继承和变异中把握其“新”的特质。对这一课题的选择,作者正是旨在开拓对晚明文学思潮研究的新视角。与一般从文学批评史、文学史的纵向角度研究晚明文学思潮不同,周著侧重于从同时代的宗教、哲学对晚明文学的影响这一横向的视角进行研究,并注意文学与哲学、理论批评与创作、文人性格与审美情趣之间的结合,因为文学不但受到哲学、宗教的影响,而且还受到其他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学本身发展规律等因素的制约。

晚明文学思潮是一个内涵不太确定的概念,以往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主要是万历以后的公安、竟陵等人的文学思想与创作。周著在借鉴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对晚明文学思潮的兴衰与发展过程中的三个阶段,是以文学批评家的文学思想特质第一、时间界限第二的原则进行划分的。作者认为,李梦阳、唐顺之、王世懋、屠隆等人的文学思想标志着革新思潮的酝酿期。任何一种思潮的兴起都不是平地风雷的,晚明文学的发端亦是如此,它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酝酿,是在对前人的文学思想的批判继承中发展起来的。如李梦阳等以复古自命,倡以高格逸调,根除了文坛台阁体的靡弱之风。尽管他们主张的“古诗必汉魏,必三谢,今体必初盛唐,必杜,舍是无诗焉”,牵率模拟,又以新的格套束缚住了文学的发展,但李梦阳的文学情感论,不能不说对晚明文学思潮的酝酿、形成在理论上作了准备。徐渭、李贽、焦竑、汤显祖、袁宏道、陶望龄等人的文学思想标志的革新思潮的高涨是晚明文学思潮发展的第二阶段。这一时期,晚明士人兼宗儒释道三教的思想特点非常明显。他们错综三教,出入禅净,既祖述儒典,诗禅比附,以禅论诗,把禅引入戏曲领域,又个性豪荡不羁,“眼空千古,独立一时”,尚求抒写真情、本色自然的文学理论,钟心于自然之趣。晚明文学思潮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指以袁中道、钟惺、谭元春、冯梦龙等人的文学思想所显示的对革新思潮的修正。正如作者所言公安派的发展过程那样,“袁氏三兄弟的文学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公安派变化的轨迹,这就是:宗道如起于青苹之末的微风,宏道如浩荡突进的狂飙,中道则如狂飙之后的熨波之清风”任何思潮达到发展的顶峰,必然走向“物极必反”的衰落趋势,这是任何领域都无法回避的客观规律。这一时期的钟惺、谭元春及冯梦龙等人,或注重师心与师古的结合,或着意于“真情”与儒家教化之间的联系,在不同程度地继承了徐、李、袁等人的文学思想的同时,都对其“矫枉过直”之论有所修正。特别是随着国难的降临、古学的复兴,晚明文学思潮渐入低潮。

综观全书,尽管本书研究的仅是晚明的文学思潮,但在作者的运笔操纵之下,晚明思想界的特色已一展无余。正如该书序所言中所说“晚明文学是明代中后期个性解放思潮在文学领域里的反映”,而且,作者虽涉及的是文学思潮,却处处涵蕴着丰富的哲学意味,“这种启蒙思潮与欧洲启蒙运动的一个明显区别在于,主要是借助于对传统儒释道思想作新的诠释而实现的”。作者指出,“文学与以儒释道为主体的中国学术思想的关系是至为密切的,尤其是文学观念、文学理论受学术思想的影响更为明显,一个有影响的学术流派之所以能流布一时,应者云集,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它具有较完备的理论体系,有一定的哲学底蕴”。作者的认识无疑具有科学性、合星性。晚明文学思潮是伴随着儒释道三教的发展与融合更趋明显和深化的特点而兴起的。儒释道影响于晚明文学思潮本质上是其哲学思潮,而晚明文学思潮也正是由于加入了儒释道的哲学内涵才在文学史上有了如此高超的地位。

作者的研究方法独具特色。文学理论批评与文学创作相结合是本书得以成功的研究方法之一。因为中国古代文论更多的散见于尺牍、叙跋乃至诗歌等文学作品之中,而文学作品是作家文学思想的具体体现,前者同时又深化和丰富了作家的文学思想。因此,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无疑会增加研究的深刻性和透彻性。如汤显祖“至情”论的提出就具有这一特点。“情”是汤显祖人生哲学和文学思想的核心,是他的传世作品“临川四梦”中一以贯之的主题,汤显祖在其自然通脱的文学情感论和戏曲作品中表现出“因情成梦”的旨趣。“至情”论是汤显祖在创作,《牡丹亭》时所写的《牡丹亭记题词》中提出来的,并在这一作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另如袁宏道的诗禅之论是通过诗歌表现的,陶望龄的“偏至说”与“内外论”亦是通过其文学作品得以展示的。文人性格与审美情趣相结合是本书的又一重要研究方法。纵观文学思想史,不难发现,文人性格对其文学思想、审美情趣有着深刻影响的事例比比皆是。晚明文学思潮的形成也与晚明士人的性格特性不可分割。晚明文坛活跃着一大批具有傲岸不羁、“伉壮不阿”的个性解放精神的狂狷之士,如具有傲视权贵、疑古非圣的狂者气概,“于上下数千年这间,别出手眼”,“掊击道学,抉摘情伪”,历来被儒学正统目为“异端之尤”的李贽;纵情放逸,寄情于歌场青楼,而被时人目为“狂生”、“畸士”的冯梦龙等人均在晚明文坛上影响巨大。具有狂者精神的李贽甚至成为晚明文学思潮狂飙的源头活水。钱谦益对此早有允论:“万历之季,海内皆诋訾王、李,以乐天、子瞻为宗。其说唱于公安袁氏,而袁氏中郎、小修皆李卓吾之徒,其指实自卓吾发之。”晚明文学思潮就是在这样一些士人的鼓荡之下形成的。作者通过对反映在文学作品中的晚明士人心态、性格的研究,深刻地挖掘了他们文学思想的根源,并找到了晚明文学思潮得以形成的最终根据。

另外,本书提出了一些新颖的观点。其一,作者认为,儒释道名为三教,但影响于文学,尤其是文学思想的,主要是其学术思想而非宗教践履。因为儒家主要是一种有关社会政治、伦理的学说,与宗教并无太大的关涉。古代印度佛教是讲出世的宗教,但传至中土,尤其中国佛教产生以后,则发生了由入世求解脱的变化。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虽然有于现实之外另觅仙境的宗教特点,但根本上则是希望顺同自然之化,全生葆真,以此来实现长生。而道家虽然对道教的产生有一定的影响,但二者有明显的区别,道有是产生于先秦的一种学术思想。其二,由于儒、释、道三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体现出的特点不同,影响的程度、内容因此也各各有别。影响于晚明文学思潮的儒学,是以左派王学为主而带有“异端”的色彩,佛教以禅、净二宗为主,而道家及受道家影响的魏晋名士风流比道教的影响更大。这些我们可以通过士人的性格特征和其文学作品风格加以体会。

总体而言,周群先生的《儒释道与晚明文学思潮》一书无疑是研究晚明文学思潮的一部力作。他从哲学、宗教思想对文学思潮的影响出发,运用丰富的资料,采取科学的研究方法,站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更从一个不同于以往研究的新的角度,圆满地论证了晚明文学思潮产生的理论渊源,使读者在有限的时间内对晚明文学思潮的概况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

原载《江苏文史研究》2001年第3期

2001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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