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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纪是儒学的世纪,华人的世纪,人类的世纪
──我的儒学观──与方克立先生商榷(下)


杨子彬

四、中国大陆的儒学研究

五十年代以来,大陆奉“独尊马列”、“全盘苏化”为国策,并把它绝对化。“五四”时代,“打倒──全盘”还只是争鸣之一家,而现在则是一家独鸣:一切不同观点,连同持不同观点者皆在批判打倒之例。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只是宣传口号,全凭政治之需要和一己之好恶:喜则“从孔夫子到孙中山”(43)一切优秀文化遗产都继承;怒则批孔批儒,打倒孔老二,和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殊不知传统文化是一个多层次整体的动态过程,而非精芜判然两截的混合体。即使真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也不过是所谓“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的“西体中用”。这种完全悖离文化发展规律的极端作法,最终导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陷国家民族于“崩溃的边缘。”至此,“五四”以来,以救亡图存为目的的新文化运动,其“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的路线发展到了极点,中华民族的苦难也到了尽头。“改革开放”以来,西化派的另一支欧美自由主义派空前活跃,不仅否定马列派,而且依然和“五四”时代一样,完全否定传统文化,认为当今世界是西方海洋文明的天下,东方的大河文化早该退出历史舞台。其势汹汹,来得急,去得也快。犹如昙花一现,又像回光反照。《河殇》是他们的纪念碑,但刻在上面的却是他们的墓志铭。物极而反,令人惋惜。

全盘西化派的两支虽然互为水火,但在反对传统文化,反对儒学,反对孔子这一点上,他们和“五四”时代一样,依然是完全一致的。直到八四年底还不许说孔子有富民思想:“孔子不论是维护奴隶制还是维护封建制,都是维护剥消阶级对奴隶或农奴的统治和剥消,当然不可能让百姓富起来”。(44)这类绝对不敢署真名的文章,是当代谶纬神学。

“改革开放”以来,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的复兴,和“五四”时代一样,关系到民族振兴的成败。百余年来经过各种西化派反复折腾的中国人痛定思痛,不再轻信,不再盲从,只管走自己的路。不仅在学界,特别在基层,在民间,大家都心如明镜,不约而同地回到传统文化,回到儒学,回到孔子。这引起某些人的警觉。得风气之先者首先以孔子名义成立学会,以便:1、把孔子研究纳入正统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模式中,限定孔子研究的大方向;2、把孔子作为国际统战的工具,旅游资源和招商引资的中介;3、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和国际化。广大正直学人反对他们垄断、操纵孔学研究,不甘心被他们利用,乃筹组民间学术团体中华孔子学会。好易排除干扰和破坏宣告成立,又有一些混入内部,妄图操纵把持之。清除一个又来一个,能量更大,手段更高明,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都想做这个民间学术团体的“政委”或“婆婆”。自以为掌握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就可以“外行领导内行”,鸡蛋教训母鸡。以虎皮为大旗,不过是争名夺利。直到前不久,他们还背着会长想投靠某会。八七年,我在《用孔子的精神研究孔子》一文中说过“正因为这个领域重要,吸引了不少并非学者的学阀,和不学有术之徒,视为新的特别肥腴的名利场,角逐其中。这不仅表现为对学术的不恰当的干予,特别是普遍地表现在学术队伍内部,混进了一批政治地位比学术地位高,社会活动能量比学术功底深,或其实不过是外行的人,想利用学术,成就其在政治上没有实现的‘不朽’。这些人和学术文化明星们互相勾结,相互利用,把持了学术界。形成为现代化大潮中没有思想,没有哲学的怪现象。不少人怀着世纪末的心态,忙于为自己树碑立传,或写学术著作,这也是从外国学来的。但由于文化、心里素质低,也画虎类犬,贻笑大方。殊不知外国名人老年,向世人和历史负责,多写忏悔录;学术著作也绝无请人捉刀者。特别是有些志于功名,或不过志于富贵而已者,利用学者的善良和宽容,蒙蔽不明真相的友人,不惜以传统文化,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未来为牺牲,以逞其私,其中不少是批孔起家的(当然不包括科学批孔的学人),即使“三中”全会以后,还惟恐沾上“尊孔”的边,忽然摇身一变,成了孔子思想天然的维护者,传统文化的体现者,捷足先登地抢到潮流的前列,及时的抓住了这一事业的命脉。他们正好以不恰当的政治干予为护符,排斥不同观点的人和作品。他们巧妙地扮演着对外挟孔子以自重,对内压制真正研孔事业的两面派角色,把学术领域当作他们发迹的新领地,但毕竟文表而失里,“色厉而内荏,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与?”(1)

八六年被确定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项目的,由十六所大学和科研单位四十七位学者参加的“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课题组,把现代新儒学定性为“抽象人性,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和道德论……攻击五四运动,反对马列主义和中共政策”的资产阶级思潮。何止是资产阶级思潮(有的说是地主阶级思潮)简直是反革命思想和反动学术派别,难怪被他们判了个“缓期执行”的“死刑”:社会主义建成之日,即现代化新儒学灭亡之时,他们是这么说的:“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长期和艰巨性决定了现代新儒学在今天还有一定的生命力,它还会与上述两个派别(指马克思主义派和自由主义西化派)并存发展,有一定的生命力,不断斗争较量,直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之日”。(45)(这是课题组组长方克立先生的论文。杨子彬九七年元月补注)原来课题组的“建成的社会主义”依然不过是个“独尊马列,罢黜百家”的一言堂。龙生云,虎生风,课题组来头大,文革后复兴儒学,复兴传统文化的思潮果然被扼杀在摇篮里了。直到九二年六月德阳会前,大陆无人敢在大陆认同现代儒家的思想,更无人宣称自己是新儒家。

课题组也自诩为“大陆马列派”,其实只能叫大陆官方派,连所谓“第二种忠诚”都没有,不过是些“下必其焉”者而已。因为真正的马列派都主张思想自由。李大钊说:“思想本身,没有丝毫危险的性质。只有愚暗和虚伪,是顶危险的东西,只有禁止思想,是顶危险的行为。”卢森堡说:“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就连改革派也认为信仰自由是个人的权利。改革开放之初,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惨遭扼杀达三十年之后,方始苏醒,而文风明松暗紧之际,你们给现代新儒的定性,对于犹在悸中的“老九”,不啻头悬上方宝剑,还侈谈什么“同情的了解、客观地评价,批评的超越”!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百余年,民族灾难反而日益深重,原因之一恐怕就是这类以“精英”自居的士大夫并不限于“无识”。如果说清末无识的士大夫之救亡图存毕竟还是真诚的话,那么,民国以来的知识分子江河日下,早在三四十年代,张东荪先生认为已经腐烂到“只知苟且;只知规避责任;只知迎合意志;只知从中取利;只知说假话;只知在夹缝中讨生活。”当前的知识分子,等而下之,几乎都如此,并且不能不如此,实在不好再说什么了。不要说使命感,尊严感,连起码的诚实和正直都没有。课题组本来是争鸣一方,却以争鸣的仲裁者自居,把两个对手全判了缓期但一定要执行的死刑,其理论依据无非是他们独尊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但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说,不过是个别人根据他的认识能力和需要说的。请问,这个观点用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检验一下又如何呢?改革开放前,民族文化、民族精神被扼杀殆尽,且余震不断。文化危机,道德沦丧,人性泯灭,未有如今日之甚者。所谓“史无前例的危机”,“崩溃的边缘,”最可怕的主要不是物质的破坏和生产的落后,而是全民族文化素质和精神上的坠落。如果不首先从文化上,特别是从哲学上摆脱“独尊’的思维桎梏,复兴传统文化,复兴儒学,并以民族 文化为主体,同时从”语法“意义上吸取人类创造的一切文化,综合创新民族文化;谬以为,只要首先把经济搞上去就可万事大吉,或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则民族振兴不仅事倍功半,很可能事与愿违甚至南辕北辙。岂能无视近代中日两国同时改革而成败互殊的教训,重蹈“洋务运动”之复辙。不要忘了,北洋海军也曾是亚洲之最。只把经济搞上去,而不随之以礼制、民主法制和教肓的同步发展,则其敝端必将比资本主义的敝端有过之而无不及。结果贫富悬殊,道德沦丧,人性泯灭,邪恶横行,精神文明崩溃,到头来,不过是“皇上之庄真避暑,百姓依旧在热河。”则势必贻害子孙万代矣,可不慎乎!这是中华民族百余年来历尽磨难坠入谷底后的反思。而当前各种贬斥传统文化贬斥儒学的他封或自封的“精英”们,硬要中华民族做“独尊”的活化石,把中华民族当作供品,放到他们自己也未必真心信仰的“信仰”的祭坛上。

当年的复辟派死灰虽难复燃,但仍然风起灰扬,今日把当前世界民主和市场经济两大潮流对立起来,认为中国需要英明君主实行开明专制,并歪曲“四小龙”成功经验以为论据者即其哲嗣。名声不好,只能做,不能说。全盘西化派之全盘欧美化派和全盘苏化派,则因朝野地位的变化而分别扮演激进和保守两种角色。只有现代新儒家和孔教派一贯保持其中坚派的立场,在艰难困厄中实践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46)的历史使命。如果说先秦儒学不能推行是曲高和寡的话,五四以来现代新儒学和孔教派未能广泛流传,却是因为比宗法封建专制主义更绝对化的现代文化专制主义采取扼杀异端的政治和文化政策。

大部分学者主张儒学现代化。承认儒学的某些社会伦理范畴,命题有益于振兴民族精神,仍不失为综合创新民族新文化的“词汇”。有各种说法:批判地继承;改造后加以利用;把儒学马克思主义化;作现代解释;在儒学和马克思主义之间找到某些结合点,用以丰富马克思主义。其共同点是儒学只能作“词汇”,绝不能作“语法”。以什么思想为“语法”批判、改造、解释儒学呢?有的含乎其词,似有难言之衷;绝大多数很明确,要用马克思主义为“语法”。仍然不过是“西体中用”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所以我在德阳会上称之为“一家百鸣”。当前大陆研究儒学和孔子,尚无人如实地视为传统文化的主体,民族安身立命之本根,振兴中华的文化主体,综合创新民族新文化的“体”和“语法”,所以我在会上说,不过是大贬小贬之分。

“儒学现代化”古已有之。孔子和儒学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但自己的命运却具有悲剧色彩:不断被肢解、淡化、歪曲,直到一次又一次地被当作殉葬品,不止一次地几乎被葬送。孔子和儒学的悲剧就是通过不断被“现代化”完成的。

儒学不断被“现代化”的根本原因是孔子为人们提供了符合人的本质和社会实际的世界观,不仅深入人心,而且,只要人类基本上沿着社会规律前进,就离不开孔子揭示的这条人道主义的中轴线。后儒、官儒所以能在中国封建时期主要起了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还是因为它以先秦儒学为中轴线。它们所追求的小康虽说是舍本逐末 但毕竟是儒学的一部分。一句话,它们还算是以儒学为本,为体,为“法语”而将儒学现代化的。所以,归根结蒂,它们仍不失为儒学的范畴。而当前的儒学现代化论者用以改造、阐释、作现代解释的西方文化,连外国人自己也认为不如中国的传统文化。罗素说:”西方文化……对现实人生确无明确的观念,这一点恰好是中国文化的长处。”(47)更何况它们都片面夸大向上性和为公性对立的一面,导致两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冷战。这就撕裂了人道主义。他们所谓儒学中可以作“词汇”的命题、范畴,不过是儒学的末、枝叶和花果;而儒学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他们却认为必须彻底的批判、抛弃的唯心主义和调和论。《诗》曰:“采封采菲,无以下体”。(48)采食萝卜,蔓青的叶子,而把块根丢掉,舍本逐末,实在可惜。

浊浪滚滚,清风徐徐。现在,即使在大陆,儒学再也不是某些人所能扼杀得了的了。九O年十一月,冯友兰先生在临终前说:“中国哲学将来要大放光彩。”九一年三月,张岱年先生说:“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文化复兴的世纪。中国文化必将赶上西方步伐而且独放异彩。”另一位大师级学者季羡林先生在九一年八月说:“到了二十一世纪,三十年河西的文化就逐步让位于三十年河东的东方文化,人类文化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时期。”九二年六月,费孝通先生说:“这个时代呼唤着新的孔子……他将为人类共同生存下去寻找一个办法。”

 五、我的儒学观概括如下

1、人是社会和宇宙的主体。人类社会的根本规律是人道主义,自从人类作为一个族类诞生以来,就本能地、并逐步自觉地沿着这个规律前进,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任何文化、宗教或思想都围绕着如何探索、阐释和促进人性发展和社会进步这个永恒的主题提出自己的学说。这就是孔子说的,“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系辞下》)而其价值则取决于这种文化、宗教或学说所涵容的人道的质和量。

2、孔子是人类思想家。孔子在发现“人‘的基础上,揭示并完整地把握了人的本质、社会实际和人类社会的根本规律;创立了以”仁”为核心,包括忠恕之道的价值观和中庸之道的方法论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的儒学;为正确解决向上性和为公性的关系奠定了坚实的科学理论基础。从而为恰当地处理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以及人和自然的关系找到了客观的标准:个人价值的实现以促进或起码不危害他人和社会的发展为限;同样,社会的发展以促进或起码不危害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为限。这既区别于片面强调自由发展,自然无为的道家,又不同于片面强调整体利益,无视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墨家、法家。和西方文化相比,既区别于强调个人权利和自由的英美自由主义派,也不同于强调国家民族利益的大陆“人民主权派”和马克思主义。所以,儒学迄今仍是最全面、最深刻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它虽然创立于宗法封建社会,由于它从根本上解决了人性发展、社会进步这个根本课题,所以具有人类意义和永恒价值。只要人类基本上沿着社会规律前进,就离不开孔子揭示的这个人道主义的中轴线。试问,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从日常生活到一切族际、国际矛盾和和冲突,哪一件不能用忠恕之道和中庸之道,从根本上一劳永逸地解决呢?随着历史的发展,物质和文化水平越高,人的本质和社会的规律揭示的越深刻,人们就越接近,也越容易认同孔子思想。这正是“五四”以来,历经全盘美化和全盘苏化的中国人,终于开始认识到只有复兴儒学才能振兴中华的根本原因,也是西方有识之士把人类的未来寄望于孔子的根本原因。

3、只有复兴儒学,才能振兴中华,造福人类。复兴儒学即在还孔子本来面目的基础上,首先复兴先秦儒学的忠恕之道的价值观和中庸之道的方法论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把儒学当作综合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创新民族新文化之本、主体和“语法”。

4、从“语法”意义上学习、借鉴他种文化(包括宗教),首先吸取他种文化在价值观和方法论的成就,以丰富、发展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既非“中体西用”,也不是“西体中用”。

5、各种民族皆以自己的传统文化为本、为体、为“语法”,综合创新民族的新文化。即“以我为主,综合创新”。这是文化发展的根本规律。

6、各种综合创新了的民族文化,以人道主义为本、为体、为“语法”,共同创新人类未来文化。这种人类共同文化,在每个民族、国家又表现为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未来的人类文化不可能是某一种文化或学说或宗教的一统天下,而只能是“和而不同”,只能是各种“综合创新”了的多元文化的异彩纷呈。

7、复兴儒学振兴中华要走子贡亦学亦商亦政既富且仁的道路。具体地说,就是联合学者,政治家和儒商,做集体的子贡:以儒学为主,综合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并以此为指导,创办从托、幼、小学就学习古文化、外语和电脑的寄宿学校和其他文化教肓事业。在提高民众,特别是新一代文化素质的前提下,培养新时代的人类的孔子。如此做出“样子”,推而行之,既可有助于振兴中华,造福人类。

肇源于二十年代初的这种认识,是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被内外反动和所谓革命势力反复折腾百余年来从整体上觉悟的标志,是中华民族回到人道主义的传统文化和人类文化大道的开端。

六、儒学发展的展望

今天世界正处在新旧格局交替,人类面临何去何从的关键时期,和当年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类似。今天人类文化的发展,从国际范围看,不论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初步具备了实现孔子思想的条件,人类经过几千年,近代几百年,特别是现代一百年文明的进步和折磨已经开始走出异化的低谷。只要取得共识,共同发扬一切优秀文化,就能制止霸权主义,宗教蒙昧主义,用和平的方法实现人类进步,历史已进入战争到和平,从斗争到合作,从一些民族、国家局部繁荣富强到人类整体向大同过渡的关键时期。不仅任何一个阶级、国家、国家集团再也不能靠强凌弱,大欺小,靠侵略、欺诈别的阶级、国家、国家集团,就是不同时并且充分考虑别的阶级、国家、国家集团的利益,也不可能最终实现自己的利益了。要想自己生活得好,也得让别人生活得好。这就是孔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

资本主义迄今创造了三种模式:英国的个人资本主义,西欧大陆的“莱因模式”的社会资本主义(互相资本主义),和日本的公司资本主义。三种模式各有利弊:个人资本主义使大部分人个人积极性充分展现出来,造成了贫富悬殊,及由此引起和种种弊端。互助资本主义政治制约经济,相对缩小了贫富差距,却以牺牲部分自由为代价。公司资本主义生产和劳动者的生活水平不同步发展,日本劳动者付出的最多,但得到的,相对而言却最少。在资本主义内部竞争中,前两种模式都败在了日本模式脚下。为了竞争,为了取悦本国人民,英美模式将更加利己主义,欧洲追求更多的自由,却无法摆脱沉重的福利包袱。日本既向往英美的自由,又羡慕欧洲的福利,但为了保持竞争的优势,两者都能事半功倍的得到点,但却要付出事半功倍的劳动。把这种公司资本主义叫做儒家资本主义,是对儒学精神的误解。诚然日本属于儒家文化圈,日本企业也用儒学的和谐、中庸之道成功的缓解了劳资矛盾;但只限于公司内部。不用说在国际,即是在本国企业之间,他们用的更多的是兵家的权谋和狡诈。即使企业内部,儒家和谐的人际关系被用作掩盖剥削的手段,这直接违反了儒家以“仁”为核心的的忠恕之道的人道主义精神,这绝非儒家资本主义,起码也应该说这不是地道的儒家资本主义。真正的儒家资本主义有待创造。比较而言,新加坡的模式更接近儒家精神。

资本主义是一种竞争和挑战的制度,它以商品经济为基础,以自由主义为意识形态,所以统治西方思想的马克思.韦伯的理论认为, 只有西方基督教新教伦理的宰制现实世界的精神和“价值理性”与“目的理性”之间的紧张关系才能开出近代西方的资本主义;而强调和谐、中正与平衡的儒家伦理开不出资本主义和现代化。六十年代,特别是七十年代以来,“东亚儒学文化圈”的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经济巨大成就,不仅打破了韦伯的理论,而且“亚洲工业伦理区”开创的第三种经济发展模型可能比欧美模式更适应现代化的需要。

资本主义取得了辉煌的物质成就,法国大革命以来的二百余年中,它在与保守主义、社会主义竞争中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取得世界性的垄断地位绝非偶然。但它从经济道德到政治的危机:激化时战争,直到世界大战层出不穷;和缓时则表现为贫富悬殊、失业、民族歧视,吸毒、凶杀、同性恋等社会综合危机,和对落后国家在人道援助旗号掩盖下的残酷剥削。这一切并非偏差和失误,而是源于资本主义固有的不平等和非正义。而这恰恰是资本主义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资本主义的这种先天病当然不能用资本主义的药方医治。

西方文化是否没落了?当然没有。从古希腊到近代以来形成的西方文化,把人类从封建和神学中引领出来;文艺复兴以来在世界独领风骚数百年,把人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程推到了不论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能体认儒学意义的高度。今天,从发达国家开始的认同孔子的思潮,将决定人类的命运,西方文化走过了自己的光辉历程,完成了阶段性的历史任务,在新的形势下,它亟需发展和更新。正像他种文化会借鉴它而更新一样,它也需要以我为体、为本、为“法语”,并从“语法”意义上借鉴他种文化而综合创新,再和也已创新了的他种文化一起,共同创新人类未来文化。

各种文化,学说和宗教都在考虑如何在促进人性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事业中充分实现自己的价值和发展,这对人类,对各种学说,都即是挑战,又是机遇。这是一个各种文化都需要综合创新,又要共同创新人类未来文化的时代。人类新文化必然是集一切优秀文化精华的大成;而又消除在历史异化途程中,由于时代、阶级、国家、地域、民族、宗教信仰等原因造成的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只有基于人的本性的永恒目标全面深刻的人道主义。

儒学是全人类都可以认同的文化体系。现代新儒学的任务是,在还孔子本来面目的基础上复兴儒学,振兴中华,并积极参与人类未来文化的创造。

我们说,二十一世纪是儒学的世纪,华人的世纪;又说二十一世纪是人类的世纪,是各个民族真正独立,完全自由,各种民族文化全面复兴,并“以我为主,综合创新”民族新文化的世纪。是全世界所有的独立民族,所有的创新了民族的新文化,共同以人道为主,创合创新人类大家庭和人类共同文化的人类世纪,我们说二十一世纪是儒学的世纪,华人的世纪,是指五千年的古国文化,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华民族,近代以来,虽坠入“史无前例”的灾难的谷底,但长期以来,民族文化和全球华人在前仆后继百折不挠的斗争中也聚集了民族振兴的空前的力量,和充分的条件,完全有可能像冯友兰、张岱年、季羡林几位大师所揭示的那样,中国哲学不仅要“大放光彩”而且要“独放异彩”,还要促进“人类文化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但我们所谓中国哲学“独放异彩”,绝不是象西方文化在过去“独放异彩”时那样,要取代甚至扼杀其他文化,学说和宗教,而是在“立达”精神的引导下,主动学习、借鉴他种文化、学说和宗教的成果,无私地促进它们的发展,共同推进人类的进步。所谓二十一世纪是儒学的世纪,华人的世纪,和别的国家,民族争取二十一世纪成为自己世纪的愿望和努力不仅不矛盾;而且,只有这样,二十一世纪才能成为真正人类的世纪。只要二十一世纪成为人类的世纪,各种文化,各个民族的世纪自然也就实现了。

今天,整个人类从整体上说已经走到了一个从物质文化到精神文明已初步达到开创人类新纪元的时代,又适逢世纪之交和千年之始,只要人们能转换观念改弦易辙,综合各种文化,学说和宗教的成果,创新出人类的新文化,整个人类就可进入“理想国”或“大同世界”了。这对每个民族,每种文化、学说和宗教,都既是机遇,又是挑战。这就看哪个民族,哪种文化,学说和宗教,能更早地和更彻底地抛弃民族利己主义,文化本位主义,宗教蒙昧主义;能以我为主,综合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创新出民族的新文化,不少国家和国家团体,都在争取二十一世纪是自己的世纪。“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的天下?”应该说,二十一世纪再也不应该也不可能是某一国或某一集团的天下了。二十一世纪应该是,也必须是全人类的世纪。

亲爱的西方弟兄们和阿拉伯姐妹们,让我们从西方文化思维模式的“文明冲突论”的岐路知返,回到文化发展的根本规律“以传统文化为主,综合创新”的大道上来,协调各种文化,相互促进,和平竞争吧。二十一世纪到底是谁家的世纪并不重要,只要大家都遵守人类公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以邻为壑,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如果二十一世纪仍然是西方文化的世纪,或仍然是美国的世纪,又有何不可?有何不好!届时我们一定给你们发贺电。不过我们也满怀信心,只要能复兴儒学,用传统文化统一中国,中华民族的振兴指日可待,则二十一世纪不仅是儒学的世纪,华人的世纪,而且是全人类共享大同的人民世纪。届时相互祝贺,普天同庆,岂不美哉!人心要比天心宽。这就是奉行忠恕之道和中庸之道的华人的文化观。

   七、复兴儒学的初步构想

复兴儒学不仅是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个实践问题。要打破“上说”,幻想“得王行道”的传统模式,不要把眼光盯着当权者和知识上层;其实广大民众纯朴质实,更易理解和接受孔子思想,所以,要把工夫主要用在“下教”上。应向民众宣传普及孔孟之道;使之成为民众自愿接受自觉奉行的人生哲学。普及最好的办法是做出可信的范例。应该发扬子贡亦学、亦商、亦政的履道方式。把自己领导和影响所及的单位办成儒家学校,创造具有示范价值的典范。既需要现代新儒家的前辈、时贤在理论上复兴弘扬,开拓创新,振聋发聩;更需要象陈焕章、晏阳初先生那样安贫乐道的大胆实践。既需要陈嘉庚先生那样热心的儒商,也需要大批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倡导推行,和无数任劳任怨,勇于奉献的“传教士”,以及以身弘道、践道的广大民众。在先秦,儒学本来就是一种生活方式,从政、治学、从教或经商不失儒家本色。所谓“还孔子本来面目”,不仅发明孔孟之道的本然,而且要恢复儒学之为生活方式的品格。据说韩国各种学说和宗教都有新派,在保持原说精神的前提下普及,通俗易懂,简单易行。皆有学者、经济实体和广大民众共奉其事,形成一种社会风气。其实先哲、先知创立学说和宗教时,旨在阐释人生真谛,解答社会人生何去何从的迷津,必定是面向大众的,不可能深奥玄妙和难懂难行。不识字的惠能创立的禅宗标志佛教中国化的完成,得到广泛传播;而博大精深的玄奘创立的唯识宗却因为过于深奥而很快衰微了。孔孟之道就是这种简单易行而又深刻的学说。

学习三大宗教和西方文化流传全球的经验,以儒商的经济力量为后盾,用儒学精神兴办各种文化教肓事业。在城乡、在企业创办从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各种技术学校,成人教肓,直到老人大学、养老院一整套完整的体系,并且把幼儿园和养老院巧妙结合起来。

在弘扬儒学的同时,真心实意,全面客观系统地弘扬各种学说和宗教。不仅不反对,而且鼓励、支持民众,包括信奉儒学的民众信奉他种学说和宗教。这是吸取各种文化成果,综合创新儒学的过程,也是综合创新人类未来文化的过程。儒学无所谓,当然也无从追求自身的利益,只要能丰富和完善人性,就一事同人的欢迎。如果各种学说都能在弘扬自己的同时促进他种学说的发展,而不象以前那样互相攻讦,互为水火,都不追求自身利益(实际是上层维护其既得利益),则受益的将是全人类。其实,只要是科学的学说、真正的相互借鉴,相互促进,即使和儒学观点对立者,也可以在人道的基础上相反相成。随着人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在异化过程中形成的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将逐渐淡化,以至最终消失。剩下的只是人的本质的纯化和升华。人们的欲求不仅不会减弱,反而因为向上性和为公性和谐均衡的发展,而更专心致志地为不断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而事半功倍的积极进取。那时再无单一的独尊的学说、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或统治思想。人类将最终综合创新出完美的而又丰富多彩的人道主义价值观和理想的思维方式──全面深刻而又各具特色的人道主义体系。今天的所谓儒家文化圈、西方文化带、伊斯兰文化区的界限迟早要消失。每个地区、国家、民族都有各种学说、宗教平等友好相处。信仰成为纯粹个人的私事。信奉基督的总统任命佛教徒做总理,总理又选儒家做教肓部长,而议长有可能就是位穆斯林。即使家庭成员的信仰也是各有所宗。再进一步说,一个人的思想是经常发展更新的,也不可能从一而终。学贯东西,融会三教将成为人们追求的崇高影界。犹如多民族家庭培肓健康的混血后代一样,文化的交融塑造完美的人性和人格。谁掌握人类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种类越多,内容越丰富,谁的人格发展就越丰富越完满。这很可能是未来社会衡量人的价值和境界的主要标准。现在,这个消除意识形态分歧的过程已经开始。

站在民族立场和历史高度,用传统文化,特别是用儒学观点来看待两岸统一问题,实在不该在马克思主义或三民主义的主导地位的不可能有结果的争吵中错失振兴中华的良机。只需在反对封建独裁、文化专制主义,实行民主法制这类公认的,也是两党建党宗旨中所追求的近代化课题上达到共识,有了学术民主、言论出版自由,民众就会自由选择自己的信仰。江泽民八九年十月会见参加孔子诞生2540年大会的外国学者时说:“新加坡编写儒家伦理教科书,在中学设置儒家伦理课,这种作法很好,值得我们借鉴。”新加坡是多民族国家,有不同的文化和宗教背景,可以说是世界的缩影,他们的经验具有世界意义。他们的做法是在中三、中四,学生可以选读的道德教肓科目有佛教、回教、基督教、兴都教、锡克教、世界宗教和儒家伦理,每名学生必须在这几个科目中任选一个,(49)政府虽然倾向于恢复孔孟之道,但并不搞独尊,而是由各种学说自由争鸣,让学生自由选择。廖承志在写给蒋经国的信上引鲁迅的诗:“度尽劫波兄弟在,相缝一笑泯恩仇。”应该站在全民立场无条件的抛弃党派成见和既得利益,以中华振兴为重,抓住当前时机,先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统一步调,充分发挥两岸联合的优势,在国际上立于不败之地,这才是上策。全民族有了振兴中华这个共同目标,就会产生巨大的凝聚力,历史上造成的恩恩怨怨将逐渐化解。

再如以色列和巴斯坦,本来是巴勒斯坦大地哺肓的一母同胞,都颠沛流离,历尽人间苦难,终于又都回到巴勒斯坦大地母亲的怀抱。如能借鉴儒家以“仁”为核心的忠恕之道和中庸之道的人生哲学,自会相亲相爱,精诚团结,共同建设美好的生活。报载以色列人将车祸死亡的儿子的器官捐献给巴勒斯坦患者。看后很激动,也很兴奋,这不预示了两个伟大民族亲如兄弟的未来吗?

拿破伦说:“当中国醒来的时候,它将震撼全世界。”十分感谢这位曾经震憾欧洲的人抬举中国。可惜他根椐的是资本主义时代西方文化弱肉强食的逻辑。他们强大了就扩张,侵略别人,还祸起萧墙,发动过两次世界大战,难免怕别人强大了也侵略他们。说得客气些,不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句话,起码是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其主体的儒学及由她哺肓的中国人的误解。不了解儒学,就不能真正认识中华民族,就不懂得中国人的心。儒学正确反映了人际、人和社会,以及人和自然的关系:“天人和一”,“民胞物与”。(46)“近者说,远者来。”(15)“四海之内皆兄弟也。”(6)中国在历史上没有侵略过弱小。 最强大的汉唐都以和亲政策团结周边后进异族小国;倒是常被他们振撼。而他们在内迁,甚至入主中原之后,又都自愿同化于中国文化,共同建设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今天在复兴儒学的中华民族,奉行孔孟之道,将和外国同胞一道,在综合一切优秀文化而创新的人类新文的指引下,一起和平稳健地进入世界大同。

引文:

1、《论语·阳货》

2、《论语·子罕》

3、《论语·乡党》

4、《中庸》

5、《说文解字》

6、《论语·颜渊》

7、《论语·雍也》

8、《论语·宪问》

9、《论语·尧曰》

10、《论语·述而》

11、《论语·里仁》

12、《论语·卫灵公》

13、《论语·学而》

14、《礼记·明堂位》

15、《论语·子路》

16、《礼记·曲礼上》

17、《论语·为政》

18、《论语·子张》

19、《论语·微子》

20、《论语·先进》

21、《孟子·梁惠王》

22、《孟子·滕文公》

23、《论语·八佾》

24、《论语·泰伯》

25、《东方文化及其哲学》

26、《论语·季氏》

27、《先秦政治思想史》

28、《孟子·离娄上》

29、《儒家哲学的现代意义》

30、《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31、《史记·孔子世家》

32、《春秋繁露·玉环》

33、《孔教论》14页

34、《孟子·尽心上》

35、《诗经·丞民》

36、《养知书屋文集·复张竹汀》

37、易白沙:1916年岁2月《新青年孔子·评议》

38、《李大钊选集·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

39、《独秀文存》卷三/四十八页

40、赛珍珠《我的中国世界》

41、《思想与时代·儒家思想的新开展》41年8月

42、《徐复观文录选粹·民主评论结束的话》198页

43、《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44、84年12月12日《光明日报·孔子富民思想辨析》,是魏阳批判11月28 日杨善

群《光明日报谈孔子富民思想》的。

45、《南开学报。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历程·下》90年6期

46、《西铭》

47、《中国之问题》

48、《诗经·邶·谷风》

49、《儒家伦理课本》

50、《孟子·告子下》

51、《荀子·臣道》

52、《汉书·武帝纪赞》

53、《国语·郑语》

54、《左传·昭公二十年》

55、《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56、《孟子·离娄下》

57、《新民学·论私德》

58、《大学》

59、《孟子梁惠王上》

60、《论语·公冶长》

附录:

八四年以来完成的“还孔子本来面目的初步尝试”论文:

1、孔子是人类思想家

2、用孔子的精神研究孔子

3、孔子的富民思想

4、孔子鄙视劳动人民吗?

5、孔子的义利观

6、孔子的君臣观

7、“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辨折之一──孔子鄙视妇女吗?

8、以“仁”为核心的儒学及其历史命运──我的儒学观

9、儒学的民主思想和民主精神

10、儒学复兴,还是儒学现代化?向主张儒学现代化的同志请教

11、理直气壮的尊孔,理直气壮地崇洋

12、漫议中国人的处世之道“穷则独善其身”并非“明哲保身”

13、孔子是性善论者

评十六集电视剧《孔子》

(1992年6月28日在“儒学现代意义国际学术研讨会”分组会上发言的一部分)

长期以来,在孔子和儒学研究中有个怪现象:国外尊,国内贬,孔子家乡的曲阜则名褒实贬。所谓尊和贬,是在还孔子本来面目的基础上,以孔子和儒学思想的实际为准则:正确评价叫尊,低估是贬;比如栋梁之材,以栋梁待之是尊。过去认为只能造纸、当劈柴固然是贬;今天说可以做椽子、门窗,虽则比造纸、当劈柴前进了一步,依然是贬,不过是大贬和小贬,公开的、盛气凌人的贬和转弯抹角、巧言令色的贬之分。“五四”要打倒“孔家店”,不只是贬,而是完全否定和扼杀。从否定到贬,不管是真心想取精去芜,古为今用,还是迫於形式迫不及待地把孔子和儒学研究纳入既定模式、利用孔子做国际统战工具和使自己现代化、国际化,客观上都反映了社会的进步。但它的危害未必比彻底否定小。因为它似是而非,貌似端正、客观,容易迷惑人,从而使还孔子本来面目的工作变得更难。孔子说:“恶似非者:恶莠恐其乱苗也,恶佞恐其乱义也,恶利口恐其乱乐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乡原恐其乱德也。”(《孟子 尽心下》)当然,过犹不及,拔高也不是尊。当前大陆研究孔子和儒学,不过是大贬和小贬之分,尚无人如实地视为传统文化的主体,民族安身立命之本,振兴中华的文化主体,综合创新民族文化的“语法”。

十六集电视剧《孔子》是贬孔子者的又一种新作。并且,大概就出在孔子自己老家。它把孔子丑化为道学家,冬烘先生加孔乙己,固执迂腐、可笑而又可悲的泥礼不化的老古董。他反对变革,顽固地恢复过时的周礼,力图把社会拉向后退,终于被历史抛弃。作者寓贬于褒,似乎满怀尊敬和同情,而又无可奈何地不得不否定这是“五四”以来正统思想的新形态。

一九九二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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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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