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z2000.jpg (5663 字节)

在通往理想的途中——杨子彬先生的四条道路


唐文明

杨子彬先生的一生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的一生。据我的观察和了解,他曾尝试着走过四条道路。在这些路上他东奔西突,摩顶放踵而不悔,鞠躬尽瘁而无怨。

1932年农历7月初7,杨子彬先生生于河北枣强县杨家庄。少年时代的他受到了什么样的教育,我不很清楚。据他自己的叙述,他的父祖皆宽厚仁德,积极公益,乡里人望,有燕赵风。可以想见,正是在这样一个环境的熏陶下,一个天真、充满豪情与侠气的杨子彬在逐渐成长,一个忧国伤时、心怀天下的杨子彬在逐渐成长。从后来看,豪侠之气与为国为民这两种情结,实际上规定了他的一生。他一生的行动与遭际、他一生的思想与言论都与这两种情结有关。中学时的他由于看到当时的政治腐败,遂有了从政走仕途之路的志向,因为他意识到从政是实现自己凌云壮志和崇高理想的最直接方式。仕途之路实际上是传统知识分子无可逃避的宿命,用儒家的话语来说,就是经世致用的“外王”理想。但在毛泽东时代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格局中,杨子彬先生的这一番抱负要想有所实现,大约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成为一个政治素质和觉悟很高的职业干部;二是成为一个体制内的知识分子。这种特殊时代的体制性限制似乎已经预先决定了杨子彬先生后来的悲剧性命运。似乎有一张预先撒开的网,在等待着这个真诚、热情、对真理执著追求又有着铮铮铁骨的燕赵汉子。即使不从事后看,我认为仍然可以说:冲突将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即将与体制发生对抗的这个人是杨子彬而不是别人。

1952年中学毕业时,杨子彬先生被共产主义的理念所激励,立志学马列,遂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共产主义在那一代中国人心中唤起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与憧憬,似乎没有人专门研究过。但我想,一个理念能否激励人且能激励多少人,可以看成是这个理念所拥有的能量的限度。福柯说,一个理念就是一个炸弹,在爆炸中发出美丽的、蓝色的火焰——这就是它的意义所在。但令人感慨的是,在这美丽的爆炸中,有多少人会被这个理念的流弹所击中?

在北大哲学系,杨子彬先生感到他从政治国的愿望似乎要落空,因为北大哲学系的培养目标主要是师资和科研。1956年他从北大毕业,服从国家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所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尔后不到一年就在“整风”中直言获罪,被打成“右派”长达19年之久。

在哲学所他仍然充满政治热情,终于在响应号召帮党整风的大气候中表现了自己的力量。他赤胆无畏,带头搞了大字报,在哲学所引起了轩然大波,旋即被定为“极右”,“二类处理,保留公职,监督劳动。”这时,共产主义的信仰在他心中尚未泯灭,他内心充满矛盾和痛苦,一方面,认为自己所作所为乃一片好意;另一方面,又担心自己的觉悟不够高,猜测自己的确在某个问题上可能出了错,所以,一方面,他坚持自己的清白无辜;另一方面,也会有一种自我责备、甚至认罪的心理。就这样,他像那个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在惶惑不安中去了北大荒。

在北大荒的日子想必不会好过,但他很少和我们谈起。他只说,初到北大荒时在感慨中曾写过一首诗,可以作为他那时心境的一种见证。诗云:“车进完达山,踏雪直上天。今日新垦土,儿孙故家园。”我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杨子彬师的豪情风骨,正是在阅读这首诗的时候。那种对命运与遭际泰然处之的大丈夫心态,那种在荒原上开辟家园的创造者心态,从诗中抑制不住地流露出来。我那时想,这个人的心灵是多么健康,而生命又是多么需要这么健康的心灵。

从1957年沦为“右派”到后来辗转去了敦煌,再到1978年统一“摘帽”、1979年“改正”,杨子彬先生从没有停止过申辩。尽管多次申辩都无济于事,但他仍然怀着一片赤诚,相信中国共产党,相信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能实现,但也开始逐渐意识到共产党的政策可能有严重错误。于是,他“那股子豪迈的傻劲又上来了”,在一种舍我其谁的使命感的折磨下,从1973年8月到1976年10月,他曾五次冒死向“主席、总理、亲爱的党”上万言书,批评个人崇拜对党和人民的事业的危害性。我真的不知道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尤其是当他意识到这种行为的可能后果时。我常常想,这样一个常常会受到使命感折磨的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相信我的答案决不会错:这样的人正是鲁迅先生说过的“中国的脊梁”。

他后来曾说,一想起当时上书时心境的悲凉,就会心潮澎湃,难以平静,有时则泪眼模糊,不能自已。对于过去曾经认为的美好理想,在执著追求之后依然逝去,其间的辛酸苦辣,那种复杂的感受,至今,我还是不能真正地体会,虽然我可以理解。

我把他的申辩看成是一种苏格拉底式的申辩。苏格拉底宁愿服刑也不愿逃走,因为城邦是他真正的家园,是他真正的社稷。苏格拉底的神灵引导他走向真理之路,虽然这条路看起来与城邦的现实不相称,但他相信,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城邦的繁荣和发展。他诉诸内心的声音,但并没有由此走向“良知的傲慢与狂妄”,而是将自己的良知与家园看作是根本上一致。坚定不移的家园感正是苏格拉底勇敢就死的心理动力,也正是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的含义所在。亚里士多德说只有动物和神才无所谓家园,而人只有在城邦中才能真正成为自己。苏格拉底意识到自己无论如何不能失去家邦,因为他知道他既不是动物,也不是神。他不可能像神一样全知全能,但又比动物更聪明,因为他知道自己无知。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苏格拉底服从雅典法律而不逃走的行为才不至于降低其价值。

家园是与人的存在息息相关的天命场域,是人是其所是的生存处境。这正是苏格拉底的终极关怀所在,也是杨子彬先生的终极关怀所在。后来他常常自嘲地说他们那一代人都有一种岳飞式的“愚忠”,或者叫做“第二种忠诚”。我深深理解这种说法的真正含义。不是因为他对于某种意识形态的服从使他有了这种“第二种忠诚”,而是因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对于家园的热爱和憧憬才使他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愚忠”。而且,正是因为他还能够保持自由独立的思想习惯,才使他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屡屡遭难;正是因为他还有一颗忧国忧民的心,才使他在屡屡遭难之后也从不回头;也正是因为独立思考与忧国忧民这两种力量在他心中长期激荡,才造成了他的苏格拉底式的悲剧性境遇。

我也把他那时所做的一切申诉看成是一种旷野呼告。可以说,那19年来,他的心一直在等待着被唤起。他等待着一种真理之声的呼唤,将由光明之神发出的呼唤。但似乎那光明之神远远地遗弃了他,19年来他从没有听到。尽管如此,他从未放弃希望,也许他把自己的遭际看作是一种考验;也许,是他那天性的豪迈抵消了命运加在他头上的阴翳。记得有一次,一位稚气的同学说“青春应当燃烧、应当爆炸”,问及他时,他感慨地谈及自己逝去的青春,说:“在那个时代,不让你燃烧,不让你爆炸,只让你冒烟;像我,一冒就是十九年。”

1979年,杨子彬先生“归队”到兰州大学哲学系重操旧业,研究中国哲学史。我想,这大概也是他一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9年的右派经历使他发生了巨大的心理变化,他开始真正彻底反省自己的选择、自己所走过的路。他开始意识到岳飞式的“愚忠”,从而对过去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发生了根本的动摇,这使他对过去、对未来、对自己、对民族的看法发生了一个彻底的变化。

尽管1979年的中国大学“左”的意识形态色彩仍然很浓厚,尽管那时的杨子彬仍然生活在体制之内,但我相信,在他的内心发生了一次彻底决裂。他不再像过去那样虔诚地信奉共产主义的理想,而是开始真正独立地站在体制之外思考问题,思考他的民族的遭际和前途,思考他自己的过去和未来。简而言之,“归队”后的杨子彬先生从一个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变成了一个体制外的知识分子。

兰州大学是国家教育部直属的一所有着优秀传统的大学,想必在1979年前后,她迎来了不少的“右派分子”。在韩学本先生做主任的哲学系,迎来的是杨子彬先生和在全国美学界有极高知名度的高尔泰先生。我曾在杨子彬先生家里看到过高尔泰先生送给他的一幅画,画的是一棵在狂风中将欲被摧折的老树。风雨如晦,大树将倾,我不关心这里有什么特别的寓意,但我极不喜欢它,因为它让我体会到一种非常晦暗的心情。我当时想,他们这一代人大概都有一种终极性的怨恨之情,很难摆脱历史的重负,因而也很难保持一颗洒脱向上的健康心灵。但后来我意识到我可能错了。艺术其实恰是人解脱、超拔于现实之泥淖的一种力量和方式。也许正是通过一幅晦暗的画,使晦暗的心情得以释放,也就是使晦暗的心情明亮起来,从而也就彻底埋葬了晦暗。在这个意义上,作一幅晦暗的画就是将晦暗扔到画里的行为——在我直接的感受里,杨子彬先生从来都是坚强、向上的,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对国家从来都是充满信心和希望的,也从不给晦暗以太多的时间与空间。

从兰州大学哲学系开始,杨子彬先生大约意识到从政之路大概已很难向他敞开了。这不仅是因为长期的“右派”经历,而且是因为他看出了执政党所犯错误的根深蒂固的问题所在。但理想主义者是从来不会放弃自己的追求的,这意味着他注定要去拓展出一条条通往理想的新路。

作为冯友兰、张岱年先生的学生,杨子彬先生对中国哲学是熟悉的。但多年的政治风云使他无暇顾及于学术研究,尽管他一直在虔诚地思索着。来到兰州大学以后,他有意开拓了自己的学术之路。但像所有理想主义者一样,他从一开始就反对“为学术而学术”的腐儒作风,而是将学术的目的规定在为国为民与安身立命的大用途上。在他去世前的一个多月,他还告诫我不要做穷经皓首的腐儒,而是要做经世致用的大儒。

虽然他的学术生涯并不算很长,且在国内学术界也并没有多大的名气,但他的学术之路对他后来的行动却至关重要。他是个非常有思想的人,更是个有远大理想的人。我相信,理想主义是出于他的天性,理想是他生活的最大动力,理想一直照亮着他的生活世界。所以,从传统儒家的思想中,杨子彬先生所找到的,依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终极依托。在历经磨难之后服膺于儒家,成为一个儒者,这对于杨子彬先生看起来似乎是一次新生,但我以为,这仍然属于理想主义者的“一贯之道”。在大陆学术界,他是敢于公开承认自己是儒家信徒的少数人之一,为此也受到中国哲学界官方代言人方克立教授的关注与批评。

与杨子彬先生有交往的人,大都会受到他的人格魅力的感染,但对于他的学术研究和哲学观点,了解的似乎并不多。作为他的学生,我有幸和他讨论问题,并阅读到他的手稿,对他的思想也有所领会。我愿意就他的学术研究这方面谈谈我的看法。在我看来,他的研究在许多方面有独到之处。杨子彬先生曾就自己的思想向老师张岱年先生请教,张先生的评价是:“可成一家之言”。

杨子彬先生的哲学思想主要是在其新儒学的框架内展开的。他认为,作为世界观的哲学包括价值观与方法论。价值观是终极性的,代表着一个基本的也是最高的、理想性价值目标;方法论是实现这个理想价值的“道路”。在他看来,儒学的价值观是以“忠恕”为核心的人道主义,最后指向的是大同理想;而实现这个终极性价值的方法是“允执其中”的中庸之道。也就是说,作为儒者,首先要守护一个崇高的人道主义理想,在理想的明灯点燃之后,就要考虑如何在历史的特殊境遇中实现这个理想,即使是“知其不可而为”也要义无返顾,正如孔子所说:“颠沛必于是,造次必于是”。从理论上讲,我觉得他所谓的价值观与方法论实际上就是传统思想中的“体”“用”观念。价值作为“体”,而方法作为“用”,二者是合一的;“体”必在“用”中体现,“用”必在“体”中成用。这种体用不二的思想客观上要求服膺这种思想的人要以知行合一的态度去对待自己的信仰。可以说,杨子彬先生正是一贯地用实践表达他的思想。作为一个真正的儒者,他向来是知行合一的,他对自己的思想向来是身体力行的。他并不耽于沉思,更反对索隐行怪式的习气,而是非常注重行动。我觉得这一点他非常像梁漱溟,首先是一个行动者,一个战士,其次才是一个学者。

在杨子彬先生的思想中,一对重要的概念是“向上性”和“为公性”。他所谓的“向上性”是指人与生俱来的追求理想、追求幸福、不断向上的先天性向;他所谓的“为公性”是指人与生俱来的超越小我、成全他人、“明分使群”的先天性向。我以为,他所说的“向上性”与“为公性”实际上来源于《易传》中对天地之德的描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具体说来,“向上性”就是行健之天之美德,“为公性”就是载物之地之厚德。在他看来,向上性与为公性之间存在着一种永远难以化解的张力,正是在这种张力的推动下,人类才不断向前发展着,不断从“自在”走向“自为”。向上性与为公性构成了历史发展的张力机制,可以看成是一种“宇宙的机巧”。这就是“天地之大德曰生”的含义所在。熟悉西方哲学的人也许马上会想到黑格尔的“理性的狡计”。这是近代以来最宏大的一个历史观念。但与黑格尔不同的是,杨子彬先生所谓的向上性与为公性都是从人出发的,而黑格尔的“理性的狡计”则是从绝对精神出发的。我相信,这个观念是杨子彬先生自己体会出来的,他并没有受黑格尔多少影响。对于这个包含着强烈的历史沧桑感的宏大观念,杨子彬先生并没有太多地阐发其意味,因为他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书斋学者。如果顺着他的思路往前走,他的思想则会像康德在《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一文中所做的那样,从这种历史观念导向一种自由主义的政治观念,即:只有在充分给予每个人以自由追求幸福、自由追求自己的生活理想的向上性的权利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实现为公性的社会理想,才能真正促进人类文化的发展,因此,对于一个理想的现代社会而言,首要的就是要保护个人的自由,给予个人自由生活的权利,因为自由是使每个人的无限潜能得以发挥的先决条件。这样,实际上只有自由主义的政治制度才是符合历史进步的精神的。

大概也正因为这一点,在杨子彬先生对于儒家思想的看法中,强调的是孔子对“人的发现”。他曾说是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发现了人,这是什么意思呢?他在论述这一观点时特别引用孔子的两段话:

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

他的看法是,中国文化只有从孔子开始,才真正有了尊重人的意识。春秋时期,个人之所是是与其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分不开的,所以最初人本身并没有什么价值。但在孔子那里,人就其为人就已经获得了一种价值,即,人与马之间的区别不是在位与不在位的区别,而是意味着对人的直接肯定,亦即,把每个人都当人看。

在孔子的思想中,这一点大概是杨子彬先生最为看重的。孔子的“人的发现”奠定了儒家道德信念之基础,无论是处于何种逆境,道德都是一个儒者不能回避的使命。但这种道德信念并不一定建立在一个光明的历史存在论的基础之上,而毋宁说,孔子的道德信念恰有一层悲悯的底色,即对于历史流变的悲剧性认识。虽然孔子也相信“天生德于予”,但他对命运的无常更有深刻的领会。他甚至知道自己是在“知其不可而为”。杨子彬先生曾如是刻画孔子的形象:

孔子热爱生活,渴望幸福的人生,而又不得不舍弃个人的幸福而献身人类,在接连不断的挫折和打击下,他一定很累,也很苦,所以他羡慕隐士的闲逸超脱,赞回之自适,与点之逍遥,但他又欲罢不忍,欲罢不能,面对沿着异化的道路蹒跚的历史,可怜的孔子只能单枪匹马地为之开拓未来的道路,犹如唐·吉诃德和风车战斗一样,落得个“累累如丧家之犬”。孔子曾慨叹“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这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我看来,这也是杨子彬先生自己的“夫子自道”,也是杨子彬先生自己生活的真实写照。他是儒家在现代中国的唐·吉诃德,是一个一生都在驾着理想狂奔的真骑士。但我并不认为理想主义者的生活比一般人的生活更加荒诞。任何生活的追求都预先承担了一种荒诞性,谁又能说他的生活不比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豪迈追求更加荒诞呢?

在杨子彬先生留下的学术论文中,有一篇是对于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说的辨析。许多人误解了孟子的思想,认为孟子所谓的“独善其身”指的是退而求其次的“明哲保身”。杨子彬先生认真地考证出,孟子的意思决不是如此,孟子所谓的“独善其身”与“兼善天下”讲的是同一回事,实际上是指“独行其道”。他指出孟子上述言论的真正命意是如下这段话: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杨子彬先生所身体力行的,正是一个大丈夫的人格追求。他一生的崇高理想,不外乎就是“行天下之大道”;他一生的坎坷际遇,并不能改变他“独行其道”的顽健意志;他一生的所作所为,表明他是一位真英雄、真丈夫。

作为一个儒者,杨子彬先生也并不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恰恰相反,他具有一种非常开放的强者心态。他盛赞“五四”的功绩,认为“五四”对于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打击”实际上是一种“挽救”,他甚至说,我们既要“理直气壮地尊孔”,又要“理直气壮地崇洋”。

在杨子彬先生的学术思想中,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关于“真儒”与“官儒”的区别。这实际上涉及到他对中国历史的整体看法。他认为,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后来从汉朝开始就被统治者所利用,成为控制人民思想和行为的意识形态,而使真正的儒家理想晦而不彰。他的这一观点是现代性视阈下的产物。无论中西,古代社会基本上可以说都是政教合一的。儒家是由于能够被利用、且甘愿被利用而被利用的,但在真正的儒家理想与实际的政权之间,一直存在着张力。这种张力只有在现代政教分离的条件下才能真正得以释放。在现代社会,国家的合法性不再诉诸某种特殊理念与教义,而是建立在一种世俗的生存契约的基础之上。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伴随着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兴起,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化使作为一种“成德之教”的儒家从体制上只能退到社会的层面。所以,虽然儒家向来不是西方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但现代社会的结构形态客观上要求儒家要实现道德理想就得形成自己的社团。这种团体当然是民间的而不能是政府行为,因为这样的团体有着自身独立的理性和追求,并不是一切政府的帮佣。如果一个政府具有道德上的合法性,那么,这样的民间团体就是政府的良好的合作者;如果一个政府不具备道德上的合法性,那么,这样的民间团体就可以集合个人的力量而与政府抗衡。这就是杨子彬先生所说的“真儒”与“官儒”之区别的现代性意味。我们将会看到,成立新的儒教团体,也是杨子彬先生所尝试过的一条路。

如果说杨子彬先生的从政之路遭遇了极大坎坷,实际上是“终身不仕”,而学术之路使他更加明确了他的人生理想、奠定了他的生活之方维的话,那么,接下来的教育之路与结社之路就是一种本真的实践活动。

1988年8月中旬,参加高考之后的我接到兰州大学哲学系的录取通知书,由于高考的紧张气氛,当我真正知道自己考上之后,反而不知所措了。我记得那时我只是感到茫然和空虚。随即我发现与录取通知书一起寄来的还有一封用油墨打印的长信。信中所说的,在当时的我看来,不过是一些冠冕堂皇的大话,什么为国为民了,远大理想了等等。我以为这只是一封例行公事的信,并不知道只有我们这个班的同学才能收到这封信。写信者也有一番自我表白:他说他知道现在大学的班主任形同虚设,对学生像“放羊”一样,有感于此,遂主动要求系主任让他和系里的另一位青年教师合带我们这个班。

写信者就是杨子彬先生,那一年他已56岁。据他后来的自述,1987年他被聘为副教授后,面临人生新的选择。他可以继续做他的学问,写文章出书,也有机会走致富之路,但他一心想的却是:“以孔子的教育思想为指导,为大学教育探索一条新路”。这被一些同事友人认为是“一件只有道地的傻瓜才干的蠢事”,他做了,而且像过去一样,做得认真,投入。

早在流放敦煌的日子里,有大约两个月的时间他曾经做过中学的副班主任。想必那时的他已经在实践他的教育之梦了。两个月的时间实在是短暂,但他却“能一下子把学生的心抓住”,因为他首先把自己的心“交给学生”。这也是我的大学本科同学的一致感受。无论是被他的理想主义情怀所鼓动,还是认为他的想法根本上说来是不合时宜的,杨子彬先生在我的大学同学心目中首先是一个真诚善意、可以交心的友人。

我们这个班由于有了杨子彬先生的指导,遂有了自由的气息,使每个人都能有机会发展自己的潜能。我记得当时杨子彬先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做做班干部,但并不强求,目的是使每个人都有机会锻炼自己的协调、管理能力。到毕业时,班里的同学有90%以上都做过班干部。大学是我最难忘的一段时光,杨子彬先生所竭力营造的那样一个提倡独立思考、可以自由发展的空间,我以为正是一个自由主义的理想社会空间的缩影。

1988年之后的中国大学,经历了太多的风云。学潮是一个关键的分界点。学潮的教训造就了社会普遍的政治冷漠心态,之后的90年代,理想主义悄然淡出,实用主义渐领风骚。在一个“躲避崇高”的时代,竖起来的是欲望的旗帜。虽然杨子彬先生后来总结说,他出任班主任的这一段教育经历在他看来是“一大堆遗憾,无穷的梦幻”,但正是在那样一个空间中,我们这些年轻的小伙子、小姑娘们逐渐地成长,逐渐地获得各方面的人生经验。我们所受到的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有些可能自己都很难觉察到。

1992年在我们毕业后,杨子彬先生也旋即退休。他仍以梁漱溟、晏阳初等社会改造实践家为先驱,但也深感教育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少数人即使齐心协力也很难奏效。于是他有了一个新的教育计划,就是要打破现存教育体制,创办从托儿所、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大学的一条龙的教育实体。他意识到,要实施这样一个雄伟的计划,钱是一个必要条件,于是他决定走“子贡之路”。子贡本是一个富商,后从孔子门下,想必为孔子的事业出力、出资不少。在孔子去世之后,好像只有子贡在孔陵守孝三年。

于是,杨子彬先生开始寻找机会,寻找那些不光知道如何赚钱、还有更大的人生抱负的实业家,寻找他自己的“子贡”。但实际的结果当然是应者寥寥。他这个办教育的宏大计划从未能付诸实施,但却使他走上了民间结社之路。他一直念兹在兹的,就是他所谓的真儒与官儒的区别。在他心中,儒家始终是关心人民疾苦的,所以,民间之儒而非官方之儒,就是儒家在现代社会对自己最恰当的定位。在一些友人同道的协力帮助下,他成立了甘肃传统文化研究会,以研究、弘扬儒家、尤其是孔子思想为宗旨,并创办会刊《国学论衡》,举办各种学术活动,面向民间传播儒家思想。

研究会在他的带领下办得有声有色,取得了多方面的成绩。与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先生的交往使他开始关注孔教会的问题。几个月前他给我寄来一篇长文,是关于陈焕章《论孔教》一文的评论。这大概是他所思索的最后一个理论问题。他与陈焕章一样,认为在现代条件下结社对于实现儒家理想是必要的,但他与康有为、陈焕章不同的是,他并不以孔子为教主,而且,康有为与陈焕章所成立的孔教会仍然具有政府行为的背景色彩,而杨子彬先生的结社思想完全摆脱了这一点。康有为在现代的端口有感于宗教在西方社会中的巨大作用而倡孔教会,但他没有注意到,政教合一是现代社会决然拒斥的一个过时理念,在现代社会,教会所代表的首先是一种与政府相抗衡的民间力量。意识到儒家只有结社才能在现代社会很好地发展,却又囿于对政教分离的现代性理念的盲视,是康有为、陈焕章师徒的孔教论的一个困境。而19年的右派经历也许使杨子彬先生明白了,在失去了官方的支柱、同时也卸脱了官方的重负之后,儒家恰恰才能很好地发展。儒家所持的民间立场与民间姿态将是其进入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的建制性标志。这正是杨子彬先生用他的思想与行动所证实了的。

以上就是他所尝试走过的四条道路。他在这四条道路上走完了他的一生。他一直走在通往理想的途中。我相信他现在仍然走在通往理想的途中。这让我想起恺撒大帝的一句名言:“Icome, I struggle, I survive.”虽然杨子彬先生历经坎坷,但他的一生是强者的一生。他来过,他战斗过,他的精神将永存。他是真的勇士,侠之大者。

在许多人眼里,杨子彬先生首先是一个铁骨铮铮的硬汉子。有一次他在给我的信中说:学哲学就要不怕死。我理解这句话的含义。想必在他的字典里,知识分子就应定义为任何政府的敌人,或者至少也是政府的诤友。当然这里的“敌”与“友”都是“公共之敌”与“公共之友”。知识分子如果失去了对社会的建设性批判的能力,也就失去了知识分子的本质。

去年的时候,他曾对中国现代史的一些重要事件产生了与主流意识形态强烈相左的看法,准备在北京的一次大型会议上发言。但事前被一些老友和同学劝阻,因为他的观点可能会惹来麻烦。我记得当会议结束后我和一位同学去看他时,他处于极度痛苦状态。他说他为了这篇文章精心准备了一年多,而现在又放弃了发言。这是我唯一一次在他脸上看到他的痛楚。他患胃癌后,我给他打电话的次数比以往多了一些,在电话里他从来都是谈笑风生的,仿佛没发生什么事似的。

今年8月,他执意要去云南参加全国孔子协会的年会。回兰州后,在电话里他告诉我他终于在昆明的会议上酣畅淋漓地一吐为快,把上次想说的话都说了。他敢于表达自己看法的勇气得到了汤一介、乐黛云先生的赞赏。他说这是他为他的学术生涯画上的一个句号。当我听他这样说时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12月19日的那个早晨,师母打来电话说杨老师已于凌晨2点20分与世长辞,我半天反应不过来。这样的一天迟早会来到,我知道,但我仍然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师母说他不想死,最后二十分钟一直在大声呼喊。我知道他是还有很多梦想要实现。他带着无穷的梦想来,又带着无穷的梦想去。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一个理想主义者的一生,一曲现代的燕赵悲歌,与我有关,与你有关,与整个世界有关。让我们缅怀他的精神,学习他的风范,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2003年4月3日

写信谈感想  到论坛发表评论

版权声明:凡本站文章,均经作者与相关版权人授权发布。任何网站,媒体如欲转载,必须得到原作者及Confucius2000的许可。本站有权利和义务协助作者维护相关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