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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学与儒学》作者自序

 

任俊华

两千五百多年前,人类的文明史进入了枢轴时代(Axial Age)。存在主义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根源与目标》中断定,只有中国、中东及印度三处有枢轴时代的文化,而中国出现枢轴时代文化的标志就是孔子儒家学派——儒学的诞生。因此,不了解儒学也就不了解中国文化。

儒学曾通过孔子“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的辛勤耕耘而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显学”。儒学的经典为《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其中《易经》对儒学的发展起了其它五经无法比拟的巨大作用。

以《易经》为文本的易学,其发展史远远早于儒学。《汉书·艺文志》说:“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谓易学在儒学之前已经经历了伏羲为代表的上古易、周文王为代表的中古易,而到孔子时已是近古易了。

易学与儒学之所以能够结合,其本质就在于有一种承续以“易道”为代表的中华民族传统理念精神的巨大推动力的存在。从孔子发现易道的“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思想开始,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批又一批以承续易道为己任的“圣贤之儒”人物,名炳史册,光彩照人。

本书介绍了这些“圣贤之儒”弘扬易道精神和深邃的易学思想,是从易学的角度观察分析他们的儒学思想的一种新尝试。

易学与儒学,是真正可以称得上“博大精深”的学问,几千年来研习者无以数计,有史可查的著述之多,用“浩如烟海”来形容实不过分。因此,以笔者微薄之学力和凡人之躯体,实不敢奢望能够“皓首穷经”,把易学与儒学的许多问题都弄清楚。既不能“穷经”,就只好先把一个阶段的研习所得呈献出来,以就教于读者方家。

要探讨“易学与儒学”,首先必须明了二者的关系。二者是怎样的关系呢?这是本书一开篇就要解决的一大难题。不把二者的关系定好位,对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就很难。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二者存在这样的关系:儒学是借易学立论的学派。易学充实了儒学,完善了儒家的思想体系。第二,易学是靠儒学弘扬的学科。儒学弘扬了易学,使卜筮之书的《易经》成了无所不包的理论巨著。这两层关系通过易学与儒学固有的学理内涵和“圣贤之儒”思想的诠释,可以全面反映出来。

确立了二者的关系,接下来就要对两千五百多年来在易学上有造诣的儒学人物进行学理剖析。这谈何容易!首先是人物众多,即便是那些可称之为硕儒、鸿儒、大儒的人物也不少,象满天璀璨的星斗,着实数也数不清。其次是归类困难,把握不好就写成了易学史或儒学史,展现不出应有的特色来。怎么办呢?只有采取重点或典型分析法。重点当然应定在先秦。孔、孟、荀三大儒都是“善为《易》者”,通过先秦儒学文献和易学文献的研究揭示他们的易学思想。因为先秦儒学与易学的发展为后世儒学各派奠定了基石,所谓万变不离其宗,寻其源头是必要的。突出重点还要根据历史上出现的极具影响的思潮来分析。汉儒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使儒学有了政治地位,推动了汉儒经学的发展。这一时期汉儒易学也空前地繁荣,焦赣、京房易学和扬雄易学的别具风味,使儒学与易学在政治上熠熠生辉。宋儒在内忧外患的鞭策下,积极推行儒学复兴运动,导致了新儒学——理学(Neo-Confucian)的出现,理学家“皆以《易》立论”,使得理学与易学更是难舍难分。至此,理学成为官学统治中国达七八百年之久,直到清王朝崩溃,理学的影响还余烟未尽。明清之际王夫之集儒家易学之大成,在以史解《易》上颇有特色,而近代有“最后一个理学家”之称的曾国藩将易学作为每天的必修课,在实践儒学易学上也达到了同时代人难以达到的高度。历史进入现代,又出现了“现代新儒学”(Contemporary New-Confucian)中心开启人物熊十力,他的易学与儒学思想影响着当代新儒学(包括港台和国外新儒学)的发展方向,因此,也有必要阐述。这样,总算亘贯古今儒林,能大致展现易学与儒学的理论建构风采了。当然,这里只是粗线条的展示,至于更为全面、深入的全方位研究只能留在以后的进一步努力了。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易学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源头,只有把握了易学真谛,才能真正体悟儒学的精髓。愿这块粗糙的砖能引出更加夺目的美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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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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