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者如斯 逝者如斯──沉痛悼念杨子彬先生
 

2001年12月19日凌晨2时19分,躬身儒学一生的甘肃中国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会会长杨子彬先生被癌症病魔夺去了生命。噩耗传来,金城兰州、全国各地,乃至港台海外的相关学人,无不扼腕叹息和悲痛。

学会同人李君槐子挽联曰:

有独立人格,自由精神,极高明而道中庸。焉得安身立命?直觅一划开天处。

怀济世情节,文化志向,尊德性而道问学。何以认祖归宗?揭举儒家大旗时。

子彬先生是一位厚重的理想主义者。他本出生于一个有产家庭,这在积贫积弱五千年的中国,是绝大多数人可遇不可求的事。他本可以循此家资求学、升官、发财,在体制内高升,光宗耀祖,炫耀世人。但他却把全部家资、黄金百余两捐给了他梦想的新中国,并走上求索天下大同道路的哲学。他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以后,在中国科学院哲学所工作,深受张岱年等学术名流的赏识,他骨子里浓浓的正气不容许他走御用文人的传统道路,但作为哲人他完全有能力明哲保身,他没有;他要把心裸给他梦想的新时代和新时代的领袖。在那个荒谬的年代,思想和理想加在一起,把他送上了“右派”这条催残人性的道路。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知识分子中就有“左派”和“右派”的纷争。当时的“右派”在49年后大都随国民党去了台湾或流亡欧美;在那里,这些当年的“右派”大都变成了“左派”。而当时的“左派”大都留在了他们梦想和信赖的新中国,此后,又大都被打成了“右派”。这是一幅宽阔的历史滑稽剧。“左”、“右”之无据可见一斑。但“右派”的帽子有如泰山之沉重,它不仅使子彬先生备受人格凌辱,而且劳其筋骨如若马牛。在如此险恶的政治环境之下,他仍天真、执着地相信变形的真理和神化的领袖,一再给领袖写万言书,处境自是雪上加霜。在那个畸形的年代有无数个畸形的故事。子彬先生的故事只是持续的更长久,值的反思的地方更多些、色彩更浓些。正是这个荒谬的“右派”和它所代表的时代,以及支配这种时代的政治,不仅夺去了他的青春、幸福,而且夺去了他的健康乃至生命。这是对祖国躯体屈辱的令人无法忘记的灼伤。这种灼伤必将痛及整个祖国的躯体。

子彬先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是一个忘我的人。人们常以为这种人过于迂阔,是傻瓜。可忘情于良知之巅和真知之峰的人有几个不是“傻瓜”。吾叹这样的“傻瓜”太少了!否则,吾族何以如此之世故和卑俗。子彬先生不是那种大义灭亲的人,那是独裁者的逻辑。但他确实是视祖国利益、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人。他在亲情的栽培上不是一个成功者,这成为他临终前最大的痛苦。他是一个祖国的忠者,传统文化的忠者。他的坎坷告诫我们去思索:我们到底应该忠于一个什么样的祖国和传统文化。这也是我们纪念他的应有之义。

子彬先生的一生是悲剧中的歌者,他融个人悲剧、家庭悲剧和国家悲剧于一身。这悲剧中透出了祖国的命运、传统文化的命运和亲情的命运。

子彬先生不是研究家,他是思者。他是身体力行者。他是仁者。仁者爱人,他的儒家概念和教育概念的核心是爱和信念。他的学生从他那里学到的更多的不是知识,而是爱和信念。他爱他的学生超过爱他的家人。对此,我们在场的大都是见证者。

有人说,子彬先生是当今孔子,这话有点大,也有点小。他的孔子是英雄主义的孔子。但他到了晚年并不满足于孔子,他从孔子那里更加关注当今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和道德底线的崩坏。他奋力追索这些现象的原因,并由此开始关注西学。他曾经多次说,他要做一位有世纪眼光的思想家。他在晚年正一步步靠近这一目标,只是上帝给他的时间太少了。

子彬先生不仅是学者、思者、师者,他更是一位英雄和一位真正的汉子。与癌症战斗并不亚于基督面对十字架,甚至更残酷、更需要勇气,因为癌症患者面对的是宿命,是不可抗拒的、逐渐沉入黑暗的铁幕。当癌魔把他推向死亡边界时,杜冷丁失去了作用,脉博停止了跳动,血压没有了,但他还在呼吸,还要呼号,他还要说,说他的牵挂,说他的理想,说他的祖国,说他祖国的传统文化。说他咽不下的这口气!或许他还要说,挨着死亡的门真冷啊!你们善良的人们都要好好的活着。

子彬先生走了,又一条思者的路消失了。空气的温度骤然下降,我们感到刻骨铭心的寒冷。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带不来一砖一瓦,但他带来了一个世界;一个人走了,他带不走一草一木,但他带走了一个世界,一个融爱、信念、勇敢、智慧和温暖于一体的世界。我们记住了你的生、你的劳作和你的逝去!

  安息吧,子彬先生!

  神佑善者,神佑勇敢者,神爱博爱者。

 

甘肃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会全体同仁
2001年12月21日纪念于兰州
 (本文由陈春文执笔,鞠曦供稿)

2002年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