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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纪是儒学的世纪,华人的世纪,人类的世纪
──我的儒学观──与方克立先生商榷(上)


杨子彬

  本文说明

1,这是1992年6月28我在“儒学及其现代意义国际学术研讨会”会组会,和30日在大会发言的综合。是我的儒观的概述。许多观点另有专文。

2,《文艺理论与批评》96年3期,发表方克立先生《要注意研究九十年代出现的保守主义思想》,文章在批评了九四、九五年的所谓“保守主义”思潮(我们称之为中坚思想)后说:“而事实上,早就有人打出‘大陆新儒学’的旗号了。1992年6月, 某大学的一位资深教授在四川德阳召开的‘儒学及其现代意义’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交一篇论文,题目《我的现代新儒学观》,公开‘揭学大陆新儒学的旗帜’”。这说的就是我,是对拙文《二十一世纪是儒学的世纪──我的儒学观》的回应。拙文提到的《南开学报·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历程·下》(90年6 期)正是“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课题组长方克立先生的文章。

编者按:因本文较长,将分三次在网站上发表。

 前 言

人,作为生物发展最高阶段的族类,其异于禽兽的本质属性是具有不断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的本能,此之谓“向上性”。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是以群为单位走出动物界并且永远离不开群体,人是社会动物,此之谓“为公性”。人的本质属性就是向上性和为公性的对立统一。这是认识和解决一切人类问题的基础。这是人和人类社会的根本规律。和天道地道相对,中国古人称之为人道。人和人,人和社会、人和自然的对立统一关系都源于此。这些关系的发展都以矛盾双方相互促进为理想。所谓人道主义,就是遵循人的本质和社会实际的规律,不断协调矛盾,促进和谐均衡发展,片面发展任何一方超越界限而妨害、扼杀另一方,必然破坏人性,阻碍社会发展,恶化自然环境。

自从人类作为一个族类诞生以来,就本能地、并逐步自觉地沿着这条规律前进。思想家都围绕着如何探索、阐释和促进人性发展和社会进步这个永恒的主题提出自己的学说。而其价值则取决于它所涵容的人道的质和量。

一、孔子是人类思想家

1、孔子发现人

殷周之际,先民在对天命观的第一次反思中发现“民”是社会的主体,民心向背是国家盛衰的关键,从而为华夏文化开创了民本主义的新方向。春秋时期,在对天命观的第二次反思中,个体人格逐渐觉醒。孔子根据自己起自底层,艰难奋斗,长期的社会和教肓实践,通过对社会人生的深邃洞察、体验和反思,在对两千五百余年的华夏文化继往开来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事实,一个伟大的真理:“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唯上智与下愚不移。”(1)每个人的秉赋、性格虽然不同, 但人的本性是一样的;德才、智能上的差距主要是环境习染和个人努力不同造成的。只有生来智力超常的天才和白痴很难或不能改变。这就说明,人生来是平等的。所以,不论贫富贵贱,人格平等,个人意志神圣不可侵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2)连地位最底下的马夫也要当人看:“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3)这就宣告了“奴隶也是人”。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天赋人权论。”为发现人的本质和社会实际及其规律奠定了基础。这是孔子创立儒学的理论基石。

世界上的事也真怪,挺有意思。孔子这句话明白精确,但两千多年来一直没有人看透,在《论语》里还被分成两章。古人倒是重视过,《三字经》开头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但也只是当作伦理、教肓的理论基础。“五四以来”,全盘西化论者,不论全盘英美化和全盘苏化都一味批孔。特别是后者,把这个光辉思想当作唯心论、天才论批判。即使真心尊孔的孔教派和现代新儒学的前辈、时贤,也没有特别看重这句话,竟让我这个无名之辈再发现了这块儒学的奠基石。从此,豁然贯通,形成系统的观点,自行摸进了儒学的大门。我期待学界前辈或成名学者揭举大陆儒学的旗帜,白等了好几年。“蜀中无大将,瘳化作先锋”,我只得在“天下有道,丘不与易”(8)的精神指引下,冒天下之大不韪,92年6月在德阳“儒学及其现代意义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冲破阻挠和压制,揭举大陆儒学的旗帜。

孔子以“仁”概括人的本性,“仁者,人也。”(4)犹如瓜子仁、桃仁, 仁就是人的仁。“仁,亲也。从人,从二。”(5)仁是人际、公私关系准则。 这个标准就是“仁者爱人。”(6)儒学是爱人的学说。 但它既不同于以身饲虎的人兽不分的爱;也不是要爱敌人、坏人的敌我善恶不分的爱;而是“人之生也直,”(7) 既不矫情做作,也不勉强,而是循着人性的自然,而又是非善恶分明的理性的爱:“以直报怨,以德报德。”(8)

发现“人”不只是对被统治者的解放,而且是整个人类的族类自觉。要想自己成为人,就必须承认别人也是人。只有把别人当人看,才能证明自己是人。孔子认为,每个人都具有独立意志的自由的个体;不是天、神,更不是君王恩赐的对象,或养肓的子民;甚至也不是集体民中无足轻重的一分子;而是社会人格平等的一员,道德自足的主体。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历史的主人。这是人类历史的亲新元。

孔子在发现“人‘的基础上,完整的把握了人的本质和社会实际,并揭示了它们的规律;创立了以“仁”为核心,包括忠恕之道的价值观,和“允执其中”(9) 的中庸之道的方法论的完整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为恰当当地处理人际、社会关系,以及人和自然的关系,奠定了坚实、科学的理论基础。为促进历史沿着最佳途径发展设计出从小康到大同的理想方案,并以其一生的实践作出行义弘道的榜样。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或如贺麟先生所说:“西哲东哲,心同理同。”它虽创立于中国的宗法社会,但适用于全人类,具有人类意识和永恒价值。终于被人类认同的根本原因即在于此。它不仅解答了春秋时期社会应如何转变的问题,而且从根本上解决了人类发展这个永恒的课题。试问,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从日常生活到一切族际、国际矛盾和冲突,哪一件不能用忠恕之道和中庸之道,从根本上一劳永逸地解决呢!随着历史的发展,物质和文化水平越高,人的本质和社会实际揭示的越深刻,人们就越接近,也越容易认同孔子思想。

这个作人的道理不是孔子发明创造的,而是来自人的本质和社会实际,及其规律本身。所以孔子说他:“述而不作”。(10)孟子说:“天下之言性(规律)也,则故(事物之所以然)而已矣。”(11)这是华夏文化积两千五百年发展的升华和结晶。

2、孔子思想的核心是忠恕之道的价值观和中庸之道的方法论

每个文化,学说或宗教,都不过是向人们提供一种价值观和方法论,这是世界观的核心。第二层次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肓等方面的体制和政策。第三层次是科技器物、仪节风习。后者是核心思想在具体领域的体现。孔子创立的以“仁”为核心的儒学价值观是忠恕之道的人道主义,方法论是“允执其中”的中庸之道。“吾道一以贯之”的“一”即“忠恕之道”。(11) “恕”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6)这是应该“终身行之”(12)的做人的起码道德。 特别是有国有家者要以恕道待民,“在邦无怨,在家无怨”。(6)但是,社会是个整体, 仅仅自己做到仁还不够;只有大家都做到仁,社会才能和谐发展。所以,己之所欲还应该积极的推己及人,这就是“忠”:“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7) 从亲人到“泛爱众”、(13)“安百姓”(8)。“忠”也是做人的基本品德:“主忠信”。(13)“吾日三省吾身”的第一项就是“为人谋而不忠乎?”(13)孔子的这个人道主义价值观,被欧洲十六十七世纪的启蒙学者视为天赐礼物,极大地促进了欧洲近代的革命历程。霍尔巴赫说,法国繁荣必须“以儒家的道德代替基督教的道德。”十七、十八世纪欧洲大思想家莱布尼兹、歌德、堵哥、克斯奈等都曾狂热崇拜中国文化。伏尔泰甚至提出“全盘华化”的主张。他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座右铭。罗伯斯庇尔把这八个字当作自由道德的标准和道德的最后界限写进《人权宣言》和《法兰西共和国宪法》。中庸之道则是在具体运用新价值观处理宇宙人生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恰到好处地协调矛盾,促进发展的最佳思维方法,和思想的道德境界。

3、孔子改造周礼,建立新的社会准则

礼是在共同生活中为了协调人际、公私关系而逐步形成的行为准则。这是任何社会不可或缺的。周公“制礼作乐”,(14)根据亲亲、尊尊的原则把礼系统化。春秋时期,社会剧烈变化,周礼成为人性和社会发展的桎梏而被突破,造成“礼坏乐崩”的局面。这时急需根据人性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新形势,以儒学为指导,建立新的社会政治原则和伦理规范,即建立新的行为准则,新的礼。孔子把礼纳入其仁学体系,以仁释礼。将人性外化的礼重新植于人性内有的仁中,恢复了礼的人性的本质,为建立新的人际、公私关系,即新的礼奠定了理论基础。这就恰当地解决了向上性和为公性的关系:个人价值的实现以促进或起码不危害他人和社会的发展为限;同样,社会的发展以促进或起码不危害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为限。这既区别于片面强调个体自由发展,自然无为的道家,又不同于片面强调整体利益,无视个人权力和自由的墨家、法家。和近现代西方文化相比,既区别于强调个人权利和自由的英美自由主义派;也不同于片面强调国家民族利益的大陆“人民主权派”和马克思主义。所以儒学迄今仍是最全面最深刻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这正是“五四”以来,历经全盘英美化和全盘苏化磨难的中国人,终于开始认识到只有复兴儒学才能振兴中华的根本原因,也是西方有识之士把人类的未来寄望于孔子的根本原因。

本来,“仁”是人固有的本质,不假外求:“为仁由己”,(6)只要有为,“人皆可以为尧舜”。(50)即在献身群体事业中成就君子,乃至圣人的人格;或在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中促进社会的进步。但在异化社会,实现仁又很难。孔子慨叹“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11)即使高足“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7)所以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6)要修身敬德,克制过分的欲求,自觉遵循政治原则和伦理规范。

二、几个有争议的问题

1、孔子的政治思想

治国先要“正名”,(15)君臣上下各循其道。君要守君道:“君君”。(6)

孔子打破“礼不下庶人”(16)的周礼,认为“为政以德”、以礼,百姓自觉“有耻且格”,比之单纯以政刑控制民众要好得多,(17)并非不重视政治和刑法。孔子做过鲁国司寇,相当于现代的公检法。他的法律思想是消除犯罪的社会根源:“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6)只要在上者以身作则(6)、(15)“名正言顺”、“刑罚中”,百姓有所措手足,(15)谁会去以身试法?百姓犯法根源是“上失其道”。(18)他对季康子说:“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6) 十公同情身陷法网的百姓:“如得其情,则哀矜勿喜。”(18)臣要守臣道,“行其义”,(19)“以道事君”(20)而不能“枉道而事人。”(19)对君的错误要“勿欺也而犯之。”(8) 谏之不听可以“去之”,(19)可以革命。(1)孟子不承认独夫民贼为君,主张“诛一夫”。(21)孔子认为人格平等,匹夫有志,君臣、君民、父子、夫妇、朋友的关系都是相对相互的:“君臣有义,父子在亲,夫妇有别,朋友有信。”(22)“君敬臣忠”,(23)父慈子孝。既反对下犯上,又反对上凌下,绝无所谓愚忠愚孝的思想。夫和妻顺,“贤贤易色”:(13)择偶重德。虽未突破父系社会“内外有别”的局限,绝无后世“三从四德之意。”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1)另有深意, 绝无蔑视妇女和体力劳动者的思想。笔者皆有专文探讨,此不赘述。要强国富民:“足食足兵”,(6)让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庶之、富之、教之。”(15)还要以“有教无类”(12)的原则兴办文化教肓,提高民众的文化素养。“学而优则仕”,(18)让其中的优秀者参政。孔子虽然更重视“因民之所利而利之”(9)的公利, 但不仅不反对而且大喊大叫地鼓励个人追求富贵名利。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11)甚至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10)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24)毫无重义轻利的思想;只是主张“见利思义”,(8)“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11)人们常说的“君子爱财,得之有道”,正是孔子的义利观。反对的只是“放于利而行”招致百姓“多怨”(11)的有国者,和为富不仁、富而无礼且骄者。(13)一向被视为儒家重义轻利的确证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1)不过是句老实话,与道德高尚的君子谈问题晓之以大义就行了;和小人打交道,只能动之以利害,这是孔子长期周旋于有国者之间的深刻体悟。今天不依然如此吗?儒家也不重农轻商。高足子贡不受命运摆布,能把握商业规律和时机,经商发了财,孔子很赞赏:“赐不受命,而货殖焉。意则屡中。”(2)比他想执鞭求富高明多了。 重农轻商是法家思想。

论者认为,儒学是宗法社会的产物和意识形态,是反对民主的;民主是近代西方文化特有的东西。连梁漱溟也说:“中国传统文化结构不具备民主因素。”(25)尔后的新儒家仍持此种观点,至今仍为从儒学“开出”民主和科学而伤神。实在是拿着金碗讨饭。华夏文化自古就有深厚的民主传统,早在孔子之前已形成“和同之辩”、“相反相济”的思想模式。“人”的发现不仅给民主思想以科学的理论基础,而且民主本身就是儒学的生命之本。所以儒学不是没有民主因素,而是比西方民主精神纯得多;只是没有商品经济基础,未制度化而已。孔子主张庶民“议政”, (26)有选择有道之国并迁徙的自由,(15)有造反的权利。(1)提倡学术自由,“当仁不让于师”。(12)“直言极谏”是为官的起码品德。只是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士无恒产,恒志难守,不能形成独立的经济力量和文化力量,和强大的,具备参政意识的知识阶层,不能形成独立的社会舆论监督力量,士君子的忧患意识无从发挥,故民主法治不能制度化。梁启超说:“我先民极知民意之当尊重;惟民意如何而始能实现,则始终未当作一问题从事研究,故政者若违反民意,除恶贯满盈,群起革命外,在平时更无相当的制裁方法。此吾国政治思想之最大缺点也。”(27)但即使“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连与之争正统的道家也未禁止,绝非明清以来的文化专制主义可比。和中世纪的欧洲比,中国封建社会宽松得多。试想,如果独尊墨家或法家或宗教,那又该如何?

儒学的生命力在于他来源于人的本性、社会实际及其规律,所以它不仅促进人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为人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开拓正确的道路。它不仅不会阻挠商品经济的产生、发展和民主化的进程;相反,它本来就有商品经济和民主的最深厚的基础和最丰富的内涵;因为提高物质文化水平的商品生产和提高精神文化水平的民主,本来就是人性固有的内在要求和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只是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不可能得到充分发展。明朝,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的商品经济和民主进程受阻,正是因为封建末期,王朝腐朽,君主独裁,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扼杀了先秦儒学的人道主义和民主精神,并且万变不离其宗,然后又把失败责任栽到儒学和孔子头上。综观孔子创立儒学以来的中国史和儒学史,其盛衰荣辱是以儒家民主实现的程度为转移的。在封建社会,儒学既被奉为正统思想,人们就可以鉴别抵制后儒、官儒,特别是伪儒的反人道反民主思想,并直接学习儒家典籍。其真谛深植于民风民气和民族精神之中,在实际上支撑着苦难的民族在艰险困厄中顽强地生存和战斗;一次又一次地延续了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的生命;并且蓄积着推翻专治政权的希望和力量。近代以来,正是因为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未被真正打倒,中华民族才得以生存下来。这种根深蒂固、延续不断,而又精纯的民主传统,是中华民族成其为中华民族,中国文化成其为中国文化的精魂和根基,也是复兴儒学振兴中华的基础,当然也是从儒学“开出”现代民主和科学以及商品经济的基础。

科学,“五四”以来也被视为舶来品,其实船坚炮利的殖民者用的火药是中国人发明创造的。是外国的舶来品。

李约瑟的《中国科学史》问世,连外国人也承认中国古代科学领先。直到1450──1600年间,中西科技还并驾齐驱,中国科技落后是十七世纪以后的事。但中哲史界至今还有人坚持说儒学不重视科学。孔子是哲学家,不是科学家。哲学家的使命是揭示宇宙万物的本质和规律,提供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中包括科学思维方法和科学精神。比如昭明宇宙万物处于生灭变化的永恒运动之中;而如何生灭变化,则是科学家研究的课题。哲学家虽不研究宇宙万物如何生灭变化,但具体研究宇宙万物的科学家却离不开哲学家揭示的规律和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

儒学认为,只有人们普遍修身遵道,社会才能安定;社会安定了才能发展科学技术。为政治国有轻重缓急,绝非不重视科学。“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肓,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儒家主张赞天地之化育,充分了解物性,“格物”才能“致知”。“诚者非自成己而已,所以诚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不仅如此,儒家还有一套科技政策:“来百工”是治国九大事之一。“来百工则财用足”。“日省月试,既禀称事,所以劝百工也。(4)经常检查其工作, 按质按量地每月发给工资。这些材料,有人熟视无睹,坚持其儒学没有和轻视科技的观点。诚如所言,中国古代的科技何以能领先西方千余年呢?

2、民主、法制和道德的关系

西方文化主性恶,强调向上性和为公性对立的一面,把功利价值,竞争意识和个人价值的合理性绝对化,主张靠民主和法制限制矛盾的激化以保证社会的正常发展,而对道德教化的作用重视不够。形成道德价值与功利价值脱节,甚至对立的局面。孔子是性善论者,对人的善性估计太高,而对人性和社会异化的程度认识不足,夸大了向上性和为公性统一的一面,而对其对立的一面认识不足。孟子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28)东西文化正好互补,综合为以民主为主体,辅以德教和法制三位一体的新型民主体制。具体地说,将西方制度化的民主作为接穗,嫁接在中国精纯民主的砧木上,取精去芜,恢复民主的人本性,并用道德和法制促进其健康发展,这就是我所说的“三轮论”:社会是一个民主法制和道德三足鼎立的整体,犹如一个有三个后轮的童车:民主是主轮,道德和法制是左右轮。主轮运转正常,翼轮或可以不用;但不可或缺。只有翼轮完好,车子才保证不倒。

3、儒学为人类提供了最好的终极关怀

“终极关怀”是人生观的一部分,即人生的终极意义,或曰人生意义的究竟。国外流行一种观点:只有宗教能为人们提供终极关怀;儒学没有宗教意识,故不能提供终极关怀。感谢马克思.韦伯所说儒家伦理缺乏宗教意识的正确评论。 “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7)。这正是儒学的特点,也是儒学的优点。 华夏文化从卜筮文化发展为史官文化,在对天命观的反思中开拓出民本主义的新方向,并在发现“人”的基础上创立人道主义的儒学。它超越了摈斥情欲的禁欲主义和轻视或舍弃现实人生的悲观主义,而形成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完成了由神学到哲学的过渡。它遵循人性的向上性和为公性全面和谐均衡发展的规律,认为人生意义就是在促进社会进步的事业中充分实现个人的价值,成就君子人格,仁人风范,客观条件允许则成就圣人事功。忧患意识和个体人格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平时在以义御利的原则下充分享受人生:关键时刻成仁取义,把小我溶入人类和宇宙大我之中,成就伟大的族类和宇宙人格。“极高明而道中庸”。(4)认识到自己是天地间有自觉意识的,“可以赞天地之化肓,与天地参”的一部分,应该有超越常人的超越意识,以天下、宇宙为己任的整体意识,继往开来的历史意识,思想上进入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但“道在伦常日用之中”,人的立足点又应该落实到现实生活之中,借用禅宗的话:“担水砍柴,无非妙道。”这是每个有独立人格的人都能做到的。这是最好的“终极关怀”。诚如刘述先生所说,“把终极关怀托付给‘仁心’和‘生生不已’的精神,则现实的遭遇不论多坏,也不会做败德的事,在超自然的神话戮破之后,儒家理想是唯一健康的信仰。”

2001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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