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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论争管窥——答友人


袁伟时

问:听说你在编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论争的书。有此雅兴,出乎意料(笑)。

答:平民百姓岂能不食人间烟火?这一争论90年代初就开始啦,97以后,越发热闹,也算得上思想文化领域一件事了;材料分散,一般人很难找到;有些朋友鼓动编本资料集,他们费了好大劲,资料找得比较齐,我仅是凑凑热闹,帮点小忙。这部书(《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敦煌文艺出版社)值得看看。有点文化而又关心世道人心的人,读读这些材料大有好处。

争论的性质和价值

问:不是“关乎党和国家命运”吧?

答:(笑)没那么严重!但有些参与者真有点那样的劲头,挺可爱的。其实,依我看来,双方谁也代表不了“党和国家”。自由主义一方肯定是边缘人。另一方呢?他们就是官方利益的代表?我没看到足够的证据。双方的议论确是围绕改革开放的方向展开的:中国向何处去?但说穿了,不过是书生议论,边缘人打口水仗;影响大得到哪里去?以“新左派”来说,他们有的主张(如反国际资本)就未必合乎当局的口味。自由主义更不用说了。中国离舆论可以制约决策的日子还早得很,“茶杯中的风暴”,如此而已。

问:那么,这场争论的价值在哪里?

答:我想是不是有这么三点:

1,虽是书生议论,却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触及一些朝野上下关心的问题。社会责任感还在,精神不死,这太可贵了。有人喜欢说,市场经济一发展,政治冷漠症蔓延,知识分子末日降临了。事实证明不是那么一回事。

2,增长知识,澄清是非,催人思考。自由主义、现代性、新左派、积极自由、消极自由、高调民主、大众民主、市场经济、国际资本、社会公正、贫富差别、普世性、民族性……中国老百姓固然不太了了,知识界不少人恐怕也若明若暗。争吵一番,让更多人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真有点启蒙味道了。更重要的是争论中提出的许多问题,在本世纪已一再以各种方式提过,这次讨论是历史争议的延伸;其中有的事关中国发展的基本方向;思考思考很有好处。

3,暴露了知识界的弱点,也许可以催促一些人惊醒,亡羊补牢,或前车可鉴,端正学风,功德也就不小了。

问:价值判断都受主体状况的影响。老兄所说,可能也是偏见。

答:作为资料编纂者,必须严格中立,客观地提供资料,让读者自己去作判断。我想我是遵守了这个规则的。但作为学人,我当然有自己的认识,必然会申述自己的观点。至于说的对不对,同任何人一样,要受读者和时间的审判。

坦率地说,在这场争论中我赞同自由主义者的观点,但对“新左派”的出发点和激情也十分理解。读后者的论说,我有很特别的感受:一再出现自己年青时的身影!50~60年代,给学生上课,我以翔实资料反复证明:资本如何控制舆论和政治;资本主义世界自由的虚假,他们如何践踏人权;糟蹋世界资源,一个美国就消耗了多大比例的资源;贫富悬殊,5~10%的富翁拥有的财富超过多少多少人,超过多少贫穷国家!美英等国的富裕,是以贫困国家人民的血泪和白骨堆成的。美国每一英里西部大铁路平均有多少具华工的白骨;一个黑奴到达美国,猎取和运输途中已死去几个人;而殖民者在非洲修铁路又有多少冤魂压在铁轨下!美国不同地区间也有殖民问题,落后地区受剥削……说的很动情,学生似乎也深受感动。除了那时还不时兴的后现代外,这些话,与新左派如出一辙。那些材料都是从西方左派著作中找来的。同时,我至今仍非常珍惜那时流露的对弱者的同情和关注。中西哲人一再说,仁爱、同情和对正义的追求,这些是道德的起点和重要规范。

应该肯定这些材料是真的,认真收集这些材料,批判资本主义的黑暗面,是现在仍应做的工作;但这仅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有很强的自我更新能力,吸取批判者的智慧,擦洗污秽,虽然至今问题成堆,但已今非昔比。如果忘记了或故意不说后一方面,历史图景的真实性就可能有问题了。

知识分子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实在不易;但大致不迷失方向是可以和应该做到的。从念高中开始,自由、民主、富强的信念在心中植根;而在50~60年代初的艰难岁月,我仍坚信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与这些信念不矛盾,有问题可以自行修补,并远比西方优越,总有一天可以赶上和超过他们。有些问题实在无法自圆其说,说服不了自己,就认为是革命难以避免的代价。于是,说了一大堆左话,无非冀图激发道德义愤,说服别人相信我所相信的东西。中国发展的主要障碍是什么?是内因还是外因?能不能主要归罪洋人、古人?糊里糊涂还以为胜人一筹,于是便起劲骂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说到底,这是史识不高。

以贫富问题来说,富国穷国,富人穷人,人类文明史上说不完道不尽的话题。资本主义史不是田园牧歌,血污、白骨、欺诈、饥寒交迫……瞩目皆是。可是,迄今为止,又有哪一社会组织发展史是一曲温柔动听的恋歌?如何判断一个社会的善恶好坏?主要标准似是推动发展和自我完善的能力大小强弱。我想,评判现代资本主义,有几个要点是不能忽视的:1,资本主义经济运作架构——市场是经济和科学技术强大的推进器,直至现在人类还没有发现比它更不坏的经济交往形式。2,它所建立的以大学独立、学术自由为核心的现代教育和学术研究制度,是推动学术文化发展的良好形式。3,民主、法治、三权分立、保障公民权利(言论、集会结社、居住、通信自由,等等)的政治制度,既确立了人的独立和尊严,实现了人的解放;又为社会自我更新和完善构筑了制度基础。4,它勇于吸收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人类文明成果,已不能以早期资本主义的眼光看待它,有的思想家把它定义为“自发扩展秩序”,值得我们思考。总之,要跳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从文明发展的全局去观察,才会有比较全面的认识。

问:你的意思是“新左派”也陷入了类似的困境吗?

答:应该从更宽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这次争论的实质是什么?

问:“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这是你们的书名呀!

答:这是顺应习惯的选择。有人说是现代性之争,还是有点模糊。准确地说,这是现代西方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之争。前者确实包含自由主义的基本诉求,但你要是以某一派自由主义的主张去概括,也不全面,它不完全是主义之争。自由、民主、法治、宪政、市场经济、个人主义……有没有普世性?在现代西方,这些已是社会运作的基本架构和主流价值观念。但它是在内外批判力量的夹攻中不断完善的。中国自由主义者坚持现代西方主流文化的普世性,而新左派则从西方非主流文化中吸取资源,冀图另辟蹊径,寻求新的现代性。

“新左派”不是偶然现象。社会群体多样,决定现代思想文化多元,“新左派”是其中重要一元。社会不可能止于至善,批判推动演进,“新左派”也是批判者之一。不过,中国的“新左派”有自己的特点:以偏概全,弄错了批判对象。

问:别乱戴帽子!

答:请先听听我说的有没有道理。西方新左派批判锋芒指向本国主流文化,扮演推动社会前进的脚色,值得称许。他们的中国学生却忽视或不敢正视当前社会前进的主要障碍,咬着弱势的自由主义不放,以斥责自由和贬抑市场经济为己任,是不是方向感有问题?

具体考察一下双方的分歧,情况就一清二楚了。照我看,主要分歧有三点:1,资本主义与中国。2,市场经济与自由、民主。3,要什么样的现代性。

批判资本主义已是主要任务?

问:“新左派”反资本主义?

答:这场争论经过两个阶段。97年以前,主要围绕崔之元提出的“制度创新”和“后殖民”、“后现代”问题展开。在此以前,大体上是各说个的话。所谓“制度创新”是冀图从大跃进、人民公社中寻找先进事物。如“鞍钢宪法”体现“后福特主义”;“政社合一”是“民主自治”;挺新鲜、好玩。“后学”则把20世纪中国的自由主义骂得一塌糊涂,从新文化运动开始,思想文化就给人家殖民了;自由主义通向极权主义,破坏地球,造成贫富严重不均;如此等等。97年以后,以《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一文发表为标志,争论更趋激烈。

“新左派”是不是全盘反资本主义,这还要观察。但他们确实把批判资本主义视为自己和中国知识分子的主要任务。他们说:“需要重新确认批判的前提。”[1], “在市场社会及其规则日益成为主导形态的中国语境中,以批判传统社会主义历史实践为主要目标的这种批判已经衰亡。”[2]“如果一个人真正彻底地坚持自由主义的原则,例如市场的原则,他或她就应该批判资本主义及其支配下的市场关系,而不是做资本主义的辩护士。”[3]话说得非常清楚;而且这是他们全部论说的出发点。这个说法我实在不敢苟同。在说我的意见以前,先要澄清一个问题:所谓“资本主义”其实是西方式的现代社会。现代性、现代化、现代社会几个概念密切关联;目前已实现现代化的社会只有一种: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社会。讨论现代性也离不开这个范本。汪晖的论述正是在反思现代性的题目下进行的。因此,我在这里把资本主义看作西方式现代社会的同义词。社会发展已超越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二元对立的阶段;姓社姓资截然分开的思维方式,已很难正确观察这个世界。

第一,资本主义或西方式现代社会不仅是经济关系,而是完整的社会体系。它还有政治制度、法律和司法体系、公共空间、价值观念等等方面;没有后者,经济不可能正常、健康发展。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停步不前;法治还是遥远目标;没有自由、民主的公共空间……面对这样的环境,他们说,“批判传统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的任务已经完成,当务之急是“批判资本主义”!真有点令我目瞪口呆。

第二,就以经济领域来说,资源配置离市场为主还很远。1999年10月25日美国财长萨莫斯在北京当着中国财长项怀诚的面对记者说:中国“国有企业部门可能吸收了经济发展中银行贷款的85%,但产量却不足经济产出的三分之一。”4,这个论断不是什么新发现,中国经济学家已一再说过这些事实。例如,有位经济学家写道:“到现在为止,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所用国家的资源和资金仍占绝大多数。如固定资产投资占60%以上,银行贷款占80%以上。但其所能创造出的国内生产总值,在总量中只占40%左右。在当年新增部分中大约只占20~30%左右。其投入产出的比例是极不相称的。”5另一著名经济学家则指出:“目前我国政府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不到20%(包括税费和债务),但政府可支配的资源可能达到一半以上,这是中国和市场经济国家很大的区别。”6,为什么国有企业改革叫了那么多年,总是进展不大?为什么重复投资屡禁不止?无非是权力仍是资源支配的主体,一些人仍以国家和社会主义的名义肆意浪费资源。中国公民至今还没有充分的经济自由。进入2000年后,有关部门才宣布,外资可以投资的行业,中国人也可以投资了。谢天谢地,改革开放22年,终于走到这一步,尽管给外国人的优惠仍不能分沾,而有好些行业外国佬也是不能进入的。

人们不是一谈贫富问题便愤愤不平吗?不要忘记两个要点:一是哪一经济组织最有利于把蛋糕做大,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水平?二是哪一社会能为弱势群体提供最好的基本生活保障?前者已很清楚,人类至今还未发现比市场经济更好的经济形式。冷静想一想,后一问题也是清楚的。计划经济国家除了特权者外,大体是平均分配贫困,留给世界的是一大堆扶贫对象。市场经济国家也走过弯路,但相对说来比较好一些,。谁想解决这个问题,不能不研究他们的经验教训:福利国家、社会保险、政府救济、社会慈善事业,等等。

在这样的情况下,真正关心大众福祉的知识分子,究竟应该使劲“批判资本主义”,还是为市场经济鸣锣开道?

20世纪中国,批判资本主义的思潮确实此起彼伏,连绵不断。章太炎一类书呆子说些不着边际的话,于实际生活影响不大。要是他们的主张为政治家采纳,或政治家突发这一类奇想,那可后患无穷。世纪初,孙文批判资本主义,找到一位美国佬的三流著作为依据,冀图“毕其功于一役”,弄出一个民生主义,国民党搞官僚垄断资本就振振有辞了。1949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宣布: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便上升为基本矛盾。旋即从50年代初开始大批资本主义,30年不间断,结果记忆犹新,不必辞费。当现代化的基本任务尚未完成之际,再来大批资本主义,会给中国带来什么?人们不能不深思。

问:你似乎忽视了国际资本的介入。

答:国际资本进入当代中国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冷静考虑一下,积极作用恐怕是主要的。他们带来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以及它所引发的竞争,无疑推动了中国经济水平提高。从文化上看,值得注意的是:最不尊重员工权利乃至不讲人道的是港澳台和东亚各国(如韩、日等)的资本;而欧美各国老板和真正的国际大财团反而比较讲法治、环保和尊重员工。这对无视东方专制主义遗毒和热衷鼓吹东方文化如何神奇的人们,不啻辛辣的反讽。

待会儿我们再回过头来讨论国际资本问题。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是国内资本正在大量外逃。“总的说来,资本外逃的规模从1989年的75亿美元上升到1997年的400多亿美元,九年的时间里共有约2000亿美元的资本逃至国外。”7,有人也许会说,来路不明不白,心虚外逃。不排除部分是这样,但大部分却未必。一个人所共知的秘密是,赚了点钱的人心里不踏实,再加上内资外资待遇不同,不少人便想方设法弄个外国护照或港澳身份证,资金也就随之外流;有的虽然摇身一变,以外资名义回来,但颇多已留在境外;即使回流那部分,亦已付出很高的交易成本。发展中国家人才、资金外流是世界性问题,对这些国家发展很不利。“批判资本主义”只能火上加油,惟一出路是建立良好的制度环境,让人才和资金充分发挥作用。

是谁压制中国的自由、民主?

问:“新左派”谴责国际资本和本国资本合谋践踏了自由、民主。你怎么看?

答:这正是我大惑不解的问题之一。他们中有的人话说得比较晦涩,但基本意思是清楚的。1,现在是全球资本主义时代。2,“在当今世界,大资本和利益集团控制投资操纵政治,使政治的自由竞争不可能公开公正。”8,3,“在传统式的专制社会里,国家权力假借理想的名目扫除了民间社会的存在基础,而在市场社会里,所谓‘市民社会’也假借世俗的名义摧毁了一切真正的批判空间。但第三种情况最为复杂,即‘市民社会’与专制国家并存,前者通过自己的‘反精英的’精英阻碍对于‘世俗专制’的批判,后者通过假借理想主义的世俗现代化扼杀所有的社会抗议。”9,4,“就中国的情况而言,由于日益深入地加入到生产和贸易的全球化过程之中,国家(际)资本与民族国家内部的资本控制者(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来说,资本控制者也就是政治权力的控制者)相互渗透又相互冲突,一方面是使得国内经济关系更加复杂,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腐败。”10,5,自由主义者参与了这个不光彩的过程。“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这些理论家对于民族国家与大资本之间的关系保持沉默?”11,“今天具有特殊利益者的确要求更多的‘自由’,而广大人群却要求有发言的场所和表达自己声音的方式——‘民主。’”“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经常以国家发展的名义强调经济的决定作用,并把压抑政治公共性和民主参与视为代价和必然。”12,简单点说,是国际国内资本和自由主义者合谋扼杀了中国的自由民主!

先说说国外的资本吧。资本当然冀图垄断舆论和政治;但是,下列因素不能视而不见:1,不同财团间有矛盾,还有反垄断法,不可能为所欲为。2,从社会基础看,强大的中产阶级和下层民众,在结社自由已成习以为常并已制度化的情况下,有充分能力保障自己的权利。3,在言论自由观念和有关制度已经确立的国家,侵犯自由等于向社会宣战,人们不敢轻易尝试。现代国家的公民揭露这一领域的虚假和黑暗,为的是进一步扩大自由度;如果以此为藉口,说现代社会根本没有自由,甚至把专制国说成比民主国还要自由,那就太可悲了!

不应忘记,二十年来,中国是以开放推动改革的。路人皆知的事实是洋鬼子一再以人权、自由、民主对我国政府施加压力;“新左派”说国际资本与什么人合谋,扼杀了中国的自由、民主,这倒挺新鲜!

说“所谓‘市民社会’也假借世俗的名义摧毁了一切真正的批判空间。”这不是摘录某一西圣的语录就可定是非的。看看中国的实际吧!从清末新政到1927年,市民社会逐渐发展壮大,各界民众组建的社团多如过江之鲫;他们办报刊,发通电,游行示威,对国内外大小事情和某一群体的利益,一一发表意见;言论批判空间,20世纪中国无出其右。随便举个例子:1921年6月6日,中华全国报界联合会第三届大会就敢于公开宣布并致函国务院:“窥维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载在约法,民国三年所颁布之出版法、治安警察法、预戒条例及民国八年所颁行之管理印刷业务条例等,对于言论、出版、集会各种自由加以限制,显与约法冲突。征之法理,命令与法律相抵触,则命令无效;法律与宪法相抵触,则法律无效。……佥谓在约法范围内,该出版法等,当然无效,共同决议以后关于言论、出版、集会等等绝不受其束缚”!13,掷地有声!不知攻击市民社会的朋友读后有何感想?在现代国家,政府与个人之间,必须有以市场经济和言论、结社自由为基础的市民社会,公民的民主、自由权利才有充分保证。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现过市民社会的雏形;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辉煌,就是以它为基础的。当代中国根本还没有真正的市民社会;把吞噬自由的罪责加在它头上,肯定是张冠李戴;也许还有掩盖真相之嫌。

自由主义者非常重视财产权对保障自由的作用,但又清楚表明,自由绝对不仅是经济和哲学问题;必须有健全的法治、民主和宪政为之保障。在当代中国,最先和反复、系统地论证法治、民主、宪政的必要性、迫切性以及有关基本知识的,恰恰是自由主义者;说他们不要民主,为特权者争自由,确实令我大吃一惊!读读收入这本书中刘军宁、朱学勤、徐有渔等人的文章,问题就一清二楚了。

要什么样的现代性?

问:“新左派”的责难是以检讨现代性为主题的,你对此有何看法?

答:他们追求的也是一种现代性。概括起来,大约有这么几点:

1,向马克思和社会主义回归。他们说:“我们必须重新定义社会主义”。14,我想,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又是当今世界寥寥可数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一,这是值得嘉许的志向。 问题是怎样重新定义?全面的宣示尚未见到,见到的一点却令人不无忧虑。任何人研究20世纪社会主义,都无法回避苏联崩溃这一大事。看看他们是如何分析的:“苏维埃制度的崩溃不过是暴露了其本来面目,一种更为极端的官僚体制,一种更为隐蔽、复杂的匿名的个人逐利方式的最终公开化,以及这种方式被‘合理地’认同。 而这一切统统不过是韦伯所分析的现代资本主义弊端的表现。”15,好家伙,问题还是出在资本主义身上!这样说来,把资本主义批倒批臭就行了,反思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简直多此一举!

2,质疑甚至否定全球化。 为什么要那么起劲批判自由主义?重要的原因是1994-1995年间,自由主义者“警告我们,如果我们自己不争气,我们就要被全球化的进程所抛弃。”16,[4] 全球化是个复杂的现象,目前正在迅猛发展,“游戏规则”也不完善,种种弊端,当然应该批判。但是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正面效应是主要的。很多 认真研究过世界现状和19、20世纪中国史的人都在为中国担忧。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而我国的制度环境很不适应;确实面临或是“与国际接轨 ”,或是再一次被远远抛在后面的危险。关键一条是会不会重蹈覆辙,不肯接受现代西方主流文化。这是大实话,又是有悠久历史的大民族很不愿意听,因而在百年中国一再招忌的话。随便举个例:“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呆坏帐比例达25%。”17,而在亚洲金融危机前,香港的银行只有0.5%;危机最严重时也只有10%,现在已逐步下降。银行是现代经济活动中心,这可不是小事。怎么办?惟一出路是学人家,建立现代金融制度。总的说来,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说点大话挺容易,可惜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新左派”诘难全球化主要一点,是扩大了穷国和富国的差距。确实有这样的现象,但应追问原因何在?他们一再说:有人“维护殖民主义历史、掩盖全球各地由此造成的各种苦难”。18,中国那么大,人多,信息爆炸,有没有人那样信口开河,我无法作出判断。但在公认的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的言论中,我没有听到有这样的说法。指责者没有注明出处,无从查考。一个尖锐的问题是如何才能走出困境?同是前殖民地、附属国和被侵略、被压迫国家,为什么有的实现了现代化,有的却至今仍苦苦煎熬?侵略和殖民,血泪斑斑!昨天的历史不可忘记,但眼泪救不了任何人。今天国际经济关系中也有种种不公,应该揭露、批判、抗议、谈判,求得合理解决;但决定因素是内因。想百姓富裕、国家强盛?勇敢地向过去的敌人学习!学市场经济,学自由、民主、法治,义无返顾地与国际接轨!顺之则昌,逆之则困,屡试不丧!一部19、20世纪中国史,就是明证。

他们暗示有人“出卖资源”,冀图建立“依附性经济关系”;有的甚至直截了当说:中国为参加世贸而开放市场是卖国!不妨提醒这些朋友:1,目前发达国家平均关税是3%;发展中国家是14%。我国是17%,答应在2000年降至15%,仍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2005年将降至10%,也比WTO成员平均6%为高。2,以比较注意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著称的联合国贸发会议发表的《1999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跨国公司对外投资与从前一样,大部分投向发达国家;“未能吸引它(指跨国公司)和未能利用它来催化国内技术升级换代的那些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有逐步边缘化的较大危险。”19,3,经济学家已一再指出:“哪个行业我们要有一席之地,就只有开放这个行业。”“一个反面例子是汽车。汽车是保护最严密的一个行业,过去关税是200%,现在是100%。但是现在海尔已经在美国设厂生产洗衣机了,康佳的电视机已经出口澳大利亚了,中国仍然不能出口一台汽车。”20,这是许多经济学家的共识。宣泄情绪容易,判断是非却要很慎重。

3,反对“发展主义”。汪晖说:“发展有其正当性。对发展主义的批评不是否定发展,而是要求发展的正当性,”“统治者总是用发展作为借口,或者说总是用妨碍发展为借口,拒绝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改革要求,拒绝民主地控制社会。”21,我完全赞同发展正当性及以之为藉口拒绝或拖延改革的观点。从80年代开始,甚至更早,许多知识分子已反复说过这些话。问题是不应反过来以此为借口,拒绝现代主流文化。

有这么一个说法:“发展主义的另一特征,就是把成功的发展模式(如美国的或欧洲或日本的)当作普遍的发展模式,认为这些模式适用于所有的地区。”22,这个说法有两种可能:一是无的放矢。好像当代中国真有那么一些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傻乎乎地企图在中国克隆某一国家。二是为拒绝吸收现代西方主流文化制造舆论。核心不在有人要一切照搬,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做到的;而在现代西方发展模式是不是包含普世性的内容,中国应该吸收它的基本东西。中国的发展已到这么一个阶段,不吸收西方的成功经验,深化制度改革,势将重蹈现代化多次夭折的覆辙。这不等于对西方发展中的问题视而不见。

“贫富悬殊”?确有此事。怎么办?再来一次“打土豪,分田地”?此路不通。不发展?13亿人要活下去,而且要活得尊严,停步不前,行吗?文人学士可以有各种奇想,应该保障言论自由,鼓励探索。但细察当今世界,惟一的出路还得老老实实学别人行之有效的制度和办法,勇敢改革,逐步解决。人家毕竟已基本消灭了三大差别;有强大的中产阶级,形成了两头小中间大的格局。

“环境破坏”。确实严重,应该心急。但就中国而言,主要是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还是无人负责的公有制和按长官意志瞎指挥、任意配置资源,再加上科盲掌权、法治不健全的恶果?为什么在这一领域我们与发达国家比,也是望尘莫及?我想,在中国,就这一问题大骂市场经济和自由主义,恐怕也是找错了对象。广东在珠江三角洲建了一个百万千瓦级的沙角电厂,投产多年后,老百姓才知道,它是这一地区酸雨的主要污染源!怪“发展主义”?不!设备是进口的,但为了省几个钱,我们不要煤炭脱硫设备!酸雨就从天而降了。愚昧加黑箱作业(没有民主、自由空间)才是罪魁祸首。不骂专制主义,骂自由主义,是不是找错了人?

切莫丢了学者风范

问:怎样才能把这一讨论推向深入?

大:意见分歧很正常。认识不深也不要紧。最令人担忧的是规矩不好;即思想学术讨论的规则不健全。我印象最深的有三:

1,不查对方的文献。例如,有人一再指责自由主义者不讲公正。可在90年代反复尖锐提出公正问题的正是秦晖、朱学勤等人。1994年开始,秦晖在著名的《东方》连续发表四篇《公正至上论》(本书选了三篇),就曾震动一时。 又如说自由主义者不关心政治体制改革啦,看看刘军宁、朱学勤、徐有渔等人的文章,不知批评者有何感想,我同许多读者一样,读后是肃然起敬的。

2,不举证或断章取义。好些文章指责自由主义者讲经济自由、财产权是为特权者“洗钱”!这是很大的罪名,却没有提出任何证据。我觉得这非常不严肃。其实,自由主义者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没有财产权,个人自由就会落空;没有经济自由,现代市场经济根本无法正常运行。这是许多思想家和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了的。同时,他们对特权者和权力资本化也毫不含糊地反对的。给他们戴帽子非常容易,但学术风气就给败坏了。有的虽然举了证,但查对一下,根本不是那回事。例如,有篇文章这样说:“许多经济学家仍然相信,市场及其活动作为一种‘自然过程’能够自发地导向民主的实现。他们认为,由于‘市场逻辑,就是个人权利的自由交易’,而‘国家观念,就是公共权力的强制实施’,‘前者以个人自由权利的确立和保障为基础,后者以公共选择为前提’,因此,市场本身的发展将保证个人的充分的自由权利。”23,引文出自张曙光的《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公共论丛》第一辑)。我不了解张的全面情况,他似乎不是自由主义在经济学领域的主要代表。但恰好读过这篇文章,与上述论断相反,此文一再说市场本身不能保证个人的充分自由,包括自由在内的个人权利“既需要国家权力的保护,又最害怕国家权力的侵害。”后者“是个人权利最大最危险的侵害者。”全文根本没有一字提及市场“能够自发地导向民主的实现”!

3,骂人。有的文章破口大骂:“把诸如《解读“新左派”》这样的东西也称为学术,把这样的人也称为学者,难道不更是一种天大的误会?”24,讨论问题而伤及人身,被骂者不一定受损,骂人者的素质就暴露无遗了。与此同时,也表明骂人者可能不太理解什么是学术论文;因为思想文化评论本来与学术论文有别。

目睹诸如此类现象,我心里很不好受。这不是某一个人的缺陷,而是一种风气。大约从我这一代50年代入大学的人开始,直至现在的有些青年学者,既没有传承传统士阶层的修养,又没有受到足够的现代学者风范的训练,于是问题迭出。应该有越来越多的人起来,自觉抵制和纠正这类不正之风。

问:自由主义者难道就没有缺点?

答:当然有。但他们是弱者,发表文章很不容易,在这次争论中又比较说理,挑剔他们就难一些了。其实,有些“新左派”的态度我也很欣赏。1996年张宽鼓吹“后殖民”,最近作了严肃的反思;这不是很好吗?在我看来,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刚刚浮出水面,对本国的历史和现状都还缺乏系统、深刻的研究,他们的发言基本上仍处于介绍西方理论的阶段;即使对西方理论了解也不一定深透。70年代出了一个顾准,直至现在,似乎还没有人达到和超过他的高度。中断那么多年,整体要成熟起来,还要走很长很长的路。

问:“新左派”似乎在研究中国实际方面做得好一些,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就很出色。

答:(笑)你弄错了。这部书确实是难得的好书。但她持的是自由主义立场。不但她自己这样说,更主要的是看她的书。《现代化的陷阱》反复说政府应改变与市场的关系,不做运动员,做好裁判;要法治和民主,并有充分的自由;这样才能根治腐败,保证公正。说的都是自由主义的根本观点。难怪她要找秦晖和朱学勤给她的书写序(见香港版)。其实,“新左派”如能像何清涟那样,多做实证研究,切切实实拿出揭露中国问题的论著,对真正履行批判者的责任,可能会有很大好处。一再宣泄情绪,怨气往自由主义身上发,却拿不出为弱势群体说话的真东西,听多了,是不是有点烦?

问:你估计这场论争会怎样发展?

答:可变因素不少,实在说不准。但可以肯定,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必然长期共存,因为他们都是现代社会的批判力量。转型中的社会特别需要批判。问题是要选准目标。在中国,专制传统根深蒂固。两者完全应该联手批判这个最大的祸害。此外,现代性中许多问题也有待深入讨论,双方如能心平气和交换意见,那该多好!最重要的一条是双方都应有现代学者的风范:“我完全不同意你的观点,但坚决维护你的发言权。”

1、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1997年第5期。

2、同上。

3、汪晖:《关于现代性问题答问》,《天涯》1999年第1期。

4《中国经济时报》1999年10月26日。

5、杨启先:《给中国经济局势把脉》,《中国经济时报》1999年12月3日。

6、方三文:《权钱何以交易——访茅于轼》,《南方周末》1999年11月26日。

7、陶剑 鲍朝溶:《中国资本外逃的原因》,《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4期。

8、韩毓海:《在“自由主义”姿态的背后》,《天涯》1998年第5期。

9、同3。

10、同1。

11、汪晖:《承认的政治、万民法与自由主义的困境》,《二十一世纪》1997年8月号。

12、韩毓海:同8。

13、[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一00一)3100]

14、同3。

15韩毓海:《市场意识形态的形成与批评的困境》,《天涯》1998年第2期。

16汪晖:同14。

17《南方周末》1999年11月26日第7版。

18汪晖:《关于现代性问题答问》。

19《中国经济时报》1999年9月28日。

20《什么阻碍中国企业进步?——访张维迎博士和许小年博士》,《南方周末》1999年10月1日。

21汪晖:《关于现代性问题答问》。

22同上。

23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

24韩毓海:《相约98,告别98》,《书评周刊》1999年2月9日。

2000年2月28日.

2002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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